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盆地伊、洛、瀍、涧四水流向与其地质背景密切关联。四水走向均受控于盆地基底的地层断裂线。伊、洛二水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东西向及北东向的断裂线,洛水的流路主要受麻屯—偃师断裂影响,伊水的流路主要受宜阳—偃师断裂影响。瀍、涧二水的走向与北西向的断裂线一致,主要受新安—半坡等断裂影响。洛水在汉魏隋唐时期表现出持续北迁的态势,伊水则持续东延南移。伊、洛二水历史时期以来渐趋南北分离,伊洛交汇点逐步东移。盆地内的南北不等量沉降、沉积中心的向北倾斜导致洛河北迁,中央凸起、“两堑夹一垒”型的复式断陷致使伊河东延南移。

蒙古国中戈壁省额勒济特苏木地利山地区发现的唐代汉文摩崖岩刻表明,该处彼时为草原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出塞北渡碛至回鹘牙帐城的路线“回鹘道东道”(即“参天可汗道”)就经过此地。岩刻文字为麟德二年唐羁縻漠北时期所刻,证实了传世史料中该年唐高宗封禅泰山并邀请漠北铁勒诸部首领前来的历史事件,可以反映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互动以及唐政府对漠北羁縻州府的管控情况。

清代民国时期,地处塞北农牧交错带西段的绥远地区,因应国内外局势改观发生产业结构多元化变革,这成为当地经济地理的显著特征。清代中期以降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逐步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地原生游牧业初步整合为现代性的多元化地域经济结构,完成片段性量变向全局性质变的飞跃。清前期绥远地区全境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也演变为民国后期稼穑弥望、工业企业众多、国内外商贸繁盛、公路铁路交错的多元产业新格局,成为区域经济繁荣、蒙汉关系融洽的多民族共同家园。

宋、辽对峙时期,宋军极为重视对河东路北部缘边忻、代二州边防体系的营建。在沿边四百余里的防线上,布局以代州为屯驻中心,繁峙、崞县为东西两翼,构筑以城池、堡寨为主体控扼辽军南下谷路的防御体系。堡寨在防御工事周边配置方田、防护林、石墙、沟堑、烽燧等设施,集瞭望、侦查、御敌、军情传递等职能为一体。区域内堡寨间,横向距离八至七十里不等,以三十里居多,纵向则依托滹沱河腹地的州县城镇,组成州城、县城、堡寨三级防御体系,在北宋缘边军事防御中起到重要作用。

州县等第是反映州县政治地位和人口、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对唐代339个州、1 607个县等第的时空分异进行历史计量和GIS分析,得到若干结论。(1) 唐代府与辅、雄等州,赤、畿、次赤、次畿等县数量相对稳定,上、中、下各等州县数量变动频繁;唐后期升等州县数多于降等州县数,开元至元和间变动最为剧烈。(2) 州县等第空间分异“北高南低”,关中平原有最高值;时间变化“北降南升”,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上升最显著。(3) 国都附近州县等级受政治因素影响最大,边疆要塞、交通咽喉州县等级受军事因素影响最大,其他州县等级主要受经济因素尤其人口规模影响,绝大多数是人口增减导致。(4) 州县等第变化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全国政治、人口、城市、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

通过整理1717、1743、1784、1820年府级地丁税面板数据,建立清代地丁税额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空间面板模型,探讨地理要素对该分异特征的影响。地丁税额分布显著受海拔限制,高税额分布于600米以下地区。地丁税额的全局莫兰指数呈空间正自相关;局部莫兰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高-高集聚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多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府域;引力模型显示税额空间正自相关格局形成受长江三角洲及北部部分省份的集聚影响最大。空间面板回归结果显示,人口与地丁税额呈正相关,海拔、坡度与地丁税额呈负相关。总体而言,地理要素对税额分布不平衡影响越来越明显,显示了国家治理对地方税额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

1570年后,淮河进入里下河平原的地表径流量持续增加,该区域内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万历年间“分黄导淮”后,淮水从里下河北部的泾河、子婴沟等入广洋湖,再由射阳河入海,而高邮东南诸水皆汇聚于渌洋湖。康熙年间的“北坝南迁”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归海坝南移,淮水汇聚于里下河中部,自南向北漫流,致使大纵湖与九里荡、马家荡等连为一体,出现南北向的带状湖泊水域。广洋湖因来水减少,原本的统一湖面又分解为獐狮、火盆、郭正、广洋等几处分散的湖荡。归海坝的开启与否,直接影响了里下河的水文环境,并由此出现洪水年和平水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

位于西藏阿里的“神山圣湖”,包括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拉昂错等自然地理单元。分布在其周边的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马泉河,分别是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等世界著名大河的上源。历史上,“神山圣湖”及其周围的四条河流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构成多种古代神性世界(Cosmological World)中心的重要地理标志。历史时期围绕着西藏阿里“神山圣湖”形成的神性世界中心共有四个: 一是西藏阿里象雄文化原始苯教认知的“神山圣湖”;二是佛教认知的南赡部洲阿耨达池(Anavatapta);三是古代华夏文化认知的昆仑山;四是印度教认知的凯拉什山(Kailasa)。其中,华夏文化昆仑山系统与佛教南赡部洲阿耨达池系统之间发生过深刻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昆仑山-阿耨达山神性世界中心认知系统,进而对古代华夏文明的地理观(Cosmography)产生广泛影响,并最终于康熙五十九年被明确标识在实测《皇舆全览图》上。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是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重要的汉文世俗文献,写本,共109页,内容所及粮草借贷、接纳人口、个人官司、军需申请等。这批出土文书涉及宋夏沿边地区一些传统史籍不载的地理信息,主要涉及府州军县、粮食供给、城址堡寨等内容,反映了宋夏沿边地区不少地理细节与活态史实。通过其中的蛛丝马迹对相关地理词条和信息进行梳理考释,发现宋夏沿边地区在行政建制、作物传播、交通道路、城寨制度等方面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实现出土文献与传统史籍的相互印证,弥补传统史籍记载的不足,提升对宋夏沿边地区历史地理及社会状况的认识。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市政观念传入以及租界城市建设的示范,近代意义上的市政建设逐渐在中国的传统城市中展开。作为宁波城厢市政建设重点的路网改造始于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取得明显成效。通过拆城筑路、填河扩路、规划拆让等手段,传统城市的内部空间形态发生了极大变化。相较于通过筑路来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的租界模式,宁波等中国传统城市虽力求以租界为范本,但实际只能因地制宜。城市型政区的设立不一定能够促进市政建设的大发展,反而有可能因为巨大的市政经费来源问题而导致城市的近代转型举步维艰。

波斯帝国的御道系统是一个道路网络,其路径在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历史》和“波斯波利斯行政档案”的记录反映了御道的一般性特征,这些特征也是御道的判定标准。尽管多学科联合研究为重建御道的路径提供了帮助,但也引发了许多争议。总体而言,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的御道路径相对精确,埃及和阿拉比亚地区的御道无从推断,东部上省地区的御道依靠古典文献得以构建。然而御道不是波斯帝国境内道路的总称,道路的历时性变化仍十分明显。对楔形文字材料的解读、考古发掘和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有助于御道研究摆脱对古典文献的依赖。

广州怀远驿存于明代至清初,位于广州西关蚬子步,为广东市舶司下属接待贡舶及外国使节之所,兼具开展贡舶贸易的职能。清康熙时设粤海关后,官府逐渐改令广州十三行承接对外贸易。外商经过多次努力才获准在怀远驿以南的十三行街一带租借行商房屋设立夷馆,并由行商加以管理,十三行夷馆由此形成,而怀远驿也在康熙中后期裁撤。二者分别是朝贡贸易与十三行贸易的产物,其中官办怀远驿留居外国人、承接对外贸易的职能转由商办的十三行夷馆取代,而清中期以后在广州的朝贡(外交)接待多由官府临时安排于其他馆驿进行。驿馆变异的实质是清代朝贡贸易衰落,而十三行贸易兴起。

明后期以降的史籍普遍认为南旺自元代起一直是会通河沿线的制高点“水脊”,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选择了南旺“水脊”作为分水口,这种观点不正确。南旺湖原本是梁山泊最后的余绪,地势低洼,明初宋礼引汶水到南旺济运后开始淤积,成化年间确定南旺分水核心地位后,挑出的泥沙堆积在运河和小汶河两岸形成土山地貌,构成明后期以降人们眼中的“水脊”意象。即南旺“水脊”形成于明代中叶,是汶水泥沙淤积和人工挑浚堆积的结果。据此,需重新审视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原因,讨论明代中叶南旺“水脊”的形成对会通河水源从暴虐黄河水到安稳汶河水的转变的意义及其对明中叶以降治黄原则的深远影响。

悬泉汉简ⅡT0214①∶130和ⅤT1611③∶39所载道路里程与路线可以进行比较与演算。简ⅡT0214①∶130所载酒泉郡最东端一置不是表是,而在表是以西;表是县在当时属张掖郡。简ⅤT1611③∶39所载的武威郡治不在姑臧,而可能在番和。简ⅤT1611③∶39所示“东南”驿道,干道经天水通安定,基本上即传统认识的长安至河西的“北道”,并有支路通金城。基于以上结论,大致可以复原出简ⅡT0214①∶130的完整面貌。两简共同反映出西汉某一时期河西的部分驿道与政区情况。

选取土默特平原1934、1982和2019年的聚落人口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34—2019年土默特平原以小聚落为主,大规模聚落数量和比例逐年增加,人口等级结构由“扁平”向“长高”金字塔形转变。聚落空间分布整体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大规模聚落集聚性不显著,其他规模的聚落分布模式由随机向集聚转变,研究区人口极化现象显著;聚落空间分布非均衡发展趋势明显,呈现由极核式向点轴式演变的迹象;聚落网络联系的空间近邻效应显著,人口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区成为强联系节点。地形、河流、交通是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聚落低海拔、邻河流、邻干道、邻城镇的指向性强。该研究便于厘清土默特平原近百年聚落分布形态的演变脉络,为当地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新疆塔里木盆地策勒县达玛沟下游古绿洲为一片典型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区域,总面积约660平方千米。古绿洲上散落着胡杨墩佛寺遗址、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大墓地、胡杨墓地、喀拉沁古城、斯皮尔古城等众多古代遗迹。喀拉沁古城为唐代所设的坎城守捉(坎城镇、绀州),也即媲摩城(phema)。唐代喀拉沁古城商贸发达、人丁兴旺、佛教兴盛,公元790年以后荒弃。斯皮尔古城原为汉代西域渠勒国王城鞬都城,约魏晋后期荒弃。文中对于达玛沟下游古绿洲上的佛寺和城址的废弃,以及古绿洲沙漠化过程前后经历的两个阶段和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明清以降,滇池在岁修制度下常年疏浚海口,水域范围基本稳定,但受季风气候影响,其水位存在明显季节性变化,夏秋上涨,冬春下降,主要表现为沿岸低田在雨季即周期性被湖水淹没的特点。随着滇池流域坝田开发趋于饱和,滇池沿岸低田的深水稻“水涨谷”,在明清之际逐步系统种植,实现滨湖低田稻作与滇池水位季节性变化的生态耦合。这种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末彻底改变,入滇河道上游大小水库的修建,使滨湖低田逐渐干田化,水涨谷生长的水域环境发生变化。观察滇池水域环境与稻作生态互动的关系,发现当区域环境呈现出长时段的规律性变化,就可能变“害”为“利”,这是人与自然相处中适应并利用自然的智慧展现。

佚名抄本《做杉木放牌要览》,与此前习见的新安江—钱塘江商编路程稍有不同,它除了沿途地名、距离里数的记录之外,还收录了木业经营运作的诸多规则,属于一种综合性的商业书。据此,可以探究徽商在钱塘江流域从事木业经营的事实。从中可知,该书系徽歙商人从事衢港木运销之商业秘籍,其中包括五段前后相续的沿途水程以及一条返归桑梓故里的陆路。由此可以勾勒出徽歙商人从事衢港木经营的路线,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与之相关的诸多商业规范。由此看来,传统时代徽商在各地的活跃,不仅仰赖其巨额的财富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还与他们输出的相关技术和商业规范密切相关。

利用科学测绘技术绘制的近代地图作为一类珍贵的历史地理资料,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过去的地表覆盖情况,数字化则是复原地图所载地表覆盖信息的重要途径。以《华东·上海》地图为例,实现并验证一种基于机器学习和图像形态学的彩色近代地图数字化方法。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充分挖掘地图中的颜色信息和形态结构信息,以半自动方式快速准确地将彩色近代地图中的地表水体信息提取出来。该方法对数字化一类彩色近代地图具有参考价值,有望为精准复原近代以来地表覆盖变迁,深入理解人地关系变化提供数据和方法基础。

德藏《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以晚清时期蜂蜜山附近及穆稜河流域为中心,详细描绘了该地区的山峰、河流、湖泊、聚落及交通线等地物,具有重要的区域史料价值。该图产生于晚清吉林东部地区移民实边、设局招垦的历史背景下,精准反映了边疆危机中该地区的开发进程。通过静态的地图解读历史断面,结合地图之外动态的宏观历史背景,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晚清吉林边疆地区的历史进程。

对明清江淮西部地区的旱涝史料进行梳理,对逐年州县旱涝灾害资料等级进行量化处理,并通过计算旱涝平均等级值和10年滑动平均值,重建1450—1911年该区域的干湿变化时间序列。结果发现,该区1450—1911年间共出现6个干湿阶段: 1450—1490年,以轻度干旱为主;1491—1545年,旱涝灾害频发,干湿波动较为明显;1546—1625年,旱涝灾害少发,干湿比较平稳;1626—1710年,以中度干旱为主,极端干旱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1711—1860年,气候湿润;1861—1911年,干湿波动偏湿润。不同的干湿阶段对江淮西部的湖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干旱时期,湖盆积水减少,湖周萎缩;湿润时期,降雨增加,湖泊的蓄水量增加。

1860年后,西方列强外交人员得以进驻北京,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数量日益增多,准确性逐步提高,地图种类和用途也被极大丰富。系统整理晚清时期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史料,依照地图用处、出版方式将地图分为三种,再以文化交流史的视角和文学研究中文本分析的方法,看北京城图所体现出的晚清中外关系以及西方人塑造的北京城市形象。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北宋中后期,禅宗之一的曹洞宗开始复兴。芙蓉道楷是曹洞宗复兴过程中的一位重要僧侣。宋末,自随州向北至东京一带,成为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重要区域。受道楷影响,其法嗣占据了大量名寺名山之法席,彻底扭转了宋初曹洞宗衰败之势。虽然芙蓉道楷在东京与士大夫缔结了深厚的关系,但是由于与宦官谭稹的交恶,导致了最终被贬淄州。从长远的时间来看,道楷被贬使得大洪山寺僧人最终失去了宋廷的青睐,曹洞宗也逐渐失去了东京这一重要的化区。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