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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

2025 , Vol. 45 >Issue 1: 71 - 87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40179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Capital Mechanized Flour Milling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 Wang Xiaopei ,
  • Yuan Wei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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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17

  Online published: 202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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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mechanized flour milling industry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yet the development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was highly uneven. The establishment and location selection of typical factories reveal that the site choices for mechanized flour milling were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reg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the personal concepts of entrepreneurs. Unlike Western flour industries, which were largely influenced by natural factors,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modern China’s mechanized flour milling industry was mo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regional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capital, and sales markets. The loc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mechanized flour milling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conforms to the ‘port-hinterland’ model,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s exhibiting a gradient decrease from the coastal areas to the inland regions.

Key words： mechanized flour milling industry; industrial location; port-hinterland model

Cite this article

Wang Xiaopei , Yuan Weipeng .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Capital Mechanized Flour Milling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J].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2025 , 45(1) : 71 -87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40179

一、引 言

机制面粉工业的生产规模仅次于纺织业,是我国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关于近代机制面粉工业的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两类: 一是对全国机制面粉工业的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以及主要企业发展等的综合性研究和概述②;二是侧重这一行业中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专题性研究。①不过,学术界尚未充分关注到近代机制面粉工业的地区分布状况。《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详述了苏浙皖、东北、华北、华中以及川陕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勾勒出近代机制面粉工业布局的大势,并指出由于受到交通运输、原料以及洋粉倾销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机制面粉业具有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②目前已有的相关论著或只简单总结了全国范围机制面粉工业的分布态势,或挑选一地案例深入,未有系统探讨其区位选择与地区分布的专题研究。
工业区位的选择与分布是工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本文以中国近代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为主要研究对象③,利用散布在报刊、经济统计、回忆录等资料中的相关文献史料,追溯各地面粉厂的典型,剖析其选址的主要区位影响因素及其布局特征,并从空间分布与地区差异这一新视角深化对近代面粉工业发展及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认识。

二、近代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与空间展开

(一) 近代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

西方制粉业历史悠久,大致经历了手臼、石臼、水车、风车、蒸汽机及回转机制粉六个发展阶段。18世纪中后期,约清乾嘉时期,西方率先使用蒸汽机制粉。1860年,西方开始依靠输转机回转制粉。④我国的制粉工业同样历史悠久,先民很早就开始靠手工或畜力磨粉,可惜“旧时磨坊制造面粉方法简陋,仅为家庭手工业之一种”,未能孕育出机制面粉工业,“自海通以后,机制面粉船载而来,日增月益”⑤。1897年英国商人在上海杨树浦创办的增裕面粉厂,是中国近代机制面粉工业的开端⑥,此后中国民族机制面粉工业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但我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众多,面粉工业中旧式磨坊、机器磨坊与机器面粉厂三种生产方式长期并存。⑦根据前人的研究,大体可以将中国近代面粉工业的发展历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1897—1913年,起步阶段①

我国机制面粉工业发轫于东北地区及长江流域。机制面粉本为洋商接济外侨引入中国的食品,但国人对其消费亦巨,且其可免进口税,生产获利空间大。②1900年孙多森在上海创办的阜丰面粉厂是民族资本设立机制面粉厂的开端。此阶段民族资本新设厂数量虽不多,但其中如阜丰、茂新等后来都成了我国面粉工业的大资本集团企业。从生产情况看,江苏和东北面粉厂的日生产能力合计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的86%,其中上海一地尤为集中,占到全国的33%。③对比来看(表1),外资新设面粉厂的生产能力是民族资本厂的2倍多。此时期,俄商在东北所设的面粉厂表现突出,1900年俄商在哈尔滨首创满洲制粉公司,日俄战争期间外资粉厂的发展尤其迅速。
表1 近代各时期中外资本新设面粉厂数量及生产能力对比
时 段 民族资本 外国资本
新设厂数/家 生产能力/包 新设厂数/家 生产能力/包
1897—1912 46④ 38 057 43 85 440
1913—1921 105 203 585 18 43 169
1922—1936 122 193 515 14 45 550
1937—1949 270 142 652 23 38 650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表8《各时期民族资本新设面粉厂生产能力——按地区划分》、表9《各时期外国资本新设面粉厂生产能力——按地区划分》(第21、23页)。“生产能力”数字为各时期有日产量记载的各厂生产能力的合计数。另,根据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07页),每包面粉连袋重量为49磅,约合22.23千克,下同。

2. 1914—1921年,全盛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粉输入锐减,西方各国粮食减产,需向外采购以弥补军需民食的不足,这为国粉开辟了海外市场。1914—1918年,国粉输出激增23倍,面粉贸易由入超转为出超。⑤此时期,全国共新设厂92家,除长江流域与东北地区外,华北、华中地区的大城市,如天津、济南、汉口等也发展起机制面粉工业。面粉厂的生产能力也大幅提升,至1921年,全国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厂的日产较1913年增加3倍。⑥此阶段,外国资本因战争原因暂时退出了中国市场,新设外资粉厂数量及生产能力大幅下滑,民族资本对机制面粉工业的投资已经赶上并超过外国资本。

3. 1922—1936年,缓慢发展

洋粉倾销在此时期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国粉输出日减,面粉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加之麦贵粉贱,我国的机制面粉工业渐处于不利地位。各地面粉厂“倒闭者有之,改组者有之,出售者亦有之,新设之工厂虽亦不在少数,然拟之民十(1921)以前,诚不可以道里计矣”①。1921年洋粉年输入63万余担,1922年增至360万余担,1923年更增至580万余担。②此时期新设厂数量虽有增加,但全国日生产能力较1913—1921年却下降了4.9%,这说明新设厂规模较小,各面粉厂较上一时期开工不足。③

4. 1937—1949年,衰落时期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多数粉厂倒闭或艰难维持,全国面粉生产能力下降,行业呈现出工厂小型化与分散落后的特点。1945年较1936年,全国总生产能力下降1万多包。这一时期,日资厂的势力扩展,关内沦陷区一些民族资本厂被日商收买。另外,因行业萧条,大厂难以为继,大量简易小厂与磨坊大量出现。④战时工厂和机构的内迁带动了人口迁移,使得内陆的川陕和西北地区也开始发展起机制面粉工业,但与沿海大中城市相比,内地新设的面粉厂多数规模不大,资本也较为薄弱。

(二) 近代机制面粉工业的空间分布

外国资本对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投资集中在1914年前,即民族资本面粉工业起步阶段。从地区分布看,外商对中国面粉工业的投资集中在东北地区,尤其是哈尔滨。自1897年中国首家外资面粉厂由英商在上海创办,截至1913年,外商共在中国创办过49家面粉厂,其中俄商占41家,为投资之最,其总日生产占全国外商能力的76.5%。俄商趁日俄战争在东北地区设厂20余家,1913年时还实存外资面粉厂43家,其中29家位于哈尔滨,35家为俄商创办,俄商厂总日生产可达70 000余包。⑤
表2 1897—1949年各时段外资新设机制面粉厂数量统计(单位: 家)
时 段 全国合计 东北地区 上 海 天 津 汉 口 济 南 其他省市
1897—1912 43 40 1 0 2 0 0
1913—1921 18 13 1 1 0 1 2
1922—1936 14 12 0 0 0 0 2
1937—1949 23 12 1 0 0 0 10

资料来源: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表9《各时期外国资本新设面粉厂生产能力——按地区划分》(第23页),各阶段数据为分段相加所得,其中“东北地区”为原表“哈尔滨”与“东北各省市”数据之和。1937—1949年“其他省市”一栏主要指日本在山东青岛、河北保定和石门、山西大同、察哈尔和绥远等地设的面粉厂。

根据表3,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在起步阶段便呈现集中分布态势,北部聚集东北地区,南部以上海为中心,形成南北两大基地。1897—1913年,包括哈尔滨在内的东北地区和上海共新设面粉厂27所,几乎占到全国新设厂数量的一半。①
表3 1897—1949年各时段六大城市民族资本新设机制面粉厂数量统计(单位: 家)
时 段 全 国 哈尔滨 上 海 天 津 汉 口 济 南 无 锡
1897—1913 59 5 11 1 5 1 5
1914—1921 92 24 15 3 4 8 5
1922—1936 122 8 4 14 3 4 2
1937—1949 270 0 36 17 62 0 12

资料来源: 各阶段数据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表2《历年民族资本面粉厂新设厂数——按地区划分》(第11页)中各年各地区新设厂数量分段相加所得。

1914—1921年间,机制面粉工业继续以上海和哈尔滨为中心,向其他地区的大中城市扩散。“前此仅有长江下游与北满新式面粉业集中之区域,至是南满与华北各地亦有不少面粉厂之创设,天津济南皆成分布之中心。”②最终呈现哈尔滨、上海、天津、汉口、济南和无锡组成的“六大城市”布局。③据表3,此阶段全国共新设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厂92家,六大城市共设厂59家,占全国新设厂数的64.1%。
如表4所示,“一战”时期民族资本机制面粉生产能力大幅上涨,是起步阶段的5倍多。六大城市生产能力占全国的73.4%。1914年之前,上海和哈尔滨的机制面粉业为全国贡献了近乎60%的产能,这一时期两地的生产仍占主导,但占比有所下降,其余城市开始赶超,如天津、济南两地的面粉生产能力分别占到全国的6.7%和10.9%。
表4 1897—1949年六大城市及全国新设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厂日生产能力(单位: 包)
全国 哈尔滨 上海 天津 武汉 济南 无锡 六市合计
1897—1912 38 057 5 850
(15.4%)		 15 700
(41.2%)		 480
(1.3%)		 2 700
(7.1%)		 — 3 400
(8.9%)		 28 130
(73.9%)
1913—
1921		 203 585 37 430
(18.3%)		 55 600
(27.2%)		 13 540
(6.7%)		 8 100
(4.0%)		 22 200
(10.9%)		 12 500
(6.1%)		 149 370
(73.4%)
1922—
1936		 193 515 14 020
(7.2%)		 18 000
(9.3%)		 40 050
(20.7%)		 5 360
(2.8%)		 15 750
(8.1%)		 5 450
(2.8%)		 98 630
(51.0%)
1937—
1949		 142 652 — 38 254
(26.8%)		 6 460
(4.5%)		 12 680
(8.9%)		 — 25 470
(17.9%)		 82 864
(58.1%)

资料来源: 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表8《各时期民族资本新设面粉厂生产能力——按地区划分》(第21页)中各阶段合并计算所得,“生产能力”各栏数字为各时期有日产量记载的各厂生产能力合计数,括号中为各地在各时期占全国生产能力的百分比。

1922—1936年机制面粉工业进入缓慢发展时期,地区分布逐渐向广大内地扩散,原本没有机制面粉业的陕西、绥远、宁夏等地都开始设立工厂。至1936年,内陆地区新设面粉厂从24家增至64家。但其规模和生产能力上都不及沿海大厂。①又因此时期行业萧条,沿海地区大厂资本更加集中,到1937年,阜丰和福新两大系统的总资本额占到上海面粉行业总额95%以上。②在华中和华北地区,因资金短缺和行业衰落,部分土磨坊和机器磨坊重新兴旺。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沦陷区机制面粉工业遭受战争破坏,大部分被摧毁或侵占,被军管或委托日商经营。③一部分工厂迁至西南、西北地区,这带动了内陆机制面粉工业发展。川、陕二省在1937年前只有8家面粉厂,每日共可生产面粉10 690包,仅占全国近代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2.09%。但到1945年,两省民族资本面粉厂增至24家,日生产能力39 340包,占全国产能的7.08%。但这只是战时工业布局的特殊调整,抗战结束后川陕地区人口骤减。至1948年,重庆地区面粉厂大部分停业或减产,仅有少数情况尚好;西安地区则多为简易小厂,设备简陋且粗制滥造,未能长久维持。④总的来说,内陆机制面粉工业的短暂发展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地区分布不平衡的格局。

三、典型面粉企业的厂址选择

如前所述,近代不同地区的机制面粉工业随着生产技术水平、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同业竞争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条件差异而呈现出不同发展态势。下文将分别追溯各地区典型面粉企业的创办过程,探索其选址的决策与缘由。

(一) 阜丰、茂新和福新系统

江浙地区自明清以降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资本力量雄厚,水陆交通便利,是近代机制面粉工业的摇篮。如前所述,孙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厂是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第一家机制面粉厂。⑤据首任厂长宁钰亭回忆,筹办之时,他于扬州购置小麦并到增裕厂入磨试验,结果出粉效果良好且结算所得获利丰厚。⑥而后孙氏便下定决心在上海办厂,因地价低廉,他将厂址选在苏州河沿岸的“叉袋角”。⑦
阜丰面粉厂设备均自美国进口,初期有钢磨16部,日产粉2 500袋,1904年添购钢磨25部,日产粉可高达5 000袋⑧,出产的“老车牌”面粉十分畅销,是当时诸多面粉厂学习模仿的对象。1913年,阜丰面粉厂的资本占上海机制面粉资本总额的18%⑨,其对后来荣氏创办茂新面粉厂亦有引导作用。
荣德生早年在广东处理税务,“知面粉入口载明条约,为洋人食品,得免捐税,输入之数,独冠各物,名为外人所需,实则华人之需要颇巨”①。荣氏滞留香港时曾见码头“白雪皑皑”,便知面粉进口量巨大。在上海经营钱庄时,他又发现所经手的汇兑业务多为上海阜丰、增裕两厂到无锡采购小麦款项,“如此看到小麦来源,粉厂去路,粉是无捐税之货,大可仿制”②,荣德生遂产生在无锡创办面粉厂的想法。
1902年,荣氏在无锡西门古运河太保墩创办茂新一厂。荣氏选择无锡,首先因其地属“产麦之区”,有充足的原料供给。③其次在于交通优越,荣氏多次赞许其“水路交通两皆便利”,地理上“濒临太湖,可通浙省,并地居运河流域之中心,进而铁道通轨,交通更为便捷”④,他还指出无锡“大埠平原,地形扼要,据水陆之冲,握交通之纽者,尤非易得”⑤。又及,此地使用邻近安徽的小麦或经上海进口洋麦也较为便利,面粉亦可借助水陆运输至国内和海外市场。
福新一厂于1912年在上海建立。这之前荣氏兄弟便在上海考察,认为上海开放、便捷、高效,拥有得天独厚的创业条件。加之听闻茂新面粉厂的重要人物浦文渭与王禹卿二人有意脱离茂新在上海重新办厂,荣氏兄弟当即决定支持。最终,浦王两家与荣氏兄弟共同创建了上海福新面粉厂。⑥
“一战”以后市场形势变化,荣氏面粉企业亟须扩充规模,择地建立分厂。首选便是临近原厂进行扩建。1918年,荣宗敬收购中兴粉厂作为福新四厂,该厂“继购栈西田地”,可与福新二厂“毗连为一起”,则“东西连络贯串,便于发展”⑦。与此类似,茂新有三个分厂均建在无锡。
1919年,茂新四厂创设于山东济南,是看重济南的原料、交通以及市场,“济南为南北重镇,胶济津浦两路之所交会,素为产麦之区,亦北省有名之都会也”⑧。山东虽然小麦产量丰富,但只有三家面粉厂,市场竞争不大,加之北方以面食为主,从供销两方面考虑济南都是设立分厂的佳地。⑨
“人地相宜”也是荣氏异地设厂的重要考量。在战后行业低迷时期,身处无锡的荣德生对济南的茂新四厂鞭长莫及,其地段虽好,但仍常年亏损,人事不当,始知“人地相宜”的重要性。⑩荣德生起初意属在河南小清河沿岸设福新五厂,因小清河水清,且附近购麦便利,但河南本地绅士王君抢先禀部获得建厂专利,荣氏扩厂计划被迫中止。在京官员建议荣氏向平政院提起诉讼争回造厂权,但荣德生认为“余意不可,明知可胜,人地不宜,营业必败”⑪,王君相比荣氏在河南当地有更深厚的人脉和资源,若强行夺回专利权,日后营业恐有后患。于是荣氏放弃河南,改在汉口创设福新五厂。
至1921年,荣氏的茂新与福新系统已在无锡、上海、武汉、济南四地扩展至12个分厂,每日出粉能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一。①其规模之大、发展之快,在当时国内是罕见的。

(二) 双合盛与天兴福

东北地区地处日俄两大帝国之间,其机制面粉工业发展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双合盛与天兴福两家面粉厂的创办反映了该地区机制面粉业由外商资本转向华商资本、生产重心由北转南的过程。根据1938年日本的调查,双合盛每日夜出产面粉10 000袋,天兴福一、二厂每日夜共可出产面粉17 700袋,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两家粉厂。②
1898年,俄国政府“攫得中东铁路铺设权,将多数军民送往极东”,并“为供应其驻屯军民之所需”③,东北地区机制面粉业应运而生。“东三省小麦之供给便利,尤以北满沿中东铁路一带最盛”④,俄人便抢先占据交通及原料供应便利的哈尔滨发展起机制面粉业。日俄战争结束后,哈尔滨面粉业开始了从外商向华商资本的转移。最先在哈尔滨发展民族机制面粉工业的俄侨选择接手战后遗留的俄资粉厂,这类面粉厂有八个,双合盛制粉厂便是其中之一。⑤1915年,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打拼的张廷阁弃商转工回到哈尔滨,以俄洋二十五万元买下俄商的地利金火磨公司,更名为双合盛面粉厂,其出产的“红鸡牌”面粉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独得好评,是当时哈尔滨面粉业的领头羊。⑥
1917年,邵乾一于长春建立天兴福第一制粉厂。邵氏看中长春的地理优势,认为在此设厂不仅“可以伸出左手取来北满小麦加工成面粉”,还可以“伸出右手把面粉投销南满”⑦。随着俄国撤出中国,哈尔滨的优势地位开始下降,尤以日本在大连修建商港后,俄国中东铁路客货车作废。⑧如此,北满的粮食要运往大连港出口,长春便成了南北满中间的粮食转运地。且南满在市场条件及其他经营条件方面,如煤电动力、包装和经营费等,均比北部有利。⑨天兴福制粉厂利用北满的小麦在长春制成面粉,再销往南满,很快获利并扩大规模。

(三) 成丰与成记面粉厂

华北地区为我国的主要产麦区,其面粉工业的发展即依托了其原料优势。1913—1936年,晋冀鲁豫四省产麦量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⑩然而,当地农村人口众多,无力购买机制面粉,且土磨坊普遍,面粉工业直到“一战”结束后才逐渐发展起来。
山东苗氏资本是以该省桓台县索镇苗世厚等四兄弟为首形成的资本产业集团。①苗氏于1899年在济南经营粮栈起家,五四运动时期,苗世厚深受实业救国思潮影响,有意开办面粉厂。他认为“国民需要,有例在先,我们又有粮业基础,一定能把厂办好”②。1915年,苗杏村在荣宗敬来济考察分厂选址时给予了大力支持,荣宗敬遂将茂新面粉厂代购小麦的专权交给苗氏,并在后期苗氏创办面粉工业时给予帮助。1920年,黄河以北农业歉收并出现饥荒,苗星垣凭借与军阀师长车百闻的关系担任赈灾车运处处长,利用职务便利,从铁路局调用官方车皮运输面粉,赚取巨额利润,成为创办成丰面粉厂的资金基础。③
1921年,苗杏村与苗星垣合作,于济南市天桥北官扎营街成立成丰面粉厂。山东为全国主要产麦区,省会济南是全省政治、经济中心,设厂于此,在原料、交通和市场上均占据优势。1932年,苗氏资本收购成记面粉厂,该厂址在济南市西关铜元局后街,靠近胶济铁路的北关车站和小清河,水陆皆便。④1934年,面粉行业低迷,苗杏村依靠其社会关系支撑起成记面粉厂的发展,包括与时任山东省地方长官的韩复榘的下属接触,做了不少军用粉生意。⑤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高唱“开发西北,振兴实业”的口号,加之陇海铁路西展及沿海各省遭遇战争侵略,苗星垣决定向内地发展,在西安购地百余亩创设成丰面粉厂,并于1934年在西安市玉祥门外勘定了厂址,投产后日产面粉8 000袋。⑥

(四) 其他面粉厂

华中地区机制面粉工业起步较晚,“一战”后才逐步发展。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陷,申粉供应断绝,汉口市场供不应求,武汉地区的面粉业获得巨额利润。南京沦陷后,武汉作为临时首都,军民人口激涨,面粉销量从平均每天2 000包陡增至3 000包。然而1938年武汉沦陷,面粉厂亦面临内迁,如福新五厂部分迁往陕西宝鸡,部分迁往甘肃天水。⑦
陕西省在陇海铁路建成前交通闭塞,又非重点产麦区,在1937年前仅有4家面粉厂。⑧1933年成立的西北聚记面粉公司是陕西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其有3部钢磨,日产量290包。⑨抗日战争爆发后,陕西人口骤增,宝鸡作为新兴工业城市和当时陇海铁路的西端终点,急需建立面粉厂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由此,大新和福新面粉厂应运而生。战争工业内迁、陇海铁路修筑到关中,都大力推进了陕西面粉工业的发展。⑩
西北地区的宁夏、甘肃、新疆等地虽为小麦产地且以面为主食,但因电力不便、机器制造业不发达,一直采用传统手工磨粉,尤以水磨最为常见。抗战期间工业中心转向内陆,带动了当地机器制造业发展,促进了机制面粉工业的产生。1935年,宁夏省创办第一家普利机器面粉厂;抗战期间,甘肃创办兰州面粉厂、西北机器面粉厂及福新第五粉厂天水分厂;至1943年,新疆的迪化、伊犁、绥定和塔城也都设有机制面粉厂。①
近代四川军阀割据,内战频繁,重庆地处西南各省货物集散的枢纽和水陆交通的要道。1925年,单松年创立新丰面粉厂,他认为在重庆设厂可以就地利用大量原料,且当时社会上层人物热衷模仿大城市的饮食习惯,机制面粉迎合社会风气,可得利润。后该厂转手给时任江海银行经理的鲜伯良,于1934年更名为复兴面粉厂。鲜氏用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为复兴创造了有利的经营条件。②复兴是重庆在抗战前仅有的两家面粉厂之一,至1940年,其产能仍占重庆地区面粉总生产能力的66.7%。③云南在抗战时期被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其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完全是由战争带动。嘉农面粉厂为云南规模最大的面粉厂,于1939年建成,日产最高900包。④
华南地区,如广东省“非产麦之区,更少制造面粉场所,每年所需,几完全仰给北方,舶来面粉”⑤,1936年广州面粉日产量仅为700包⑥。
总的来看,内陆华中、西北和西南地区虽有机制面粉业发展,但其发展几乎由战争带动,发展规模与生产能力无法与上海等地相提并论。华南地区并非小麦产区,人民也并不以面粉为主食,机制面粉工业也并不兴旺。

四、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选择是复杂的,除自然条件的制约外,亦受特定经济环境、社会文化以及个人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一) 自然资源禀赋

小麦是面粉生产的主要原料,其长势深受气候影响。苏浙皖、华北和东北地区均为季风气候,冬冷夏热,适宜小麦生长,为我国的重要产麦区,进而面粉工业也起步早、发展规模大。四川地区过于湿热,小麦不喜,因此“偌大的重庆城,在二十年来以前,只有若干土磨坊……而并没有机制面粉”⑦。荣氏面粉厂大多集中在苏浙皖地区,后择山东设厂,主要是靠近原料产地。成丰面粉厂从山东到西安建分厂,亦为获取更充足的小麦资源。
地貌条件也是影响面粉工业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荣宗敬选定太保墩作为茂新一厂的选址地便是出于“旷观阡亩之盛,水利所汇”①,此地土地面积与水资源足供机械造粉之需。土地面积合适的情况下,地价是必要的考虑条件。荣氏原计划扩张天元栈房,但“当地产权所有者用心居奇,高抬地价,未能扩大进行”②。阜丰面粉厂起初选址在高昌庙③,后因地价低廉改在“叉袋角”建厂。除土地资源外,粉厂选址靠近河湖地表水资源,可满足工厂生产及职工生活用水需求。苗氏接手成记面粉厂便看中其“东墙外有条小河,水量充足,水源清洁,职工饮用和生产用水极为方便”④。
苏州河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⑤,其沿岸工业区也是水资源孕育工业的典型案例。机制面粉业是苏州河沿岸最早形成规模的工业,这里几乎集中了整个上海的机制面粉厂。除提供生产生活用水外,因苏州河与长江、太湖相通,即是“同我国工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江浙皖赣鄂湘川等省直接相连”⑥,工厂以苏州河道为中心轴,顺河岸向两边延伸,能最大限度利用苏州河便捷的水运。

(二) 地区经济环境

地区经济环境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能力、融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企业聚集效应,这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和市场销售,对于面粉这类原料与成品重量较大的工业,便利的交通将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堪称发展的命脉。如荣家企业“所选地点均在水陆交通极便之处,计有吴淞蕴藻滨,南京三叉河,汉口碪家矶”⑦。
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需要资金与技术支撑,因此建厂需考虑当地经济状况。上海洋行林立,社会流动资金多,这为大厂引进先进制粉设备提供了经济基础。上海还有发达的电力配套及较低的电价,有利于工厂使用电动马达代替蒸汽引擎,开展大规模机器生产,这在中小城市难以实现。1928年上海电价约“一分至三分”,杨树浦附近甚至低至“一分以内”⑧,民国著名企业家吴蕴初在拟定天原化工厂厂址时指出:“此厂需用电气甚多,就电价论,亦以设沪为合算。”⑨此外,机制面粉是近代新式工业的产物,几乎“完全为都市民食”⑩。大城市人口密集,消费水平高,对机制面粉的生产和销售均有裨益。
企业聚集效应体现在两方面: 同一资本控制下的企业聚集与同行业的企业聚集。前者使资本集团能充分利用与调度本地积累的产业资金。荣氏面粉及纺织产业均在无锡发展,不仅便于管理,旗下振新纱厂还可以在面粉厂经营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苗氏在创办面粉业前已有粮栈做基础,可为面粉厂提供稳定的原料供给及资金支持。
福新集团在上海的七家面粉厂全部集中在苏州河沿岸,阜丰、华丰、裕丰等面粉厂亦坐落于此。1914—1920年,上海机制面粉企业由11家发展至20家,苏州河沿岸就有18家。企业聚集便于组织者管理及资源调配,亦方便信息共享,及时掌握最新行业动向。另外,苏州河沿岸当时已经形成西部工业企业、中部仓库堆栈、东部商业和服务性设施的企业分布形态结构。①面粉工业因此发展出类似产业链的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生产运输成本。

(三) 社会环境与文化风气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特殊,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在区位选择上会受到国家战略布局、外国资本与地方势力的三方面影响。
近代民族工业发展无法避免战争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地区沦陷,国民政府内迁,带动军民、工厂等向西部地区迁移。根据日本的统计,战争致上海七家面粉厂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涉及资本200多万元,制粉机器127台。②川陕地区位于内地,发展环境相对稳定,且军民需求量大。除沿海迁移至此的面粉厂外,亦有投机资本家借机新造面粉厂。
外商对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厂的影响主要在于示范作用和资本入侵两方面。英商在上海设立的增裕面粉厂给中国商人提供了参考实例。孙多森本打算建造机器磨坊,参观增裕面粉厂后即改意设阜丰机制面粉厂。③阜丰向美国爱立厂订购机器,厂房也均仿造美式面粉厂建筑。同时,外商也导致资本入侵,东北地区在日俄战争前面粉工业几乎全被俄商垄断,民族资本难以发展。
机制面粉工业对传统中国来说是西方事物,发展之初易受阻碍,它抢占了土粉市场,容易引起当地势力不满。因此厂主多将厂址选在社会风气较为开阔的大城市,或是能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解决问题的地区,以规避此类风险。孙多森能成功首创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厂的重要原因,便是孙家在政治经济上有强大的靠山。孙氏奏请慈禧核准注册面粉厂,获准免费从国外进口面粉机器,产出的面粉又获准“概免厘税,通行全国”④,这很大程度降低了设厂门槛和生产成本。鲜伯良经营复兴面粉厂和苗氏经营成丰、成记面粉厂,也都不同程度地依靠在当地的同乡关系、商业关系、官场关系取得便利。

(四) 企业家个人观念

自然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是区位选择的客观因素,但建厂者在决策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迷信因素对设厂选址影响也颇大。荣德生在为福新选址时收到好友来信称:“日前见到一预言家姚君,能前知,谈时局,战时将起,无锡不佳,沿江沿海均非可居地,仅上海稍好,而华洋杂处,宜早预备。”荣氏起初虽未轻信,但随时局变动,不免心生疑虑。另外,风水堪舆也是传统社会兴建土木时的重要考量,荣德生“虽专心企业,而常四方奔走,凡经名山胜地,无不留心风水……自以为有信而不迷之概”⑤。唐保谦建九丰面粉厂时更直接在“风水”上参考了荣家企业的选址。九丰面粉厂的选址在运河黄埠墩上,唐氏一早看中这块风水宝地,当地人认为:“运河水从双河口而来,经过黄埠墩为‘天关’,后到达太保墩为‘地轴’。荣氏的茂新面粉厂选址在‘地轴’,大赚特赚,现在唐保谦在‘天关’设厂,不赚钱才怪!”①可见风水因素在九丰的定址过程中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荣氏两兄弟在企业选址上观念不同。荣宗敬认为上海是交通及金融的中心,故开办的工厂都集中在上海;荣德生则认为内地更接近原料产地,工资便宜,开支俭省,且事业忌集中上海一处,最好分散到全国。②荣氏创业初期,以荣德生意见为主,因此茂新、振新和申新一厂设在不同城市;“一战”之后,即申新、福新大发展时期,则荣宗敬主导较多,所以厂址多选在上海。

五、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布局特征

通过分析面粉厂的选址案例并总结影响机制面粉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可管窥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布局的以下三点基本特征。
其一,中国近代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选择是自然与人文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交通、资本和销售市场等地区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较自然因素更加显著。西方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受原料与水资源的影响较大。1823年,靠近密西西比河上的圣安东尼瀑布并拥有平坦的河岸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成了美国首个面粉磨坊的所在地,此后这里成为美国的面粉加工中心,促成其面粉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瀑布提供的水力。③近代英国的面粉工业区位选择则以原料为主导,19世纪中期,英国面粉磨坊集中在种植小麦的农业区附近;后随小麦进口增加,储存小麦的港口城镇逐渐成为面粉加工中心。④但近代中国盛产小麦的华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却出现晚、发展慢。时至1913年,全国共新设面粉厂107家,晋、冀、鲁、豫四省一共才6家。⑤就原料而言,无锡一带产麦区应适宜创设面粉厂,但荣氏面粉企业仅3个厂在无锡,却有7个厂在上海。这表明原料、水力等自然因素并非民族面粉业发展的关键。近代中国机制面粉主要供给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甚少消费,农民无财力购买机制面粉,仍主要靠手工磨粉。1929年,山东销往农村的机制面粉仅占全省总销售量的15%⑥,交通不甚发达的内地中小城镇也以销售土磨坊面粉为主⑦,因而我国北方传统食面区对机制面粉工业发展也少有推动。
上海不仅是长江流域的制粉中心,也是全国面粉供给的重地。海关统计,全国机制面粉自上海出口者占96%,多运往华南华北,但华北所产面粉鲜向南运。①依据1940年调查,上海日产面粉119 000包,占全国每日总产能的20%。②这与其民国时期金融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一则上海城市流动资金充足易调动,买办、官僚和外国银行家等长期活跃;二则其电力系统最为完善,有助于大规模生产。上海面粉工业行业聚集的态势促成厂家联合创办同业组织以实现行业垄断。例如1908年以阜丰、茂新为首的七大面粉厂创立办麦公会,联合同业,压低麦价,有效规避了原料采购中的风险并降低了成本。③此类同业组织也使上海的面粉工业在对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④
近代机制面粉工业资本导向型区位特点的形成,根源在于我国工业近代化、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三者的错位,换言之,当时的基础设施、贸易制度和政府政策无法合理调配各地区面粉工业资源。我国虽为农业大国,但产出的国麦与国粉却无法被充分利用,如“长江之羡米,不能畅销缺米最多之广东;淮河流域江苏北部之余麦,不能畅供面粉厂最多之上海;济南新乡保定粉厂之出品,不能畅输最大销粉市场之平津”⑤。这种境况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交通建设滞后造成原料与成品运输困难;其次,运输途中各种苛捐杂税增加了成本,国粉“因困于关税条约之束缚,亦不足与洋粉抗衡”⑥;最后,“国米国麦之贸易制度运销方式,与洋米洋麦之贸易制度运销方式相竞于市场”⑦,政府未给予本国粮食优惠的贸易政策。相较而言,大城市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更完善,资源调度更便利,因而机制面粉工业更集中。
其二,近代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变迁过程与工业区位变迁的“港口—腹地”模式⑧基本一致。机制面粉工业起步于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向腹地扩散推进。上海作为机制面粉业的发展门户,根据相距远近,其腹地可分为核心区、中位区与边缘区三部分。受空间距离衰减规律的支配,这一区域内距离门户港口越近接收其经济能量辐射的程度越大。⑨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港口—腹地”区域中,无锡位于核心区,汉口位于中位区。以机制面粉发展进程看,上海起步时间早于无锡,无锡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又大于汉口,这与“港口—腹地”模式辐射规律相符。
图1汇总了近代四个时段新设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厂的数量,直观展示该产业在沿海港口城市产生并逐步向内陆地区扩散的过程。如上所述,近代机制面粉工业区位选择为资本导向型,其“港口—腹地”区位变动模式的形成源于我国近代从沿海到内地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水平递减的现实。
图1 1897—1949年全国民族资本新设机制面粉厂示意

资料来源: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表2《历年民族资本面粉厂新设厂数——按地区划分》(第11页)。根据现有行政区划对原表数据中的地区归属统一调整,将原表中“哈尔滨”与“东北”合并为“东三省”,“绥远”和“察哈尔”合并为“内蒙古”,将“无锡”与“江苏”合并为“江苏”等,对原表历年数据的时间分段整合。

外国资本亦推动“港口—腹地”扩散模式形成。长时期的洋粉输入为沿海大中城市的机制面粉生产创造了市场条件,面对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中国有被迫接受的一面,也有主动适应的一面。①外国工厂提供了仿造的实例、先进的技术以及设备,民族资本家通过对外资面粉厂的接触与学习,发展本土面粉工业。如表2所示,在起步阶段,民族资本新设面粉厂集中在易于接触外资的城市,如上海和哈尔滨。“一战”结束后,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逐渐成熟,为缓解外资带来的压力,一边远离外商投资中心,转向辐射范围内的次级城市,如无锡、天津;一边选择向内地发展,如汉口,远离外资压迫的同时又可获取充足的原料。
其三,从地区分布看,各地区粉业发展有显著空间差异,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现代化程度从沿海到内地呈现明显梯度递减格局。表5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沿海城市、次级城市以及内地城市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情况。
表5 20世纪30年代各地机制面粉工业情况统计
地区 厂数/家 工人数/人 平均产值/元 人均产量/包 平均资本额/元 单位资本额产值/元 开工率
上海 12 2 112 5 734 000 17 923 507 417 11.32 85%
无锡 4 472 2 653 250 10 060 257 250 10.31 54%
济南 7 738 2 969 000 8 141 365 429 8.12 70%
天津 5 503 3 823 800 11 734 700 000 5.46 68%
青岛 2 92 1 375 000 11 446 262 500 5.24 80%
汉口 2 347 2 292 500 6 098 825 000 2.78 50%

资料来源: 表中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其中通过厂数、产值、产量和资本额数据(表27《1934年面粉产量及产值估计——按地区划分》,第52页),求得平均产值和单位资本额产值(产值/资本额,表示投入单位资本额所能带来的产值);人均产量由工人数与产量数据(表95《1932年各地面粉工业工人人数》,第154页)计算得出;“开工率”指实际生产面粉量占可能生产量的百分比,数据来自表26《1933年面粉产量估计——按地区划分》(第51页),为1933年数值。

从设厂数量来看,上海最多,次级城市次之。汉口厂数最少,其平均资本额却很高,这表明汉口面粉生产集中。但上海的平均产值远高于汉口,单位资本额产值则从沿海向内地递减,上海机制面粉厂投入单位资本额能够带来11.32元的产值,接近天津、青岛的两倍,几乎是汉口的五倍。这表明上海与其他城市的面粉厂相比生产效率更高,资本利用率和近代化水平也更高。
若以人均产值为参考标准,各地差异则更明显。如表5所示,20世纪30年代汉口面粉工人的人均产值在六大城市中最低,上海数值依然最高。这说明与上海相比,汉口面粉工业更依赖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与机器利用率远低于上海,这也反映出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无锡、天津和青岛作为次级港口城市,劳动生产率低于上海,但高于汉口。
资本利用率影响各地开工率,单位资本额产出越高,工厂生产成本越低。上海市面粉产量占可能生产量的比重最高,说明上海机制面粉业的开工率最高,汉口的机器面粉厂开工率仅50%,这意味着汉口实际发挥生产效力的机器只有总数的一半。
各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产业集中度在不同时段也有差异。根据表6所展示的不同时段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①,1933年上海的数值明显高于汉口和天津。这表明相比内地,口岸城市上海的机制面粉工业产业集中度更高,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更容易出现垄断性大企业。而汉口和天津的厂商离散分布,市场竞争主体所占比重低于上海。受战争影响,1939年数据发生变化,内地产业集中度开始上升。沿海的大厂向局势相对稳定的次级城市与内地搬迁,汉口与天津面粉厂的开工率上升并超过上海。1933年与1939年赫芬达尔指数的对比,反映了战争时期机制面粉工业的特殊发展境况。
表6 1933年与1939年各地机制面粉厂年生产能力赫芬达尔指数
地 区 1933年 1939年
上海 63.92% 62.6%
汉口 58.4% 67.1%
天津 50.54% 72.2%

资料来源: 1933年数据由《中国面粉业的概观》(何赋彝,《前趋》1933年第1卷第1期,第10—17页)内容计算所得。上海使用阜丰、福新八厂数据,汉口使用裕隆、福新五厂数据,天津使用寿丰一厂、福星一厂数据;年产量=日产量×工作日天数(根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面粉工厂的每年开工天数约为240天)。1939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表29《上海市1938—1942年民族资本面粉厂产量及设备利用情况》、表34《武汉市1932—1937年民族资本面粉厂产销量》、表40《华北地区1939年各厂面粉产销量》(第54、58、62页),其中汉口一栏为1937年数据。上海使用阜丰、福新七厂数据,汉口使用福新、五丰数据,天津使用寿丰、福星数据。

简言之,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生产能力、资本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以及产业集中度仍从沿海向内地梯度递减。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分布是自然资源禀赋、地区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企业家个人观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以地区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1897—1949年,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呈现出从沿海港口城市向内陆地区逐步扩散的过程,且工业发展水平也从沿海向内陆呈现梯度递减的格局,这种扩散和发展规律与前贤所总结的“港口—腹地”模式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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