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形成南北二道,北道地位更高;南道地位相对较低,是东大路的前身。在明清四川盆地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背景下,重庆成为与成都相当之一极,由此东大路逐渐定型与繁盛。明代东大路设立12个驿站,清代基本相承;沿线还设有大量铺递。东大路总里程为1000里左右,共10程,实际行走11—12天,西段往往借助沱江水路舟行。东大路定型于明初,初时多以“东南路”“川东路”“东路”相称。“东大路”之名形成于清末民初,它有联系两极、浅丘农业、丰沛水利、通江达海、界邻盐都等自然、人文优势,是四川盆地第一路,客观上形成“东大路经济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大路经济带”地位下降,但“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提出又为古老的东大路振兴带来了机遇。
对明清江淮西部地区的旱涝史料进行梳理,对逐年州县旱涝灾害资料等级进行量化处理,并通过计算旱涝平均等级值和10年滑动平均值,重建1450—1911年该区域的干湿变化时间序列。结果发现,该区1450—1911年间共出现6个干湿阶段: 1450—1490年,以轻度干旱为主;1491—1545年,旱涝灾害频发,干湿波动较为明显;1546—1625年,旱涝灾害少发,干湿比较平稳;1626—1710年,以中度干旱为主,极端干旱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1711—1860年,气候湿润;1861—1911年,干湿波动偏湿润。不同的干湿阶段对江淮西部的湖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干旱时期,湖盆积水减少,湖周萎缩;湿润时期,降雨增加,湖泊的蓄水量增加。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县公一般被作为秦汉以后的县级行政长官看待,与封君分属封建与郡县两个不同系统。然而考察这一时期楚县公的活动及其在先秦史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发现县公具有不同于行政职官的爵称属性和封邑主的特征。楚县公多出身于王族与世家大族,拥有超越任职地的影响力,常常在楚都城和王庭参与中央大政决策,领导对外军事行动。另外,县公与其任职地之间存在较强的私人连接,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在地化”特征。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需要对楚县的性质进行全方位把握,也有助于深化对现有的封建-郡县二元认知框架在先秦时期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在唐末旧置的基础上,五代继续增置防御、团练州,至后周末,境域内共计19个防御州、10个团练州,且分布重心逐渐由唐末的关中、中原西部地区东迁至以汴州、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中原、淮南、河北南部等地区防御、团练州呈现出纚联成片的趋势。此外,防御、团练州还成为中央削弱方镇力量的重要举措,从内部结构来看,设置防御、团练州使得辖3州以上的方镇逐渐向辖2州的方镇趋近,从而使得中央对地方军政的控制力大为强化。
新疆建省以后,随着移民屯垦与矿务日进,旧名卡克里克的婼羌以其联络甘青、沟通南北的交通中转地位,进入区域开发的快车道。目前学术界对晚清婼羌开发的研究,主要从郡县制、官路开辟等自上而下的视角切入,而对移民群体、婼羌当地人群的政策响应研究较为少见。以近代西方游记为基础,结合奏折、文集等汉文资料,对晚清婼羌区域开发进程的研究发现,在水土条件集中于串珠状绿洲的地理背景下,外地移民以卡克里克为据点,农垦活动旋种旋弃,世居当地的罗布居民则迁往米兰绿洲等处,并调整生活习惯。对晚清婼羌区域开发的案例剖析,探析资源紧缺条件下婼羌土著与迁入人群两个群体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馈与行为调适,可以更为立体地认知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的地方治理与社会反响。
明代中晚期以来,义乌当地盛行宗泽出生于六都石板塘村的传说。通过考证,可知义乌宗氏族谱中相关的南宋文献为明代后期以来的伪作。在此基础上,利用乔行简撰《宗忠简公年谱》等记载,指出二都宗堂就是宗泽的出生地。最后提取宗泽、陈亮、黄溍等人撰写的墓志铭、诗文中相关地理信息,用生活圈的视角,证明二都宗堂才是真正的宗泽故里,而石板塘、廿三里都不匹配宋元文献中的地理关系。
《金史·地理志》的编纂并无国史旧文可资参考,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至元末修史终有所成。志文大致以辽、宋旧疆为界,材料来源犁然可分。具体来说,契丹地面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确立规模,又参核宋朝国史略作补苴。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
1860年后,西方列强外交人员得以进驻北京,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数量日益增多,准确性逐步提高,地图种类和用途也被极大丰富。系统整理晚清时期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史料,依照地图用处、出版方式将地图分为三种,再以文化交流史的视角和文学研究中文本分析的方法,看北京城图所体现出的晚清中外关系以及西方人塑造的北京城市形象。
清华简《系年》载有楚灵王“南怀之行”相关史事,可与《左传》昭公四年、五年所载楚灵王伐吴相关史事相应。据吴楚之战形势可以推知,其中所涉朱方、棘、栎、麻、夏汭、钟离、州来、巢、繁扬、琐、鹊岸、罗汭、莱山、南怀、汝清、坁箕之山等地名,均在今淮河流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