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浊漳水注》所载桃水,前人多以今桃河当之;严耕望则提出故关水说。二说与郦注原文或传世文献间均有无法融通之处。细绎桃水经行诸地,或可确定古桃水实指今甘陶河、冶河至冶河故道一线。而今桃河之所以转承古桃水之名,源于金代蔡珪《晋阳志》误解郦注桃水之文。
漓江沙洲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交互影响的结果。明清以降,外来人口不断进入漓江上游地区从事农业垦殖活动。垦殖活动在改造了上游山区自然环境的同时,其产生的泥沙在雨水作用下进入漓江,促进了桂林段漓江沙洲的发育,并改变了桂林段漓江河床的面貌。岸上居民也开始由岸上洲,这是漓江流域人地关系的重要变化。
水利图碑是一种特殊的水利文献形态,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空间分布却比较广泛。水利图碑可被视为某一地域社会整体开发历史进程的缩影。尤其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它既是水权意识的集中表现,又反映了人们对待水资源的态度,是人们在水紧张条件下协商、谈判、冲突的结果。以水利图碑为线索,进一步挖掘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在既有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拓展,更有助于深入地认识水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传统技术发展演变有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环境背景。通过讨论江苏淮南盐区制盐技术发展的过程及关键影响因素,可以揭示中国传统盐作技术演化机制的复杂性。明末清初各海盐区基本废煎改晒,但江苏淮南盐区仍继续沿用传统煎法生产,成为中国海盐经济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作为中国传统盐业生产的“特区”,淮南盐区在明末清初至20世纪中后叶也经过数次废煎改晒尝试,但淮南岸段的砂质土壤与低于500毫米的净蒸发量限制了大规模改晒的可能,重煎轻晒的产销政策又使淮南煎法在清代更为巩固,进一步影响了该区域传统制盐技术革新。淮南盐区传统制盐技术演变可为前工业化技术的比较研究提供经验基础,有助于更深刻了解本土技术发展机制及其环境适应特征。
秦将白起拔郢后,在故江北江陵另筑郢城,南郡、江陵县并治于此。西汉中期早、晚段之际,江陵县、南郡治所迁至长江改道后新修的嵠峨山城,郢城为郢县治所。东汉时,郢县废。关羽、桓温、王忱重修之“江陵城”,均为嵠峨山城。自桓温筑江陵城,始见“荆州城”“江陵城”并称。唐武德初,南郡撤。唐天宝十四载前后,长江改道今荆州城南,江陵郡治迁今荆州城,此后,“江陵城”“荆州城”同指今荆州城至今。
北宋元丰年间以前,乡是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其数量和幅员随着人口的损益而变化,故边界尚不稳定。王安石变法之后,乡的行政职能被大大削弱,“乡系户口”的功能也随之消失,乡界逐渐稳固下来。保甲法、经界法等基层改革都是在乡内完成,并不跨乡编排,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强化了乡的整体性,使乡界变得越来越清晰。依据乡所邻对象的差别,可将其边界细分为四类: 乡与乡的分界;乡与路州军县等政区的分界;乡与行政治所的分界;乡与市镇的分界。从现有材料分析,乡的划界大体上遵循“山川形便”原则,这既是为了基层官员管理的便利,又符合自然聚落形成的规律。
兵备道是明代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为了对付“江贼”“矿贼”和倭寇的侵扰,加强地方屯田、水利等事务的管理,明廷在弘治至嘉靖年间相继设立凤阳、九江、太仓、应天和徽饶五个兵备道,其辖区范围均兼及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对该地区的管辖单元,也有一个从卫逐渐转变为府的过程。隆庆六年,出于统一事权的考虑,明廷设立徽宁兵备道,将安庆、徽州地区的府卫纳入同一兵备道管理之下,并维持在南直隶的辖区范围内,不再跨省。后因地方形势的变化,为使兵备道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明廷又对徽宁兵备道进行了几次分化和调整。兵备道的分合演变,显示出其在安庆、徽州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并为清代安徽省的形成奠定基础。
营汛体系是清朝地方治理的基层军事系统,对地方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营汛体系形成之后相对稳定,但在湘西苗疆,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民族人口、社会环境等的影响,该体系经历了多次进入、退出,它的建立、完善与调整过程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反映出其“因势而变”的特征,这种特征凸显了湘西苗疆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重建山地聚落人口变化的时空过程对认识历史时期人口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南山地聚落沿河村为例,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主,辅以历史文献和档案,利用估算户数和户均口数的方法重建了沿河村近三百年的人口变化过程。户数以某一时点占主导的世代可婚男子数作为代用指标进行折算;户均口数使用家庭结构模型,以流域内多个聚落人口的婚姻、生育和死亡数据推算出时段上的平均值,再通过1953年流域人口的年龄构成和多个聚落的户均子女和老人数得到平均值作为经验值,代入1920年之前户均口数的重建中,得到长时序的户均口数。重建结果通过对比检验,表明该方法能较好地重建历史时期山地聚落代际分辨率的人口序列。分析发现,该山地聚落人口变化具有大起大落和阶段性发展的特征,且大落的速度比大起的速度快。
西宁至拉萨道路是青海地区交通网中的主线,近代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代表了青海地区历史时期道路分布格局变迁的一般规律。基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1935年《青海省三十万分一图》的数字化成果,结合其他时期的资料可复原出清初至1954年近三百年青海地区西宁至拉萨道路分布格局的变迁过程。驿站制度裁撤导致的清代官道系统崩溃,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新交通体系和民国时期青海地区的开发活动是近代青海地区道路分布格局变迁的三大驱动力。清至民国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表现出历史时期复杂地形条件下道路分布格局易受多变的人文要素影响的特点。基于丰富实测地图资料的近代道路复原是准确复原古代道路的基础。
上海开埠以后,传统民间信仰赖以存续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虹庙由官、民共同信仰转变为以妓女行业为主要信仰群体的局面,并构建出以虹庙为中心的特殊城市社会空间,进而促使公众对虹庙的意象由护国安民变为“妓女烧香的地方”。研究发现,上海开埠后,行业种类繁盛背景下妓女职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祭祀政策转变等因素是虹庙信仰变迁的主要原因。报刊、社会小说等近代传播媒介的宣传,加速了虹庙社会公众意象转变并强化了其空间属性,从而带来虹庙这一传统信仰在近代上海的转型。
通过对罗振玉旧藏“元年铍”中未知地名“
”新的考释,可以将该地名隶定为“
”,读为“广望”,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广望。以往战国时“广望”多被划入燕国境内,从“元年铍”应为战国时赵国兵器可知,“广望”在战国时一度属赵国。结合铭文内容与史料,铍铭中的“元年”应为赵悼襄王元年,广望属赵时间上限应该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元年,下限则为赵王迁八年。
成图时间考证是传统舆图研究中最初步最重要的工作,本文利用“断限逼近法”重新考察两幅清代广州洪兵舆图的成图时间。通过对新发掘档案的梳理,判断将F.O.931/1079图的成图前限推至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结论尚不成立,而F.O.931/1892图的成图断限则可由原来的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初五日进一步推断为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