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讲稿是侯仁之先生1950年1月8日关于古代北京城地理背景的演讲整理稿。在演讲中,侯先生结合自己亲身旅行所见,并参考历史文献,从地貌特征、交通区位等因素,论述了存在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东部沼泽之间的一条古代南北大道,而大道上分布的原始聚落陆续形成了华北平原最早的城镇。北京小平原位于古代大道的最北端,是古代北方交通的枢纽。坐落在小平原上的古代北京城因此获得地理上的优势,发展成为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城市。
对上海冈身以西距今6000—4000年前后各个时期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现象和变迁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长达约2000年的时间里,这一区域人类活动空间向东扩展了约20千米,并形成了数条东扩线,直至冈身之上。结合最新考古成果,这一发现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及其人地关系的研究大有帮助。
元大德、泰定年间,任仁发先后在新泾、赵浦、潘家浜、乌泥泾等处各建两座水闸。通过对乌泥泾水闸废弃过程、《水利集》中的石闸施工规范的分析,可推测出这些水闸不是建在原有河道上,而是建在两侧新开分水河道上,之后再堰断原有河道。水闸建成后,淀山湖、长泖之水全部由六闸外泄,上海浦(黄浦)以西、吴淞江以南水系呈相对封闭形态,赵浦闸与潘家浜闸只有建在吴淞江“二道”(即明代的吴淞江与虬江)的分水河上,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在乌泥泾建闸,是因为淀山湖之水在元代改由曹港、东西横泖、乌泥泾入上海浦(黄浦),这一变化反映了宋元时期东太湖地区从吴淞江水系向黄浦江水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断面。
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系统的运作大体可分为明代前中期、明中后期、清代康乾时期、嘉庆直至清末四个阶段,相继表现为运行良好、严重毁坏、国家与地方共同重建、地方主导维护的历史过程。总体上,明代基层水利的维护由地方政府主导,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控制较强,嘉庆以降地方政府与社会在基层水利系统的管理中又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光后期运河干堤的修筑开始出现地方主导的端倪,咸丰十年运河管理机构正式裁撤,运河干堤的维护由省级政府主导,具体的维护事宜则由州县政府与绅董负责,运河干堤的维护正式地方化。洪泽湖水的排泄、国家黄运治理的方略与成效、国家的基层水利政策取向以及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应对方式,是影响基层水利系统形态与运作的四个核心要素。
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文献记载为楚郢都故址,但20世纪的考古发掘表明,纪南城的年代上限为战国早期或春秋晚期,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纪南城的年代上限仅为战国中期早段,其使用时间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纪南城外的冯家冢可能为楚肃王墓,与纪南城的起始年代吻合。清华简和葛陵楚简记楚肃王徙鄩郢,因此纪南城当即鄩郢。楚肃王四年(前377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纪南城作为楚都历时99年。
在萧梁官班制下,郡的等级被划分为十等。依据萧梁官班制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官员的迁转路径,可以推定江表二十余郡的等级。由于江表为萧梁的核心区域,因此江表诸郡等级的分布情形与变迁规律颇具典型代表意义。通过复原江表诸郡等级可知,萧梁各郡的等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影响各郡等级变化的原因则包括各郡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
历史人口地理和人口史研究中都会遇到大规模天灾人祸之后或易代之际人口数量的空白,对遗存人口的数量仅有极端性的描述或缺乏根据的估计。本文提出一些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法与原则,以明末清初今重庆市辖区的遗存人口数量为样本,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了各类直接与间接的史料,分片详细分析此时段内影响其人口数量变化的各种因素和结果,根据分别取上限或下限的原则,作较严格的推测和估计,该区域内明清之际人口谷底出现在康熙三年(1664年),其最低人口数不低于27万。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举精英和士大夫家族形成的时期,其产生的家族传统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不同于前人以个案为基础的分析,本研究尝试了以更为宏观和定量化的方式进行考察。通过查询和整理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中北宋时期的官僚及其亲属关系数据,结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框架(CCTS)等地理数据库,构建了北宋官僚家族网络数据集。基于极大连通子图算法,发现北宋家族网络是由一个庞大但联系较为稀疏的核心子网络和其他大量较小的边缘子网络构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空演化的角度发现北宋官僚网络不仅是由少数核心家族所主导,在地域上也高度集聚于中原、吴越等核心区域。通过进一步计算家族或者地理节点与核心节点、本地节点的关系,发现这种高度集聚、中心化的家族网络随着历史的演变也存在解构的趋势,但是在北宋末期趋势有所逆转。
《舆地纪胜》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刊刻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至景定三年间。今可考该志的宋刻本有2种,即钱曾述古堂藏宋板足本和陆漻佳趣堂藏宋刻本,但皆下落不明;在明代,其主要传本有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十八册”本和由“三十册”本衍出的杨慎家抄秘阁本;至清代则有华希闵藏影宋抄本、何元锡藏影宋抄本以及由何元锡藏本衍出的18种传本,其中14种为抄本,4种为刻本。综观《舆地纪胜》的流传,在清嘉庆朝之前不绝如缕,至嘉庆朝及之后则版本众多、流传广泛,授受关系复杂,共同形成了其在历史上的版本流传。今若整理此志,当以精校的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或咸丰十年粤雅堂重刻本为底本,辅以今见最早的华希闵藏本,再以其他诸本为补充,当得最佳本。
对于公元395年燕魏参合陂之战的具体发生地,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往往将其与西汉代郡参合县、北魏凉城郡参合县混同起来。本文以考古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史料记载,认为参合陂实为叁合陂,与西汉代郡参合县、北魏凉城郡参合县或参合陉均非同一地名,而是指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黄旗海。参合陂之战的发生地,在黄旗海东侧、孤山山前的万亩滩。
“阿奢理贰伽蓝”的地理方位一直是西域史地关注的热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史料均有相关记载,称为“阿奢理贰”和“阿奢理儿”,即汉语“奇特”之意。根据新疆“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并结合史料记载与交通线路考证可知,玄奘西行“跋禄迦”路线为“盐关道”,与现今307省道库车—拜城段基本重合,“阿奢理贰伽蓝”当为克孜尔尕哈石窟与博其罕那佛寺的组合。
20世纪50年代末,侯仁之在国家改造西北沙漠的号召下,走上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和研究的道路,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将社会实践和现实任务要求紧密结合”这一特色的重要开拓者和实践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侯仁之先后对宁夏河东沙区、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等地进行考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他又积极推动了从沙漠考察到人地关系研究的转变,带动历史地理学界实现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察和环境变迁研究的新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