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和发现于印度阿萨姆邦的明代“底马撒宣慰司”信符,表明明代初期设于西南极边之地的古剌诸土司实际上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一带。汉唐以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陆上交通要地。明王朝统一云南后,积极经营西南边地。随着明朝影响力不断拓展,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古剌诸部与明朝建立政治联系,明朝遂于其地设置大古剌、底马撒、底兀剌诸土司。尽管双方关系维持时间较短,但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重新开拓深具意义,极大拓展了明代士人的地理认知。

晚清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为适应建省后的边疆管理,积极推进行政区划改革,增设了大量县级政区。利用档案文献与古旧地图复原民国三年(1914)伊犁霍尔果斯地区的设县及其县域形成,尝试以这一个案揭示新疆地方政府通过在中俄交界地区增设新县对加强国防、外交、商务、内政等管理的政治考量。同时,它也反映出近代边疆政区边界的形成除了遵循“山川形便”这一传统原则外,国界争议、经济分配及地方军阀自身利益取向等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博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之前至今,太湖流域西北部常锡澄区水流主流向呈现由南向北的转变,转折的节点在唐宋时期,这是由历史时期海岸线盈缩、潮流动力强弱与太湖流域来水、去水形势等长时段外因变化决定的。受水流动态变化影响,芙蓉湖的变迁可分为唐以前、唐宋、元明及以后三个时期。唐以前芙蓉湖的开垦利用了其主流南向的特点,主要在无锡以东及运河无锡段以南区域进行,这改变了芙蓉湖南缘的原始形态,塑造了芙蓉湖、运河与太湖的界岸。宋代整体水文格局不利于芙蓉湖的开垦,诸次疏浚河道及堰闸体系的修筑事倍功半。元明开始水文格局的转变则是芙蓉湖最终被完全、稳定开垦的根本因素。水流动态不仅影响着芙蓉湖的开发进程与成效,也影响着“五湖”记载等相关史料的书写与塑造。

洋行是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商行与机构,其发展策略与空间演化体现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影响。以天津为例,探讨洋行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借助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对其空间演变过程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的贸易中心城市,吸引大量洋行聚集,形成独特的贸易空间体系。洋行对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具有多方面的复杂作用,对近代开埠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制度,初以税粮多寡定政区等第,从而决定官员品级的不同。洪武十四年(1381),又根据税粮、地理位置定繁简之例决定官员考核。嘉靖年间,杨允绳提出按照府州县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分三等授官,至隆庆元年(1567)统一划分政区等第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对明代府州县“繁简”情况记载的统计,冲、疲、事繁、赋役繁重之地多集中在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等省,其中运河沿线的府州县尤为突出。实际运行中,明后期多以官缺“繁”“简”来决定官员的选任,但在掣签法实行之后,根据政区等第授官的制度并未继续执行。明代政区分等制度对清代产生较大影响,明清两朝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清初鄂尔多斯蒙古与宁夏镇围绕查汉托护的地界之争,究其本质是蒙汉之间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地界之争的处置结果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民族管理、边疆治理理念的转变与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举措,实现了对查汉托护地区版图的内地行政化管理: 建立灌溉系统、募农复耕,使查汗托护成为农业区,在主要经济活动层面实现了版图内地属性的转变。通过建立县制,使查汉托护纳入内地府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真正落实了其版图内地属性,也完成了宁夏府由边地属性向内地属性的转变;在查汉托护地方建立营汛制度,将查汉托护纳入清代内地地方治安体系,从而取代了明代以来的卫所军政防卫体系。

岷州总管府是唐与吐谷浑从合作走向冲突的产物。武德时期,其辖区由北向南扩大,是吐攻唐守的结果。唐廷旨在建立以岷州为节点连接洮水、羌水流域各州和以武州为节点连接羌水、白水流域各州的防御网络,以保护长安至西域的渭河谷地通道和益州至长安的散关道。贞观年间,其辖区从南向北、从西向东缩小。缩小岷州都督府(由总管府演变而成)辖区,并与松州都督府地域分工,唐廷得以招抚党项,更迭吐谷浑。此辖区盈缩、彼此攻守的形势表明唐、吐关系只能是暂时合作,冲突才是主旋律。

清代新疆镇迪道系由安西道和乌鲁木齐差缺粮务道改置而来,在同治以前的承平时期肩负着内地直省藩、臬两司之任,辖境内既有正式设立的府厅州县政区,也有分防佐贰杂职分担州县的部分职能。同期该道由陕甘总督“统辖”、乌鲁木齐都统“兼辖”,乌鲁木齐都统同时受伊犁将军“节制”。但总督对镇迪道的“统辖”很大程度属于“遥领”,将军对都统的“节制”也流于形式,从而使都统的“兼辖”有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道员任兼藩臬,都统职权与直省督抚相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行省性质的特殊政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被其他面临相似情况的地区援例效仿,有一定借鉴意义。

州县等第是反映州县政治地位和人口、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对唐代339个州、1 607个县等第的时空分异进行历史计量和GIS分析,得到若干结论。(1) 唐代府与辅、雄等州,赤、畿、次赤、次畿等县数量相对稳定,上、中、下各等州县数量变动频繁;唐后期升等州县数多于降等州县数,开元至元和间变动最为剧烈。(2) 州县等第空间分异“北高南低”,关中平原有最高值;时间变化“北降南升”,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上升最显著。(3) 国都附近州县等级受政治因素影响最大,边疆要塞、交通咽喉州县等级受军事因素影响最大,其他州县等级主要受经济因素尤其人口规模影响,绝大多数是人口增减导致。(4) 州县等第变化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全国政治、人口、城市、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

上海公共租界早期的排污系统由于管道缺乏重力梯度、河流缺乏冲刷能力,无法胜任处理生活污水的职责。20世纪10年代,为应对抽水马桶引入的挑战,工部局决定建设地下分离式排污系统,以实现污水处理方式从“雨污合流”到“雨污分流”的转变。1921—1934年间,工部局参照英美市政工程经验,结合上海实际地理情况,逐步修建了分主管道、次级管道和入户管道三层级的新式排污管道网络。通过排污管道与其他市政管线的空间争夺与功能联动,排污系统的升级也带来了城市地下空间的整合。

元中后期,元廷在四川行省复置了部分州县政区。比较明、清志书沿革,参考学校、祠庙等治所建置和名宦、职官等政区特征,可以钩稽出州县复置的大致情况。大德七年到至正初年复置的州县政区,可考者有荣、资、隆三州,井研、内江、安岳、昌宁、大足、乐昌、江油、保宁、通江九县;另有石羊一县新置。元廷复置四川行省州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流民涌入,存在多由巡检司改设、人口不足额和进程缓慢等三个特征。

长江、钱塘江、吴淞江、娄江、黄浦江河口及其支流流经的一些地方曾有八月观潮的习俗,这类习俗的兴衰与河道通塞有密切关系。观潮起于广陵(今扬州)曲江,最负盛名的则是钱塘潮。唐宋时,观潮已成一娱乐性民俗节日;元以后,江南地区出现“潮生日”的说法,并有祭潮仪式。钱塘江沿岸的“潮神”信仰少见于其他地方,体现出潮汐对地方社会的不同影响,以及区域内人地关系的地方性调适。

宋元时期淀山湖的变迁与太湖东部水文环境的转变有关。北宋中晚期,淀山湖因淀泖区域地壳沉降、吴淞江淤积分流与壅水积蓄得以扩展形成,主体水流沿着北部塘浦排入吴淞江,吴淞江、沿江塘浦与淀山湖构成高低地之间独特的溢流水利系统。南宋时期受吴淞江持续淤高影响,太湖泄水格局呈东南、东北两翼发展趋势,清水与潮水长期在淀山湖东北部水域相互顶托,淤积蔓延、围垦扩张,北流受阻的淀山湖壅水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元代吴淞江主干继续淤积,淀山湖来水量持续增多,随着东北塘浦淤塞与东南海塘构建阻断淀泖出水口,水流积蓄不泄造成包括淀山湖在内的淀泖区域形成停滞性汇水区,壅水东南泛溢促成淀山湖的第二次扩张。

对东北地区229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时空变化和类型分析发现: 早期遗址稀疏分布于千山山麓地带和松嫩平原东部地区,约57.1%的遗址所在海拔低于200米,类型主要为山地丘陵型和岗丘台地型;中期遗址集中分布于东部山地的中小河流两岸,约58.8%位于200—400米区域,主要为河谷阶地型;晚期遗址拓展至半个东北地区,在嫩江中下游、辽河下游、千山山麓地带、牡丹江下游、穆棱河上游、布尔哈通河流域、绥芬河流域等地区密集分布,约49.4%数量在200—400米区域,主要为河谷阶地型,少数为岗丘台地型和山地丘陵型。遗址分布总体由东南部向西北部、低海拔向高海拔逐渐拓展,这一变化可能是人类通过革新石器技术、保持高流动性、改变狩猎方式、强化资源利用等多样化策略以适应气候环境变化的结果。

吉林西部府厅州县于政治改革与驻防体系的背景中产生,在试办预备立宪时迅速增置,并逐渐形成“府县平级”的内部秩序。在其作用下,府厅州县边界在光绪三十三年之前的划分多依山川形便的驻防区界为框架进行,之后划定与调整则相对自如。至于吉林西部省级边界,其变动既与土地开发程度关系密切,也与其间边地性质的转化有关。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发展至宣统三年时,无论省内边界还是省级边界,从形态上看均以自然地物为主,间以官设地物;但在相对新设的非驻防区界省内边界中,以聚落为标志划定者逐渐普遍。

通过整理1717、1743、1784、1820年府级地丁税面板数据,建立清代地丁税额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空间面板模型,探讨地理要素对该分异特征的影响。地丁税额分布显著受海拔限制,高税额分布于600米以下地区。地丁税额的全局莫兰指数呈空间正自相关;局部莫兰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高-高集聚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多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府域;引力模型显示税额空间正自相关格局形成受长江三角洲及北部部分省份的集聚影响最大。空间面板回归结果显示,人口与地丁税额呈正相关,海拔、坡度与地丁税额呈负相关。总体而言,地理要素对税额分布不平衡影响越来越明显,显示了国家治理对地方税额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

明代兵备道是安定地方的重要军事层级。嘉靖四十一年,为应对岭东惠潮地区“矿贼”的跨省流窜及倭寇侵扰,南赣巡抚奏请置伸威道驻于赣州府平远县。后因地方形势变化,平远县改隶潮州府,广东巡抚重置,伸威道由“两属”于虔粤二抚转为专属广东巡抚,其管辖区域维持在惠潮二府以内而不再跨省,驻地也从平远县迁至惠州府城。粤东地方安定之后,出于统一惠潮地区兵备道事权的考虑,伸威道于万历五年被裁革。伸威道作为岭东诸兵备道的一支,由广东按察司佐官整饬兵备,却又同受南赣巡抚与广东巡抚节制,其统属、职责、辖区、驻所的变动运作是明中后期两属辖区兵备道的代表,伸威道的废设与分化调整也体现了明中后期广东惠潮区域地方复杂军事形势的变化。

清代通过改土归流、改卫归县、开辟“苗疆”等方式打破“一线之外,四顾皆夷”局面,系列政区改划又使贵州省域范围大幅拓展。人文地理环境变化也影响了军事格局,清廷改变了明代的线性防御,以提督坐镇安顺控制黔中腹地,巡抚坐镇贵阳直管新辟“苗疆”屯军,二者皆可节制全省兵马。又设总兵于镇远,负责驿道东部安全并分兵重点驻防松桃、台拱、清江三处新辟“苗疆”。黔西北、黔东南、黔西南三处新纳入流官系统的地区,分别设立威宁、古州、安义三镇总兵,以营汛渗透乡村,与一线路的防御相呼应,从而达到控制全省的目的。

宋、辽对峙时期,宋军极为重视对河东路北部缘边忻、代二州边防体系的营建。在沿边四百余里的防线上,布局以代州为屯驻中心,繁峙、崞县为东西两翼,构筑以城池、堡寨为主体控扼辽军南下谷路的防御体系。堡寨在防御工事周边配置方田、防护林、石墙、沟堑、烽燧等设施,集瞭望、侦查、御敌、军情传递等职能为一体。区域内堡寨间,横向距离八至七十里不等,以三十里居多,纵向则依托滹沱河腹地的州县城镇,组成州城、县城、堡寨三级防御体系,在北宋缘边军事防御中起到重要作用。

清代民国时期,地处塞北农牧交错带西段的绥远地区,因应国内外局势改观发生产业结构多元化变革,这成为当地经济地理的显著特征。清代中期以降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逐步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地原生游牧业初步整合为现代性的多元化地域经济结构,完成片段性量变向全局性质变的飞跃。清前期绥远地区全境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也演变为民国后期稼穑弥望、工业企业众多、国内外商贸繁盛、公路铁路交错的多元产业新格局,成为区域经济繁荣、蒙汉关系融洽的多民族共同家园。

超强台风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依托现代台风研究成果,利用地方志、档案、报刊等资料,归纳风力程度、人口死亡、房屋损坏、农作物损失、官民赈济以及影响范围6个指标,建立历史时期超强台风的识别方法,重建1640—1949年影响我国江浙沪地区的超强台风序列,并以1950—2019年的现代超强台风序列为参照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此方法能较好识别历史时期的超强台风事件。重建序列显示平均每10年发生2—3次超强台风,且存在明显波动,波动趋势与一般台风有所不同。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洛阳盆地伊、洛、瀍、涧四水流向与其地质背景密切关联。四水走向均受控于盆地基底的地层断裂线。伊、洛二水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东西向及北东向的断裂线,洛水的流路主要受麻屯—偃师断裂影响,伊水的流路主要受宜阳—偃师断裂影响。瀍、涧二水的走向与北西向的断裂线一致,主要受新安—半坡等断裂影响。洛水在汉魏隋唐时期表现出持续北迁的态势,伊水则持续东延南移。伊、洛二水历史时期以来渐趋南北分离,伊洛交汇点逐步东移。盆地内的南北不等量沉降、沉积中心的向北倾斜导致洛河北迁,中央凸起、“两堑夹一垒”型的复式断陷致使伊河东延南移。

明弘治年间,白昂在高邮湖东穿民田开凿康济河,在新河道和湖面之间形成了被称为“圈田”的湖田。正德、嘉靖时期,随着湖滨田土的开垦、赋役征派方法的变化,涵洞、浅铺遭到破坏,运河淤塞、湖水上涨的趋势加剧。隆万之际,运河屡次决口,针对是否保留康济河和圈田,地方志编纂者与河漕官员产生不同观点,前者试图巩固作为课税客体的田亩,后者更加强调堤岸的作用。最终吴桂芳傍老堤改建高邮越河,康济河被废弃,圈田也失去了河工意义。高邮的湖滨田土兴废与水环境变化互相作用,交织在赋役改革进程中,共同影响了运河河工的方略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