1570年后,淮河进入里下河平原的地表径流量持续增加,该区域内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万历年间“分黄导淮”后,淮水从里下河北部的泾河、子婴沟等入广洋湖,再由射阳河入海,而高邮东南诸水皆汇聚于渌洋湖。康熙年间的“北坝南迁”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归海坝南移,淮水汇聚于里下河中部,自南向北漫流,致使大纵湖与九里荡、马家荡等连为一体,出现南北向的带状湖泊水域。广洋湖因来水减少,原本的统一湖面又分解为獐狮、火盆、郭正、广洋等几处分散的湖荡。归海坝的开启与否,直接影响了里下河的水文环境,并由此出现洪水年和平水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

明代的应天巡抚,直接渊源自洪熙元年设于南直、浙江二省的巡抚。至宣德五年初设时,其辖区应为南直隶应天等十一府州,而非以往学界认为的仅辖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正统间,因浙江巡抚的废置,加之出于综合督理太湖流域税粮、水利事务的需要,其辖区遂长期扩展至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统十四府州之地。湖广承天府在嘉靖十四年后一直属湖广巡抚辖区,从未隶应天巡抚管辖。学界所习称的嘉靖十四年至隆庆初应天巡抚一度辖有承天府这一“飞地”的说法,并不足以凭信。这一观点的产生,源于研究者受到了现行《明世宗实录》中相关记载的误导。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基于考古资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了乡宁之鄂、沁阳之鄂、随州之鄂、南阳之鄂的地望变迁。西周早期为南控南淮夷、荆蛮,周封鄂于今随州。周夷王时,将鄂迁徙到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西鄂故城一带,周代南土防线亦随之收缩。约在春秋早期楚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之时鄂国已消亡。战国中期前后,西鄂为楚封鄂君之地。垂沙之役后,鄂君东迁大冶鄂王城,始有东鄂。秦及汉初于东鄂故地设鄂县,其后又在南阳鄂国故地设县,因江夏先有鄂县,故称南阳之鄂为西鄂。湖北简称鄂与西周时期随州鄂国或南阳西鄂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行政区划变迁及武昌九省通衢的地位日渐重要有关。武昌有“鄂”之别称,是湖北省简称鄂的直接原因。

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云南”图中,永昌、顺宁、景东府级界线和蒗蕖土州(舍)、南甸宣抚司治地等绘制有误,需作修正。

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北徙,给下游沿岸区域地形与河湖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山东运河以西的平原地带距离决口处较近,泥沙淤积较多,地形抬高幅度明显,黄河在此区内漫流,扰乱了原有水系。汶、泗二河下游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顶托,亦出现排水困难的局面,东平湖的形成与扩大即区内积水不断增多的结果。鲁中丘陵西侧平原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阻挡或黄水倒灌影响,长清至齐东各县境内的入黄河流均难以宣泄,直接促成新清河的开辟。徒马平原地带,受黄河决口改道影响,靠近黄河的徒骇河诸多支流被淤没,徒骇河则被黄水冲宽刷深,1907年黄河利津决口后,其尾闾河段亦被淤没。

北宋中后期,禅宗之一的曹洞宗开始复兴。芙蓉道楷是曹洞宗复兴过程中的一位重要僧侣。宋末,自随州向北至东京一带,成为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重要区域。受道楷影响,其法嗣占据了大量名寺名山之法席,彻底扭转了宋初曹洞宗衰败之势。虽然芙蓉道楷在东京与士大夫缔结了深厚的关系,但是由于与宦官谭稹的交恶,导致了最终被贬淄州。从长远的时间来看,道楷被贬使得大洪山寺僧人最终失去了宋廷的青睐,曹洞宗也逐渐失去了东京这一重要的化区。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自雍正年间提出,至乾隆十二年后大体厘定。但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仍然发生了高达124次的缺分等第调整,其中又以中、简缺升为最要、要缺为主,迫使清廷于乾隆四十三年出台了繁简互换的规定并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仍有一些例外。自此直至道光朝仍有相当数量的缺分调整,咸丰、同治两朝改缺甚少,到了光绪末、宣统之际再度升温。各省内缺分分布存在反“中心—边缘”,“中心—边缘”双中心,沿河、沿海、交通线的线状分布,贴近经济中心等诸多模式。以1911年为例,附郭县的缺分等第整体上在府内占据优势地位,但仍有48个府存在附郭县缺分等第低于府内其他厅州县的情况。州县缺分与优瘠缺的关系亦非一一对应,湖南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秦凤路图中,有两地可进一步讨论,一处缺失可增补。来远寨在今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裴家庄西南东旱坪,而非马力镇袁河村;大洛门寨在四门镇北之大南河沿岸。威远寨亦非滩歌镇镇兴堡,而在洛门镇蓼阳村与湾儿村附近。来远、大洛门、威远三寨控驭洛门谷,协同防御秦州西部的渭河河谷。

明代中晚期以来,义乌当地盛行宗泽出生于六都石板塘村的传说。通过考证,可知义乌宗氏族谱中相关的南宋文献为明代后期以来的伪作。在此基础上,利用乔行简撰《宗忠简公年谱》等记载,指出二都宗堂就是宗泽的出生地。最后提取宗泽、陈亮、黄溍等人撰写的墓志铭、诗文中相关地理信息,用生活圈的视角,证明二都宗堂才是真正的宗泽故里,而石板塘、廿三里都不匹配宋元文献中的地理关系。

1860年后,西方列强外交人员得以进驻北京,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数量日益增多,准确性逐步提高,地图种类和用途也被极大丰富。系统整理晚清时期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史料,依照地图用处、出版方式将地图分为三种,再以文化交流史的视角和文学研究中文本分析的方法,看北京城图所体现出的晚清中外关系以及西方人塑造的北京城市形象。

宋代刺配刑泛滥,导致触法流配者大为增加。为避免因配隶人群大量聚集而导致的社会治安乱局,宋廷一方面施行诸路间相互移配、散配的政策,另一方面格于军政形势及祖制,将配隶地域逐步由京畿地区向南方远路转移。步入南宋,由于疆域的蹙缩及政治地理格局的剧变,流配地域在进一步南移中逐渐集中于五岭地域的远恶州军,而大量的逃亡配军刑徒与盐寇、峒寇相纠合,加剧了该区域及近邻州军的动乱,成为终宋之世都未能解决的地方军政难题。

德藏《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以晚清时期蜂蜜山附近及穆稜河流域为中心,详细描绘了该地区的山峰、河流、湖泊、聚落及交通线等地物,具有重要的区域史料价值。该图产生于晚清吉林东部地区移民实边、设局招垦的历史背景下,精准反映了边疆危机中该地区的开发进程。通过静态的地图解读历史断面,结合地图之外动态的宏观历史背景,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晚清吉林边疆地区的历史进程。

汉代之前至今,太湖流域西北部常锡澄区水流主流向呈现由南向北的转变,转折的节点在唐宋时期,这是由历史时期海岸线盈缩、潮流动力强弱与太湖流域来水、去水形势等长时段外因变化决定的。受水流动态变化影响,芙蓉湖的变迁可分为唐以前、唐宋、元明及以后三个时期。唐以前芙蓉湖的开垦利用了其主流南向的特点,主要在无锡以东及运河无锡段以南区域进行,这改变了芙蓉湖南缘的原始形态,塑造了芙蓉湖、运河与太湖的界岸。宋代整体水文格局不利于芙蓉湖的开垦,诸次疏浚河道及堰闸体系的修筑事倍功半。元明开始水文格局的转变则是芙蓉湖最终被完全、稳定开垦的根本因素。水流动态不仅影响着芙蓉湖的开发进程与成效,也影响着“五湖”记载等相关史料的书写与塑造。

关于秦至西汉前期的海盐县城址,目前学界有大金山北麓说、戚家墩说与甸山说三种观点,各有千秋,也各自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查山古文化遗址1973年、2008年、2017年(N地块)和2018年(L地块)的4次考古发掘,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线索与思路,即秦至西汉前期的海盐县城存在位于查山东侧的可能性。以流传于金山卫地区的拱北门石碑故事作为切入点,充分利用该地区地表采集的遗物遗存、现有考古工作报告,以及历史文献学、气象地质学等多学科数据资料与研究成果,对查山东侧新说加以论证,希冀能够裨益未来城址的实地勘探和精准定位。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边疆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立场的各种势力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一张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的地图没有标注绘制时间。一种观点认为,该地图绘制于1846—1847年,另一种认为绘制于1844—1847年。两种观点均属推测。根据地图上的信息,结合当时英租界的测绘情况,可以推出该地图大致绘制于1846年10月1—19日。该地图为目前所见近代上海英租界最早的一幅城市地图,为早期上海英租界城市发展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并弥补了《上海道契》记载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华简《系年》载有楚灵王“南怀之行”相关史事,可与《左传》昭公四年、五年所载楚灵王伐吴相关史事相应。据吴楚之战形势可以推知,其中所涉朱方、棘、栎、麻、夏汭、钟离、州来、巢、繁扬、琐、鹊岸、罗汭、莱山、南怀、汝清、坁箕之山等地名,均在今淮河流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录了玄奘自瓜州偷渡玉门关的经历,结合苏联军事地图以及实地考察进行“精准复原”,可知小宛城遗址很可能就是符合玄奘记录的唐代玉门关旧址。在截山子山谷的南端还新发现了一座烽燧,更加确定这条道路就是当年唐瓜州城通往玉门关的道路。

在唐末旧置的基础上,五代继续增置防御、团练州,至后周末,境域内共计19个防御州、10个团练州,且分布重心逐渐由唐末的关中、中原西部地区东迁至以汴州、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中原、淮南、河北南部等地区防御、团练州呈现出纚联成片的趋势。此外,防御、团练州还成为中央削弱方镇力量的重要举措,从内部结构来看,设置防御、团练州使得辖3州以上的方镇逐渐向辖2州的方镇趋近,从而使得中央对地方军政的控制力大为强化。

通过对北京和台北两地档案机构所藏满汉文档案的研读,可以发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清朝曾分三个阶段将北疆伊犁军队通过中亚“纳林道”换防至南疆喀什噶尔,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两阶段说”,清朝趁机巡查布鲁特边界,达到“寓巡边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文章就清朝在三个阶段分别使用这条道路的缘起、换防过程与演变,及其放弃原因与最终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考证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实为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之所附“绘图贴说”。

明后期以降的史籍普遍认为南旺自元代起一直是会通河沿线的制高点“水脊”,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选择了南旺“水脊”作为分水口,这种观点不正确。南旺湖原本是梁山泊最后的余绪,地势低洼,明初宋礼引汶水到南旺济运后开始淤积,成化年间确定南旺分水核心地位后,挑出的泥沙堆积在运河和小汶河两岸形成土山地貌,构成明后期以降人们眼中的“水脊”意象。即南旺“水脊”形成于明代中叶,是汶水泥沙淤积和人工挑浚堆积的结果。据此,需重新审视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原因,讨论明代中叶南旺“水脊”的形成对会通河水源从暴虐黄河水到安稳汶河水的转变的意义及其对明中叶以降治黄原则的深远影响。

对明清江淮西部地区的旱涝史料进行梳理,对逐年州县旱涝灾害资料等级进行量化处理,并通过计算旱涝平均等级值和10年滑动平均值,重建1450—1911年该区域的干湿变化时间序列。结果发现,该区1450—1911年间共出现6个干湿阶段: 1450—1490年,以轻度干旱为主;1491—1545年,旱涝灾害频发,干湿波动较为明显;1546—1625年,旱涝灾害少发,干湿比较平稳;1626—1710年,以中度干旱为主,极端干旱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1711—1860年,气候湿润;1861—1911年,干湿波动偏湿润。不同的干湿阶段对江淮西部的湖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干旱时期,湖盆积水减少,湖周萎缩;湿润时期,降雨增加,湖泊的蓄水量增加。

新疆塔里木盆地策勒县达玛沟下游古绿洲为一片典型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区域,总面积约660平方千米。古绿洲上散落着胡杨墩佛寺遗址、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大墓地、胡杨墓地、喀拉沁古城、斯皮尔古城等众多古代遗迹。喀拉沁古城为唐代所设的坎城守捉(坎城镇、绀州),也即媲摩城(phema)。唐代喀拉沁古城商贸发达、人丁兴旺、佛教兴盛,公元790年以后荒弃。斯皮尔古城原为汉代西域渠勒国王城鞬都城,约魏晋后期荒弃。文中对于达玛沟下游古绿洲上的佛寺和城址的废弃,以及古绿洲沙漠化过程前后经历的两个阶段和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近代中国邮政空间主要是以民信局、国营邮政、侨批等多种企业实体构成。清朝邮政成立后即开始蚕食小额民间资本支持下的民信局经营空间,而基于对1936年《中华民国邮政舆图》的数字化工作发现,历经40余年经营,国营邮政基本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邮政空间,也基本完成了本领域的“国进民退”。在此过程中,国营邮政审慎模仿民信局的经营方式,使用多种创新经营策略,除了在大中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构建了便捷快速的邮政网络空间,更借助邮政代办的方式以极低的成本将营业网络“下沉”到铁路和公路无法覆盖的农村地区,较好地与传统农村“定期市”网络完成耦合,基本达到了通商处必通邮的效果。国营邮政点和邮路集聚所形成的“邮政聚集区”也成为一种显著的近代化外在空间表征,同时成为界定所谓“核心—边缘”结构的系统可信、定量可验证的空间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