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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

2024 , Vol. 44 >Issue 1: 1 - 16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083

River Course Transformation in the Luoyang Basin During the Han, Wei, Sui, and Tang Dynasties

  • Yin Lingling 1 ,
  • Luo Liju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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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 2. Shanghai Jianping Century Middle School, Shanghai 20012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20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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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uoyang Basin during the Han, Wei,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flow patterns of the Yi, Luo, Chan, and Jian river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geological setting. The orientations of these rivers are predominantly determined by the underlying geological fault lines of the basin. The orientations of the Yi and Luo rivers are mainly determined by east-west and northeast-oriented fault lines, with the flow path of the Luo River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Matun-Yanshi fault and the Yi River influenced by the Yiyang-Yanshi fault. Jian and Chan Rivers share simultaneous spatial similarities and transient transformation similarities, both following city site migrations, turning from being sectioned eastward during Han and Wei dynasties to falling back to the natural southward flow during Sui and Tang dynasties. Luo River exhibited a trend of continual northward transformation during Han, Wei,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hile Yi River constantly extends eastward and southward. Over historical periods, the Yi and Luo rivers gradually separated north and south, with their confluence point shifting eastward. Unequal north-south subsidence and a northward tilt of the sedimentary center caused Luo River to migrate northward, while a central bulge and ‘two cut first base’complex fault depression caused Yi River to extend eastward and southward.

Key words： Luoyang Basin; Yi, Luo, Chan, and Jian rivers; river track transformation; geological features and backgrounds

Cite this article

Yin Lingling , Luo Lijuan . River Course Transformation in the Luoyang Basin During the Han, Wei, Sui, and Tang Dynasties[J].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2024 , 44(1) : 1 -16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083

一、 引言

洛阳盆地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四面山岭环抱。秦岭山系崤山支脉的周山和邙山分别位于盆地西部与北部,东南及南部为嵩山及其余脉万安山。盆地内地势较为平坦,自西向东倾斜,西部海拔约150米,向东逐渐降至110余米,地面坡度在0.5°以内。①(①刘建国:《GIS支持的聚落考古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5、60页。)盆地内伊、洛、瀍、涧四条河流分布其中。洛河为东西向干流,涧、瀍二水于盆地西北部自洛水左岸汇注,伊水于盆地东部自洛水右岸汇入,伊洛交汇后东流,再转东北于巩义市汇入黄河(图1a)。洛阳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交通便利,四面环山,有金城之固。自夏商至唐宋,共有13个王朝建都于此,都城沿洛河随时代变迁而东挪西移,先后有二里头、偃师商城、西周洛邑、东周王城、汉魏故城和隋唐东都(图1b) ①(①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页;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几大古都遗址分布于盆地中洛河沿岸东西不足50千米的范围内。1949年以来这些遗址被大量考古发掘,盆地内的河道分布情况、历史时期洛阳都城选址的空间变迁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才得以大致展现。②(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洛阳盆地2001—2003年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5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勘探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6年第2期;《隋唐洛阳城西苑水系遗迹2016年度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
图1 洛阳盆地的水系与城址分布

资料来源: 底图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http://www.gscloud.cn)下载的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DEM高程数据经ArcGIS处理生成。

都城的用水需求规模巨大,都倚赖丰富的水源供应。各朝都非常重视对洛阳盆地内自然河流的开发与利用,相关的河流水系研究是洛阳古都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前人成果包括点、线、面状水利工程与城市水利研究③(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偃师市文物管理局:《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徐海亮:《隋唐大运河、洛汭与洛口仓研究中需要解读的几个问题》,《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近年来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勘探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6年第3期。)及盆地内河流水系或城市水利体系的综合研究④(④钮仲勋、李非:《伊洛河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中原地理研究》1985年第1期;孔祥勇、骆子昕:《北魏洛阳的城市水利》,《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504—514页;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洛阳考古》2016年第4期;张诗阳、王向荣:《都城水系营建及其对区域景观的影响——以汉魏洛阳为例》,《中国园林》2020年第9期;张诗阳、王向荣:《基于山水环境的汉魏洛阳人居环境空间体系特征研究》,《风景园林》2021年第5期。)。已有研究对伊、洛、瀍、涧四水变迁均有涉及,论及涧、瀍二水的相对稍少,争议也少些,关于伊、洛两水,尤其涉及洛水各段变迁的内容较多,分歧也较多。这些研究有的揭示了某个时期某个段落的河道变迁,有的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洛阳盆地全区域做长时段的考察,依时空尺度可将其归为汉魏洛阳城南洛河段的变迁、隋唐洛阳城段洛河的变迁,以及全新世以来洛阳盆地内伊洛河的整体变迁三大类。从时间先后来看,论及汉魏洛阳城南洛河段变迁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另两类则相差不大。
汉魏洛阳城南的洛河段,阎文儒于1955年已推断其“向北迁移”①(①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这一观点后经多次考古勘查证实补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在1962年和1972年开展了两次勘查发掘,报告中强调“南垣墙因受洛河的北移被冲毁”,绘“汉魏洛阳城平面实测图”,可大致看出今洛河与故道的空间变迁。②(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段鹏琦认为,自汉魏洛阳城西南至偃师县南的今洛水河道较故道北移,北距汉魏洛阳南垣近2千米。③(③⑤ 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50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1993年发表汉魏洛阳城遗址及地形图,明确标识了洛河故道④(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文中观点及该幅地图后续也被频繁引用。
对于隋唐洛阳城段洛河的走向存在较大分歧。段鹏琦的观点是走向基本稳定⑤,方孝廉认为发生了改道⑥(⑥方孝廉:《隋开通济渠与洛河改道》,《考古》1999年第1期;方孝廉:《隋通济渠与东都洛阳城布局》,《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李永强一开始赞同方氏观点⑦(⑦方孝廉、李永强:《洛阳城市建设中的考古发现与探索》,《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之后转而认同段氏观点⑧(⑧李永强:《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高献中既“十分赞同”方孝廉的观点,又提出了自己关于伊、洛河在历史时期改道的意见。高氏认为汉魏时期的“堰洛通漕”工程为伊洛河水改道奠定了基础,隋代所修通济渠则基本改变了伊、洛河流向,使其南北分置,“夹河滩”的出现则是洪水的作用。⑨(⑨高献中:《伊洛河改道刍议——隋唐开凿通济渠对伊洛河下游水系的影响》,《河洛春秋》2006年第4期。)此外,周长太在讨论古伊、洛二水交汇点时论及伊洛河河道变迁⑩(⑩周长太:《洛汭、伊汭地望考辨》,《中州今古》2002年第4期。);徐海亮在考察洛口仓位置时也提到了洛河河口段的大致走向⑪(⑪徐海亮:《隋唐大运河、洛汭与洛口仓研究中需要解读的几个问题》,《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
对洛阳盆地内长时段河道变迁的讨论与宏观考量主要有许天申的研究。他利用卫片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洛阳盆地自夏商至隋唐时期的古河道进行初步研究,绘制全新世伊洛河故道卫片解译图,指出洛河自全新世以来不断北移,伊河则不断东延加长,河床不断南北摆动。⑫(⑫许天申:《洛阳盆地古河道变迁初步研究》,河南博物院编:《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141页;张本昀、吴国玺:《全新世洛阳盆地的水系变迁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4期。)刘建国开展了洛阳盆地聚落与环境考古研究,其方法更为综合,手段也更先进,将同类研究又推进了一步。⑬(⑬刘建国:《“天眼”看透古河山——遥感与GIS支持的洛阳盆地聚落与环境考古》,《世界遗产》2015年第8期。)
总的来说,学界对洛阳盆地既有分阶段的研究,又有针对全时段的讨论,还有李晓杰等专门针对特殊、重要的独立文献如《水经注》等的深化,尤其是《水经·洛水注》图(之四) ①( ①李晓杰等:《<水经·洛水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上、下)》,《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2021年第1期。)、洛水流域分图八②(②李晓杰等:《水经注校笺图释·洛水流域诸篇(上、下)》,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92—293页。)相关水系情况的复原有助于该区域长时段的对比。
汉魏、隋唐是洛阳城市发展最为关键的两个阶段,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在洛阳城市史研究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城址变迁、水利分布和盆地内河流水系变迁紧密相关,水利建设与水系变迁二者联动。段鹏琦指出,洛阳古都城址迁移“同洛阳盆地伊、洛二河汇流处及其以西地区的具体地理形势和水源条件有着密切关系” ③(③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本文即拟从地质背景角度揭示汉魏至隋唐这一较长时段内洛阳盆地河道变迁的动态过程,并尝试以此阐释河道变迁与城市水利建设乃至城址迁移之间的联动关系。

二、 地层断裂线对河流走向的控制性作用

洛阳盆地地貌形态有其特殊的地质背景。盆地被崤山隆起、熊耳山隆起、太行山隆起、邙山隆起和嵩山隆起环绕,南与伊川盆地相邻。根据盆地基底性质、构造线展布方向和中新生界发育状况等特征,可将盆地划分为洛宁凹陷、三乡凸起、宜阳凹陷、新安凸起和洛阳凹陷五个次级构造单元(图2)。盆地发育北东向主沉积中心,但盆地中多数次级凹陷仍然受北西西向负反转断层制约,具有次级沉积和沉降中心。这反映了北东向构造与北西西向构造的先后叠加关系,表现出“北东控盆、北西西控凹”的构造特征。反转作用强度自东向西减小,由反转断层所控制下的第三系厚度及其分布范围,也由东向西分别减薄、减小,次级凹陷相应自东向西变浅变小。①(①孙自明:《洛阳盆地的负反转构造》,《河南地质》2001年第3期。)
图2 洛阳盆地地质构造示意

资料来源: 据刘司红等《洛阳——伊川盆地构造演化特征及含油气远景评价》中“洛阳——伊川盆地位置图”改绘(《地质与资源》,2003年第4期)。

通俗来讲,断裂构造可分为盆边断裂和盆内断裂。前者控制盆地地形发展,后者隐伏于盆地内松散沉积物之下。一般盆边断裂的活动强于盆内断裂。东西走向和北东走向的盆边断裂控制着盆地北部和南部边界,使盆地整体呈东西狭长分布。北东向及东西向断裂控制并形成了盆地外围整体框架形态,北西西向断裂则在盆地内部形成了多个相互间隔的凹陷和凸起,将盆地分隔成几个次级构造单元。次级凹陷自东向西有三个,东边洛阳凹陷的沉积厚度与分布范围都明显大于另外两个。洛阳盆地因此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上述五个构造单元,狭义则仅指洛阳凹陷。洛阳凹陷又称“洛阳断陷”,属新月形断陷带,是一个活动性断裂带、断陷盆地带和地震活动带三位一体的地带。该断陷带位于秦岭、太行山、华北平原三大断块嵌合部位,受东西向和北东向二构造系统的联合作用和影响(图2)。两侧的活动性断裂,如渑池—偃师断裂和洛河断裂,在新月形断陷带形成和演化中始终起主导作用。② (②王敬禹:《汤阴—济源—洛阳断陷带地震地质分析》,《华北地震科学》1991年第3期。)
通常的“洛阳盆地”是狭义上的,也是本文讨论河道变迁主要涉及的,指由不同走向基底断裂围合而成的洛阳凹陷,包括北面近东西向的麻屯—偃师断裂、南面北东向的宜阳—偃师断裂、西北面北东东向的石陵—孟津断裂和西南面北西西向的新安—半坡断裂(图2、图3)。有观点认为,洛河断裂东段最新活动时代为中更新世中期,偃师断裂则为中更新世晚期。③(③贺为民、卫蕾华、杨杰等:《河南省偃师断裂、洛河断裂第四纪活动性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2018年,第341—342页。)也有研究认为,全新世以来部分断裂带仍有显著活动。如北东向石陵—孟津华夏式扭性断裂一万年以来有过中级地震,盆地中东部沿洛河一线的北东东向华夏式压扭性洛河断裂一万年以来有过中强地震发生,盆地西南部的北西向扭性新安—温泉街断裂,沿断裂带一万年以来有火山活动、热水点分布及弱震发生。④(④刘长礼:《洛阳工程地质》,地质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盆地中北东向及东西向的偃师断裂居于主导地位,属于活动性断裂,这也是伊、洛二水走向的深层地质背景所在。其走向与上述“控盆”的北东向断裂吻合,涧、瀍二水走向则与“控凹”的北西西向断裂相符。据图3可知,洛河东段流路与麻屯—偃师断裂走向高度一致,伊河流路与宜阳—偃师断裂的走向吻合,涧、瀍二水的走向则与新安—半坡断裂线大体相符。
图3 洛阳盆地地质地貌示意

资料来源: 底图选自陈光宇、王利、焦红军等《河南省主要城市环境地质调查评价报告: 洛阳市[DS]》(全国地质资料馆,2009.doi:10.35080/n01.c.124513),图上数值代表不同地貌的地面标高范围。

洛河的流向在盆地中部存在明显转折。在今洛阳洛龙区西石桥村以西,洛河自西南流向东北,在西石桥村以东转为近东西向。在今杜甫大道与滨河大道交叉处与郭家滩之间,洛河转而由西北向东南于杨村与伊河交汇。洛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的河段明显受石陵—孟津断裂走向影响,自西向东及由西北向东南的流路则受麻屯—偃师断裂带影响。麻屯—偃师断裂位于邙山南麓,西起孟津麻屯,经平乐、石桥至偃师寺沟,全长51千米,为东西走向,向南倾,倾角70°,是隐伏的深大断裂,断距达数千米。⑤(⑤杨利国等:《洛阳盆地地下水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受此断裂影响,且河水冲刷北岸,在弯道环流下,洛水河道在今洛龙区酒务村与西石桥村东新庄附近出现河曲。
汉魏时期的堰洛大堤修建在今西大郊的一处河曲附近,通过溢流堰引洛水入城南护城河,顺应了麻屯—偃师断裂带的走向。后洛水多次泛滥入城,虽有工程年久失修的原因,但更多是因为堰洛大堤修建后大量洛水进入城南护城河,洛河原河道水量减少,河流挟沙能力降低,造成河道泥沙淤积。
伊河在盆地中部也存在明显转折。在洛龙区东马庄村丁家屯以西,伊河自西南流向东北,再东转为近东西向。盆地南部受全长112千米的宜阳—偃师断裂控制。该断裂为隐伏性活动断裂,倾角50°,北西走向,断距1600米左右。①(①杨利国等:《洛阳盆地地下水研究》,第11页。)据图3可知,该断裂西部还存在两条小的西南—东北走向断裂,与盆地东部主干断裂走向存在一定转折。今伊河走向整体受宜阳—偃师断裂带影响,并为另一西北—东南向隐伏断裂切截,故而出现明显转折。

三、 盆地内的南北不等量沉降导致洛河北迁

伊、洛、瀍、涧四水除流向受地层断裂线控制,具体流路取决于地面高程变化,即地表微地貌的地势坡降。基岩山地、黄土丘陵及黄土台塬以下,盆地中的微地势差按等高线由高到低形成从外向内的圈层,从洪积扇及冲、洪积平原到二级阶地、一级阶地与河漫滩(图3)。地势高低并非静止不变、固定不动,它们会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变化,如河流侵蚀堆积、地势抬升沉降等。地势抬升或沉降会改变区域内原有水系的平衡,以下对河道变迁的地势成因深入分析。

(一) 不等量沉降所致地势差异

洛阳盆地的构造变迁始于中元古代初,沉积活动自始与构造活动相伴。盆底略有起伏,新生代晚期后继续整体下降沉积,发育了伊、洛河冲、洪积平原及冲、洪积相地层,四周则以差异化抬升剥蚀为主。①(①郭振林、刘朝等:《新生代以来洛阳盆地的形成演变》,《新疆有色金属》2020年第6期。)盆地东西地势高差非常小,地面坡度在0.5°以内,西部与东部河道落差很小。②(②刘建国:《GIS支持的聚落考古研究》,第60页。)与此不同的是,盆地内南北方向的地势存在明显差别。盆地南北两侧断裂的最新活动时间有先后差异,北侧晚,南侧稍早。③(③贺为民、卫蕾华、杨杰等:《河南省偃师断裂、洛河断裂第四纪活动性研究》,《中国地球科学联合学术年会》,第341—342页。)构造活动时间的先后差异,进一步表现为南北沉积速率与沉积厚度的不同,南北沉积幅度不均衡,盆地北部较南部沉积厚度大。盆地还呈现南北不对称的沉积形态,存在北深南浅的沉积差异。④(④王敬禹:《汤阴—济源—洛阳断陷带地震地质分析》,《华北地震科学》1991年第3期。)第四纪以降,洛阳不同地貌区域地壳抬升、沉降变化差异明显: 河谷盆地区域以下降沉积为主,沉积了全新世以来的最新地层,盆地四周则因上升剥蚀,少见全新世以来的沉积。⑤(⑤刘长礼:《洛阳工程地质》,第85页。)全新世冰后期气温转暖,河流来水量增加,区域下切侵蚀作用再次增强,洛河、伊河连续沉积分布了全新统砂卵石层,形成平原区两级阶地。⑥(⑥刘朝、郭振林、刘莎莎等:《新生代以来洛阳盆地的地质环境变迁与地层序列》,《新疆有色金属》2020年第6期。)二级阶地皂角树剖面第四层属于全新世大暖期发育的古土壤,厚度达1.5米,地层沉积速率为0.25毫米/年,形成时间约距今九千年。一级阶地形成年代大约在距今三千年的商末周初,两千年以来堆积速率为1.5毫米/年,较二级阶地时期沉积速度大为加快。⑦(⑦张本昀、陈常优、王家耀:《洛阳盆地平原区全新世地貌环境演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3期。)
关于洛阳盆地内南北沉积厚度的不同不仅有上述定性分析,还有定量研究支撑,如沉积厚度等值线图(图4)。据相关研究,“洛阳盆地的沉积中心位于盆地的北缘,呈北东走向,受河流冲积作用的影响明显。北部的洛阳—偃师断裂为洛阳沉积盆地的主控断层” ⑧(⑧檀玉娟、魏运浩、冯建林等:《噪声谱比法研究洛阳盆地的沉积层厚度》,《地质论评》2019年第A1期。)。盆地内沉积层从南往北逐渐变深,边缘处沉积层厚度小于一千米,最深处位于盆地北侧,达两千米。现选取沉积中心处自北而南划定一条沉积线并制作沉积纵剖面图(图4),可知沉积剖面呈南北不对称分布,有自南向北倾斜的趋势,据此不难看出洛河北迁的深层地质背景。洛河河道基本与盆地北部邙山南麓边界平行,汉魏时期城东阳渠北部渠道的考古遗迹虽已掩埋地下,但其走向还是沿邙山走势自西向东汇入洛河。河流走向受地形影响,地形则取决于其深层构造。洛河北迁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沉积的不对称、不均衡和南北向的不等量沉降。其地质背景表现为长时段的地势向北倾斜,这导致洛河河床渐趋北徙。
图4 从沉积厚度等值线看洛阳盆地的南北不等量沉降及洛河的北迁

资料来源: 底图由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DEM高程数据经ArcGIS处理生成,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http://www.gscloud.cn);沉积厚度等值线来源于檀玉娟等《噪声谱比法研究洛阳盆地的沉积层厚度》(《地质论评》2019年第A1期)中的数据。

在这种不等量沉降所致的地势差异下,据相关文献,隋唐时期洛阳盆地内洛河无论东段还是西段,整体表现出北迁倾向。洛河西段,即隋唐洛阳城段洛河的北迁问题较为复杂。下文拟从月陂、西苑水利以及隋唐洛阳城内水系三个方面,依次论述洛河西段对不等量沉降所致地势差异的响应,分析这三段洛河北迁的具体表现,以印证不等量沉降对水系的影响。

(二) 从洛河月陂看河道东摆与北迁

月陂(图5),又称“月堤”或“月堰”,始修于隋大业年间(605—618),宇文恺主持修建,主要功能为约束洛水,令其东北流入洛阳城。①(①〔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唐显庆五年(660) ②( ②〔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桥梁》,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68页。)和开元二十四年(736) ③( ③〔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2页。),月陂进行了两次重修。方孝廉认为他们在1997年、2000年、2002年配合调查洛河故道和修建牡丹桥南端引道等的过程中,在隋唐洛阳城西城墙外发现的一条西南东北向土堤为“月陂”。 ④(④方孝廉:《隋通济渠与东都洛阳城布局》,《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1998—1999年,考古工作队在牡丹桥东侧洛河南北两侧河岸又发现一处隋唐时期的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石堤遗存,认为此处也应是隋唐时期的“月陂”。 ⑤(⑤霍宏伟:《洛阳发现洛水石堤遗存》,《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1日,第1版。) 上述土堤和石堤遗存,与隋唐时期月陂曾有过多次修缮历史的文献记载也相符。
图5 隋唐洛阳城城周及城内水系示意

资料来源: 以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中附图“东都外郭城图”(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6—127页)、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隋唐洛阳城平面想象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册中“隋唐洛阳城水系复原图”(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改绘。

筑月陂前,洛河弥漫东流,其流势与地形地貌有关。洛河由山谷进入洛阳盆地后河道不再受山区丘陵束缚,坡降减缓,流速变慢。随着河床高度陡然降低,洛河在盆地内呈漫流状态。隋朝建东都前,洛河较长时间里在南至龙门西山二级阶地、北至邙山二级台地贴郭巷的范围内漫流和摆动①(①韩建华:《考古学视野下的隋东都洛阳城初探》,张占仓主编:《洛阳学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116页。),这由考古调查发掘基本可以确定。南界处地势较高;北界有一处断崖,其南面有河流堆积的泥沙和鹅卵石,尚见隋代夯土。①(①方孝廉:《隋开通济渠与洛河改道》,《考古》1999年第1期。)隋修东都洛阳城时,筑月陂束水改东流向东北流,再东西穿城而过,并建堤坝挡水抵抗侵蚀,避免其向东回摆对城垣构成威胁。始以土堤,继改以寿命更长的石堤,一如考古发现所证。
隋唐洛阳城经考古探测,在洛河以南探出南北向街道12条、东西向6条,以北有南北向街道4条、东西向3条。洛河以南部分街面距今地表浅则1.2—1.3米、深则2.7—3米,且均以南部较浅,往北渐深。洛河以北街道距今地表较河南浅,一般在1—1.5米。洛南定鼎门街,由今关帝庙定鼎门址起往北至洛河滩地,隔河与应天门遗址相对,现存长度约3000米,近洛河边及中部水磨村以南约300米一段已破坏无存。其余洛南街道中,除长夏门街自茹家凹村西南以北至今洛河边保存尚好外,靠近洛河边的部分已不存。其中,定鼎门街西第三、第四街,即厚载门街西第一街及西墙顺城街,两次勘查也未探出遗迹,且这一带地区地层均为冲积层,地表1.3—1.5米以下普遍为淤土淤沙或卵石,深至6米还见不到生土,考古学家据此推断“西南角的街道荡然无存,与河水的泛滥冲击有关” ②(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洛北部分街道则由塔湾村以南、东关以东至洛水的广大地带,因历年洛水冲刷,地势低洼,一般距地表一米左右即见水,这一部分街道坊里几乎全部被破坏无存。由上述洛河南北两侧街道的埋深对比及遗存情况可知,月陂修筑后,前期洛水仍有向东回摆趋势,故隋唐洛阳城西南角街道不存,南部里坊也受到冲刷,但后期存在明显长时段的洛水北迁痕迹。

(三) 从西苑水利及其引水工程看洛河北迁

除月陂外,隋唐洛阳城西苑遗址还有上阳堤与积翠堤遗迹(图5)。上阳堤得名于上阳宫,指该段洛水北岸堤坝,主要为保障上阳宫免受流水北侵威胁而修。1987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了玻璃厂南路的洛阳公路总段工程队宿舍楼工地,发现一处排列整齐的石制堤坝,距今地表约6米,可见该处泥沙淤积比较严重。③(③洛阳考古队发掘资料,参见霍宏伟:《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63页。)积翠堤的修建与上阳堤同时,应得名于隋朝积翠池,后改名“凝碧池”。 ④(④〔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7、138—139页。)有学者认为兴隆寨村向东经瞿家屯、西下池到东下池的断崖应是凝碧池的北岸。⑤(⑤方孝廉、李永强:《洛阳新区建设中的考古发现与探索》,《河洛春秋》2005年第3期。)1959年,这一带发现一排东西走向的堤石遗存,距今地表约3米。该处石堤有的排列比较规整,有铁细腰相勾连,有的则较为凌乱。霍宏伟认为此即积翠堤遗迹。⑥(⑥洛阳考古队发掘资料,参见霍宏伟:《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62页。)对于总体呈西南—东北流向的洛水及其支分水系来说,河流北岸为左岸、凹岸,受到冲击与侵蚀,因而上阳堤和积翠堤都在北岸。
由月陂处入城并直贯东都的洛水及其枝分水系漕渠皆是从西苑引入,而积翠池、上阳堤、积翠堤等西苑水系与水利设施,还有位处更上源的引水工程。2015年,洛阳市文物局对宜阳县寻村镇锁营村相关遗迹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与发掘,探掘区域东北距隋唐洛阳城西南城角直线距离19千米,西南距今宜阳县城直线距离3.5千米,属隋唐洛阳城西苑遗址的西部。发掘时,从遗址中清理出密集排列的木桩、东西对称的石堤岸及数量较多、塌落的大型石块。简报称其“水利设施的形制在其他地区还未有发现”,“堤石延绵达数百米,横跨原洛河河道的南北两岸”,筑造方式可能为“木岸狭河”,“目的是为向西苑内引水” ①(①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勘探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6年第2期。)。这条隋唐洛阳城西苑引水渠道“位于夏街村以西,渠首西南与洛河相连”,整体略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渠道沿线发现三处疑似大片湖泽遗存,推断为西苑内著名的“龙鳞渠”。 ②(②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隋唐洛阳城西苑水系遗迹2016年度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龙鳞渠位于洛水左岸,即北岸,于左岸取水乃顺河流水势而行。同样,城中分洛水而出与洛水大体平行的漕渠也在北岸。

(四) 从隋唐洛阳城内洛河、通济渠及漕渠等看洛河北迁

隋唐洛阳城段洛河与通济渠、通津渠及漕渠等密切关联。关于隋唐时期通济渠、通津渠、漕渠及洛水之间的称谓与关系,学界分歧较大。《读史方舆纪要》记通济渠与通津渠为同一水渠的不同名称③(③〔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43页。);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观点一致,认为通济渠位于洛阳西南方位,释其因流经通济坊之南而得名④(④〔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通济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9页。);学者大多沿用此观点。又如滕汉洋认为前述观点不成立,因通济渠修成早于东都洛阳城,《河南志》载通济坊为唐代里坊名,该坊在隋朝应叫“怀义坊”。 ⑤(⑤滕汉洋:《隋唐运河异名辨证》,《史志学刊》2017年第6期。)张志云认同滕氏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通济渠应位于洛阳都城北部,而非《唐两京城坊考》所绘通济坊南的分渠。⑥(⑥张志云:《<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通济渠”命名及方位质疑》,《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辛德勇提出“济”诸本并作“津”,并依《隋书·炀帝纪》和《通鉴·隋纪》改“通津渠”为“通济渠”⑦(⑦〔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苏健认为洛水与通济渠是两回事⑧(⑧苏健:《洛阳与大运河》,《河洛春秋》2007年第3期。),韩建华认为至少隋建东都时通济渠与洛河不是一回事⑨(⑨韩建华:《考古学视野下的隋东都洛阳城初探》,第106—116页。),徐金星则认为洛水及漕渠都是通济渠的构成部分,统称“通济渠”,只不过漕渠开通后承担了主要的漕运功能。⑩(⑩徐金星:《洛阳与隋唐大运河若干问题探索》,《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以上对于通济渠命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是否因通济坊而得名,方位争议则主要在通济渠位于洛水以北还是以南,抑或洛水以南以北的都属于通济渠。本文认为,这些问题实际都与洛水的动态变迁,即长时段上的持续北迁相关。
据《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隋唐洛阳城“皇城南墙逼近洛河”,南墙“由西墙南端起,往东仅保留540米一段”,“再东即为河滩地带,城垣全部无存”,其“城址西南部分悉被洛水冲刷”,皇城“南面的端门和左掖门,已随城垣的毁没而无存”,文中明确指出“今河床已往北偏移”。可见该段洛河从隋唐以后直至当代一直有北迁倾向。不仅皇城城垣,外郭城城垣也是如此。外郭城东垣三门中,最北端的上东门“门址由于被洛水冲刷,1954年调查时已无踪迹可寻”,中间的建春门是“洛河南岸北边一门”,其“门址东部悉被古洛渠破坏”。南垣三门中,居中的定鼎门“北部为古洛渠占压,东部被两条支渠破坏”,东部的长夏门也有“古洛渠从门址中部穿过,其西部亦被支渠破坏”,西部的厚载门“被古洛渠水闸破坏,门址全部陷于水塘中” ⑪(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这里的古洛渠可能就是甘泉渠。《河南志》甘泉渠条载:“自建国门南二里,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桥五道,时人亦谓之‘五桥’。其渠又过长夏门外。” ⑫(⑫〔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16页。)由此可知,在唐代以降的长时段里,隋唐洛阳城段洛水都呈北摆之势,包括贯穿东都的主河道及城南支渠。
《大业杂记》对研究隋朝史实有重要价值①(①李永强:《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两京新记》《河南志》等也是研究隋唐史的重要文献。《大业杂记》载黄道渠、洛水、重津渠三者并行②(②〔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卷一,第3—4页。),《“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以下简称“《续记》”)一文中结合考古所得与上述相关文献,复原了一幅“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这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搭建了平台,奠定了基础。图中黄道渠、洛水、重津渠三者自北而南排列,虽然水道宽窄的空间对比关系可能有误。不过,该图没有考虑洛河摆动迁移可能导致的河渠宽度变化与相关里坊变迁,似将前后多种文献记载当成了共时性的存在,以致在处理黄道渠、洛水、重津渠宽度时在空间排布上颇费踌躇,故而怀疑《大业杂记》中的数字记载“恐系概数”,乃至认为书中所记“端门南面三道河渠之间的距离也并非确切数字” ③(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漕渠分洛水而成,洛阳城内已发现漕渠遗迹,位于今洛河以北,与洛河基本平行,与《唐两京城坊考》等记载也一致。城内漕渠西南起自今洛河北堤北凸转弯处,东北至九都路与凤化街交叉口,宽约70米,全长300米左右。但因洛水河道北迁,暂未见引洛入漕点的遗迹。城外漕渠受洛河向北部冲蚀的影响,未有考古遗迹出现。④(④⑦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近年来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勘探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6年第3期。)洛水在惠训坊西分为漕渠,为引控洛水进入漕渠补充水量,大业二年(606),曾于分流处设斗门,“上有桥,桥上有屋。水势峻急,激湍百余步” ⑤(⑤〔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40页。)。据记载,斗门“旧制喉不深,口不束,其流随之” 〔唐〕穆员:《新修漕河石斗门记》,《全唐文》卷七八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83页。(〔唐〕穆员:《新修漕河石斗门记》,《全唐文》卷七八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83页。〔唐〕穆员:《新修漕河石斗门记》,《全唐文》卷七八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83页。),可见初修时河水可顺势而流,这说明洛河较漕渠地势要高。据发掘,洛河河床海拔127米,北面与其大体平行的漕渠126.86米,所以漕渠地势稍低。漕渠自西向东流至贴郭巷小学家属院,河床海拔降至124.4米,再东流至新街小石桥附近,降至124米。⑦
斗门以东筑斜堰,“终岁不修辄坏”,但是否修葺也是难题。若修:“北伤,则洛亘邙趾;南伤,则鱼游井鄽。”洛水北侵,流达邙山脚下,会侧蚀邙山山麓;南侵,则会导致市井里坊受淹。修堰会因水位抬高伤及南北两岸,不修则漕渠容易淤浅淤废。斜堰可算作斗门的辅助工程,洛河水位依堰顶抬高后,水流更易由斗门进入漕渠,余水则过堰顶溢入下游河道,以控制入渠流量。斜堰受流水侵蚀需要经常修缮维护,“每岁缮塞斜堰洎南北堤桥之费相与盈万”,每年耗资量巨大。如贞元四年(788)三月修斗门,四月完工,历时近两月。此次疏浚了斗门以下区域使水流顺畅,同时降低了斜堰高度,以疏代塞,不与水争势。⑧(⑧〔唐〕穆员:《新修漕河石斗门记》,《全唐文》卷七八三,第8183—8184页。)据《唐会要》载,天宝元年(742)二月曾“移斗门自承福(坊)东南,抵毓财坊南百步” ⑨(⑨〔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桥梁》,第1869页。),其他文献未见此说。毓财坊的位置(图5)远离洛水及漕渠渠首,若记载无误,里坊分布亦无误,将控制漕渠水流的斗门移至此处难以起到调节水量的作用,故《唐会要》所记未知确否,抑或《续记》所绘示意图中承福、毓财等坊的具体位置可再推敲,或与洛水变动所致里坊分布及名称变迁有关。
一方面,《续记》征引《河南志》所载,述及唐宋时期永泰坊、南市、通利坊、乐成坊、安远坊等多个坊市之间的沿革变化,指出唐洛阳城“南市破坏严重,主要遗迹荡然无存”,乃“因洛水冲刷”,并导致“靠近洛河一带高地,河沙多积于文化层之上”。宇文恺筑月陂,乃以人工干预约束洛水东北流,这可能使洛水在之后一段时间内有回摆倾向,南市的破坏可能便与此有关。另一方面,《续记》在讨论洛水南北两岸里坊的空间分布时,又似只静态地看待了不同时期的多种文献,认为记载相互矛盾,怀疑各文献中关于里坊形制均为三百步见方的说法也许只是“当初规划时一种设计数字而已”。该文引述《两京新记》慈惠坊条下内容,“此坊半已北,即雒水之横堤” ①(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辛德勇辑校该书时并未断开句读,点为“此坊半已北即洛水之横堤” ②(②〔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卷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二者解读明显不一,后者理解似为一半坊区已北接洛水横堤,或更接近原意,可反映慈惠坊空间范围的一种动态变化。《河南志》南市条载:“唐贞观九年(635)促半坊,其下通利坊居半坊。” ③(③〔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卷一,第15页。)即将隋时占二坊之地的丰都市减促半坊,改名为南市,减促半坊,增设为通利坊。《唐两京城坊考》洛渠条下载:“开元二十年四月改造天津桥,毁星津桥,合为一桥。” ④(④〔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第178页。)洛渠上的桥梁改造与毁建可能也和河渠位置的缓慢变动有关。
据以上多段讨论可知,隋唐洛阳城内洛水及黄道渠、重津渠的位置有变动,水面宽度有变化,相应的里坊设置在不同时期也有明显的空间变迁。前述学界观点之所以分歧很大,在于静态而非动态地看待文献中的水系记载,乃至误以为多种记载歧异、矛盾。

四、 “两堑夹一垒”复式断陷致伊、洛分离

洛阳盆地南北向的地势差异除沉降上的向北倾斜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地貌表现,由此呈现出南北方向上的微地貌景观差。有学者指出,三门峡—宜阳逆冲断裂在宜阳—洛宁断裂的下降盘部位发生了反转正断活动,反转作用强度自东向西减小,“并造成基底古地形呈南北向凸凹相间排列” ⑤(⑤孙自明:《洛阳盆地的负反转构造》,《河南地质》2001年第3期。),亦即洛阳断陷不是单一的地堑式断陷,其断陷中往往存在中央凸起,乃“两堑夹一垒”型的复式断陷。⑥(⑥王敬禹:《汤阴—济源—洛阳断陷带地震地质分析》,《华北地震科学》1991年第3期。)
这种中央凸起、凸凹相间的复式断陷是致伊、洛二水南北分离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存在这种“两堑夹一垒”型的中央凸起,洛水因地势北倾而北迁时,伊河表现为东延和南移。对于伊河汇入洛河的地点及其成因,20世纪90年代的《伊洛河志》⑦(⑦郭建民、郑金亮:《伊洛河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页。)《偃师市水利志》⑧(⑧偃师市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偃师市水利志》,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等归因于河流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史学界则认为是历代人工运渠的兴修改变了伊河和洛河的流向,包括堰洛通漕、通济渠等。⑨(⑨高献中:《伊洛河改道刍议——隋唐开凿通济渠对伊洛河下游水系的影响》,《河洛春秋》2006年第4期。)事实上,无论是水利学界还是史学界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与洛河的北迁相似,伊水南移同样有其深层地质地貌背景。
从当地地名配合考古调查结果可一窥洛阳盆地“两堑夹一垒”复式断陷的地貌特点。对于这种地貌,文献中多用“亳坂”①(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郑州商城遗址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表示。坂,《广韵》作“阪”,本义为山坡、斜坡。②(②古敬恒、刘利编著:《新编说文解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此前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点,但未从地质方面论证,如1954年阎文儒勘查北魏洛阳内城南面城墙遗址时发现了洛河南岸地势隆起。③(③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此后陆续又有考古学者指出北魏洛阳城南一带存在自然隆起,地势相对较高的现象。④(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第4期。)
古“亳坂”明显的凸起特征至今在当地通名中仍有反映,诸如朱圪垯冈(又名朱圪垱,太学遗址)、北冈村(灵台遗址)、西岗、孙家岗等。上述地名称冈或岗的村落位于亳坂西部。“圪垯”,意为小土丘;“圪垱”,是便于灌溉的土丘,其中“圪”字本就含小土丘之意。东部地势稍低,地名多称“头”,如河头、桑头、二里头、圪垱头、谷堆头寨、堤头村等。⑤(⑤罗丽娟:《汉魏隋唐时期洛阳盆地河道变迁与城市水利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60—61页。)这些地名均可体现这一带地势相较其南、北两边的凸出与隆起。不难从冈阜类地名的空间分布看出,这种地貌与伊、洛二水南北分离之间密切关联(图6)。这块微高地西逾隋唐洛阳城遗址,东达偃师商城遗址。事实上,汉魏洛阳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的地势都呈现遗址南北两边高而中间低的特点,向北随邙山地势逐渐抬升,向南则是受这类凸起地形的影响。这种地形迫使洛河北移的同时阻碍了伊河北移,而“两堑夹一垒”型复式地堑中南面地堑的存在又导致伊河向南迁移。如此,伊、洛二水南北间距进一步拉开,形成洛阳盆地中、东部两河之间近乎东西平行的间隔带。
图6 从冈阜类地名分布看“两堑夹一垒”地貌与伊洛二水南北分离的关系

资料来源: 底图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http://www.gscloud.cn)下载的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DEM高程数据经ArcGIS处理生成;地名标注则天地图矢量注记为主,并参考考古发掘及影像资料加以佐证;影像来源为(1) 中国国家博物馆,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大遗址航空摄影考古》(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2) 杜金鹏、钱国祥主编《汉魏洛阳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图版一“汉魏洛阳城遗址影像图”)。

汉魏隋唐时期伊、洛二水渐呈南北分离态势(图7),伊河入洛点,即伊汭,也因洛河北迁而被迫东延。张本昀等据洛阳平原钻孔资料、考古遗址分布及古文献记载,指出伊洛河汇流点逐渐东移,夹河滩地不断扩大,乾隆年间(1736—1796)会流点在岳滩东0.5千米处,现在已在杨村以东,200年间东移了4千米多,且近代由于河流含沙量增大,汇流点东移速度较历史时期更快。①(①张本昀、陈常优、王家耀:《洛阳盆地平原区全新世地貌环境演变》,《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3期。)北魏时的伊汭在当时的洛阳县城南,确切位置在今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东南。当时的洛阳县署在建春门外的绥民里,地望在今首阳山镇保庄村西南。如此,则伊汭当在隔洛河与今义井铺村相对的地方。周祖谟校释的《洛阳伽蓝记》所附“北魏洛阳伽蓝图”上,伊汭位置还要靠西,在大城平昌门与开阳门之间。②(②〔东魏〕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 《洛阳伽蓝记校释·地图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北魏伊、洛二水交汇的具体位置,据孟凡人实地调研,应在今东大郊偏东一带③(③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第608页。),而非今偃师市杨村附近。汉魏隋唐时期,随着洛河的北迁,伊河河道被迫向东延伸以入洛。汉魏时期,伊水河道呈西南—东北走向,经洛阳城南圜丘东注入洛水,距离汉魏洛阳城南约七里。④(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五《伊水》,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267页。)隋唐时期,“伊水在(河南)县东南十八里” ⑤(⑤〔清〕徐松撰,〔清〕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通济渠》,第179页。)。从空间距离上也可知伊水河道明显向南移动了。
图7 汉魏隋唐时期洛阳盆地的河道变迁与城市水系示意

资料来源: 利用天地图和地理空间数据云中矢量注记与DEM数据,通过考古航拍影像、实测资料和锁眼地图进行校对,并使用ArcGIS与AI绘制。城内与城周运渠水系等资料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许天申《洛阳盆地古河道变迁初步研究》(《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141页)、方孝廉《隋开通济渠与洛河改道》(《考古》1999年第1期)、李晓杰等《<水经·洛水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上、下)》(《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2021年第1期)。

五、 余论

洛阳盆地是在不同走向的基底断裂围合下形成的凹陷,伊、洛、瀍、涧四水走向均受控于盆地基底的地层断裂线。北东向及东西向断裂相较北西西向断裂属于活动性断裂,居于主导地位。伊、洛二水走向与北东向断裂吻合,涧、瀍二水走向则与北西西向断裂相符。洛河东段流路与麻屯—偃师断裂线走向高度一致,伊河流路与宜阳—偃师断裂线走向吻合,涧、瀍二水流路则与新安—半坡断裂线大体相符。四水流路变迁的成因各不相同。伊、洛二水变迁虽有人为影响,但主要受制于地形地貌及地质背景。涧、瀍二水变迁则主要取决于人工干预与控导。盆地内的南北不等量沉降、沉积中心向北倾斜导致洛河北迁,中央凸起、“两堑夹一垒”型的复式断陷则致使伊河南移东延。
除地形地貌及地质原因外,人为干预与控导也是伊、洛、瀍、涧四水变迁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其在较小尺度、相对微观的城市水利空间体系层面,人为规划的呈现就更突出了。不过,小尺度的微观空间规律还是要服从大尺度的中观和宏观空间规律。如汉魏朝截涧、瀍二水东流以入洛阳城,隋唐时期洛阳城址西迁后二水就又回归自然南流,与控制二水流向的新安—半坡断裂线走向再次一致了。
汉魏至隋唐时期伊、洛、瀍、涧水的河道均有变迁,但四水形势有所不同,空间特征的具体表现也不一样。涧、瀍二水的变迁呈现一定相似性,伊、洛二水则既有差异,也有共性。涧、瀍二水在同一时期存在空间共性,不同时期有时间转折共性,它们均随城址变迁而变化,汉魏时期被截河东流,隋唐时期又回归自然南流。伊、洛二水的变迁表现为洛水北迁、伊水南迁,二水趋于分离且交汇点渐趋东移。伊、洛河道的变迁,尤其洛河的北迁对汉魏及隋唐洛阳城相关区域都造成了侵蚀和冲刷,尤以后者为重。
城市水利开发及其空间体系分布与河道变迁的宏观形势密切关联,河道走向及其变迁又直接影响城市选址。自然环境是都城选址的重要考量因子,城市水利是重要指标之一。汉魏时期洛阳城选址在盆地中部偏东,位于洛河北岸,其解决城市用水问题的措施是通过人工强力干预,截涧、瀍二水东流入城,改逆河流自然流向。隋唐时期洛阳城迁至盆地西部,城区跨越洛水,此时城市水利指导思想转为顺应河流流向,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控导,同时引导伊水入城。汉魏至隋唐,城址变更,城市水利的建设思路也已大为不同。
洛阳盆地地处我国东部季风区,季风气候具有明显变异性,季节变异及年际变异都较强。隋唐时期洛水贯都,造成过较为频繁、剧烈的水患,相关里坊常受漂损。筑月陂后,洛水受其约束,有向东、向右岸回摆趋势,又因深层地质背景原因继续缓慢北迁,洛水南北两岸的里坊在短时期水患和长时期变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往往建置不常,多有迁改分合、移徙易名的现象。这也导致学界已有研究对相关里坊名称与数目及其空间分布的认识存在误区,较为准确的里坊变迁地图序列难以绘出。因为对复杂的河渠变迁和里坊空间变迁的讨论本文无力完成,图5中相关部分的绘制仍沿袭考古学界的复原图。
基于上述问题,今后对隋唐东都城市史的进一步研究,应当以动态变迁的眼光来看问题。如深入讨论洛水及其人工支渠通济渠、通津渠、漕渠的关系,使其水利体系更清晰;在摸清水系变迁的基础上讨论城市里坊的名目及其空间演变,编绘不同时间剖面的隋唐东都地图序列,并据此开展更为深入的政治空间与人文景观分异研究。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关注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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