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文安、大城两县境内的文安洼,地处大清河、子牙河水系下游,地势低洼,“形如釜底”,导致积水难以泄出,历史时期常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明清时期文安县通过修筑堤防、开凿引河、营田种稻等多种措施治理文安洼,但水患仍频。文安洼水患难以治理的原因,既包括文安洼区域本身低洼的地形与大清河、子牙河下游流域淤高等环境因素,也包括文安县与周边州县之间治水利益的矛盾及文安县自身的治理乏术、乏力等社会因素。

1570年后,淮河进入里下河平原的地表径流量持续增加,该区域内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万历年间“分黄导淮”后,淮水从里下河北部的泾河、子婴沟等入广洋湖,再由射阳河入海,而高邮东南诸水皆汇聚于渌洋湖。康熙年间的“北坝南迁”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归海坝南移,淮水汇聚于里下河中部,自南向北漫流,致使大纵湖与九里荡、马家荡等连为一体,出现南北向的带状湖泊水域。广洋湖因来水减少,原本的统一湖面又分解为獐狮、火盆、郭正、广洋等几处分散的湖荡。归海坝的开启与否,直接影响了里下河的水文环境,并由此出现洪水年和平水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

清中叶以降,清宫档三汛(桃花汛、伏汛、秋汛)安澜奏本中所见荆江洪水位开始日益上涨,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决口向洞庭湖分流后,水势稍有缓解,至光绪年间复又急速抬升。不断上涨的洪水位对江北入江河流造成了两方面影响: 其一为河道的变迁,其二为水环境的变化。在沮漳河流域,涉及长江百里洲的变迁,沮漳河入江口的变动,长江主泓迁移,下百里洲靠岸及洲尾东摆引发沮漳河下游延长,以及山水、江水相互顶托造成水环境淤积。在玛瑙河流域,则表现为荆江洪水位抬升对河水的顶托现象,导致入江尾闾沼泽化。

聚落格局是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对象。山西灵石县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形成历经元末明初各沟巷的初步开发,明中后期至清初的边界拓展与内部扩建,以及清中后期内部格局的充盈及跨河“南侵”三个阶段。这其中地理环境、宗族势力、战乱匪患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聚落庙宇以及标志性建筑物的创建历史成为考察的重要指标。现今加强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仍将是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趋势之一。

学界以往多将辽金信州定于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古城,近年来对秦家屯古城进的考古工作表明,该城实际上是一座金代新建城址,辽代信州应另有其地。五家子古城位于秦家屯古城西侧13千米,历史卫星照片显示其具有被风沙掩埋的郭城,周长与秦家屯古城相当。五家子古城地表散布着大量辽代中、晚期遗物,未见金代遗存,应为辽代中、晚期城址。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并结合历史文献可推断,辽代信州治于五家子古城,而金代信州治于秦家屯古城,迁治时间据《元一统志》所记,可能是在金皇统三年。

明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和发现于印度阿萨姆邦的明代“底马撒宣慰司”信符,表明明代初期设于西南极边之地的古剌诸土司实际上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一带。汉唐以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陆上交通要地。明王朝统一云南后,积极经营西南边地。随着明朝影响力不断拓展,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古剌诸部与明朝建立政治联系,明朝遂于其地设置大古剌、底马撒、底兀剌诸土司。尽管双方关系维持时间较短,但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重新开拓深具意义,极大拓展了明代士人的地理认知。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录了玄奘自瓜州偷渡玉门关的经历,结合苏联军事地图以及实地考察进行“精准复原”,可知小宛城遗址很可能就是符合玄奘记录的唐代玉门关旧址。在截山子山谷的南端还新发现了一座烽燧,更加确定这条道路就是当年唐瓜州城通往玉门关的道路。

明后期以降的史籍普遍认为南旺自元代起一直是会通河沿线的制高点“水脊”,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选择了南旺“水脊”作为分水口,这种观点不正确。南旺湖原本是梁山泊最后的余绪,地势低洼,明初宋礼引汶水到南旺济运后开始淤积,成化年间确定南旺分水核心地位后,挑出的泥沙堆积在运河和小汶河两岸形成土山地貌,构成明后期以降人们眼中的“水脊”意象。即南旺“水脊”形成于明代中叶,是汶水泥沙淤积和人工挑浚堆积的结果。据此,需重新审视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原因,讨论明代中叶南旺“水脊”的形成对会通河水源从暴虐黄河水到安稳汶河水的转变的意义及其对明中叶以降治黄原则的深远影响。

广州怀远驿存于明代至清初,位于广州西关蚬子步,为广东市舶司下属接待贡舶及外国使节之所,兼具开展贡舶贸易的职能。清康熙时设粤海关后,官府逐渐改令广州十三行承接对外贸易。外商经过多次努力才获准在怀远驿以南的十三行街一带租借行商房屋设立夷馆,并由行商加以管理,十三行夷馆由此形成,而怀远驿也在康熙中后期裁撤。二者分别是朝贡贸易与十三行贸易的产物,其中官办怀远驿留居外国人、承接对外贸易的职能转由商办的十三行夷馆取代,而清中期以后在广州的朝贡(外交)接待多由官府临时安排于其他馆驿进行。驿馆变异的实质是清代朝贡贸易衰落,而十三行贸易兴起。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

晚清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为适应建省后的边疆管理,积极推进行政区划改革,增设了大量县级政区。利用档案文献与古旧地图复原民国三年(1914)伊犁霍尔果斯地区的设县及其县域形成,尝试以这一个案揭示新疆地方政府通过在中俄交界地区增设新县对加强国防、外交、商务、内政等管理的政治考量。同时,它也反映出近代边疆政区边界的形成除了遵循“山川形便”这一传统原则外,国界争议、经济分配及地方军阀自身利益取向等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博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福州西湖水环境总体趋劣。明代西湖水源较为充足,水质状况良好;万历以降,受民间占垦等社会因素影响,湖域面积缩减,水质日渐趋下;清代中后期,福州城内水道淤浅,江潮渐绝,西湖水源趋向单一。明清时期西湖水环境的变动,除了受区域气候干湿变化、山地森林水土保持以及湖泊含沙量的影响之外,还与人为的水地之争密切相关。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加之水资源权属不清、新垦湖田税赋征收模糊等,获取湖利的必然性刺激了民间占湖为地的行为。地方官府也曾采取如修闸筑坝护堤、追返侵地还湖、清理粪秽淤泥等治理措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受区域人口、土地资源与生存环境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西湖历经多次治理仍积弊难除。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一张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的地图没有标注绘制时间。一种观点认为,该地图绘制于1846—1847年,另一种认为绘制于1844—1847年。两种观点均属推测。根据地图上的信息,结合当时英租界的测绘情况,可以推出该地图大致绘制于1846年10月1—19日。该地图为目前所见近代上海英租界最早的一幅城市地图,为早期上海英租界城市发展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并弥补了《上海道契》记载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代之前至今,太湖流域西北部常锡澄区水流主流向呈现由南向北的转变,转折的节点在唐宋时期,这是由历史时期海岸线盈缩、潮流动力强弱与太湖流域来水、去水形势等长时段外因变化决定的。受水流动态变化影响,芙蓉湖的变迁可分为唐以前、唐宋、元明及以后三个时期。唐以前芙蓉湖的开垦利用了其主流南向的特点,主要在无锡以东及运河无锡段以南区域进行,这改变了芙蓉湖南缘的原始形态,塑造了芙蓉湖、运河与太湖的界岸。宋代整体水文格局不利于芙蓉湖的开垦,诸次疏浚河道及堰闸体系的修筑事倍功半。元明开始水文格局的转变则是芙蓉湖最终被完全、稳定开垦的根本因素。水流动态不仅影响着芙蓉湖的开发进程与成效,也影响着“五湖”记载等相关史料的书写与塑造。

洋行是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商行与机构,其发展策略与空间演化体现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影响。以天津为例,探讨洋行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借助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对其空间演变过程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的贸易中心城市,吸引大量洋行聚集,形成独特的贸易空间体系。洋行对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具有多方面的复杂作用,对近代开埠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官方多次组织对黄河探源,其结果反映了时人对黄河源的认识。受测绘条件制约,清人对黄河源头地区的水系认识并不充分,因此,以当代的认知考证并复原清代所探河源的结论值得商榷,基于相关结论所编绘的历史地图也未必精确,对清代河源的标注可以采取模糊处理的方法。

佚名抄本《做杉木放牌要览》,与此前习见的新安江—钱塘江商编路程稍有不同,它除了沿途地名、距离里数的记录之外,还收录了木业经营运作的诸多规则,属于一种综合性的商业书。据此,可以探究徽商在钱塘江流域从事木业经营的事实。从中可知,该书系徽歙商人从事衢港木运销之商业秘籍,其中包括五段前后相续的沿途水程以及一条返归桑梓故里的陆路。由此可以勾勒出徽歙商人从事衢港木经营的路线,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与之相关的诸多商业规范。由此看来,传统时代徽商在各地的活跃,不仅仰赖其巨额的财富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还与他们输出的相关技术和商业规范密切相关。

波斯帝国的御道系统是一个道路网络,其路径在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历史》和“波斯波利斯行政档案”的记录反映了御道的一般性特征,这些特征也是御道的判定标准。尽管多学科联合研究为重建御道的路径提供了帮助,但也引发了许多争议。总体而言,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的御道路径相对精确,埃及和阿拉比亚地区的御道无从推断,东部上省地区的御道依靠古典文献得以构建。然而御道不是波斯帝国境内道路的总称,道路的历时性变化仍十分明显。对楔形文字材料的解读、考古发掘和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有助于御道研究摆脱对古典文献的依赖。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制度,初以税粮多寡定政区等第,从而决定官员品级的不同。洪武十四年(1381),又根据税粮、地理位置定繁简之例决定官员考核。嘉靖年间,杨允绳提出按照府州县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分三等授官,至隆庆元年(1567)统一划分政区等第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对明代府州县“繁简”情况记载的统计,冲、疲、事繁、赋役繁重之地多集中在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等省,其中运河沿线的府州县尤为突出。实际运行中,明后期多以官缺“繁”“简”来决定官员的选任,但在掣签法实行之后,根据政区等第授官的制度并未继续执行。明代政区分等制度对清代产生较大影响,明清两朝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万历援朝战争(1592—1598)是16世纪末在东亚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与之相关的《华夷沿海图》的编纂,在地图学研究中的学术意义亦值得探讨。通过综合分析中朝文献,重点发掘朝鲜王朝实录和地理书籍等资料,可以发现: 《华夷沿海图》及相关地理论述对中国北部与朝鲜沿海形势详加说明,是当时两国间地理知识交流大为增强的证明。明朝东征经略宋应昌主持创作该图时,除了既往知识和经验积累外,还融汇了自己在朝鲜的见闻,对特定地理信息的选择与处理也有的放矢。因此,《华夷沿海图》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他对特定地理信息的选择与处理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即使看似微小的信息的呈现与解读也能成为表达政治立场、阐明军事思想的有效工具,并能反映出战时明朝经略渤海、黄海思想之转变。

勾栏山是元明时期中国通往爪哇航线上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学者通常认为其地即今加里曼丹岛西南的格兰岛,但在印度尼西亚新发现的汉文石刻表明,塞鲁图岛才是勾栏山所在。对比地理遥感数据和传世文献,文献中关于勾栏山附近山形水势的记载与塞鲁图岛及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基本一致,与格兰岛则大相径庭。元朝用兵爪哇间接促成了勾栏山在元末明初的兴盛,而明朝海禁政策及岛上动物资源枯竭可能是导致该岛在明中叶以后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

康熙四十六年五至七月,长三角地区长时间没有出现降水天气,引发大范围旱灾。以县级成灾分数资料为基础,复原出本次旱灾主要分布于30°—33°N,在太湖流域形成重灾中心;再利用分辨率较高的《杨大瓢日记》,重建长三角地区四至七月逐日降水序列。通过分析,得出旱灾形成的原因是该年副高势力偏强,较早完成季节性北移,导致雨带北移速度快,梅雨期出现异常。此外,本次旱灾与太阳活动、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有较强的相关性。

选取土默特平原1934、1982和2019年的聚落人口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34—2019年土默特平原以小聚落为主,大规模聚落数量和比例逐年增加,人口等级结构由“扁平”向“长高”金字塔形转变。聚落空间分布整体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大规模聚落集聚性不显著,其他规模的聚落分布模式由随机向集聚转变,研究区人口极化现象显著;聚落空间分布非均衡发展趋势明显,呈现由极核式向点轴式演变的迹象;聚落网络联系的空间近邻效应显著,人口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区成为强联系节点。地形、河流、交通是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聚落低海拔、邻河流、邻干道、邻城镇的指向性强。该研究便于厘清土默特平原近百年聚落分布形态的演变脉络,为当地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市政观念传入以及租界城市建设的示范,近代意义上的市政建设逐渐在中国的传统城市中展开。作为宁波城厢市政建设重点的路网改造始于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拆城筑路、填河扩路、规划拆让等手段,传统城市的内部空间形态发生了极大变化。相较于通过筑路来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的租界模式,宁波等中国传统城市虽力求以租界为范本,但实际只能因地制宜。城市型政区的设立不一定能够促进市政建设的大发展,反而有可能因为巨大的市政经费来源问题而导致城市的近代转型举步维艰。

将两个版本康熙《皇舆全览图》,以及《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中东北地区的地理要素,分交通站点、河流水系、村落地名、府州县城名四大类进行对比。发现就东北地区图面内容而言,《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与铜版《皇舆全览图》的相关性大于二者与福克司版《皇舆全览图》的相关性;而《乾隆十三排图》中的地理要素信息主要参考自《雍正十排图》。

唐大明宫内部有东、西两处少阳院为太子居所,都位于皇帝所寝便殿侧近。但西院事实上布局在大明宫西部皇帝诸寝殿西侧,与“少阳”这一传统东宫方位布局规则不符。又因距离皇帝寝殿甚近,在皇位传承、局势未稳的特殊时期往往受到皇帝、后党、宦官集团等多方瞩目。尤其在唐末宦官专权背景下,西院因靠近内侍别省与九仙门外禁军驻地,更易于权宦借空间之便控制皇帝与太子。东院的范围,除门下省以东,还有崇明门内的隐秘部分,后者才是太子更为稳妥安全的居所。又因其地处大明宫内东部,有追溯并复兴旧有东宫布局之意味,作为太子居所的礼仪地位日渐显著。在唐中晚期帝位传承多非正常“父死子继”的背景下,东院逐渐成为新君即位前夕用以凸显个人合法性的重要礼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