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41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1-08-20 上一期   
纪念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
追思悟道 开拓奋进
朱士光
2021, 41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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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与传承: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
李孝聪
2021, 41 (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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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三则
唐晓峰
2021, 41 (3):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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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
辛德勇
2021, 41 (3):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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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制度背后的技术、环境与政治:以清代柴塘岁修专项银设立为中心
王大学
2021, 41 (3):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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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两浙大规模从柴塘改建为石塘开始于乾隆第五次南巡。乾隆希望通过河工、海塘来成就不朽功勋,谕令在并不需要改建的柴塘中伺机改建石塘,强调以柴塘作坦水且不必岁修,这违背了石塘需要间接护岸工程的技术要求。乾隆深知如果新建石塘仍建设与维护间接护岸工程,将无疑说明其决策失误。当臣工谈到新修石塘需修筑坦水或者岁修作为石塘外护的柴塘,他的反应是: 反复声称柴塘作为石塘外护不需岁修,把决策失误责任推卸给相关臣工,隐晦或者露骨暗示钦差大员把责任推卸给相关人员。即使皇帝极力维护自己决策正确,但客观技术要求终使他批准了柴塘岁修专项银制度,也从侧面说明了其决策不当。整个过程充分说明,在涉及古代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制度问题时,技术与环境因素往往要让位于政治,在制度、技术、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复杂交织中,历史的复杂性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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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循化厅档案为例
刘炳涛
2021, 41 (3):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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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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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瓦厢决口后黄河下游河道沿岸区域地形与河湖环境(1855—1911)
古帅
2021, 41 (3):  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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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北徙,给下游沿岸区域地形与河湖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山东运河以西的平原地带距离决口处较近,泥沙淤积较多,地形抬高幅度明显,黄河在此区内漫流,扰乱了原有水系。汶、泗二河下游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顶托,亦出现排水困难的局面,东平湖的形成与扩大即区内积水不断增多的结果。鲁中丘陵西侧平原地带,受黄河淤高河床的阻挡或黄水倒灌影响,长清至齐东各县境内的入黄河流均难以宣泄,直接促成新清河的开辟。徒马平原地带,受黄河决口改道影响,靠近黄河的徒骇河诸多支流被淤没,徒骇河则被黄水冲宽刷深,1907年黄河利津决口后,其尾闾河段亦被淤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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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诸府政区等第问题新探
李大海
2021, 41 (3):  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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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将金代诸府分为京府、总管府和散府三等。研究认为,从行政区划的角度,上述划分混淆了路级行政机构总管府与总管府路治府之间的差别,也掩盖了《金史》等文献中“京府”通常不指诸京路治府的事实。根据入驻上级机构的行政地位,可将金府分为京路治府、总管府路治府和散府(即非总管府路治府)三等。该阶序与以人口因素为主构成的上、中、下等第体系无直接关联,彼此具有独立性。深入认识金代诸府的分等问题,有助于理解元代府路分等的实践逻辑,并揭示元路分等现象所反映金元路制发展的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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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边疆政区的内地化——以磴口设县为例
于昊
2021, 41 (3):  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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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边疆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立场的各种势力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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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鄂、东鄂辨证——兼论湖北称鄂之由来
王红星, 卢川, 朱江松
2021, 41 (3):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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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考古资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了乡宁之鄂、沁阳之鄂、随州之鄂、南阳之鄂的地望变迁。西周早期为南控南淮夷、荆蛮,周封鄂于今随州。周夷王时,将鄂迁徙到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西鄂故城一带,周代南土防线亦随之收缩。约在春秋早期楚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之时鄂国已消亡。战国中期前后,西鄂为楚封鄂君之地。垂沙之役后,鄂君东迁大冶鄂王城,始有东鄂。秦及汉初于东鄂故地设鄂县,其后又在南阳鄂国故地设县,因江夏先有鄂县,故称南阳之鄂为西鄂。湖北简称鄂与西周时期随州鄂国或南阳西鄂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行政区划变迁及武昌九省通衢的地位日渐重要有关。武昌有“鄂”之别称,是湖北省简称鄂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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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至西汉前期海盐县城址新探
王斌, 陈吉
2021, 41 (3):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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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至西汉前期的海盐县城址,目前学界有大金山北麓说、戚家墩说与甸山说三种观点,各有千秋,也各自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查山古文化遗址1973年、2008年、2017年(N地块)和2018年(L地块)的4次考古发掘,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线索与思路,即秦至西汉前期的海盐县城存在位于查山东侧的可能性。以流传于金山卫地区的拱北门石碑故事作为切入点,充分利用该地区地表采集的遗物遗存、现有考古工作报告,以及历史文献学、气象地质学等多学科数据资料与研究成果,对查山东侧新说加以论证,希冀能够裨益未来城址的实地勘探和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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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三绝: 清朝使用“纳林道”研究
王启明
2021, 41 (3):  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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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北京和台北两地档案机构所藏满汉文档案的研读,可以发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清朝曾分三个阶段将北疆伊犁军队通过中亚“纳林道”换防至南疆喀什噶尔,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两阶段说”,清朝趁机巡查布鲁特边界,达到“寓巡边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文章就清朝在三个阶段分别使用这条道路的缘起、换防过程与演变,及其放弃原因与最终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考证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实为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之所附“绘图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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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流配地域的演变及其影响——以刺配法的实施为中心
程涛
2021, 41 (3):  1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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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刺配刑泛滥,导致触法流配者大为增加。为避免因配隶人群大量聚集而导致的社会治安乱局,宋廷一方面施行诸路间相互移配、散配的政策,另一方面格于军政形势及祖制,将配隶地域逐步由京畿地区向南方远路转移。步入南宋,由于疆域的蹙缩及政治地理格局的剧变,流配地域在进一步南移中逐渐集中于五岭地域的远恶州军,而大量的逃亡配军刑徒与盐寇、峒寇相纠合,加剧了该区域及近邻州军的动乱,成为终宋之世都未能解决的地方军政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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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曹洞宗复兴初期的弘布及其时空过程——以芙蓉道楷行迹的复原为中心
沈国光
2021, 41 (3):  13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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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后期,禅宗之一的曹洞宗开始复兴。芙蓉道楷是曹洞宗复兴过程中的一位重要僧侣。宋末,自随州向北至东京一带,成为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重要区域。受道楷影响,其法嗣占据了大量名寺名山之法席,彻底扭转了宋初曹洞宗衰败之势。虽然芙蓉道楷在东京与士大夫缔结了深厚的关系,但是由于与宦官谭稹的交恶,导致了最终被贬淄州。从长远的时间来看,道楷被贬使得大洪山寺僧人最终失去了宋廷的青睐,曹洞宗也逐渐失去了东京这一重要的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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