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欲出兵征讨闽越国,淮南王刘安上书进谏,提到一件旧事:

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①(①《汉书》卷六〇《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79页。)

“陛下先臣”即第一代刘氏淮南王刘长。文帝六年(前174),汉臣张苍等人也提及此事:

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②(②《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77页。)

又《汉书·五行志》载,“是岁(文帝二年)南越反,攻淮南边,淮南王长破之”^③(③《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444页。)。此事显然就是刘安、张苍提到淮南王刘长破南海越国之事。这里的“南越”当脱漏“海”字,而非赵佗之南越国。将三条史料相互对照,不难复原此事经过: 文帝二年(前178),南海越人攻淮南国,淮南王刘长派将军间忌击破之,将归降越人安置于庐江郡上淦。不久,上淦越人复反,刘长再次出兵镇压。这里的“上淦”对于理解汉初庐江郡辖域至关重要,周振鹤曾详考其方位:

“余”字是越语发语词,无实意,“余干”就是“干”。……“淦”即“干”,上淦即“干”地(余干)之一部分。……清人沈钦韩以为上淦即上干溪。《汉志》豫章郡:“余干,余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汉至清余水之名不变,上干溪(即上淦)乃余水上游,余水于汉在余干县,是上淦地在余干县明矣。^④(④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50—51页。)

清人沈钦韩以为“上淦”或即《太平寰宇记》信州玉山县之“上干溪”。^⑤(⑤〔清〕 沈钦韩: 《汉书疏证》卷三〇,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上干溪乃今信江(古称余干水、余汗水、余水)上游支流,故周氏称“淦”即“干”,即余干水,“上淦”在今信江流域。仔细分析,这些论证很有问题。首先,“上干溪”乃宋代水名,将其与汉代水名对应,存在很大风险。又上干溪在今玉山县,汉初不在庐江郡境内。淮南王刘安曰:“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⑥(⑥《汉书》卷六〇《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81页。)元鼎六年(前111),闽越王余善“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⑦(⑦《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82页。)。唐宋地志载白沙、武林皆在余干县附近。^⑧(⑧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66页。)武帝时期汉朝仅能控制信江下游的余干县,信江中上游乃闽越国势力范围(图1),所以“上淦”不可能与“上干溪”有关。其次,从读音来看,“淦”古音属唇音韵尾的侵部,“干”则是鼻音韵尾的元部,两者上古音距离较远,不可能相通。^⑨(⑨此读音问题承蒙南京大学程少轩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夏飞黄赐教,谨志谢忱。)无论从地理还是读音来看,都无法建立“余干水”与“淦水”的对应关系。

把“上淦”对应为“上干”,再对应为“余干”的论证逻辑难以成立。其实,汉代有淦水。应劭注《汉志》豫章郡新淦县“淦水所出,西入湖汉也”,《水经·赣水注》曰“淦水出其(新淦)县下,注于赣水”。^①(①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水经注疏》卷三九,第3234页。)“淦水”在今江西省樟树市(汉代新淦县)东南,古今名称未变。^②(②赵永复编: 《水经注通检今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把“上淦”与淦水联系起来,不仅时代相同,也不需要进行复杂的音转,宋代以来一直是主流看法。^③(③〔宋〕 王象之著,李勇先点校: 《舆地纪胜》卷三四《临江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页;《资治通鉴》卷一七《汉纪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1页。)即便沈钦韩也称“上淦”在新淦县,又提出“或今之上干溪欤”的推测。

今淦水所处清江盆地有一座“筑卫城”,是江西省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东周城址,周边分布着国字山、郭峰、牛头山墓葬群,是东周时期赣江中下游一处政治中心。^①(①唐锦琼: 《“吴头楚尾”的考古学观察(之一)》,《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曲英杰认为《汉书》“上淦”为县,或即筑卫城。^②(②曲英杰: 《长江古城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305页。)郑威赞成此说,推测筑卫城是楚国䋮君的封邑,“秦汉时期的上淦、新淦等邑的得名或也与(䋮)君封地之名相关联”^③(③郑威: 《楚国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上淦”在今清江盆地,不仅是宋代以来的主流看法,也被当今学者普遍接受。若汉初淦水流域属庐江郡,则其北部的南昌县不可能属豫章郡。又今抚河(古称“盱水”)在汉代新淦、南昌县之间汇入赣江(图1),抚河沿岸的南城县也应隶属庐江郡。排除新淦、南昌、南城三县后,仅剩下的庐陵、赣、南野、雩都四县地域范围有限,地处偏远,汉初是否存在也缺乏足够证据,并不能支撑豫章郡的设置。^④(④李家浩认为楚玺“上赣君之谞玺”之“上赣”即《汉志》豫章郡赣县(《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周运中受此启发,认为“上淦”即“上赣”,亦即赣县(《汉代南海国位置考》,《秦汉历史地理考辨》,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01—303页)。今按,江西省考古发掘与调查表明,战国时期楚国仅能控制赣江下游的新建、高安一线,赣江上游迄今没有发现任何楚文化遗存(唐锦琼: 《“吴头楚尾”的考古学观察(之一)》,《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最近樟树市国字山战国越人贵族墓葬的发掘,进一步表明战国时期楚、越势力分野在清江盆地。楚国在赣水上游封置封君,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承蒙审稿专家指出,这个“上赣君”不排除是楚国羁縻的越人封君。可备一说。若“上淦”在今赣南,更没有豫章郡存在的余地。)

汉初赣南无豫章郡,还有一条间接的史料证据。文帝六年废淮南国,在淮南国故地置汉郡。由于汉廷要派遣官员前往治理,而淮南国故地民众要到长安服徭役,这会造成管理上的诸多不便。贾谊《属远》曰:“今汉越两诸侯之中分,而乃以庐江之为奉地,虽秦之远边过此不远矣。”^⑤(⑤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 《新书校注》卷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7页。)贾谊认为汉廷直辖庐江郡已达到秦国东南疆域的极限,故曰“虽秦之远边过此不远矣”,完全无视豫章郡。显然在贾谊生活的时代,庐江郡之南不存在豫章郡。

汉代常将归降蛮夷就近安置在邻近汉郡。如景帝时期将归附的研种羌置于陇西郡。^⑥(⑥《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2876页。)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将归降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安置在西北沿边五郡,置五属国。^⑦(⑦《史记》卷一一一《匈奴列传》,第2933—2934页。)淮南王将归降的南海越人安置在庐江郡,也暗示庐江郡为淮南国沿边之郡,其外围不存在豫章郡。关于南海越国地域范围,以往众说纷纭。^⑧(⑧据周运中总结,自清代以来有赣闽粤三省交界、粤东、皖南、赣南、闽西、赣东北诸说。参见周运中: 《汉代南海国位置考》,《秦汉历史地理考辨》,第299—300页。)若庐江郡南界至赣南,且其东部与闽越国相接,则南海越国应在闽越国以南的今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处(图1)。

由“上淦”地望及贾谊《属远》,可知汉初赣南无豫章郡。前人之所以把汉初豫章郡限定在赣江流域,主要受《汉志》影响。然而,西汉一代政区变化极为繁复,郡域也有较大变化。反映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政区建制的《汉志》^⑨(⑨马孟龙: 《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6—89页。),与汉初政区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庐江郡汉初在江南^⑩(⑩见前文引述姚鼐、杨守敬之观点。另可参看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48—51页。),而《汉志》庐江郡在江北。考虑汉初豫章郡辖域,应首先排除《汉志》带来的“先入为主”思维定式,更多关注汉代文献所见汉初豫章郡地域特征。

梳理《史记》汉初豫章郡的记载,多与江东吴地相关。现将相关史料胪列如下:

(1) (灌婴)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史记·灌婴列传》^①(①《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第2671页。))

(2) 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邑侯陈婴条^②(②《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87页。))

(3)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4) (景帝三年冬)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

(5)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第3—5条出自《史记·吴王濞列传》^③(③《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22、2825、2827页。))

史料1记载灌婴破项羽后,渡江定吴郡,随后平定豫章、会稽二郡。史料2之陈婴在项羽死后属汉,平定豫章、浙江。^④(④这里的“浙江”据新出秦封泥乃秦郡(孙慰祖: 《官印封泥中所见秦郡与郡官体系》,中国印学博物馆编: 《青泥遗珍: 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2010年版,第75页;章宏伟: 《秦浙江郡考》,《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陈婴平定豫章、浙江郡之事,《灌婴传》记为“定吴、豫章、会稽”。两相对照,浙江郡似即会稽郡。)史料1、2将豫章郡与会稽郡(浙江郡)排列在一起,同在江东地域范围。史料3—5则明确提到刘濞之吴国辖豫章郡。若按照旧说汉初豫章郡在赣南,灌婴、陈婴平定江东不可能涉及豫章郡,而吴国更不可能跨越淮南国去管辖豫章郡。旧说与《史记》记述明显不合,值得反思。

基于《史记》,汉初豫章郡应在江东,而《汉志》豫章郡在赣江流域。面对两者的矛盾,前人多以为《史记·吴王濞列传》“豫章郡”为“鄣郡”之讹。^⑤(⑤梁玉绳: 《史记志疑》卷三二、三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3、1371页。)但仔细思考,《吴王濞列传》三处“豫章郡”同时错讹,还是令人心怀疑惑。再将其扩展到《灌婴列传》《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是否妥当,也值得商榷。总之,将《史记》五处“豫章郡”全都视为错讹,未免过于草率。

“鄣郡”大约是三国时期才出现的概念(详见后文),用晚出的“鄣郡”去校改《史记》,并不合适。后人之所以把《史记》“豫章郡”改为“鄣郡”,显然认为豫章郡在赣江流域,不可能在吴地。然而正如前面所说,《汉志》豫章郡乃西汉末年政区建制,不能与汉初豫章郡等同。若排除《汉志》带来的“思维定式”,立足于《史记》,应当首先考虑汉初豫章郡在吴地的可能。那么,豫章郡究竟在何处?

《史记·吴王濞列传》“豫章郡铜山”是判断汉初豫章郡地望的重要地理坐标。这座铜山汉初位于吴国豫章郡,西汉中期至东汉位于丹阳郡。唐人张守节注“豫章郡铜山”曰:“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并属章也。”^⑥(⑥《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22页。)后人受其影响,谈及吴国、丹阳郡铜山,或定于宣城县^⑦(⑦王仲殊: 《汉代物质资料略说》,《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或定于当涂县^①(①裘忱耀: 《汉代著名产铜地丹阳考》,《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怀中: 《“丹阳铜”产地考略》,《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20世纪70年代,魏嵩山综合传世史籍关于江南铜山的记载,称“西汉丹阳铜得名于丹阳郡,既不仅限产于今宣城县,也不仅限产于当涂,而是遍产于该郡所属今苏浙皖交错的茅山、天目及九华山区”^②(②魏嵩山: 《西汉丹阳铜产地新考》,《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主张铜山乃丹阳郡一系列铜山的泛称。

分析汉代史籍,铜山应只在一处。前人无法确指,乃至提出“泛称说”,其实暴露了利用传世文献解决这一问题的局限——皖南、浙西历代铜山记载甚多,何以确认哪一座是汉代豫章郡、丹阳郡铜山?面对这一困局,应摆脱传世文献的束缚,寻找其他解决途径。20世纪80年代,安徽省考古工作者在今皖南繁昌、南陵、铜陵三县交界的顺安河、新桥河、黄浒河上游之工山、凤凰山、狮子山、铜官山发现大量汉代铜矿冶遗址。^③(③刘平生: 《南陵大工山古矿冶遗址群江木冲冶炼场调查》,《文物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199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 《安徽铜陵金牛洞铜矿古采矿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第10期。)它们规模巨大,数量众多,产业链完整,发现伊始即有学者思考其与吴国、丹阳郡铜山之间的关系。如杨立新、张国茂等学者提出江南唯有铜陵地区丰富的汉代铜矿开采、冶炼考古遗址可以与吴国、丹阳郡铜山对应。^④(④杨立新: 《皖南古代铜矿初步考察与研究》,《文物研究》第3期,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186页;刘平生: 《安徽南陵大工山古代铜矿遗址发现和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张国茂: 《丹阳善铜出铜陵——汉代丹阳铜产地初探》,铜陵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铜陵文史资料》第3辑,1990年印制,第185—187页。)铜陵地区考古调查的深入,又为上述看法提供了新证据。如铜陵地区陆续发现战国晚期蚁鼻钱范、汉初半两钱范^⑤(⑤陈衍麟: 《安徽繁昌出土战国楚铜贝范》,《文物》1990年第10期;卢茂村: 《安徽省贵池县发现“秦半两”钱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文章执笔者认为贵池出土“半两”钱范为秦代文物,而据裘士京研究,应为汉初之物。参见裘士京: 《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75—176页。),可与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相对应,进一步验证铜陵古铜矿即吴国铜山。^⑥(⑥杨立新: 《皖南古代铜矿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裘士京: 《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第175—176页。)时至今日,铜陵地区古铜矿即汉代吴国、丹阳郡铜山已经成为考古学界共识,堪称20世纪安徽考古事业取得的重要收获。^⑦(⑦杨立新: 《安徽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索》,《考古》2002年第2期。)

吴国豫章郡铜山方位的确定,对汉初长江下游政区地理研究意义重大。历史地理学界传统观点以为今青弋江即古庐江,青弋江流域在汉初属淮南国庐江郡。现已知铜陵地区为吴国铜山所在,则皖南地区汉初不属庐江郡,青弋江更不可能是古庐江(图1)。^⑧(⑧关于秦汉之际庐江、庐江郡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讨论。)而对于汉初豫章郡研究而言,铜山方位的落实,表明汉初豫章郡位于铜山所在的今皖南地区,是重新思考汉初长江中下游郡级政区分布格局的重要基础。

根据学界传统认识,今皖南地区秦至汉初属鄣郡。不过,“鄣郡”的命名仍有疑问。《汉志》丹阳郡自注“故鄣郡”。对此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故“鄣郡”,一种是“故鄣”郡。历代学者大多持第一种理解。而辛德勇通过史料辨析,坚持第二种理解,并指出“故鄣郡”得名于郡治“故鄣县”。^①(①辛德勇: 《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下)》,《文史》2006年第1、2辑。《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建元与改元》,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1—316页。)笔者赞成辛氏看法,并作一些补充。

“鄣郡”之名不见于《史记》,首见于《汉书》,共三处,两处在《汉志》。除前面提到尚有争议的班固注丹阳郡“故鄣郡”之外,还有一条见于广陵国广陵县自注“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吴”^②(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38页。)。仔细思考,此条注文存在问题。班固注汉初王国属郡,皆在各郡目之下。这条谈及汉初鄣郡、会稽郡归属的文字却在“广陵”县下,与《汉志》体例不合。且注文“(江都国)不得吴”与《汉志》会稽郡自注“景帝四年属江都”矛盾。笔者怀疑,“并得鄣郡,而不得吴”的文字并非出自班固,而出自后世注家,因脱漏注家之名,误窜为班固自注。^③(③如《汉志》庐江郡自注“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按《汉志》自注山川皆在县名之下,庐江注文与体例不合。据杨智宇考证,此条注文本为应劭所注,后脱漏“应劭”之名,混为班固自注。见杨智宇: 《汉代水道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2—13、345—346页。)从三国士人文颖、韦昭皆称“鄣郡”来看^④(④《汉书》卷一《高帝纪》,第61页。),江都王刘非、广陵王刘胥并得鄣郡的说法,或出自魏晋注家,并非班固原笔。

若将《汉志》广陵县自注“鄣郡”排除,再排除尚有争议的《汉志》丹阳郡自注“故鄣郡”,则《汉书》“鄣郡”仅有一处,见于《高帝纪》:

(六年)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⑤(⑤《汉书》卷一《高帝纪》,第60—61页。)

此条虽然明确提及“鄣郡”,但“故东阳郡、鄣郡、吴郡”的表述颇为费解。查《史记》《汉书》刘邦封置王国记录,从不称以“故某郡”置国,而是列举当时的郡名。此处记载对刘交封地的描述,便不言“以故砀郡、薛郡、郯郡”。况且东阳郡是当时存在的郡名,何以称“故”?所以笔者怀疑,这段记载本作“以东阳郡、故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后人不知“故鄣”为郡名,将《高帝纪》“故鄣”之“故”提前到“东阳郡”之前,以对应“鄣郡”的理解。^⑥(⑥从文颖、韦昭注释来看,当时所见《汉书·高帝纪》已作“鄣郡”,则更“故鄣郡”为“鄣郡”当在三国时期。)若上述推论成立,则《汉书》不存在“鄣郡”的说法,《高帝纪》《地理志》皆为“故鄣郡”。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亦作“故鄣郡”^⑦(⑦《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传》曰“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汉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为丹阳郡”。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卷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页。),也可作为辅证。辛氏结论可以信从。

《汉志》记载丹阳郡前身为故鄣郡。而前面考证,丹阳郡铜山汉初属豫章郡。豫章郡、故鄣郡同在皖南,两者是什么关系?梳理史籍,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史记》从未出现“故鄣郡”,似乎表明汉初无“故鄣郡”。或许存在这样的可能: 今皖南地区汉初称豫章郡,后更名故鄣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再次更名为丹阳郡。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史记》仅称“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⑧(⑧《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4页。),“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⑨(⑨《史记》卷五一《荆燕世家》,第1994页。),并未言及刘贾受封郡名。班固能详细列出荆王受封之东阳、故鄣、吴三郡,必有可靠之资料来源。考虑到这段记载明确言及受封时间,再加上班固编撰《汉书》大量利用汉初诏书,《高帝纪》荆王、楚王受封之史料来源应该是诏书。诏书出现“故鄣郡”,说明汉初已有“故鄣郡”,与“豫章郡”不存在时代差异。

进一步思考,诏书对荆王、楚王受封郡名的表述值得深思。荆王受封之东阳郡,乃以郡治东阳县得名^①(①以往认为汉初东阳郡治所在广陵县(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35页)。然而东阳郡的得名,应与东阳县有关。最近在江苏盱眙县战国至汉代东阳县故城北发现数座江都王陵,表明直至江都国时期,仍以东阳县为都城,可见汉初东阳郡乃以东阳县为郡治。);吴郡,即会稽郡,因郡治吴县得名。楚王受封之砀郡、薛郡境内有砀县、薛县,应为两郡治所。^②(②关于汉初砀郡、薛郡建置沿革及治所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详考。)郯郡即东海郡,因郡治郯县故名。不难发现,这份诏书存在“以郡治称郡”的规律。辛德勇指出,“故鄣郡”因郡治“故鄣县”得名。由此看来,“故鄣郡”并非正式郡名,应与吴郡、郯郡一样,都是“以郡治称郡”,正式郡名应该是豫章郡。

汉初“以郡治称郡”现象的出现,存在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江西省遂川县曾出土“廿二年临汾守”秦戈。^③(③江西省博物馆、遂川县文化馆: 《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考古》1978年第1期。)铜戈发布者和杨宽认为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河东郡治临汾县,故临汾守即河东守。^④(④杨宽: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0页。张家山汉简《秩律》临汾县秩八百石,为河东郡秩级最高的五县之一,极有可能仍是汉初河东郡治。见拙文《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2期。又秦兵器铭文所见督造者皆为丞相或郡守,目前未见秦县令督造兵器的例证,秦兵器铭文中的“某守”皆为郡守,而非县守。)陕西省宝鸡市出土“廿六年临相守”秦戈。^⑤(⑤王红武等: 《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文物》1980年第9期。原文将秦戈铭文释读为“廿六年丞相”,后郭永秉、广濑薰雄指出释文“丞相”应作“临相”。见《绍兴博物馆藏西施山遗址出土二年属邦蓐戈研究》,郭永秉: 《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222页。)郭永秉、广濑薰雄指出“临相”即“临湘”,乃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长沙郡治所,临湘守即长沙郡守。^⑥(⑥郭永秉、[日] 广濑薰雄: 《绍兴博物馆藏西施山遗址出土二年属邦蓐戈研究》,郭永秉: 《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第221—222页。不过,从里耶秦简来看,所谓“长沙郡”在秦代应名“苍梧郡”。)再看传世文献中的例证。秦末陈胜“攻陈,陈守、令皆不在”^⑦(⑦《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2页。),以往有学者据此认为秦代置陈郡^⑧(⑧姚鼐: 《复谈孝廉书》,《惜抱轩全集·文集》卷六,第74页;谭其骧: 《秦郡新考》,《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出土文献表明所谓“陈郡”应为“淮阳郡”,《史记》“陈守”应是以“郡守治地”代称淮阳郡守。^⑨(⑨何慕: 《秦代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43—44页。)刘邦“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乃以宛守为殷侯”^⑩(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9—360页。)。这里的“宛守”也是以郡治称呼南阳郡守。秦王政时期,又出现以郡治命名郡名。如秦代九原、云中、代、琅邪、临菑等郡名皆得自郡治。^⑪(⑪辛德勇: 《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收入《建元与改元》,第246页。)由于秦代很多郡名得自郡治,那些不以郡治为名的秦郡可以用郡治代称郡守,至汉初开始出现直接以郡治替代正式郡名的现象。如司马迁描述高帝末年直辖十五汉郡中的“江陵”^⑫(⑫《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802页。),乃以郡治代称南郡。高帝六年(前201)正月丙午封置荆王、楚王诏书列举郡名似乎存在统一“以郡治称郡”的规律。因此,所谓“故鄣郡”应与诏书中的吴郡、郯郡一样,分别为豫章郡、会稽郡、东海郡的替代称法。

如果故鄣郡就是豫章郡,传世文献关于汉初豫章郡、故鄣郡同在皖南的矛盾即可化解。不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尚有一些淮南国、长沙国、庐江国辖豫章郡的证据,尚需进一步辨析。

《史记·黥布列传》载“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①(①《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第2603页。)。这条史料被视为豫章郡属淮南国的“铁证”。但此为英布初封淮南王之事,《黥布列传》《秦楚之际月表》载英布受封淮南王在汉王四年(前203)七月^②(②《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第2602页;《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95页。),此时四郡皆为项羽掌控,刘邦乃遥划淮南国封域。次年正月刘邦封置长沙王吴芮,其诏书曰:“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③(③《汉书》卷一《高帝纪》,第53页。)据《史记》之《高祖本纪》《卢绾列传》,高帝封置长沙王时,临江王共尉尚存,且与汉军激战于南郡^④(④《史记》卷七《高祖本纪》,第380页;《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第2637页。),江南诸郡非汉所有。至于岭南之桂林、南海、象郡更是为赵佗掌控。刘邦初封长沙王所举郡名亦属遥封,不能认为长沙国领有豫章、桂林、南海、象郡。且豫章郡本已划属英布,此时又封予吴芮,更将其“虚封”性质显露无遗。只有刘邦诛灭项羽,完全占有楚地,才能对江南诸郡进行分配。高帝六年(前201)十二月刘邦废楚王韩信,分其封地为荆、楚二国,荆国领有豫章郡,说明刘邦平定楚地后,乃是把豫章郡划归楚王韩信,并未封予淮南王、长沙王。汉初淮南国、长沙国不辖豫章郡。

文帝十六年(前164),文帝以淮南王刘长故地封其三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由于以往认为汉初豫章郡在赣南,周振鹤称庐江王辖庐江、豫章二郡。^⑤(⑤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48页。)清末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有“庐江豫守”封泥(图2),他结合《水经·赣水注》南昌县“于《春秋》属楚,即令尹子荡师于豫章者也。秦以为庐江南部”^⑥(⑥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水经注疏》卷三九,第3238—3240页。)之记载,考订“庐江豫守”为秦代庐江郡南部长官之印^⑦(⑦吴式芬、陈介祺: 《封泥考略》卷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345页。)。清朝末年对秦汉印制了解不深,以今日研究水准检视,该封泥无界格,文字风格也与秦代印章文字特征不符,应属西汉封泥。孙慰祖注意到周振鹤对汉初庐江国辖域的考证结论,称:

豫守,“豫”即豫章之省。豫章郡乃高祖自庐江郡分置。文帝十六年分淮南故地(衡山、淮南、庐江、豫章)为三国……豫章地在庐江南,时当属庐江国之支郡。至景帝四年庐江国除,庐江、豫章地属汉郡,则郡守印文中不得合两郡之名。故此封泥时代应在景帝四年前,豫章为庐江支郡时。豫守前冠以“庐江”,明其为属郡之故。^⑧(⑧孙慰祖: 《两汉官印汇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传世汉代封泥还有“楚东海守”,孙慰祖考证为楚国东海郡守之印。^①(①孙慰祖: 《封泥: 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庐江豫守”“楚东海守”封泥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汉初王国辖支郡之文物证据。据“庐江豫守”封泥,文、景之际的庐江国辖豫章郡,验证了周氏判断。

然而正如前面所论,《史记》明确记载豫章郡属吴国,直至景帝三年(前154)汉廷还下诏削吴国豫章郡。庐江国存续时间为文帝十六年至景帝三年,与吴国存续年代重合。这样一来,便出现豫章郡分属吴国、庐江国两种相互矛盾的证据。

笔者认为,庐江国之豫章郡守并非“庐江豫守”唯一理解方式。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被孙慰祖首先排除掉的“郡守印文中不得合两郡之名”。从情理而言,郡守确实不应冠两郡之名。不过,新近公布的一类秦封泥,颠覆了旧有认知。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巫黔右工”“巫黔□邸”。“右工”“邸”为郡官,秦代应置有“巫黔郡”。传世文献无巫黔郡,却有巫郡、黔中郡。周晓陆分析“巫郡、黔中郡为楚故郡,秦先下楚黔中、再下楚巫郡,合称巫黔郡在情理之中”^②(②周晓陆等: 《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新近公布的一批相家巷秦封泥又出现“巫黔中守”“巫黔大府”。^③(③任红雨编著: 《中国封泥大系》,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第279页。)“巫黔中守”封泥表明“巫黔□邸”应为“巫黔中邸”,而“巫黔右工”“巫黔大府”中的“巫黔”皆为“巫黔中”之省称。^④(④刘瑞: 《秦封泥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1页。)“巫黔中郡”的出现,验证了周晓陆“巫、黔中二郡并为一郡”的判断。无独有偶,岳麓秦简所见秦令出现“蜀巴郡”。^⑤(⑤分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简0589/317,《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1123/033,简1105/045,简2193/083。朱汉民、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朱汉民、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53、66页。)关于“蜀巴郡”建置沿革,目前仍缺乏足够史料加以解释。^⑥(⑥邹水杰认为秦国灭巴国后,并未置郡,直至秦统一前夕,才将巴地并入蜀郡,置“蜀巴郡”。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方分置巴郡、蜀郡。参见邹水杰: 《岳麓秦简“蜀巴”郡考》,邬文玲、戴卫红主编: 《简帛研究二〇一八》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126页。)但把“蜀巴郡”理解为某一时段内将蜀、巴二郡合并,更郡名为“蜀巴”应无疑义。秦代“巫黔中郡”“蜀巴郡”表明,孙慰祖所谓“郡守印文中不得合两郡之名”并不准确。

巫黔中郡、蜀巴郡都是秦代的例证,而且学界认为这种郡名的出现,是统一战争中的权宜之举。目前汉代确实不见合两郡之名的确证,但却有合两县之名的情况。西汉河南郡有雒阳、缑氏二县,地域相连。居延汉简511·38载戍卒籍贯为“河南郡雒阳缑氏西槐里”^①(①简牍整理小组编: 《居延汉简(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年版,第176页。),籍贯书写方式特殊。学者或以为抄手不清楚戍卒籍贯,兼写二县之名^②(②陈直: 《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52页。);或以为雒阳县另有缑氏乡,此简脱漏“乡”字^③(③何双全: 《<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然而,后续公布的肩水金关汉简73EJT9∶40又出现“河南郡雒阳缑氏东宛里公乘赵强”^④(④甘肃省博物馆等编: 《肩水金关汉简(壹)》中册,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201页。),表明所谓“抄手不清戍卒籍贯”“漏写乡字”等推测皆不可信。相较而言,周振鹤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缑氏与洛阳关系比较特殊,北魏并入洛阳,东魏复置,但县治仍在洛阳城中,后来又曾几度置废,然与洛阳都脱不了干系,此简是否表明汉时缑氏与洛阳已有特殊关系?”^⑤(⑤周振鹤: 《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周振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此说很有启发,汉简“雒阳缑氏”应是西汉某一时期将雒阳、缑氏二县合并,更县名为“雒阳缑氏”县。

又传世东汉铜器常见题铭“朱提造”或“堂狼造”者,为朱提县和堂狼县所铸造,泛称“朱提堂狼器”。在这些器物中,偶见联署两县名的“朱提堂狼造”。对于这一题铭,历来争议很大。孙太初首先指出“如将两地均作县名解,似无一器之上铸两县名的道理”。后世学者受其影响,将署名在后的“堂狼”或解读为山名,或解读为铜官名^⑥(⑥各位学者对“朱提堂狼”铭文解读意见,俱见杨凤武: 《宋以来朱提堂狼铜洗的研究述评与展望》,《西部史学》第9辑,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9—45页。),但都与汉代铜器题铭制度不符。今按,《续汉书·郡国志》犍为属国有朱提县,无堂狼县。刘昭注引《南中志》称朱提县有堂狼山^⑦(⑦《后汉书志》第二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16页。),可知堂狼县一度并入朱提县。朱提、堂狼二县地域相连,东汉时期几度分分合合^⑧(⑧东汉“堂狼造”铜器有大量纪年在汉顺帝永和五年之后,且“朱提堂狼造”铜器有多个纪年(相关铜器铭文著录参见吴小平、魏然: 《朱提堂狼器考》,《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可见东汉时期两县几度合并,又几度分立。),“朱提堂狼”题铭可能正是两县合并,更县名为“朱提堂狼”时铸造之物。^⑨(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根据大量纪年在永和五年之后的“堂狼造”铜器,称《续汉书·郡国志》遗漏“堂狼”县(周振鹤主编,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4页),恐怕并不妥当。)

由巫黔中郡、蜀巴郡,以及雒阳缑氏县、朱提堂狼县的命名,可知秦汉时代存在合并两政区名称为新政区名称的做法。这样一来,“庐江豫守”“楚东海守”便存在另外一种解读可能,即汉代曾将庐江郡、豫章郡合并;将楚郡、东海郡合并,更名为庐江豫章郡、楚东海郡。“庐江豫”乃“庐江豫章郡”之省称。

《汉志》豫章郡自注“高帝置”。20世纪以来,学者指出《汉志》“高帝置”问题尤多,不可遽信。^①(①王国维: 《汉郡考》,《观堂集林》卷一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2—556页;周振鹤: 《汉郡再考》,《学腊一十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最近,笔者对《汉志》注记“高帝置”之20郡逐一辨析,发现19郡非高帝所置,仅有豫章郡情况不明。笔者结合楚汉之际陈婴“属汉,定豫章、浙江”之记载,推测豫章郡是秦郡。^②(②马孟龙: 《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兼谈犍为郡置年》,《四川文物》2019年第3期。)前人早已考证故鄣郡为秦郡^③(③周振鹤: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两项较大修改的说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 《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既然故鄣郡即豫章郡,则豫章郡亦为秦郡。豫章郡的置年可以上溯至秦代,《汉志》20条“高帝置”注文无一可信。

《汉志》丹阳郡自注“故鄣郡”,可见豫章郡、丹阳郡辖域大致相合。由于学界以往认为青弋江为古庐江,青弋江流域属庐江郡,所以考证汉初故鄣郡不包括青弋江流域。^④(④周振鹤: 《西汉政区地理》,第36—37页。)本文第二节考证今青弋江流域汉初属豫章郡,则汉初豫章郡、汉末丹阳郡辖域相当。元封二年汉武帝复置丹阳郡,乃是恢复汉初豫章郡的旧貌。

豫章郡后与庐江郡合并,组成庐江豫章郡。由于汉初庐江郡属淮南国(后置为庐江国),豫章郡属吴国,故庐江郡与豫章郡的合并,必在景帝三年吴国、庐江国废除之后。周振鹤考证两郡合并在元狩二年。但昌武则定在景帝三年。^⑤(⑤但昌武: 《“七国之乱”后吴、淮南二地政区的调整》,《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2期。以下引述但昌武意见,俱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明。)“庐江豫守”性质的确定,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汉初郡长官称谓沿袭秦末制度,称“郡守”,至景帝中二年(前148)更名“郡太守”。^⑥(⑥《汉书·百官公卿表》曰“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汉书》卷一九,第742页。)“庐江豫守”封泥称“守”,必早于景帝中二年。景帝中二年以前,庐江郡已与豫章郡合并,这无疑是但昌武观点的有力证据。

由于以往学界认为豫章郡、故鄣郡是两郡,这就影响到对汉初长江中下游政区格局的理解。如周振鹤认为元狩二年江南庐江郡并入豫章郡,故鄣郡更名丹阳郡。但昌武认为景帝三年江南庐江郡并入豫章郡,故鄣郡并入会稽郡。现已知豫章郡即故鄣郡,则要重新分析景帝以后之庐江郡、豫章郡、会稽郡政区变动。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庐江郡与豫章郡合并,改置庐江豫章郡。不过,豫章郡并未全部并入庐江郡。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封丹阳、胡孰、秣陵三江都王子侯国,皆位于汉初豫章郡北部,说明江都国辖有原豫章郡北部数县。^⑦(⑦马孟龙: 《西汉侯国地理》,第173、183页。)由此可见,景帝三年乃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则与庐江郡合并,置庐江豫章郡。由于江都国辖有部分豫章郡(故鄣郡)之地,故班固注丹阳郡“故鄣郡,属江都”。学者以往据此注文证明江都国辖故鄣郡,并不合适。

又《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传》载:“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前十六年,太守治吴郡,都尉治钱唐。”^①(①李步嘉校释: 《越绝书校释》卷二,第41页。)但昌武认为故鄣郡、会稽郡合并在景帝三年,《越绝书》“熟知西汉前期会稽、鄣郡曾有合并的历史,但混淆了具体时间,将景帝时期两郡合并之事误系于文帝之时”。现已知汉初豫章郡即故鄣郡,景帝三年将豫章郡拆分,分别并入庐江郡、江都国,则景帝时期无合并故鄣郡、会稽郡之事。《越绝书》系年并非有误,故鄣郡(豫章郡)、会稽郡合并乃吴王濞对江南政区的调整。到了文帝十六年,会稽太守治吴县(《越绝书》“吴郡”当为“吴县”之误),会稽都尉治钱唐县。《汉志》吴县为会稽郡首县,即郡治;钱唐县为西部都尉治。可见仅仅过了七年,吴王濞又恢复豫章郡、会稽郡。这种诸侯王国内部政区调整应该较为普遍。《史记·吴王濞列传》称刘濞“王三郡五十三城”^②(②《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21页。),此三郡当即东阳郡、豫章郡、会稽郡。而伍被追述吴王濞封域为“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③(③《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7页。)。《汉书·五行志》曰:“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④(④《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470页。)前人对吴王濞辖“四郡”疑惑不解。《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推测:“疑刘濞曾分会稽郡北部为吴郡,然详情已不可得。”^⑤(⑤周振鹤主编,周振鹤、李晓杰、张莉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369页。)此说有一定合理性。楚汉之际,曾并立吴郡、会稽郡,《史记·灌婴列传》有“遂定吴、豫章、会稽郡”^⑥(⑥《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第2671页。)可为证。高帝十二年刘邦封置吴国,史称“上患吴、会稽轻悍”^⑦(⑦《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21页。),似乎当时又是吴、会稽二郡并立。所以吴王濞初封时,可能辖东阳、豫章、吴、会稽四郡,后对政区进行调整,将吴郡、会稽郡并为一郡,辖三郡,故景帝三年削吴国支郡,仅有豫章、会稽二郡。史籍中吴王濞辖三郡、四郡皆有合理性。总而言之,景帝三年长江中下游政区调整只涉及庐江、豫章、江都三郡国,会稽郡辖域未有变化。景帝三年以后,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仅有会稽、庐江豫章二郡(图3)。

但昌武认为景帝三年江南庐江郡并入豫章郡,在江淮之间新立庐江郡。而庐江豫章郡的存在,表明这种看法存在问题。因为当时不可能既有庐江郡,又有庐江豫章郡。正如但昌武所论证,建元年间的豫章郡已经涵盖了江南庐江郡旧地,而江淮之间存在庐江郡。笔者认为,庐江豫章郡后来更名为豫章郡,与江淮之间新立庐江郡有关,即江淮之间新庐江郡的设置,使江南之“庐江豫章郡”不能沿用“庐江”之名,故更名豫章郡。这表明江淮之间庐江郡的设置,应在景帝中后期。

若将以上论述加以汇总,可以概括秦汉之际豫章郡建置沿革及辖域变迁。秦代置豫章郡,辖域范围等同《汉志》丹阳郡。汉初豫章郡先后隶属韩信楚国、刘贾荆国、刘濞吴国。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并入庐江郡,拓展郡域后的庐江郡改称庐江豫章郡。大约景帝中后期,又于江淮之间新立庐江郡,更江南“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析豫章郡、江都郡置丹阳郡,豫章郡仅剩赣江流域,即汉初庐江郡辖域,自此形成《汉志》豫章郡之规模。

不同于秦代缺乏体系性地志资料,《汉志》提供了完整、全面的西汉全国政区建制,是两汉政区地理研究的基础。^①(①晏昌贵: 《出土文献与古代政区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但在利用《汉志》进行研究时,学者应对其局限性有清醒认识。即《汉志》所载乃西汉后期政区,不仅不是西汉二百余年之“定制”,更与西汉初年政区存在巨大差异。王国维《汉郡考》首次突破《汉志》政区框架,利用《史记》《汉书》系统分析西汉不同时期郡级政区辖域及建置沿革,为西汉政区地理研究打开全新局面。此后周振鹤更进一步揭示出西汉一代王国辖域变迁的剧烈过程。与王国情况类似,某些汉郡辖域变化也很剧烈。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汉初之郡历经析分、整合,演变成为西汉后期数郡,更体现在辖域的转移。例如历经清代以来学者不懈努力,揭示出汉初庐江郡在长江以南,改变了以往根据《汉志》将汉初庐江郡限定在江淮之间的旧有认识。

从汉初庐江郡研究可见,《汉志》虽然是汉初政区地理研究的参照系,但不可因《汉志》局限研究思维,将汉末郡国辖域与汉初等同。故在面对《汉志》与《史记》记述之矛盾时,更应重视《史记》之史料价值。王国维曾提出秦郡研究运用史料的基本原则:

以《汉书》证《史记》,不若以《史记》证《史记》。夫以班氏较裴氏,则班氏古矣。以司马氏较班氏,则司马氏又古矣。细绎《史记》之文,无一与《汉志》相合,始知持班、裴二说者,皆未尝深探其本也。^①(①王国维: 《秦郡考》,《观堂集林》卷一二,第535页。)

王氏主张秦郡研究首重《史记》,次为《汉志》,裴骃秦郡之说为末,强调历史研究的史源学意识,以及依据史料成书时代排列史料层次的基本原则。这种看法至今对古史研究仍具指导意义。具体到汉初豫章郡辖域,《史记》《汉志》明显不同,然而前人立足《汉志》,轻易否定《史记》,从而丧失探寻汉初豫章郡方位的机遇。对照王国维提出的古史研究原则,怎能不令人感慨!在未来的研究中,若能摆脱《汉志》带来的“思维定式”,立足《史记》《贾谊书》等西汉史料重新思考,或许能为西汉政区地理研究开创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