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清末滇缅划界谈判是近代中缅边界变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借助外交档案和条约舆图等资料,对中英谈判涉及的滇缅边界划定和变迁过程作细致复原。光绪年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和《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的签订基本划定了滇缅中段的边界线。中英对“分水岭”地理认知上的矛盾,对尖高山以北段未定界的交涉产生重要影响,结果使中国事实上丧失了对尖高山以北、扒拉大山—高良共山以西小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在南段未定界,双方对边界会勘依据有诸多分歧,难以取得共识。清末中英关于滇缅边界问题的谈判结果,基本塑造了当今中缅边界的走向,对其后民国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和最终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前秦时关中氐人分布的武都是指侨置武都郡。侨置武都郡始于曹魏。曹魏为与蜀汉争夺陇右,将武都氐人迁徙至关中,并先后在小槐里和美阳设置武都郡以进行管理。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反映出此时关中武都氐聚居的地方未置武都郡。十六国初期屠各刘氏和羯族石氏先后统治关中,将大量氐羌迁往关东,因此这一时期在关中侨置武都郡缺乏现实基础。苻健立国关中后,在战略要地宝鸡附近侨置武都郡,是其氐人本位政策的体现。北魏时侨置武都郡始领县级行政单位,统治范围扩大,标志着氐人的关中化,同时它也是太武帝平定盖吴叛乱时分化关中南道氐人的重要战略举措。西魏北周立国关中后受政区滥置影响,武都郡领县减少。隋开皇间侨置武都郡在当权者废郡、保留州县的地方行政政策的影响下消失于历史舞台。
唐开元年间先后在渤海北境、黑水靺鞨地方设置勃利州、黑水军、黑水都督府。从文献与考古材料双重视角入手,可以对与黑水都督府建置有关的勃利州(渤州)、黑水靺鞨道、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黑水靺鞨思慕部等问题进行梳理和考索,又结合渤海与黑水靺鞨军事对抗导致黑水靺鞨自牡丹江中下游不断北移的历史背景,再考黑水都督府的具体地望。研究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辖区以及黑水靺鞨思慕部相对位置关系,又考虑其为具有地区战略意义的和扼守渤海上京以北、贯穿南北黑水靺鞨交通孔道的军政重镇,萝北县江岸古城当为唐开元年间设置的黑水都督府治所所在。
东太湖是太湖主要出水区,生态环境敏感。光绪十六年河南客民迁入,吴江东太湖兴起围垦潮。此后到抗战前,对其治理政策经历了从光绪中后期招垦弛禁,到1914年禁垦、停补荡粮,再到1925年有限放垦的变化过程。这看似是从以财政考虑为主,到重视水利等问题,再到注重合理开发的变迁过程。然而,1914年后,由于财政需求以及治湖经费不得不依赖湖田放领的现实,官方不仅未能限制和引导围垦,设局放领和下调湖田领价,反而推动围垦无序发展,使水利状况日趋恶化。1935年大规模私围后,官方不得不拆围以避免极端后果,并制定善后方案。总之,近代转型过程中,技术和理念有所进步,却未必能真正推进环境治理,财政能力是影响治理落实的重要因素。
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格局和区域经济差异等内容,可以利用当代经济地理学、GIS技术、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数据进行考察。近代中国一百多个通商口岸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沿海、沿江、边疆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为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张,也重构了中国的经济区域。为探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影响下的经济区域变化,首先对通商口岸体系子口税贸易在地理空间分布进行探讨,初步界定一些较大通商口岸的影响区域,进而通过数量化和GIS方法,特别是使用空间交互模型得出结论。通商口岸体系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代表和系统性的研究对象,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可对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区划提供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参考。
1898年清廷颁布《内港行船章程》后,长江内河轮运骤兴,开放轮船行驶的内港日渐增多,截至1929年全流域有超过418处内港开放行轮,内河航运格局为之一变。长江流域开放行轮的内港在空间上集中于下游地区,中游也有较多分布,上游地区则十分稀少。行轮内港的开放在时间上则呈现出下游到上游、干流到支流两种趋势。近代行轮内港的时空变迁趋势反映了轮运这一新式交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情况。
沉城之灾是水环境变迁引发的极端事件,湖市蜃楼以祥瑞的幻景方式重复着沉城的灾难记忆。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引发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入水底,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沉城再现的湖市蜃楼固然不可信,但幻景中包含了百姓的灾难记忆,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中的河南三地有值得商榷之处。隋代洛州堙阳县曾经移治,郑州内牟、圃田、郏城三县因移治而关系复杂,陕州阌乡、湖城县的合并也伴随着移治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