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战国时期秦昭襄王长城东北段走向与终止地位置长期存在分歧。综合各家立论,结合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以及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后上郡北界位置、辛家梁段和新民堡段古长城遗址的建筑时代,推断战国时期秦昭襄王长城东北段的分布走向当西南接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暖水乡速机沟段长城,向东北延伸经圪秋沟源头小西沟、贺家沟附近山岭,继而沿东胜梁东段分水岭蜿蜒向东,直抵纳林古城西侧的纳林川西岸。

目前已发现秦统治时期江陵县的1乡、8里,其中1乡、4里位置明确,2里隶属清晰。汉初至武帝前期江陵县的5乡、12里,其中5乡、4里位置明确,9里隶属清晰,西乡是首乡。秦在该地基层曾推行改名措施,但执行不彻底。楚、秦、汉统治时期该地存在大量散村,表明三政权未试图通过改散村为集村的方式加强基层控制。当地居民经济状况可分为“普遍的贫困化”、存在贫富分化但远未达到普遍贫困两类,后者更为普遍和典型。通过对江陵县的个案分析,不仅能深化秦汉乡里制度研究,也有助于在县域范围内开展楚、秦、汉基层制度的长时段考察。

基于出土墓志、传世文献和地表遗存互证,再次确定唐代六胡州之鲁州治所位于今盐池县兴武营(旧基),古城遗址(半个城)犹存。鲁州城周规模属于小型州城或县城,具有驻牧型城廓的生业模式,朔方监可能寄理于此。

界首地处豫皖边界,紧邻沙河,传统时期是以经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集镇,民国初年已“境内镇称第一”。抗战期间,界首汇集了大量人员、物资,境内走私尤为猖獗,一时以“小上海”闻名。经济大繁荣推进了行政建制调整,界首三镇在空间与管理上逐渐脱离母县,成为相对松散的联合体,但因未设置正式政区,抗战结束旋即衰落。1947年界首设市,为扭转颓势采取了多种措施。1949年后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界首由此前的点状城市型政区“市”转变为包含农村的地域型政区“县”,以契合国家方针,建设新型城乡发展格局。

20世纪60—80年代三线建设中的行政区域调整是我国现代行政区划史上的重要一环,为大范围乡村城市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更好地为三线建设服务,中央在湖北省郧县析置十堰市。这一时期十堰市的设置历经申建工区失败、建立临时性非建制政区、建制县级市及最终升格为省辖市四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域调整重要且特殊的案例。十堰市的政区调整反映出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与地方政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充分体现了政区的适时调整对三线企业发展及三线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地名“博洛尔”在欧洲的出现至迟可上溯马可·波罗见闻录问世的14世纪初,但此后数世纪内,该地名都鲜少为欧洲制图师所用。1749年的《贝林地图》较早且确切地使用博洛尔一词指称亚洲腹地的山结。19世纪,一些学者改博洛尔为南北走向的山脉,将其与托勒密所绘的意貌山混同。随着东方学研究的深入和近代科学考察的开展,欧洲学界在19世纪中叶重新认识博洛尔,或将该地名与汉籍中的“钵露罗”“勃律”等对应,判断博洛尔的地望应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吉尔吉特地区。

高夫地图作为现存已知最早全景描绘大不列颠岛的古地图,在地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使用图像扫描及光谱技术、基于MapAnalyst的扭曲格网和位移矢量、回归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带来三重启示: 一则高夫地图与中国古地图共性多于差异,技术方法可迁移应用;二则践行“让地图自己说话”理念,充分挖掘地图信息,关涉社会文化图景并加以阐释;三则强调多元方法的综合运用,通过物质分析、空间量化、历史GIS等技术互补,构建完整研究矩阵。

民国1∶10万地形图以人口规模10 000人、1 000人、500人为标准对城乡聚落进行层次分明的标注,并形成“真形”与●、☉、○的地图符号标注系统。这一标准与实际情况有相当落差,总体而言,“真形”聚落只能视为2 000人以上具有明显城市属性的聚落,○符号指代500人以下具有明显乡村属性的聚落,●、☉两种符号则应合并理解,可视为500—2 000人并介于城市与乡村间的聚落。

汉高祖六年析故秦济北郡(田安济北国)置博阳、济北二郡。据山东洛庄吕王墓出土“吕内史印”“吕大官印”封泥资料,及《汉书·王子侯表》载武帝所封博阳侯地处济南郡可证博阳在今济南章丘境内,与今处泰安境内的博县本非一地。梳理楚汉战争相关战事可见,自秦末至汉初,济北、泰山二郡界于济水,济北之“名”与地理形势之“实”相符。同时汉初设有鲁郡,与博阳界于齐国边邑卢、博一线。传统认识中博阳郡南与薛郡界于汶水的观点亦需修正。

明清时期的学政驻地一般位于省城,但亦有几处例外: 顺天学政曾驻易州,乾隆以降长驻京师,而非通州;上江学政驻句容、江苏学政驻江阴、安徽学政驻当涂,则因其辖区不断调整;陕西学政驻三原县,与年羹尧有一定关联。此外,浙江学政曾驻嘉兴、山东学政曾驻青州、广东肇高学政驻肇庆亦较特殊。上述学政驻地的位置选择与学政制度演进、辖区变动、乡试考点位置密切相关,也受房舍损坏、战乱乃至主政者好恶等偶发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