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将白起拔郢后,在故江北江陵另筑郢城,南郡、江陵县并治于此。西汉中期早、晚段之际,江陵县、南郡治所迁至长江改道后新修的嵠峨山城,郢城为郢县治所。东汉时,郢县废。关羽、桓温、王忱重修之“江陵城”,均为嵠峨山城。自桓温筑江陵城,始见“荆州城”“江陵城”并称。唐武德初,南郡撤。唐天宝十四载前后,长江改道今荆州城南,江陵郡治迁今荆州城,此后,“江陵城”“荆州城”同指今荆州城至今。

1570年后,淮河进入里下河平原的地表径流量持续增加,该区域内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万历年间“分黄导淮”后,淮水从里下河北部的泾河、子婴沟等入广洋湖,再由射阳河入海,而高邮东南诸水皆汇聚于渌洋湖。康熙年间的“北坝南迁”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归海坝南移,淮水汇聚于里下河中部,自南向北漫流,致使大纵湖与九里荡、马家荡等连为一体,出现南北向的带状湖泊水域。广洋湖因来水减少,原本的统一湖面又分解为獐狮、火盆、郭正、广洋等几处分散的湖荡。归海坝的开启与否,直接影响了里下河的水文环境,并由此出现洪水年和平水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对于研究中古时期及其以前的水道分布和政区变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往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流传与郦学史方面的探讨,对郦注本文尚缺乏深入而细致的地理学方面的探究。因此,在文本校勘与史源探求工作的基础之上,选取《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郦注所记载的洛水相关水道与城邑进行全面的考释与系统的复原,不失为在《水经注》本体研究方面所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此外,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的《水经·洛水注图》,不仅可以直观而形象地展现研究的结论,同时,也可为相关研究者研读《水经注》提供便利。上篇研究范围为洛水源头至宜阳县段。

河北文安、大城两县境内的文安洼,地处大清河、子牙河水系下游,地势低洼,“形如釜底”,导致积水难以泄出,历史时期常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明清时期文安县通过修筑堤防、开凿引河、营田种稻等多种措施治理文安洼,但水患仍频。文安洼水患难以治理的原因,既包括文安洼区域本身低洼的地形与大清河、子牙河下游流域淤高等环境因素,也包括文安县与周边州县之间治水利益的矛盾及文安县自身的治理乏术、乏力等社会因素。

清末滇缅划界谈判是近代中缅边界变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借助外交档案和条约舆图等资料,对中英谈判涉及的滇缅边界划定和变迁过程作细致复原。光绪年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和《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的签订基本划定了滇缅中段的边界线。中英对“分水岭”地理认知上的矛盾,对尖高山以北段未定界的交涉产生重要影响,结果使中国事实上丧失了对尖高山以北、扒拉大山—高良共山以西小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在南段未定界,双方对边界会勘依据有诸多分歧,难以取得共识。清末中英关于滇缅边界问题的谈判结果,基本塑造了当今中缅边界的走向,对其后民国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和最终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史念海先生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十分重视对边疆史料特别是西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史先生写下了这篇文章,旨在揭示中国疆域沿革的历程,以激发国人的抗日热情。史先生认为: 清代学者十分关注西北史地问题,早在乾嘉时期,即有人致力于西北史地之研究;乾嘉之后,西北边疆多事,探讨西北史地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或整理史地文献,或撰写史地专著,或记述清廷在西北的武功,或记载中俄在西北的界务,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文献记载为楚郢都故址,但20世纪的考古发掘表明,纪南城的年代上限为战国早期或春秋晚期,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纪南城的年代上限仅为战国中期早段,其使用时间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纪南城外的冯家冢可能为楚肃王墓,与纪南城的起始年代吻合。清华简和葛陵楚简记楚肃王徙鄩郢,因此纪南城当即鄩郢。楚肃王四年(前377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纪南城作为楚都历时99年。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于20世纪80—90年代在日本出版,其影印的图幅内容为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大比例尺军事地图,其中夹杂有中国和日本的混合信息,测绘主体不明。通过对《集成》地图的测图、制版、发行、注记、等高线等信息和地形图图表的分析,再与台北所藏的民国时期同比例尺军事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集成》地图主要为中国政府测绘,被日本窃取之后加以改制和发行。《集成》地图中也有极少部分为日本测绘。

在萧梁官班制下,郡的等级被划分为十等。依据萧梁官班制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官员的迁转路径,可以推定江表二十余郡的等级。由于江表为萧梁的核心区域,因此江表诸郡等级的分布情形与变迁规律颇具典型代表意义。通过复原江表诸郡等级可知,萧梁各郡的等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影响各郡等级变化的原因则包括各郡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

唐开元年间先后在渤海北境、黑水靺鞨地方设置勃利州、黑水军、黑水都督府。从文献与考古材料双重视角入手,可以对与黑水都督府建置有关的勃利州(渤州)、黑水靺鞨道、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黑水靺鞨思慕部等问题进行梳理和考索,又结合渤海与黑水靺鞨军事对抗导致黑水靺鞨自牡丹江中下游不断北移的历史背景,再考黑水都督府的具体地望。研究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辖区以及黑水靺鞨思慕部相对位置关系,又考虑其为具有地区战略意义的和扼守渤海上京以北、贯穿南北黑水靺鞨交通孔道的军政重镇,萝北县江岸古城当为唐开元年间设置的黑水都督府治所所在。

元大德、泰定年间,任仁发先后在新泾、赵浦、潘家浜、乌泥泾等处各建两座水闸。通过对乌泥泾水闸废弃过程、《水利集》中的石闸施工规范的分析,可推测出这些水闸不是建在原有河道上,而是建在两侧新开分水河道上,之后再堰断原有河道。水闸建成后,淀山湖、长泖之水全部由六闸外泄,上海浦(黄浦)以西、吴淞江以南水系呈相对封闭形态,赵浦闸与潘家浜闸只有建在吴淞江“二道”(即明代的吴淞江与虬江)的分水河上,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在乌泥泾建闸,是因为淀山湖之水在元代改由曹港、东西横泖、乌泥泾入上海浦(黄浦),这一变化反映了宋元时期东太湖地区从吴淞江水系向黄浦江水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断面。

东太湖是太湖主要出水区,生态环境敏感。光绪十六年河南客民迁入,吴江东太湖兴起围垦潮。此后到抗战前,对其治理政策经历了从光绪中后期招垦弛禁,到1914年禁垦、停补荡粮,再到1925年有限放垦的变化过程。这看似是从以财政考虑为主,到重视水利等问题,再到注重合理开发的变迁过程。然而,1914年后,由于财政需求以及治湖经费不得不依赖湖田放领的现实,官方不仅未能限制和引导围垦,设局放领和下调湖田领价,反而推动围垦无序发展,使水利状况日趋恶化。1935年大规模私围后,官方不得不拆围以避免极端后果,并制定善后方案。总之,近代转型过程中,技术和理念有所进步,却未必能真正推进环境治理,财政能力是影响治理落实的重要因素。

《山海经·中山经》对黄河中游至洛河、伊河一带山川的记述非常详实。由于《山海经》成书时代较早(一般认为是先秦时期的著作),至汉魏时期,其中的山川地名大多已湮没无闻。汉魏以来,历代学者先后对《中山经》所载的河洛地区山川进行了地名学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多有不确之处,对其中很多山川的地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甚至影响到了这一地区很多地名的命名。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考证《中山经》河洛地区诸山川的地望,并探讨《山经》时代人们对此地区地理环境的认识。

清中叶以降,清宫档三汛(桃花汛、伏汛、秋汛)安澜奏本中所见荆江洪水位开始日益上涨,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决口向洞庭湖分流后,水势稍有缓解,至光绪年间复又急速抬升。不断上涨的洪水位对江北入江河流造成了两方面影响: 其一为河道的变迁,其二为水环境的变化。在沮漳河流域,涉及长江百里洲的变迁,沮漳河入江口的变动,长江主泓迁移,下百里洲靠岸及洲尾东摆引发沮漳河下游延长,以及山水、江水相互顶托造成水环境淤积。在玛瑙河流域,则表现为荆江洪水位抬升对河水的顶托现象,导致入江尾闾沼泽化。

明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和发现于印度阿萨姆邦的明代“底马撒宣慰司”信符,表明明代初期设于西南极边之地的古剌诸土司实际上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一带。汉唐以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陆上交通要地。明王朝统一云南后,积极经营西南边地。随着明朝影响力不断拓展,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古剌诸部与明朝建立政治联系,明朝遂于其地设置大古剌、底马撒、底兀剌诸土司。尽管双方关系维持时间较短,但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重新开拓深具意义,极大拓展了明代士人的地理认知。

营汛体系是清朝地方治理的基层军事系统,对地方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营汛体系形成之后相对稳定,但在湘西苗疆,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民族人口、社会环境等的影响,该体系经历了多次进入、退出,它的建立、完善与调整过程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反映出其“因势而变”的特征,这种特征凸显了湘西苗疆在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与差异性。

明朝嘉靖七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发生概率为2%的特别极端干旱事件。严重的旱灾在北方及南方九省肆虐,导致占缴纳全国赋税额度七成有余的地区遭受大面积的粮食减产。这一事件造成当年明廷不得不在大幅减免内地税粮的同时大规模提高财政支出,以用于内地赈济和边防供给,酿成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此次干旱暴露了明廷盐政败坏、宗室占田、军屯荒废等方面的弊端,边防供给体系失效。明廷不得不通过改革盐政、核查六部乃至清查勋戚庄田等一系列革新措施来筹备用于赈济和供边的粮饷,以应对危局。这促成了“嘉靖革新”的开启。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因“粮政”政策受挫而要求建立义仓系统,试图利用义仓之名再次推动乡里民间积储体系建设。这种由依靠官仓向民仓转变的行为,是乾隆统治政策整体收敛并由“养民”向“教民”转变的一种体现。畿辅义仓体系很好实现了赈济和管制的完美结合,直隶的稳定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全国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大背景下,唯有通过留养局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减少流民对京师的压力。留养局系统的设立是乾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和让步。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征受交通、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乾隆十三年统治政策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直隶义仓、留养局系统的建立中,灾害、环境与慈善这三方面的因素以相反相成的形式交织在一起。

学界以往多将辽金信州定于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古城,近年来对秦家屯古城进的考古工作表明,该城实际上是一座金代新建城址,辽代信州应另有其地。五家子古城位于秦家屯古城西侧13千米,历史卫星照片显示其具有被风沙掩埋的郭城,周长与秦家屯古城相当。五家子古城地表散布着大量辽代中、晚期遗物,未见金代遗存,应为辽代中、晚期城址。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并结合历史文献可推断,辽代信州治于五家子古城,而金代信州治于秦家屯古城,迁治时间据《元一统志》所记,可能是在金皇统三年。

上海开埠以后,传统民间信仰赖以存续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虹庙由官、民共同信仰转变为以妓女行业为主要信仰群体的局面,并构建出以虹庙为中心的特殊城市社会空间,进而促使公众对虹庙的意象由护国安民变为“妓女烧香的地方”。研究发现,上海开埠后,行业种类繁盛背景下妓女职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祭祀政策转变等因素是虹庙信仰变迁的主要原因。报刊、社会小说等近代传播媒介的宣传,加速了虹庙社会公众意象转变并强化了其空间属性,从而带来虹庙这一传统信仰在近代上海的转型。

唐后期的团练、防御州,即本州刺史兼任团练、防御使的州。在行政层级上,团练、防御州可分为高层政区和支郡两类。从军事属性上而言,州军敕额数一般数千,甚至可达万人,远超一般刺史州,防御州军队的主体为官健,团练州军队则由团结兵和官健组成。会昌五年,团练、防御州主要集中于上、东二都周边诸州,以及沿淮诸州。结合团练、防御州的属性和分布,可知中央设置团练、防御州主要有三个政治意图: 军事上拱卫京师;维护漕运安全;归还州刺史军权,限制方镇军权。

兵备道是明代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为了对付“江贼”“矿贼”和倭寇的侵扰,加强地方屯田、水利等事务的管理,明廷在弘治至嘉靖年间相继设立凤阳、九江、太仓、应天和徽饶五个兵备道,其辖区范围均兼及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对该地区的管辖单元,也有一个从卫逐渐转变为府的过程。隆庆六年,出于统一事权的考虑,明廷设立徽宁兵备道,将安庆、徽州地区的府卫纳入同一兵备道管理之下,并维持在南直隶的辖区范围内,不再跨省。后因地方形势的变化,为使兵备道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明廷又对徽宁兵备道进行了几次分化和调整。兵备道的分合演变,显示出其在安庆、徽州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并为清代安徽省的形成奠定基础。

通过对罗振玉旧藏“元年铍”中未知地名“ ”新的考释,可以将该地名隶定为“ ”,读为“广望”,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广望。以往战国时“广望”多被划入燕国境内,从“元年铍”应为战国时赵国兵器可知,“广望”在战国时一度属赵国。结合铭文内容与史料,铍铭中的“元年”应为赵悼襄王元年,广望属赵时间上限应该不会早于赵孝成王元年,下限则为赵王迁八年。

聚落格局是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对象。山西灵石县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形成历经元末明初各沟巷的初步开发,明中后期至清初的边界拓展与内部扩建,以及清中后期内部格局的充盈及跨河“南侵”三个阶段。这其中地理环境、宗族势力、战乱匪患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聚落庙宇以及标志性建筑物的创建历史成为考察的重要指标。现今加强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仍将是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趋势之一。

《舆地纪胜》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刊刻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至景定三年间。今可考该志的宋刻本有2种,即钱曾述古堂藏宋板足本和陆漻佳趣堂藏宋刻本,但皆下落不明;在明代,其主要传本有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十八册”本和由“三十册”本衍出的杨慎家抄秘阁本;至清代则有华希闵藏影宋抄本、何元锡藏影宋抄本以及由何元锡藏本衍出的18种传本,其中14种为抄本,4种为刻本。综观《舆地纪胜》的流传,在清嘉庆朝之前不绝如缕,至嘉庆朝及之后则版本众多、流传广泛,授受关系复杂,共同形成了其在历史上的版本流传。今若整理此志,当以精校的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或咸丰十年粤雅堂重刻本为底本,辅以今见最早的华希闵藏本,再以其他诸本为补充,当得最佳本。

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格局和区域经济差异等内容,可以利用当代经济地理学、GIS技术、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数据进行考察。近代中国一百多个通商口岸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沿海、沿江、边疆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为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张,也重构了中国的经济区域。为探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影响下的经济区域变化,首先对通商口岸体系子口税贸易在地理空间分布进行探讨,初步界定一些较大通商口岸的影响区域,进而通过数量化和GIS方法,特别是使用空间交互模型得出结论。通商口岸体系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代表和系统性的研究对象,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可对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区划提供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参考。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举精英和士大夫家族形成的时期,其产生的家族传统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不同于前人以个案为基础的分析,本研究尝试了以更为宏观和定量化的方式进行考察。通过查询和整理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中北宋时期的官僚及其亲属关系数据,结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框架(CCTS)等地理数据库,构建了北宋官僚家族网络数据集。基于极大连通子图算法,发现北宋家族网络是由一个庞大但联系较为稀疏的核心子网络和其他大量较小的边缘子网络构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空演化的角度发现北宋官僚网络不仅是由少数核心家族所主导,在地域上也高度集聚于中原、吴越等核心区域。通过进一步计算家族或者地理节点与核心节点、本地节点的关系,发现这种高度集聚、中心化的家族网络随着历史的演变也存在解构的趋势,但是在北宋末期趋势有所逆转。

漓江沙洲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交互影响的结果。明清以降,外来人口不断进入漓江上游地区从事农业垦殖活动。垦殖活动在改造了上游山区自然环境的同时,其产生的泥沙在雨水作用下进入漓江,促进了桂林段漓江沙洲的发育,并改变了桂林段漓江河床的面貌。岸上居民也开始由岸上洲,这是漓江流域人地关系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