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昆仑刻石”真伪,从汉武帝对“昆仑”地望的判断、“昆仑”和玉出“昆仑”概念的形成、秦始皇时代的地理知识、秦始皇采药的目标、当时的交通条件等各方面判断,秦始皇派人去“昆仑”采药,经过今扎陵湖北岸,是完全可能的。如刻石是真,可作为这一事件的确证。如刻石是假,也不影响这一事件本身的可能性。
以明代黄河下游决溢灾害资料的等级量化处理为基础,构建决溢灾害等级序列,进而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明代黄河下游决溢灾害等级分布具有整体均衡、集聚的时间特征,存在2个低频决溢期、3个高频低值决溢期和3个高频高值决溢期;核密度分析显示,决溢地点主要分布于明清黄河故道一线,决溢重心逐步由河南向山东、南直隶移动;下游决溢灾害等级与黄河流域降水序列具有强相关性,表明流域降水波动对下游决溢灾害影响较大。同时,黄河流域降水序列与下游决溢灾害等级的偏差在明代长期存在,决溢灾害的背后又有社会因素的推动。
《禹贡》所载“大别”地望近两千年的名实之辩至清代最为激烈,形成“汉阳”说和“安丰”说两大主流。两说分始汉、唐时期,最早见诸《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汉晋时人多主“安丰”说;汉唐间杜预、郦道元注经献疑,分歧渐起,至唐人李吉甫提出“汉阳”说;宋明因之,渐取代旧说;复至清儒诸家论说打开新一轮“大别”地望之辩。中古以来“大别”地望的几度变迁,既受书写者观察视角和地名知识来源差异的影响,也体现了地理志书与经学传注间的信息互动及其调适。
通过进一步分析正史纪传和历代地志中的政区资料,可在学界现有成果基础上对刘宋时代的政区建置沿革作出若干补充和修订。一是补充《宋书·州郡志》应载而未载的政区,包括建宁左郡、广熙郡和河源、广宁、高兴、 
石等县。二是订补政区沿革的细节,包括义阳郡、宋安左郡隶属的变化和南陵、信陵、平乐、海昏等县的存续时间。三是考辨政区的治所或地望,涉及东海、永宁两郡和长宁、上黄、始昌、初宁、熙安、 
石等县。此外一并辨析了南齐齐建郡和隋朝长林、章山等县的治所问题,或可补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图组的瑕疵。
有宋一代，盐监、矿冶监和钱监的空间形态存在多样性。其根源在于这些机构本质为物务机构，但会因时、因地制宜地承担开发资源之外的职能。产盐中心和州县治所的重合、矿冶地和军事要地的重合，分别是盐监、矿冶监代管整个县域的重要前提。盐产地、矿冶点和州县治所间的区位关系亦会影响监的空间布局与实际职能。钱监的选址以接近治所为最主要的考量，这一取向是对原料供应、水源、交通等多种条件的综合权衡。这些现象是宋代统治者通过变通策略，力求经济、便利地开发资源、治理社会的体现。
16世纪以后大批出现的商编路程,以商人活动为中心加以编纂,与南宋以来“朝京里程图”式的路程书迥然相异。此类商编路程在最近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中多有发现,仅笔者新见的徽州商编路程抄本就在二十种上下,其中大多数皆与徽商之茶叶和食盐运输有关,只有两种关涉瓷器运输。本文聚焦的云记《江湖路程》,成书于清光绪十一年之后。抄本列有晚清时期的7条商路,地跨江西、湖北和陕西三省,涉及昌江、赣江、长江和汉江水道,其主要内容是瓷商从景德镇运输瓷器前往陕西汉中的交通路线,亦旁涉桐油、生漆贸易。该书虽然可能是徽商抄录的商编路程,但从其中以丰城为中心的两条商路推断,其原始蓝本应当也与明清时代江西商人先声夺人的贸易活动及其商业网络密切相关。该抄本与此前所见徽商在贵州清水江流域活动而形成的商编路程一样,可能涉及清代不同商帮之间商业知识的相互交流。
太平天国战乱前的杭州城市人口数量长期受到明清经济史学界重视。以往研究依据清代有限且模糊的资料得出的人口估计数字存在明显问题。剖析前人研究的问题,将研究时间节点定在1850年,通过回溯估算,利用寺观、商店数量等指标在清代中期至1930年前后的变动,将1927年后杭州市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与1850年的城市人口数量结成关联,得出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约为26万。回溯式城市人口估计法或许是一种研究太平天国战乱前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方法。
近代日本东亚殖民金融圈的构筑不限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短期经济行为,而是贯穿“大陆政策”不断扩张的漫长殖民过程。这种殖民形态的金融秩序通过日元侵略和日元本位建立,它以日系“特殊银行”和傀儡政权银行为主导,占据了日本内外的广阔地域,既植根于实体货币体系之中,又交织在“特别圆”虚体划汇货币的日元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之内,既有制度的霸凌,又有空间的差异。
通过量化分析与史料考证,以直隶、山东二省为例,比较研究《乾隆十三排图》与《皇舆全览图》的坐标系与图面内容异同,并对比此前广东、广西的研究结果,可知《乾隆十三排图》对《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保存原图内容和沿用经纬度定位。《乾隆十三排图》还大量增绘与改绘,包括西部范围的大幅扩展和具有区域性差异的增绘与改绘,图中的改绘与疏漏体现出其对《皇舆全览图》数学基础和绘图规范的忽视。
近代以来,英帝国出于殖民扩张需要对中国西藏地方长期非法探查、测绘。这一测绘过程以英帝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印度测量局为主导的官方活动为主,又以支持探险者入藏为补充。通过数十年的非法探查,针对中国西藏全域的测绘基本完成,并体现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西藏和周边地区》和印度测量局的《西藏和周边地方》,还有印度测量局的《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项目中,这些原本带有浓厚帝国扩张印记的地图对中国西藏领土的完整呈现,更加说明了中国对藏南地区主权的毋庸质疑。
2017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聚焦于“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价值认定问题。乡村景观是持续演进的文化景观,其遗产价值视角呈现出从历史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的趋势,乡村各类自然资源以可持续利用方式为载体的整体生产、生态系统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文化景观类别”遗产价值评价标准支撑下,《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旨在强调乡村景观作为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及乡村景观保护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使命。通过全面回顾国际乡村景观遗产保护理论,梳理价值认知的变迁历程,总结理解“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六维价值系统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