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anges in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eirs in the Coastal Counties of the Xiahe Are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 Xu Ying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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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3-21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official strategy for managing the Yellow and Huai River floods largely adhered to the Ming Dynasty’s water management philosophy, prioritizing ‘restraint’ over ‘dredging’. During Emperor Kangxi’s reign, the policy of ‘opening the sea outlets’ was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with imperial intervention, fundamentally aimed at achieving ‘diversion to the sea’ by deepening the drainage channels and expanding the sea outlets along the coastal counties of the Xiahe Area. As the water condi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Huai River, the Grand Canal, and Hongze Lake evolved, the deepening of river channels alone could no longer effectively direct waters from the central lowlands to the coastal accumulation zones, resulting in frequent overflows and disasters. Therefore, during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embankments were constructed along the sides of the returning-to-sea rivers to confine the waters. Concurrently, the construction of polder fields began, linking with river embankments to establish a polder system in the coastal counties of the Xiahe Area. Influenced by the eastward flow of wat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ocean,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mbankments in these coastal counties exhibited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and dynamic changes.

Cite this article

Xu Yingtao . The Changes in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eirs in the Coastal Counties of the Xiahe Are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J].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2024 , 44(4) : 13 -30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247

清代以来,下河一词广义上多泛指江苏里运河以东、通扬运河以北的地势低洼之地(①郑天挺、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大辞典》第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原文为“清代称今江苏里运河以东通扬运河以北地势低洼、陂湖所汇地区为下河”。),狭义上则代指串场河,主要流经东台、盐城、阜宁三县,为滨海县域南北最大干流。明清时期,为防黄淮水患和维护运河畅通,里下河地区一直是水利布局和建设的重心,主要措施包括: 引江、通海、修高堰。“高堰之东,为下河,兴化、东台、盐城、阜宁、高邮、宝应、山阳七州县是也。山阳则有庙湾,盐城则有天妃、石鿎,兴化则有丁溪、白驹,宝应则有朦胧、喻口。其他盐场小渠不可胜纪,皆注湖以入海,而射阳湖为其归墟,串场河为其脉络。”(②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 《再续行水金鉴·黄河卷》第7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6页。注: 引文标点有变更,原文为“高堰之东,为下河兴化、东台、盐城、阜宁、高邮、宝应、山阳七州县是也。山阳则有庙湾。盐城则有天妃、石鿎。兴化则有丁溪白驹。宝应则有朦胧喻口。其他盐场小渠不可胜纪。皆注湖以入海。而射阳湖为其归墟。串场河为其脉络”。)可见,里下河水网是黄淮湖运“消涨疏通”的枢纽,其中以东台、盐城、阜宁三县之王家港、斗龙港、新洋港、射阳湖等为出海要津,黄淮湖运水情的变化密切关系着滨海三县的水环境和水利建设。
目前学界对历史时期里下河地区的水环境和圩田研究成果颇丰,相关团队在研究中指出: 清中后期官方长期关闭御黄坝,淮水几乎全部注入运河。随着泥沙不断在洪泽湖和运河淤积,水位增高,汛期入江和入海水量激增,泄水困难。为保运河畅通,常经里下河地区泄水归海。政府的治河策略和水环境的变化促成了苏北地区圩田体系和垛田体系的增长。(①王建革、由毅: 《清中后期清政府保运体系中的淮水入海入江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王建革、袁慧: 《清代中后期黄、淮、运、湖的水环境与苏北水利体系》,《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除此之外,里下河区域的研究多围绕黄淮下游生态、地区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维护及治理成效等方面展开(②马俊亚: 《被牺牲的“局部”: 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马俊亚: 《区域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比较研究——以江南淮北为中心(1680—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马俊亚: 《从沃土到瘠壤: 淮北经济史几个基本问题的再审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马俊亚: 《治水政治与淮河下游地区的社会冲突(1579—1949)》,《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肖启荣: 《明清时期洪泽湖水排泄与下河地区的基层水利》,《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肖启荣: 《农民、政府与环境资源的利用——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农民生计与淮扬水利工程的维护》,《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李小庆: 《政策与绩效: 清代下河地区水利治理的历史透视》,《求是学刊》2019年第2期。),基本着眼于黄淮水利与腹部州县,鲜有专门研究滨海县域的成果(①丁修真和肖启荣分析了明清时期范公堤海口的利用和基层的水利纷争,参见丁修真: 《开口之争: 明清时期里下河地区的水利社会史——以盐城石鿎口为中心的考察》,《尚任与盐城——孔尚任与盐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6—448页;肖启荣: 《明清淮扬地区的水资源管理与沿范公堤海口的利用》,《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肖启荣: 《防洪、水运、环境与水利社会: 明清淮扬地区基层水利纷争的个案研究》,《史林》2022年第6期。)。下河滨海县域是里下河平原的边缘区,与腹部地带存在显著地理环境差异,是以有必要对下河滨海县域做专门探讨,厘清官方对滨海县域水利认知和治理的过程,以深入了解黄淮湖运西水东注归海对滨海县域水利布局的影响,及河、海交互作用下的水环境变化和地方应对。缘此,本文将以下河滨海县域为研究着眼点,探讨域内水环境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及环境适应下的圩堤建设。图1为研究区域示意。
图1 研究区域示意

资料来源: 由全球地表覆盖数据(Globalland30)影像数据改绘而成, http://www.globallandcover.com/

一、 “塞”或“开”: 下河滨海县域与腹部州县的海口之争

里下河平原四周高、中间低,为碟形洼地地貌,由滨海堆积区和腹部低洼区构成,范公堤是这两个地区的分界线。范公堤以东的滨海平原成陆较晚,宋代黄河南徙夺淮,黄淮径流携带的泥沙陆续在苏北浅海大陆架沉积,沿海沙洲和滨海平原开始形成。明中叶之后,潘季驯“固定河槽”和“蓄清刷黄”的河务政策促使滨海成陆速度加快。受海水顶托影响,沿海地势高于范公堤以西地区。
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里下河各县对黄淮湖运水情治理持不同意见。以高邮、宝应、兴化为代表的腹部州县主张开浚海口以分泄涝水归海,以盐城为首的滨海县域认为“海口一启内无以蓄淡水,外无以御咸潮” (②光绪《盐城县志》卷三《河渠志》,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31页。),拒绝开浚。
滨海县域与腹部州县海口之争肇始于明,主要表现为治水理念的冲突。以石鿎海口为例,万历二年(1574)“漕臣王宗沐修盐城石鿎海口,以疏下流入海之路……万历四年,知县杜善教请浚河建闸,河通,潮涌至,败民田,居民溺死者不可胜计。八年,巡盐御史姜璧题请筑塞,命知县杨瑞云督塞之,仍于石鿎南别置闸以备宣泄,自是海潮无冲决之患矣” (③康熙《大清一统志》卷四八《淮安府·堤堰》,清乾隆九年武英殿刻本,第11—12页。)。此次石鿎口的开塞之争以兴化和盐城为先,但实际决策推动者是背后代表不同政见和利益的高级官员。兴化县主张开石鿎口,目的是在原丁溪、草堰等出海通道的基础上提高泄水速度,本质在“疏”。
需要注意的是,盐城县在万历四年(1576)发生潮灾之后并未立即堵塞石鿎口,至万历八年(1580)知县杨瑞云和两淮盐运司判孙仲科以开口不利于民田、盐运和巡缉私盐获得了巡盐御史姜璧的支持,姜璧在奏疏中称:
据知县杨瑞云并士民谢与成等禀称,本县自黄浦等口决后,民田沉于水底者数年,今幸筑塞,民有耕获之望。若又开挑支河引入潮水一为淹没永不堪种。又据两淮运司判官孙仲科并灶户管席等禀称,自盐城支河一开将各场运盐河水尽随潮泄去,运河断流,商不来支,盐日消折,灶益困弊……臣至淮安即与总河都御史潘季驯会议,亦云曾委官踏勘,诚不可开……或将疏浚海口诸工径行停止或转行总河都御史逐一再委官勘明,将前工程题覆停寝不惟可省重费抑亦可免大患也。(①〔明〕潘季驯: 《河防一览》卷一三《条陈治安疏》,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364页。)
不难看出,杨瑞云、孙仲科和姜璧的题请目的在于封闭海口,以便蓄水导河,本质在“束”。石鿎口的开塞恰逢吴桂芳、潘季驯先后总理河漕之际,两县对石鿎口的主张分别契合了吴桂芳“淮扬水患在下流海口之塞”和潘季驯“海无可浚之理,惟当导河以归之海”的治水理念。(②〔清〕傅泽洪主编,郑元庆纂辑: 《行水金鉴》卷二八《河水》、二九《河水》,清雍正三年刻本,第10页。)
清初的治水策略基本秉承于明,侧重于“束”,可明季以来维系的水系格局对腹部州县及漕运系统负面影响渐增,下河滨海县域海口的开浚成为必然。顺治四年(1647)“六月大水,高邮乡官孙宗彝条议上巡抚陈之龙檄令掘白驹、丁溪二闸水即退” (③〔清〕袁青绶辑: 《南河编年纪要》卷四《国朝顺治至乾隆》,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10册,第424页。),开浚海口再次成为议题。顺治九年(1652)“户部侍郎王永吉(高邮人)疏请治各场海口……应请饬行议修议增闸口以资宣泄” (④ 〔清〕袁青绶辑: 《南河编年纪要》卷四《国朝顺治至乾隆》,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10册,第424页。)。康熙七年(1668)夏汛时,高邮、宝应环城水位高约二丈,朝廷于冬季派遣明珠等大臣会勘后开天妃、石鿎、白驹等海口放水入海,成效不显。
海口之开,必定需要配合浚深河道方能实现腹部低洼区向滨海堆积区的导流。康熙七年之后,黄淮运不断决口,腹部低洼区积水长久不退,浚治河道不断被提及:“康熙十六年,御史宫梦仁先后疏请浚治海口”“康熙十七年,总河靳辅议覆车儿埠当开海口”“康熙十九年,给事中许承宣奏,近海三十六盐场尚有涵洞形迹,宜修葺以泄水” (⑤〔清〕朱楹: 《下河集要备考》第1册,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29册,第12页。)。均被搁置。
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南巡视察黄淮水利、目睹灾况后,才同意挑浚:
上南巡阅河因以挑浚下河之议问河臣靳辅。靳辅对云,前许承宣条奏,臣因工费甚多,不敢轻议,或用民夫开挑,可节省国帑,然必十余年方可告成。上云,太迟。若到十年,知将来河道如何,不若仍动钱粮速速兴工为是。
十一月回銮至邵伯镇,吏部尚书伊桑阿奉上面谕,朕车驾南巡,省民疾苦,路经高邮、宝应等处,见民间庐舍田畴被水淹没,朕心深为轸念。询问其故,俱悉梗概,高宝等处河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致壅塞。今将入海故道浚治深通可免水患……尔同工部尚书萨木哈往被水灾州县逐一详勘,于旬日内覆奏,务期济民除患,纵多经费在所不惜。(⑥〔清〕朱楹: 《下河集要备考》第1册,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29册,第13—14页。)
顺治至康熙年间开海口、浚治河道屡请不应的首要原因在于清初沿袭明代治水理念,朝廷内部对“开浚海口”一议存在较大分歧。再者靳辅“寓浚于筑”的治河策略首重“黄淮”而非里下河地区各支渠“浚深入海”。最后,清廷在“三藩”“台湾”等军事行动中耗资庞大,黄淮之间又连年赈济、兴工,政府财力见绌。(①靳辅《敬陈经理河工事宜第一疏》中认为治河要务“最宜先者无过于挑清江浦以下,历云梯关至海口一带河身之土以筑两岸之堤也”。参见〔清〕崔应阶辑: 《靳文襄公治河方略》卷五《奏疏》,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8页。河务经费见绌一事,江苏、山东等地方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是时三藩乱,军需孔亟而圣祖仁皇帝独以河淮不治,数省生民不安”“三藩叛乱,军需繁重,前任总河部院王光裕具题一本为酌停运河夫役以佐军需事”。参见光绪《阜宁县志》卷三《川渎上》,清光绪十二年刻本,第11页;康熙《鱼台县志》卷一二《赋役志》,清康熙三十年刻本,第31页。在康熙决定浚治下河入海口的次年,靳辅就下河七州县浚河入海的计划和耗资问题上疏康熙,认为浚治下河工程需银量巨大,合2780000余两,其中挑筑1969000余两,设闸813000余两。兴工请借帑币一半,剩余部分可在七州县田亩和两淮盐运项下补还,并派专员前往滨海一带荡地屯垦取银备用。参见〔清〕朱楹: 《下河集要备考》第1册,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29册,第16—23页。)
至此,下河滨海县域与腹部州县间海口开塞之争以皇权介入而止息,并确定了腹部州县浚深河道导水东归至滨海县域的各归海口门(图2),“开浚海口”成为清代治河的定制并一直延续至清末。
图2 里下河水系及滨海沿县归海口门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淮河流域清代行政区划图》和《淮扬水利全图》改绘而成,参见水利电力部水管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版,封三;〔清〕 冯道立《淮南水利图说》,清道光十九年精刻朱墨套印本,第2页。

二、 西水东注: 下河滨海县域的水环境变化

清代下河滨海县域主要包括东台、盐城和阜宁三县,三县自然地理环境相似、联系密切,皆位于里下河平原最东侧,地跨串场河两岸,东部属滨海堆积区,以盐业生产和旱作农业为主,西部属腹部低洼区,以水田农业为主,时人常以东乡、西乡代指。这种密切的整体性联系导致了滨海县域与腹部州县的利益纠葛和水利争端,但滨海县域内部,三县实有较大差异。从地形条件上看,滨海县域整体地势东高西低,南北方向以东台南部、阜宁北部为高,盐城西部毗邻兴化地方为最低。地势高程差和“开浚海口”后的河务政策致使滨海三县在面对黄淮湖运泄水东注时,区域内部水环境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图3)。
图3 清代海口开浚后滨海三县涝、旱、潮灾比重分布

资料来源: 光绪《盐城县志》卷一七《杂类志》,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7—15页;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稿》卷一四《杂类志·纪事》,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第1—2页;嘉庆《东台县志》卷七《祥异》,嘉庆二十二年刊本,第10—17页;光绪《东台县志稿》卷一《祥异》,清光绪十七年修抄本,第1—2页;光绪《阜宁县志》卷二一《祥祲》,清光绪十二年刻本,第1—12页;民国《阜宁县新志》卷首《大事记》,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第2—9页。

(一) 黄河北徙前

清初,黄淮径流所携带泥沙在滨海一线沉积,受其影响部分出海口门被淤塞。《治河全书》载:
下河来水有四大源头,一从淤溪、溱潼由西溪车儿埠口;一从兴化得胜湖由唐子镇、戴家窑入丁溪双门闸;一从白涂河、车路河、串场河入草堰闸;一从兴化海沟河由白驹之南、北、中三闸入牛湾河也。其泄水四大海口曰射阳湖、曰新洋港、曰斗龙港、曰苦水洋也。(①〔清〕张鹏翮: 《治河全书》卷八《下河图说》,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5册,第233—234页。注: 明中期以来射阳湖即指射阳河。)
上述出海口门中,东台县车儿埠口在康熙年间已距海渐远,南下的部分泥沙经西洋水道沉积河口,原经苦水洋入海的客水转由盐城和阜宁县之斗龙港(东台、盐城界河)、新洋港、射阳湖等河道分泄归海。滨海三县的水环境大致以东台城(车儿埠口在城北)为节点,呈现出南旱北涝的特征。
1. 东台县
东台县长期存在蓄源不足的困境,地方水利争端多围绕水源争夺展开。其境域内河流除降水补给外,基本仰赖西部孔家涵和南部徐家坝、杨冒河来水。孔家涵水流源自邵伯六闸,经江都仙女庙逶迤向北至兴化,再由兴化东流入东台,东台西乡农业借此灌溉。徐家坝水流源自江都金湾三闸,经芒稻河至仙女庙,东流过宜陵镇、泰州、姜堰镇、海安镇后,由富安场境入串场河。杨冒河水源有两支,一承接上河水源自海安徐家坝向东过牙桥、立发桥后,再东北折转入串场河;一承通州丰利场来水经过李家堡入串场河。(①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二《山川志》,清光绪二年刻本,第59—61页。)以上三处来源,都是淮水南下经里运河再向东北方向大迂回转入东台县。
串场河以南地势渐高,徐家坝和杨冒河南来之水常北趋直注,同样以此为源的上河流域为节制水源,常采取堵塞牙桥口、改闸置坝的措施,致使上、下河流域之间纠纷不断。(②上、下河的分水岭大致在徐家坝一线,徐家坝以东、南高阜之地为上河,西北低矮之地为下河,大略以今通扬运河为界。)以如皋、通州为代表的上河州县坚持“堵塞节水”,以海安、富安为代表的下河场镇则坚持“开坝引流”(③明代如皋为县,海安为镇,富安、东台为场,都属于泰州。清雍正二年,通州升为直隶州,如皋属之。)。前者以牙桥“利害皋邑先受之,然据通之上源,此处一泄则运盐、串场、市濠诸河皆无来水,而涸可立待矣” (④乾隆《直隶通州志》卷三《山川志》,清乾隆二十年刻本,第15页。)。后者认为“自牙桥闭塞则长、淮断隔,别无支河可通。惟寄命于下河如线之带水而已。况此缓弱之水又一泄而尽,数年以来则陆海扬尘,运盐通津且轮蹄相错矣” (⑤崇祯《泰州志》卷三《赋役志》,明崇祯刻本,第35页。)。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官商还是普通百姓都本着地方利益为出发点参与其中,民间反复出现决坝和堵口的现象。
乾隆十七年(1752),富安场商吴显隆等呈请将徐家坝改设为闸,并在坝东侧私开新涵洞。故此,上、下河州县再次围绕牙桥、徐家坝开闭一事展开争论,两方各执其词,难以定论,最终由“巡抚庄有恭亲勘牙桥,并檄泰州知州会同如皋县知县陈琨堵塞坝东涵洞”(⑥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二《山川志》,第73页。),并勒石永禁。至此,上河、下河彻底隔绝。
由此,自金湾三闸和邵伯六闸逶迤东注的水源成为县境唯一稳定的补给,域内的水利布局不得不做出调整。东台县开始侧重于向西拓宽和浚深河道,以便扩大各主支系河流的承接量和容蓄量,主要包括溱潼河、大尖河、十八里河等,但这也为日后西水漫溢成灾埋下了隐患。(⑦徐应桃: 《清代里下河滨海地区的水环境变化和围田筑圩的行政运作——以<东台县富安场安澜圩堤修筑史料>为中心》,《农业考古》2024年第1期。)
嘉道时期,随着湖运东注排水量增加,东台县的旱涝局面开始转变。现存府、县志(稿)对该时段内洪涝灾害的记载较为模糊,但东台市档案馆藏《东台县富安场安澜圩堤修筑史料》详细记载了道光十三至十九年(1833—1839)富安场安澜圩的兴修和保筑,直接反映了县境洪灾的情状。档案有记,“(富安)场境乃属下游之区,南连泰邑,每遭西水之灾;东接范堤,更被海潮之患。农田淹没,籽种无收,或流离失所,或路宿蓬栖。总田叠遭西水,范堤冲汰,以致河身淤浅” (①《道光十三年正月廿六日监生何顺亲呈倡首兴挑以济田畴文》,《东台县富安场安澜圩堤修筑史料》,东台市档案馆藏,档案编号: 0009-0000-001-0031,第1页。),这表明洪水已经波及县境地势较高的地方。结合刊印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东台县志》,西水东注为涝的记载鲜有,记“涝之灾犹少,旱之灾实多”(②嘉庆《东台县志》卷一○《水利上》,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第17页。)。故可推论,东台县在嘉道时受归海坝开启影响,逐渐出现客水过境为灾的状况,道光中后期尤为明显。
2. 盐城县
盐城地处滨海三县之中,较之南侧东台地势低,较之北侧阜宁射阳河出海里程近,归海泄水的“优势”成为下河水利浚治的重点,县境内河网体系为适应治河全局发生调整,原先拒绝开海口时的担忧也变成了现实——涝灾和潮灾交替侵扰着整个县境。
西水经盐城入海有两支,一支由南部汇入串场河北行到县城南门外再东行至石鿎口,由石鿎闸引河导入新洋港归海;一支由西部汇入新官河,东行至县城西门外登瀛桥附近再东北行至天妃口,由天妃闸引河导入新洋港。新官河除经天妃口入海,还可在登瀛桥附近分支沿着南城河注入串场河,再由石鿎口转入新洋港。至此,盐城县除旧有城河外,泄水河流又在外部增构了一圈“四水围城”的环流,这无疑增加了盐城泄水的压力和遭受涝灾的频率。
空间距离上,南部经串场河入石鿎口的归海通道对里下河南部州县泄洪起着逐级分泄的作用,西部新官河泄水通道对高邮、宝应、兴化等腹部州县而言更为便捷,两支径流汇聚后持续冲蚀入海河床,为盐城带来潮侵隐患。
康熙二十六年(1687)孙在丰监修下河工程,挑浚新官河,河道“深阔宣畅,通流直达新洋港入海,七邑淹没之田俱从此节次升涸,变湖泊为阡陌” (③ 光绪《盐城县志》卷三《河渠志》,第2页。)。串场河和新官河经石鿎、天妃口后俱入新洋港,南北汇入的径流逐年冲刷新洋港河身,河道变深,河面增阔。这对泄水而言自是一本万利,但一遇内河径流不足以对冲海潮时,咸水易倒灌入境直逼县城,甚至上溯至兴化境内河道。据记载康熙年间新洋港“面阔四丈,底深一丈”,至光绪年间“港面阔十五六丈至二三十丈,底深二丈或三丈”(④ 光绪《盐城县志》卷三《河渠志》,第2页。)。雍正二年(1724)盐城发生特大潮灾,“卤潮骤涨,及二十日潮头汹涌直撼城脚”,乾隆六年(1741)、乾隆十二年、嘉庆四年(1799)等年间亦有海潮沿新洋港直趋西进倒灌入灶、民田地的记载(光绪《盐城县志》卷一七《杂类志》,第10—11页。),朝廷为此专门在天妃、石鿎等口改建闸坝,并设置闸官调控西水东注归海,视潮量启闭闸坝。总体而言,在黄河未改道之前,盐城县境洪涝灾害多于潮灾。
3. 阜宁县
明清以来,阜宁县长期作为黄、淮、湖、运分注归海的通道,水环境变化最为复杂。明中以降,黄淮治水受潘季驯“海口潮汐之所从往来也,随浚随淤,何可浚,惟导河归之海则以水治水,导河即浚海之策”(〔清〕朱鈜辑: 《河漕备考》卷三《历代治河考》,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6册,第423页。)的影响,阜宁县境水利侧重于北部黄、淮归海大堤筑固,用以束水出海。短期内束水携沙入海可见成效,但随着近岸泥沙淤垫,河口出水不畅,时常上壅下溃。
明万历年间,总河杨一魁提出“分黄导淮”之议,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洪泽湖及明祖陵周边州县的水患压力,但在入江和入海的政策执行上未能平息黄、淮下游的水患。时人言,“自近日分黄导淮之役兴而河患复剧矣”,合流归槽刷沙的治河理念为治水主流,“盖河流一分,正流遂缓,不能刷沙,一患也;沙土既积,水势不顺,水不归槽,二患也;下流既塞,上流随处决裂,中州为渊,三患也” (①〔明〕朱国达辑: 《地图综要·外卷》,明末朗润堂刻本,第101页。)。分黄导淮后,下游决溢不断,阜宁县受灾严重,“天启初元,山阳里外河连决十余处,庙湾汇为巨浸”“崇祯四年,河决新沟、建义(建仪)、苏家觜(苏家嘴),至七年三月始获筑塞,庙湾之民荡析流亡转死沟壑,何其惨也” (②光绪《阜宁县志》卷三《川渎上》,第8—9页。)。此时黄、淮大堤的决口主要集中在童家营、苏家嘴一带。
如前文所述,康熙年间开始着重下河一带河道疏浚和出海河道的挑挖,黄、淮及射阳河下游的整治主要包括: 固堤守坝、接筑海口、浚深河道。固堤守坝和接筑海口是靳辅治河的主体举措,其目的是黄、淮能顺利携沙出海,在这个过程中还包括挑挖引河借水攻沙以及通过减水坝来缓解大堤的承压。
束堤后,河流携沙归海促使云梯关外岸线推进速度加快,“自靳文襄公河工底绩,云梯关外淤沙入海渐涨渐远,相距二百余里” (③光绪《阜宁县志》卷三《川渎上》,第16页。)。若依照靳辅的治河策略,关外新淤之地需继续接筑海口以便黄、淮畅流,否则旧堤之外黄、淮溢散易导致出口壅高。但后任总河董安国未依该策施行,而是在云梯关下开挖引河导水入灌河出海,干流再次壅塞溃决,横流散漫,朝廷不得不再次疏浚串场河、射阳河等河道将积水由县境南部导出归海。有鉴于此,继任河臣基本沿用靳辅治河方案,并将西、南部支系河道浚深,用以分泄,黄、淮阜宁段水患开始减少。
雍乾年间,黄、淮阜宁段再次面临溃决的问题,决口点由原先西北侧的童家营、苏家嘴等地转移至东北侧的陈家浦一带。
黄、淮下游在18世纪前半叶受风暴潮影响频次较高(④王丽萌、张福青: 《最近2000年江苏沿海风暴潮灾害的特征》,《灾害学》1997年第4期。),陈家浦一带决溢受海潮顶托壅水影响显著。据记载,“雍正二年七月十九日,海口水激庙湾亭场,人畜同漂没”“(雍正)十年秋七月既望,大风,海潮溢,淹没无算”“(乾隆四年)夏连雨,海潮暴涨”“(乾隆)十年七月,河决县境陈家浦”“(乾隆)十二年秋七月,海潮溢”“(乾隆)十四年秋,大雨,湖海交涨,田禾没”“(乾隆二十年)秋七月十四五日,大风,海潮暴涌,漂溺民畜”“(乾隆)二十四年秋八月,海潮大上” (⑤民国《阜宁县新志》卷首《大事记》,民国二十三年铅刊本,第3—4页。)。该时段内,总河齐苏勒和南河督臣嵇曾筠继续接筑海口大堤和越堤束水、抵潮,用犁船、混江龙疏浚海口,并清苇荡营置堡房维护近岸堤防。
至高晋总理河漕之际,河务政策发生变化。其认为云梯关外“俱芦苇荡地,离海甚近……旧制本无堤岸,因一望平滩水势易于散漫,曾设卑矮土堤约拦水势,与云梯关内紧要堤工形势迥别。每年汛水长发,海潮倒漾出槽,漫滩内外皆水,无关紧要,自不应与水争地,无事生工” (⑥《南河成案》卷一七“筹办陈家浦、五套下游情形”,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53册,第5页。),并在关外立碑永废修守。云梯关外下游尾闾漫溢之患就此埋下,上壅下溃的局面又开始出现。
嘉庆时期,黄、淮和射阳河下游河槽升高,河形坐湾,水患再次加剧,海口修治政策重新启用。除束浚之外,开始着重于切滩挑河,治河取得一定成功,“两江督臣百龄使之尽塞决口,大挑正河,普加大堤接筑,云梯关外长堤设官修守,河乃复治”(①光绪《阜宁县志》卷三《川渎上》,第27页。)。迨至黎世序任时,“海口通畅,河底刷深,涨水得以应手操纵,即时消落,此乃河工极治之时” (②光绪《阜宁县志》卷三《川渎上》,第31页。)。
复杂且冗长的水网浚治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康熙时期据靳辅预算278万余两,乾隆时期白钟山主理时则需用银390余万两,至道光年间南河办理减坝及堰圩工程需要637万两。(③《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一“乾隆十年五月辛卯”条,《清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页;《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二“道光七年七月乙丑”条,《清实录》第3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7页。)资金之外,还需数万甚至几十万的民工投入,政府财政难以支撑不断延长、淤高的入海河道、大堤及旁支河流的河工费用。河臣及地方官员面对日益复杂的水利问题,不得不采取“短视”做法——开减水坝。这一举措也招致诟病:
……然襄勤公不能坚持初见,遇盛涨辄减黄、减清,又罢束水对坝,河湖渐淤。清水弱,黄倒灌清口,则于漕艘过竣堵御黄坝,淮水日壅。道光纪元后,清、安、山、阜之间河长数百里,汛水至,水平堤,中泓无溜。襄勤忧劳薨于位,张文浩继督南河,缓堵御黄坝,又缓启山、盱减水坝,西风暴作,湖决十三堡,黄蹑其后,于是湖涸黄淤,运河亦塞。下河昏垫,漕舶不能通,海防厅以上河身复又壅淤,河事益坏。(④光绪《阜宁县志》卷三《川渎上》,第32页。)
诚言,道光之后黄、淮入海河道及各支河均淤浅,督河治理议案纷杂,耗资虽大,治理效果不显。原本黄、淮并流入海的河道成为专门泄黄通道,这导致清口淤塞严重,洪泽湖湖底垫高,淮、湖、运受水压力增大,归海坝频频开启,阜宁县境水患分布和水利中心转移至西南和南部地势低洼的射阳河一线。

(二) 黄河北徙后

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湖、运排水频率和排水量较嘉道时减少,整个里下河水患趋于缓和。据统计,咸丰五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归海坝开启14次,车逻坝为先,南关坝、新坝次之。(⑤朱偰编: 《中国运河史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6页。)相较于腹部州县而言,滨海三县的涝灾受患面积较小,主要集中在串场河以西地势较低地带。西水东注的地表径流减少后,近海沉积作用减弱并转为潮侵,潮灾和旱灾成为滨海县域的主要自然灾害。
光绪末年盐城知县刘崇照对明清以来盐城水环境变化和灾害类型转变做了总结:
自万历初迄国朝咸丰间,此三百年中大抵水灾多而旱灾少,滔天洚洞之水或逾六七载而不退,至旱魃虽极为虐,不能逾三年之久。迨咸丰乙卯黄河北徙,淮水虽未复神禹故道,然已安流入扬子江。自同治丙寅决清水潭后,不为灾者,近三十年。下河惴惴之忧又不在水溢而在旱干矣……至康熙七年,石鿎、天妃两口俱启,新官河继浚,盐邑东南之水皆由串场河下石鿎口入海,西南之水皆汇于新官河下天妃口入海,东南之水无复有西北流入射阳湖者,盖二百数十年于兹矣。迨光绪十九年邑之诸绅士以海水岁岁浸灌,农田胥荒,库藏支绌,修闸无期,不得已牒于淮扬谢观察筑堰代闸,殚心竭力,三堰底成。石鿎、天妃三河口同时杜塞,至是而邑中之水不获下新洋港,皆由东南而西北趋射阳湖入海,与康熙七年以前之河道大同。(①光绪《盐城县志》卷三《河渠志》,第29—30页。)
可见,第一,万历初年海口开浚之后随即堵塞,“水灾多而旱灾少”的实际范围应在康熙二十三年至咸丰五年。第二,咸丰乙卯年(1855)后,旱涝局面开始转变,即忧旱不忧涝。第三,黄河北徙之后,潮灾频率远高于其他灾害类型,中央和地方财力不足以支撑相关御潮工程的实施,不得已在光绪十九年(1893)封堵海口。此后,西水东注网络重新调整,盐城天妃、石鿎的泄水职能和压力转移至北部阜宁县射阳河。
下河滨海县域中以阜宁县近岸潮侵最强,滨海一线出现大面积坍岸。黄河北徙后,黄河携带的沙源枯竭,原先的三角洲不再淤涨,水下三角洲与岸滩在海洋动力作用下强烈后退,主要表现为水下三角洲大面积的冲蚀和岸线的夷平。(②杨东方、高振会编著: 《数学模型在生态学的应用及研究4》,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清初云梯关外淮河口已移下一百二十里,往时海滨父老言更历百年,可策马行海底直上云台山。今则黄河久徙,凡遇一二日狂风巨浪,海岸必剥蚀丈许。计一岁中,至少须削去三四十丈。”(③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二《地理志》,第4页。)尽管光绪年间盐城关闭海口后串场河分泄的径流可以补给射阳河,但这种助力微乎其微。废黄河口和射阳河口开始被侵蚀,之前泄水的口门成为咸潮上溯的要径。同时,日渐淤塞的河道难以储蓄水源,已经壅垫增高的西北部水源短缺。
传统的“惧水”观念因潮、旱灾增加产生改变,明季以来形成的“西水过境必成涝”的担忧转为“盼岁开高邮一、二坝以益水源”的渴求。光绪《阜宁县志》载:
倘雨泽愆期,内河浅涩,则海水乘潮内灌。道光以前,惟大旱遘之。咸丰初年,洪泽湖礼河旁泄,适当黄河北徙,全漕海运,置洪泽湖潴于不问,高邮、邵伯诸湖又未经潴蓄。于是春夏之交,运源浅涩,下河稻田车戽孔棘,海潮辄有进无退,卤气所及秧槁苗焦,膏腴化为斥卤。县治以东,几于岁岁苦之,斥卤之田非活水久浸不能回甘,转盼岁开高邮一、二坝以益水源而不可得也。(④光绪《阜宁县志》卷四《川渎下》,第28页。)
然而,黄河北归后,里下河水利荒怠,河道淤塞,腹部州县内也存在着留蓄济灌的问题,因此阜宁县对西水“求而不可得”。光绪九年(1883)“阜宁人以导淮议起,请于八滩、东坎、羊寨等处建闸,引淮入射阳河御潮” (⑤武同举: 《淮系年表全编》,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 《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版,第766页。),其目的是在导淮计划上由南岸引水入射阳河抵御潮侵,兼济灌溉,然未果。
尽管在黄河北徙之后潮灾和旱灾成为下河滨海县域的主要灾害类型,但不意味县境洪涝灾害的根绝。相反,黄患解除之后淮水成为洪涝灾害的致灾因子。经年累月的泥沙沉积使县境河流旱时蓄水不足,涝时泄水不畅。在强大的波浪和潮流动力作用下,咸潮沿着入海河道浸灌,并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排水。
相较盐城、阜宁旱灾和潮灾的水环境变化,东台县则又面临嘉道之前蓄源不足的困境。民间常私开串场河闸坝以济灌溉,光绪《东台县志稿》载:“此坝一开,其害有三,不利盐课,不利银漕,不利通场……两岸皆系民田,坝开则蓄水无存,禾苗干涸,银漕缺矣……伏望留心民社者,永久固禁,阖场戴德。”(①光绪《东台县志稿》卷一《水利》,清光绪十七年修抄本,第3页。)

三、 河圩、田圩与海堤: 环境适应下的地方水利

清代下河三县河圩修筑是适应区域内水环境变化产生的应对工程措施,该水利工程的修筑是为了在西水归海的过程中“筑堤束性”,使之能顺畅分泄入海,而非纯粹以农业生产为目的。河圩功能与河堤类似,但不代表河圩等同于河堤,河圩通常具备双堤用以束槽。三县田圩是在河圩基础上由地方官员督率、民力维修接筑而成,其构成的圩田系统空间分布上与三县各泄水河道紧邻,时间上与各段洪涝灾害的发生史趋于一致。沿海堤防,在河患和海患交互影响下,呈现出时掘时修的局面。

(一) 官资民办与官督民修: 河圩、田圩的经费来源与运作模式

里下河区域河圩与田圩修筑在乾隆初年开始大规模兴起,前者以官资民办为主,后者多为官督民修。乾隆继位之初回顾雍正时期各省河津治理时言:
我皇考轸念黎元,兴行水利。凡直省泉源河湖莫不浚导……淮扬之槐子、乌塔河,泰州、如皋运河,串场、车路、海沟等河,尤不惜帑金,专员督理,将各河故道或为豪强侵占者,谕令严查清出,始得一一开通。建闸筑堤,按时启闭,使近水田亩均沾膏泽。货船盐艘,遄行无阻,利赖甚溥。但自开浚以来,已阅数年,圩岸不无坍颓,沙泥不无淤积。朕思与其岁久浚筑,事难费倍。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著江南督抚暨河道总督令管理水利河务各官及滨河州县,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必令功施可久,惠济生民。(②《清高宗实录》卷二○“乾隆元年六月辛未”条,《清实录》第9册,第495页。)
从中可知,雍正时多用官帑周期性地浚治地方河道、修筑圩岸,乾隆认为这样的浚治方法“事难费倍”。他提出,在农作间隙募夫挑挖并逐年实行,目的是在持续性的维护过程中降低水利工程修缮成本。这样逐年修浚缩短了工程周期,但增加了施工频率,募夫工食和例银开销显然不菲,因而也难施行。
出于财政经费的考量,河圩和田圩的修筑经费存在明显政策差异。乾隆三年(1738)和四年(1739)朝廷遣员前往里下河一带视察水利,派遣官员于回奏中皆陈明河圩与田圩挑浚工程浩大,约需银100万两。(③《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乾隆四年正月甲寅”条,《清实录》第10册,第330页。)乾隆五年(1740),汪漋抵达淮扬视勘后认为,淮扬圩堤修筑应在主干河道上着力挑浚,包括“阜宁之清沟河、苏家嘴河,山阳县泾河、市河,宝应县子婴河,兴化之北官河、溪河、白塗(涂)河、梓辛河,兴盐界河,泰州之小纪、宗村二河、蚌沿(蜒)河”与“串场河以及溱潼河、新河、旧河”,挑浚之土“酌量俱在两岸三五丈之外堆成圩岸”,河圩两岸之外应“修筑田圩,各高四尺,底宽八尺,顶宽二尺”(④《南河成案》卷五“会筹淮扬通属疏浚河道修建移置各闸加筑堤圩动支银两部议”,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52册,第207—208页。)。据汪漋奏称,闸坝圩堤款项约67万两,河圩动支在该款目内,田圩则不然。
田圩修筑经费主要取之于民,地方围田筑圩的行政运作大致为: 官员督率、佐杂监理、乡保妥议、业食佃力。(①徐应桃: 《清代里下河滨海地区的水环境变化和围田筑圩的行政运作——以<东台县富安场安澜圩堤修筑史料>为中心》,《农业考古》2024年第1期。)乾隆八年(1743)前两江总督德沛奏言:
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因年久残缺,复遭冲坍,民间贫富不一,彼牵此制,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劝谕奉行。今地方官赈务殷忙,又恐顾此失彼,应另派丞倅,率领佐杂,谕令各乡保公同妥议,就村落田亩形势分认,于农隙时兴筑,其实有民力不敷者,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令按年加修。俾圩外之水,束之归槽,圩内之水,戽之使出。(②《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五“乾隆八年二月下甲寅”条,《清实录》第11册,第391页。)
奏疏中基本可窥围田筑圩的基本运作方式。经费事项虽言明可官出半资,但实际施行仍以民资为主。乾隆九年(1744)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言:“上年委员查勘,悉心讲求,知筑圩实为保护田畴之要,随令高、宝等属加意劝导,照业食佃力之例,实力举行,现已办有成式。”(③《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九“乾隆九年十一月癸卯”条,《清实录》第11册,第959页。)确证了田圩的实质是官督民修。

(二) 滨海三县的圩堤修筑与分布

在水环境变化、地方利益及政策驱动下,整个里下河地区的田圩筑造进入高峰期。盐城、阜宁二县受西水东注影响,圩堤筑造远胜于南部的东台县。
盐城西乡地势坳陷、湖荡广布,“疏浚支渠视他邑尤急,且邑地卑洼,津薮交络,不为浚治即西水不来而涝无宣泄,旱鲜溉注为农田病亦巨矣” (④乾隆《淮安府志》卷八《水利》,清咸丰二年重刊本,第22页。)。自朝廷饬催地方围圩开始,盐城县就着手于西乡一带筑造,适时,盐城全境“河圩长一十八万三千七百七十六丈三尺五寸,计一千二十里零。里圩长二万二千五百一丈三尺,计一百二十五里零。荡圩长二万七千三百四十七丈二尺,计一百五十一里零” (⑤乾隆《淮安府志》卷八《水利》,第24页。)。
时任盐城知县黄垣在《圩岸志叙》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修筑细节,大略如下。首先,盐城县境内的筑圩类型分为河圩、里圩和荡圩,河圩“防诸大河者也”,里圩“防支河涧者也”,荡圩“防大纵、九里、马鞍诸湖荡者也”(⑥ 乾隆《淮安府志》卷八《水利》,第23页。)。简言之,河圩分布在西水流经的大河沿岸;里圩即田圩,接筑河圩而成,分布在田间沟渠附近;荡圩分布在西部湖荡周边。其次,河圩修筑以西水过境水位为参照,并与里圩保持阶梯状高差,以利宣泄。“(乾隆)七年,高堰之决水深至六七尺不等,大率圩堤出水以高八九尺为限,其底以广一丈二三尺为限”;里圩于内部起沟,“沟土为圩”“支河小港者相机兴筑,有不关宣泄,各于水口建立斗门”(⑦ 乾隆《淮安府志》卷八《水利》,第23页。)。最后,实行官员督率、佐杂监理的绩效考核,“勤有成,成则有赏;惰以荒,荒则有惩”(⑧ 乾隆《淮安府志》卷八《水利》,第23页。)。
河圩、田圩修筑促进了盐城西乡圩田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逐渐演变为主干河圩与支渠田圩构成的套圩。盐城地方县志和民间一般将大圩称为“堤”或者“堆”,其实质就是环形河圩,内部再由田圩构成各小型圩田(图4)。
图4 盐城县西乡圩堤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稿》卷首《舆图》“县境图”改绘,并参照光绪《盐城县志》卷首《舆图》“盐城县水道堤圩图”将部分堤圩补充。详见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稿》卷首《舆图》,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第3页;光绪《盐城县志》卷首《舆图》,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3—6页。

阜宁境内河圩、田圩分布广泛,类型多样。以鱼滨圩、窑头河圩、大沟口圩为代表的河圩趋近北部黄淮河道,“专障北来潦水”,以太平圩、戛粮河圩、渔深河圩、沟墩圩为代表的河圩则“以御坝水”为要。(①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九《水工志》,第46—49页。)
阜宁县境圩田以小规模居多,造成小规模圩田广布的原因应是方便各支系沟洫快速引水下泄。光绪和民国《阜宁县志》中所载圩田周长几乎都在十里以下,唯太平圩规模较大,该圩“沿御坝河北岸长一千七百丈,嘉庆间筑,道光二十八年毁于西水。咸丰二年(1852)邑绅陶晋升等重修,同治五年又毁”,后又于光绪十四年(1888)联圩,但“光绪三十二年,西水下注,均毁” (②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九《水工志》,第48—49页。)。大规模圩田虽缩短了防洪堤线和修圩工程量,但阜宁县西南部为西水过境要道,这无疑妨碍了洪水下泄速度,增加了洪涝对堤圩的冲击,是以不能久存。
另外,光绪、民国《阜宁县志》中所录多为嘉道时期圩田,而对相关史料解读发现阜宁县在乾隆初年已开始筑圩,或是因县境水患频发,导致乾隆时期修筑的圩堤毁损。小规模圩田的修筑是适应水环境变化的表现,当然也不排除为适应水环境变化由大型圩田分圩而成。
因水环境差异,东台县境兴办河圩、田圩数目少,时间上比盐城和阜宁两县要滞后得多。嘉庆《东台县志》中记载了十八里河新筑总圩,该圩为河圩,于嘉庆十二年(1807)“仿照海州、通州等处按圩分浚沟渠,取土筑岸保障海潮、西水之患” (①嘉庆《东台县志》卷一一《水利下》,第15页。)。可是,该部县志未在“堤圩”条目下记载关于其他田圩的任何信息,只在“堤圩”条目末摘录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嵇璜题请再次疏通江北河道筹建田圩的奏疏,并附言“数年以后庶渠港通达,旱涝有备,诚不易之良法也”(②嘉庆《东台县志》卷一一《水利下》,第16页。)。嘉庆《东台县志》作为设县后的第一部县志,水利一门记载尤为详尽,绝不可能出现大型田圩漏载现象,故可推论东台县境内田圩的筑造在嘉庆二十二年之后。(③嘉庆《东台县志》成书于嘉庆二十二年,之后虽然多次组织修志,但都未能成本刊印,现官、民所藏多为各时段残存志稿。)光绪《东台县志稿》中有“肇兴圩,嘉庆二十四年周士连捐筑。康乐圩,嘉庆二十五年筑。合心圩,道光元年筑。小太平圩,虞春湖等筑” (④光绪《东台县志稿》卷一《水利》,第8页。)的记载,志稿所存四卷内容大部分为富安、安丰等南部场境的内容,不尽全面。不过,上述圩田的筑造时间恰好印证了县境田圩兴起在嘉庆二十二年后的推论。另据东台档案馆藏民国十八年(1929)《东台县全图》可知,东台境内存在着一些较大规模的田圩,包括安澜圩、盛义圩、太平圩、大兴圩(⑤《东台县全图》,1929年,东台市档案馆藏,档案编号: 0002-0000-002-0001。),太平圩南侧、大兴圩北侧圩堤即为十八里河新筑总圩,盛义圩接串场河河圩(图5)。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东台县志稿》中“小太平圩”或许就是相对四处大圩中的太平圩而言。结合前文对东台县境地理环境和嘉道以来水环境的考述,暂可推测盛义圩、大兴圩、太平圩的修筑时间可能俱在嘉道时期。
图5 东台县圩堤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东台市档案馆藏《东台县全图》改绘,参见东台市档案馆藏: 《东台县全图》,1929年,档案编号: 0002-0000-002-0001。

(三) 毁掘与修筑: 泄水归海和御潮障水下的沿海堤防

16世纪后半叶,朝廷采取“束水攻沙”的治河策略,黄河携沙向下游搬运,受两岸堤圩约束,河流携沙在浅海一线淤积,阜宁河口以南至东台角斜以北岸线不断向外淤涨,范公堤御潮功能逐渐减弱。
康熙年间海口开浚后,东、西两乡常以“掘堤泄水”和“淡水伤盐”为借口左右范公堤的毁建。雍正年间,范公堤仿照黄、运河之例,设置堡夫,巡查沿线堤防。至乾隆初年,里下河水利再次大规模兴修,范堤一线“添建闸座、金门及闸下归海引河” (⑥《清高宗实录》卷二三八“乾隆十年四月癸卯”条,《清实录》第12册,第59页。),分导西水入海。遇大水不足以宣泄时,西乡常掘堤毁坝,如乾隆二十年(1755)“六、七月,启放车逻、南关两坝,下河大水。㓾范堤缺口五十三处,以利宣泄,明年还筑” (⑦武同举: 《淮系年表全编》,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 《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第667页。)。掘堤后,涝水散漫至东乡盐区,不利两淮盐产。为保证两淮盐业生产和防止潮患侵扰,次年经盐臣、河臣等商议后封堵,并“永禁挖堤放水,仍责成东台同知督率闸官加谨巡防,地方有司协力稽察,以保堤工” (⑧〔清〕康基田: 《河渠纪闻》卷二三,王云、李泉主编: 《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20册,第365页。)。然而,东、西两乡的矛盾并未因此缓解。堤上闸口不足以宣泄时,西乡受涝,闸口全开时,东乡盐产不旺,官方不得不再次作出调整。乾隆四十七年(1782),“督抚河臣议定,每三月初一日填土堵闭,以防潮汛。九月初一日开放。不准私启,勒碑永遵。或西水将至,饬启者不在此例” (①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二《河渠志三》,清咸丰二年刊本,第6页。)。闸口启闭时间的调配,大致平衡了堤东开春之后蓄草煎盐和堤西汛期时涝水东泄的需求。
黄河北徙前,滨海县域岸线基本为淤涨型,唯南端栟茶、角斜两场受河海、江海动力作用,成为区域内长时段遭到海潮顶冲的地区。18世纪初,长江主泓道渐向南移,北岸沿海一线泥沙沉积促进了三余湾外淤和海门群沙、启东群沙的形成,北部马塘、丰利之间泥沙沉积呈咀状凸出。黄河携沙沿海岸线南下至东台县南段三仓、弶港附近并向外延伸。(②徐雪球、张登明、范迪富等: 《苏中东部第四纪以来海岸带变迁与演化》,郭一坤主编: 《华东地区地质调查成果论文集1999—2005》,中国大地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3页;郭瑞祥: 《苏北滨海平原古沙堤的分布及海岸演变》,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编: 《江苏省海岸带、海涂资源考察及综合开发利用学术论文选编》,1986年,第275—286页;陈金渊: 《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探索》,《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7页。)东台县栟茶场和角斜场位于两咀之间,海岸线呈湾状凹陷,雍乾时期两场不断受到潮流顶冲点的正面冲蚀。雍正十一年(1733)高斌查勘栟茶沿海后奏请于范公堤外另筑新堤。“接准河臣嵇曾筠咨会栟茶场范公堤另筑一道等因。奴才随于正月初六日前往泰州栟茶等处沿堤逐细踏勘,得栟茶场屡次被经潮患,较别场独重。……今应建新存旧,二工并举,留此旧堤以作外护郛郭,遇潮小之年,旧堤足可捍御。遇潮大之年则有新堤坚壁,重层保障于新建堤工更有裨益。” (①宫中档奏折:高斌《奏报栟茶场范公堤另筑新堤折》,雍正朝,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 016930-402013780。)
黄河北徙后,黄河河口三角洲受侵蚀后退,沙洲外侧侵蚀的泥沙向内侧和两侧输运,南侧盐城、东台岸线接受搬运而来的泥沙向海淤进(②张琳、陈沈良、刘小喜: 《800年来苏北废黄河三角洲的演变模式》,《海洋与湖沼》2014年第3期。),阜宁、海州近岸被视为河工物料之所的苇荡营被潮溯蚕食,岸外以五条沙为主的沙洲开始消失,黄淮故道、射阳河等出海河道口门大开。同时,西水东注泄水加剧了范公堤的挖毁,“坝水下注,屡挖范公堤自数十丈至数百丈,水退补还。原工久不修治,堤身日塌” (③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九《水工志》,第49页。),海堤障潮功能基本丧失。强烈的潮侵促使海水倒灌越过范公堤直趋里下河腹地,譬如:“(咸丰)六年,大旱,卤潮至,岁大饥。是年二月,不雨,至八月,蝗四起,卤潮入兴化境,禾苗槁死,人掘附莎为粮。”据阜宁地方志记载,灾害性潮侵在同治年间发生4次,光绪年间7次,宣统年间1次。(④民国《阜宁县新志》卷首《大事记》,第7—8页。)
面对日益严峻的潮侵坍岸,阜宁滨海一线开始修筑海堤防御,诸如新海堆、竖堰、条洋堰等,多为民力修筑,规模不大,海潮侵灌过程中多数损毁。(⑤民国《阜宁县新志》卷九《水工志》,第4页。)清末民初,荡地放垦,各大垦殖公司在滨海一线修筑了更多类似的海堤,投耗资金巨大,但俱未筑成贯连南北且可有效御潮的海堤。

四、 结语

地缘上看,下河滨海三县的联系性相较里下河腹地更强,明清以来归海一议,似乎使滨海堆积区的三县站在了腹地州县的对立面。明末清初,侨居淮安府山阳县的阎若璩曾说: 今日阻挠下河者有三等: 一盐城人,惧咸水入内,变伤其田禾;一泰州车儿埠人,富商居宅,横当下河故道;一山阳人,有坟在涧河边,惧伤其风水。(⑥〔清〕阎若璩: 《答友人问治下河》,《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一二,〔清〕魏源: 《魏源全集》第19册,岳麓书院2004年版,第273页。)鉴于地理环境差异和利益相抵,两方因海口开塞、闸坝启闭、掘修堤防等事宜,冲突不断。
下河滨海县域虽有相对一致性,内部还是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清初车儿埠口渐淤,泄水向北转移至丁溪、草堰等口,水患加剧后再转移至天妃、石鿎等口,黄河北徙后,盐城口门封闭,泄水的大部分压力转移至射阳河口,这就使滨海县境洪涝灾害呈现由南向北逐渐加剧的特征。从环境灾害角度来看,滨海县域南部长期面临水源不足的问题,以旱灾为主。中段以洪涝灾害为主,在西水减少的时候受境内湖荡容蓄和补充,水源仍相对稳定。北段受黄淮直接影响及湖、运分注的间接影响,1855年之前以涝灾为主,1855年后以潮灾、旱灾为主,水灾次之,其中旱灾与潮灾频调基本一致。地区内河圩、田圩及圩田体系的形成受水环境影响,兴筑规模和数量由北向南逐渐递减。范公堤在海势东迁后,御潮功能减弱,除了角斜、栟茶两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需要增筑外,其余基本以场署为中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盐业市镇。市镇之外,各段海堤构成了滨海县域河防与海防的主脉络,在河患、海患的影响下时掘时修,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通过对下河区域环境变化的梳理发现,地区内水环境变化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黄淮湖运水文变化及河务政策影响时常彼此关联,因此对下河滨海县域环境变化的研究需要将其置于整个里下河环境变化的视角下,以更好地体现地理环境整体性特征。堤圩建设只是环境变化适应下的一个方面,生态环境、农业开发、盐业生产、市镇形成与分布、灾害下的社会应对和人口迁移等其他诸多方面,仍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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