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以为,汉初豫章郡属淮南国,在今赣南。仔细梳理西汉文献所记汉初史事,豫章郡应属吴国,在今皖南。豫章郡因治于故鄣县,又名“故鄣郡”。魏晋时期,讹“故鄣郡”为“鄣郡”。汉初豫章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史记》所记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领有豫章郡乃“虚封”。景帝三年,汉廷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与庐江郡合并,改称“庐江豫章郡”。传世汉代封泥“庐江豫守”,即“庐江豫章郡守”,而非以往认为的庐江国豫章郡守。景、武之际,江淮之间另立庐江郡,汉廷更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从豫章郡中分置丹阳郡,豫章郡从此仅辖赣江流域,遂有《汉书·地理志》之规模。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平河水是隋开皇年间在北部边疆胜州人工开挖的漕渠,隋唐时用以连通粮仓,转运边军军需补给。随着河曲地区军事防御格局调整与军需补给运输线变化,平河水的具体功能也存在阶段性差异。隋时黄河右岸设屯仓,并利用平河水转运屯仓中粮草至左岸诸镇戍。唐开元中,胜州平河水作为河曲地区军需补给运输线的重要一环,被用以将自河东陆运而来的粮草转运至右岸的中转粮仓。安史之乱后,因为补给运输线的调整,平河水被弃用,渐趋淤废。
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改为分泄归江,因《孟子》中有“排淮注江”与水文情境暗合,被援引为泄淮注江的理论依据。清代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构建新的泄淮入江通道,引发士人对治水、经典与地理的思辨。清代中期,淮扬水患频发,孙星衍、焦循借地理考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表达泄淮入江、缓解地方水患的主张。清代后期,诸儒围绕焦循等人的观点展开地理辨析,否认江、淮上游相通,确认江、淮与运河一体的认知。明清《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与治水紧密关联,以重构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实践与探索为传统经学注入地理考辨与经世致用思维,使原本围绕经文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与地理空间的考证与阐释,将“排淮注江”推向地理专题研究层面。
清人刘文淇、刘毓崧父子共同完成了4卷《宋元镇江志校勘记》和52卷《舆地纪胜校勘记》。针对未经编次的辑本宋、元《镇江志》,刘氏校正了文字段落、类目篇章、行款格式等,厘清了混杂的诸志并各复其貌。还利用新发现的影宋抄本《舆地纪胜》,爬梳群籍、着力他校,通过地志体例特征,以理校的方式,配以精深的小学功底,最大程度存真复原。在整个校勘过程中,刘氏态度通达、实事求是,还归纳总结了校勘理论,虽偶有失误,但瑕不掩瑜。
道路里程是考证地望和衡量交通运输成本的重要参数。清廷在驿传制度实践中遵循“按程立限”和“以里核销”准则,道路里程作用凸显,清会典、程限册等官方文献和水陆行程书、行程日记等私人著述对其多有记载。对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细致考察,发现存在“大里”“小里”“官里”“民里”等多种形态,里程记载文本差异显著。道路里程文本差异的成因相当复杂,既有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地形因素,也有官府与民间的主体因素,还存在内地与边疆的区域因素。正确理解清代道路里程的实际内涵,对于深化历史交通地理和交通史研究意义重大。
近千年来,太原城洪涝灾害变迁呈现出“三期三型”,即漫溢型、山洪型、内涝型的时空格局。城市工程建设是影响洪涝灾害时空突变的主导因素,气候与植被变迁也对灾害频次渐变有所影响。记录太原城洪涝灾害的历史文献具有空间代表性,从历史城市地理视角出发,模拟洪涝灾害空间发生过程,综合城市考古研究结论,探究中尺度、长时段古代城市洪涝灾害的规律及成因,可以为当代城市洪涝问题提供历史参考。
《敬止录》收一摹写本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名《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南宋嘉定十三年八月,庆元府城(属今浙江宁波)南部遭遇严重火灾,日、月二湖虽为城市水库,湖域却因沿岸大族宅邸的占据而日益缩小,知府俞建于火灾次年组织绘制该图,目的在于界定城市水域,以保障居民生活与防火用水。地图详绘了嘉定间庆元府籍朝廷政要聚居的二湖及其周边街区,展现了湖域在四明大族庄园扩张的背景下再度萎缩的景象。该图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同为描绘火灾后庆元府城景象的地图,极具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曾在全国范围组织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对数千幅民国地图扫描归档、空间配准并与今天电子地图叠加实现古今对照,虽然繁重但意义重大。基于OpenCV与ArcPy方法库,发展一套针对民国地形图集的自动配准方法,保证精度的同时极大减少了人工,《汉珍数位地图集》配准的过程可资验证。最后,以《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为案例进行地图覆盖范围比较分析,以支撑其史料价值发挥与后续研究。
民国时期,日本制印的陕西省地形图现存9套,共计458幅。其中,3套翻印图和2套编绘图主要基于民国政府制陕西省的《十万分一图》和《五万分一图》复制或改绘而成。这些图包含了中、日两种形式的纪年。每幅《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由2—4幅民国政府制《五万分一图》等比例缩制。与现存民国政府制及日本翻印的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相比,这套图地形要素更丰富、精准。其余4套测绘图仅标注日本纪年,其地形要素源于日军航摄。厘清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可作为近代军事地形图的文献来源及资料特征的案例参考。
从西周鄂国史来看,疑尊、疑卣二器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句,说明西周早期将鄂国封在随州附近的盩(即“盭”“厉”“赖”)。这可与随州安居的西周早期鄂国考古发现相印证,表明西周早中期鄂在随州地区。而《史记·楚世家》所记西周晚期楚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路线,可理解成“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即其历程是从庸(湖北竹山)经杨(唐,随州西北),再到鄂(随州),行军路线一路东进。
2010年磁县出土《窦奉高墓志》,为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提供证据,证明《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邯郸县”“临洺县”条记载有漏讹。以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为起点,综合三志记载,参考《魏书》《北齐书》相关记述,东魏至隋初邯郸、陟乡、易阳、临洺各县废置情形须重新解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