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史念海先生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十分重视对边疆史料特别是西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史先生写下了这篇文章,旨在揭示中国疆域沿革的历程,以激发国人的抗日热情。史先生认为: 清代学者十分关注西北史地问题,早在乾嘉时期,即有人致力于西北史地之研究;乾嘉之后,西北边疆多事,探讨西北史地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或整理史地文献,或撰写史地专著,或记述清廷在西北的武功,或记载中俄在西北的界务,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因“粮政”政策受挫而要求建立义仓系统,试图利用义仓之名再次推动乡里民间积储体系建设。这种由依靠官仓向民仓转变的行为,是乾隆统治政策整体收敛并由“养民”向“教民”转变的一种体现。畿辅义仓体系很好实现了赈济和管制的完美结合,直隶的稳定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全国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大背景下,唯有通过留养局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减少流民对京师的压力。留养局系统的设立是乾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和让步。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征受交通、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乾隆十三年统治政策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直隶义仓、留养局系统的建立中,灾害、环境与慈善这三方面的因素以相反相成的形式交织在一起。
《山海经·中山经》对黄河中游至洛河、伊河一带山川的记述非常详实。由于《山海经》成书时代较早(一般认为是先秦时期的著作),至汉魏时期,其中的山川地名大多已湮没无闻。汉魏以来,历代学者先后对《中山经》所载的河洛地区山川进行了地名学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多有不确之处,对其中很多山川的地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甚至影响到了这一地区很多地名的命名。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考证《中山经》河洛地区诸山川的地望,并探讨《山经》时代人们对此地区地理环境的认识。
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的战争地理过去共有三种论说。本文结合古文字资料、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察资料,重新解读“淮汭”与“豫章”两个关键地名,并以吴、楚之间的水、陆交通线为背景,重建这一战役的战争地理。吴师的进兵与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双方的交战则是在随枣走廊之中往复。相较于过去的学说,本文的地理重构不只是立足于较为可靠的文献基础,同时展现出更为合理的空间逻辑关系。
本文重点讨论在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沟通肥水、巢湖两流域河道(包括自然与人工)的问题。《水经注》认为存在,而且不止一条。后人踵其说而不加考察,最终积非成是。本文在仔细梳理历代正史、地理书、古地图和方志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实地考察资料,主要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实际地理状况两方面进行考证分析,对自《水经注》以来的这种说法加以否定。本文认为在中古时期,肥水、巢湖两流域始终是没能连通的。
本文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个案,提出文献分析与田野中的记忆、形胜、文物三视阈相结合,考证研究中古时期州县治城位置的方法。考证指出,唐代静南县必定不在今大足区龙水镇,也不在今大足区三溪镇,应在今大足区西五十里之地,旧称静南坝,即今大足区高升镇太和坝张家坝。乾元元年(758年),昌州初治昌元县,在今荣昌区盘龙狮子坝狮子林会龙桥,历史上又称旧州坝。大历四年(769年)迁移昌元县治到“南凭赤水,北倚长岩”的赖婆村,即今荣昌区河包镇。昌州因大历六年(771年)战乱而废,大历十年(775年)重置,至元和年间,昌州治和昌元县治地记载已不清晰,但至迟到元和八年(813年),昌州治所已经从昌元县改治静南县。到唐末景福元年(892年),昌州治从静南县改为大足县。考证过程中发现,由于传世历史文献地理认知上存在里程计算感性、方位坐标僵化、方位指向模糊、简脱衍串明显的“四大不精”,所以,在考证古代州县治地位置时,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须用田野考察获取的乡土历史记忆、实地山川形胜、周边文物支撑三视阈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校证。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期地方各级水利官吏的设置运作状况记录。唐代前期设都水令,为当时敦煌“统以千渠”的最高级别水利官员。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设“水官”“部落水官”以及“水监”“部落水监”“地方总水监”。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专设水司,长官为都渠泊使,下设多名水官。敦煌绿洲四界及寿昌灌区分别设置多名有特殊责任的水官“平水”,以“平治水利”,平水“相量”为务。此外,每条灌渠、每座斗门均设渠头或斗门长,属基层一级。这套水利官吏系统层层负责,相互配合,有效保证了农田灌溉顺利进行。同时敦煌民间还自发地组织起一批“渠人社”,这对地方政府水利管理体系是有益的补充。研究历史上水利官吏系统及其运作状况,对今天河湖运行和治理管护也具有借鉴作用。
清末,各地纷纷筹建各级审判厅,为避免司法机构重叠同时又能筹集所需经费,从江苏省开始裁并同城州县始,即用所节约经费和旧衙署建立审判厅。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省并不存在同城州县,就裁并与之相仿的同城府县。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延续了清末裁并同城治所的措施,但裁并模式不一。《划一令》颁布后,各省实行裁府留县或改府为县,治所同城现象也基本不存在了。清末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同城政区治所裁并不仅由原来同城州县扩展到同城府县,而且范围也从江苏省扩展到全国。
中药材作为近代中国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商品之一,在口岸-腹地的经济互动中位置显要,研究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对理解其流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到调查数据相对零散和研究方法相对传统的限制,该网络的复原少有实质性推进。本文主要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的中药材埠际贸易数据,辅以其他对外贸易数据,对近代的中药材埠际贸易流通网络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中药材埠际贸易格局的演变与通商口岸开埠的空间进程密切相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呈现逐渐加密的态势,1927年后,因为战争,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摧毁严重;同时,中药材国际贸易的区域分布却较为广阔,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延伸到欧洲、美洲部分地区。
波斯地志《世界境域志》以流域为限,详略有别地介绍了唐时期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两个“布格舒尔”。作为波斯语的专名,前者盐资源属性是盐井,位于剑南道泸州附近,是沿长江州郡中产量和规模最大的盐井;后者盐资源属性为盐池,同时用以代指邻近长安辖有盐池的大城市,该城地望为辖河中两池的河中府。河中盐院内“绿莎厅”的称呼者及在场者,皆为波斯商人。他们参与了“就场专卖”盐法规定的驻河中府领盐行盐之事,而居中关联者为时任河中府散兵马使且已任廿年之久的波斯裔李景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