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州省县级行政区划历经显著演变,基于建置、名称、管辖范围、隶属关系、驻地、层级六个维度分析,其变化主要呈现五大特征: 一是政区数量波动剧烈,二是政区类型逐渐增多,三是政区结构变化显著,四是同专名政区渐次调整,五是民族自治县渐趋稳定。这些特征既映射全国行政区划调整的普遍性,又因资源禀赋及民族构成等地域因素呈现显著特殊性,成为观察中国县级政区划改革的一个样本。
清康熙时期云南地方管理体系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归并卫所入同城州县或附近州县,分散在各州县的卫所屯赋和军户户籍也相应归并。明末清初的大西军和吴三桂相继圈占军民田地立营庄、藩庄,混淆了军民田地和军民身份,为屯赋和户籍隶属于不同州县的军户混入民户提供了制度缺口。“通河分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通海、河西两县围绕龙火七营夫差归属而爆发的县域冲突,是清代在卫所州县管理一体化过程中推进户籍与田赋逐步划一的一个案例,深层原因则跟夫差力役不均有关,反映了征派夫差力役对卫所州县改革管理的影响。
明清以降文献中,人虎关系主要表述为“虎伤人”“虎啮人”及“祛虎”“捕虎”等,给人留下“虎满中国”的印象。与此同时,虎形象也从以“神明”为主蜕变为以“凶”为主。晚明至清中叶的陕西黄龙山区,因环境演变引发的“人虎冲突”,反映出人虎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社会治乱对人虎关系的影响、地方官吏对虎患的应对策略与治理理念。其中,士大夫阶层的事功观念、价值观以及政治道德标准影响深远。究其实质,维持统治秩序和谋求社会稳定才是区域内虎患和地方治理的核心诉求。
20世纪30—40年代,长江南岸的湖北松滋县治两次迁移,这是水环境变化引发多种连锁反应的典型案例。清代后期“北江南沱”和松滋河的形成使松滋城原有航运优势削弱,新的水利枢纽形成。这推动了区域交通地位和县内交通格局的改变,进而导致市镇布局和经济重心转移,最终形成政治地理上的“南北之分”,并成为移治的直接驱动力。松滋县治迁移并非自然灾害或战争引起,而是自然地理变化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政治地理格局变化。松滋两次移治是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交通、经济和政治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太平天国战乱前的杭州城市人口数量长期受到明清经济史学界重视。以往研究依据清代有限且模糊的资料得出的人口估计数字存在明显问题。剖析前人研究的问题,将研究时间节点定在1850年,通过回溯估算,利用寺观、商店数量等指标在清代中期至1930年前后的变动,将1927年后杭州市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与1850年的城市人口数量结成关联,得出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约为26万。回溯式城市人口估计法或许是一种研究太平天国战乱前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方法。
依据萧梁官班制运行原则与官员迁转轨迹能够复原萧梁五十六郡等级。在此基础上,以流内十八班序列中官班的等级分化为依据,将九班作为区分诸郡等级高低的标准,进而确定萧梁政治地理格局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分野。从地理分布上看,萧梁核心区呈现两种形态: 核心区在扬州、南徐州、江州北部、江汉平原,呈片状分布;江淮、岭南地区则呈现点状分布特征。片状核心区、点状核心区与边缘区相互叠加,使萧梁政治地理格局呈现出圈层政治地理格局的新形态。
据走马楼西汉简所载,武帝时期长沙国范围存在多个未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县级政区。长赖、南山县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载临湘属乡有承继关系,长赖县位于今湖南省湘阴县洋沙湖镇洋沙湖村附近;南山县位于今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昭山一带。富阳县在富水之阳,位于今湖北省通山县大路乡附近。南阳县在南水之阳,位于今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境内。有关走马楼西汉简新见县级政区的系统考察,对研究西汉时期长沙国的疆域与政区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时期城市型政区“市”的设立,引发了与原地域型政区“母县”之间划界、迁治等纠纷,与大多数“母县”县治迁往县内市镇不同,杭县以设治为由要求划入杭州市所属的拱宸桥地区,最终该地改隶杭县,并成为杭县的新治所。通过对杭县争地设治曲折历程的梳理,发现杭县治所迁移是内生需求、官场人事、民众意愿等多重地域社会因素与国家制度互动的结果。这也是民国市县政区争端中唯一牵涉迁治与划界双重纠纷的案例。
明代以降,江南运河运堤系统强化导致东太湖水沙关系失衡,湖域淤积促使湖田水网迅速扩张。明前期太湖水流尚能直抵运堤,中后期淤积加剧,湖田分割运河以西的东太湖水域,出湖水更加依赖西水路、东水路以及江漕路排泄。这对运湖关系、水流格局及湖田水网形态均有影响。湖田合并与连片湖淤成为明清时期东太湖淤积的总趋势,水流出太湖被迫沿湖田外缘南北分流,形成瓜泾口北流与唐家湖南流格局。出水北移使吴淞江主泓道亦自长桥河北移瓜泾港,东太湖水文生态巨变,水沙失衡进一步加剧淤积与围垦扩张。
法国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了一幅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所绘中国地图的残件,和此前发现的三种A型卜弥格中国地图稿本属于同一类型。残件上有拉丁文和中文的注文,右侧有人物主题的装饰画及说明文字。注文显示,该图在A型图稿中绘制时间最早,它以万历十四年版《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为基础,可能兼采包括利玛窦世界地图在内的多种中文文献。装饰画来自明代版画,在融入西方绘画技巧的同时基本忠实地摹绘了原作,但说明文字隐去了原画的语境,赋予图像新的故事,折射出卜弥格展现崇祯年间中国天主教情况的意图。作为卜弥格中国地图的稿本之一,新见残件展现了其制图风格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也反映了中西地理学和艺术的早期交流。
羁縻与州县是传统中国的两种地方治理制度,其控制程度有本质差别。西南地区往往通过土司设置和改土归流实现治理转变,荆湖、广南交界的“徭蛮”则并无君长,无法借土司羁縻。过往认为该区域直接从羁縻治理变更为州县统辖,但宋至明间诚、徽州治理的转变却显示制度转轨有明显过渡,“徭蛮”社会内生的组织传统“合款”是其实现的关键。官府不断借“合款”推动边疆治理,经历“团结”款丁、军事整合、“改峒(款)为里”等数轮更革。“款”亦在羁縻到州县的转变中由临时性军事自卫组织转为具有赋役征派、治安、教化功能的州县基层组织。
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蓬勃发展,按其认识论变化特点可分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三个主要阶段。其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在各阶段表现不同,如环境决定论、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并从早期强调文化景观的物质形态研究逐渐转向对主观意识的分析,出现了意象景观、象征景观、符号景观等研究流派。关注对象也与经典历史地理学的主流科学范式分道扬镳,变为与文化景观主观性关联的意识、象征性、权力、制度、文化、种族、性别等要素。新方法论的提出,不应是对旧方法论的否定,而是对旧方法论的补充和完善;新的认识不是彻底扬弃旧的认识,而是在旧观点基础上的提升和完善。对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总结和评价对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辽史·地理志》所载地名和建置沿革信息多有舛误,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修订本仍有漏校,不少问题未见辨正。检出十余条可疑史料,并逐一予以考辨。
基于方志等历史文献资料,实证考察明清时期浙东地区土地庙与聚落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土地庙的分社现象,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聚落纠纷、人口增加等因素。通过统计浙东地区聚落与神庙等宗教设施的数量比例,可知该地区民间信仰比江南三角洲更为兴盛。
界首地处豫皖边界,紧邻沙河,传统时期是以经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集镇,民国初年已“境内镇称第一”。抗战期间,界首汇集了大量人员、物资,境内走私尤为猖獗,一时以“小上海”闻名。经济大繁荣推进了行政建制调整,界首三镇在空间与管理上逐渐脱离母县,成为相对松散的联合体,但因未设置正式政区,抗战结束旋即衰落。1947年界首设市,为扭转颓势采取了多种措施。1949年后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界首由此前的点状城市型政区“市”转变为包含农村的地域型政区“县”,以契合国家方针,建设新型城乡发展格局。
基于出土墓志、传世文献和地表遗存互证,再次确定唐代六胡州之鲁州治所位于今盐池县兴武营(旧基),古城遗址(半个城)犹存。鲁州城周规模属于小型州城或县城,具有驻牧型城廓的生业模式,朔方监可能寄理于此。
今人校注明代史籍和所绘明代图集,将福建东南海域的“浯洲屿”和“浯屿”混淆为一地。从岛屿称谓、地理方位、海岛规模、生业状况、寨所建置以及舆图标注等方面考察,证实明代福建“浯洲屿”与“浯屿”实为两个独立的地理实体。对历史时期海岛地名讹误的考证,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我国海岛主权的历史认知。
目前已发现秦统治时期江陵县的1乡、8里,其中1乡、4里位置明确,2里隶属清晰。汉初至武帝前期江陵县的5乡、12里,其中5乡、4里位置明确,9里隶属清晰,西乡是首乡。秦在该地基层曾推行改名措施,但执行不彻底。楚、秦、汉统治时期该地存在大量散村,表明三政权未试图通过改散村为集村的方式加强基层控制。当地居民经济状况可分为“普遍的贫困化”、存在贫富分化但远未达到普遍贫困两类,后者更为普遍和典型。通过对江陵县的个案分析,不仅能深化秦汉乡里制度研究,也有助于在县域范围内开展楚、秦、汉基层制度的长时段考察。
以明代黄河下游决溢灾害资料的等级量化处理为基础,构建决溢灾害等级序列,进而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明代黄河下游决溢灾害等级分布具有整体均衡、集聚的时间特征,存在2个低频决溢期、3个高频低值决溢期和3个高频高值决溢期;核密度分析显示,决溢地点主要分布于明清黄河故道一线,决溢重心逐步由河南向山东、南直隶移动;下游决溢灾害等级与黄河流域降水序列具有强相关性,表明流域降水波动对下游决溢灾害影响较大。同时,黄河流域降水序列与下游决溢灾害等级的偏差在明代长期存在,决溢灾害的背后又有社会因素的推动。
通过进一步分析正史纪传和历代地志中的政区资料,可在学界现有成果基础上对刘宋时代的政区建置沿革作出若干补充和修订。一是补充《宋书·州郡志》应载而未载的政区,包括建宁左郡、广熙郡和河源、广宁、高兴、 石等县。二是订补政区沿革的细节,包括义阳郡、宋安左郡隶属的变化和南陵、信陵、平乐、海昏等县的存续时间。三是考辨政区的治所或地望,涉及东海、永宁两郡和长宁、上黄、始昌、初宁、熙安、 石等县。此外一并辨析了南齐齐建郡和隋朝长林、章山等县的治所问题,或可补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图组的瑕疵。
近代以来,英帝国出于殖民扩张需要对中国西藏地方长期非法探查、测绘。这一测绘过程以英帝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印度测量局为主导的官方活动为主,又以支持探险者入藏为补充。通过数十年的非法探查,针对中国西藏全域的测绘基本完成,并体现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西藏和周边地区》和印度测量局的《西藏和周边地方》,还有印度测量局的《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项目中,这些原本带有浓厚帝国扩张印记的地图对中国西藏领土的完整呈现,更加说明了中国对藏南地区主权的毋庸质疑。
16世纪以后大批出现的商编路程,以商人活动为中心加以编纂,与南宋以来“朝京里程图”式的路程书迥然相异。此类商编路程在最近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中多有发现,仅笔者新见的徽州商编路程抄本就在二十种上下,其中大多数皆与徽商之茶叶和食盐运输有关,只有两种关涉瓷器运输。本文聚焦的云记《江湖路程》,成书于清光绪十一年之后。抄本列有晚清时期的7条商路,地跨江西、湖北和陕西三省,涉及昌江、赣江、长江和汉江水道,其主要内容是瓷商从景德镇运输瓷器前往陕西汉中的交通路线,亦旁涉桐油、生漆贸易。该书虽然可能是徽商抄录的商编路程,但从其中以丰城为中心的两条商路推断,其原始蓝本应当也与明清时代江西商人先声夺人的贸易活动及其商业网络密切相关。该抄本与此前所见徽商在贵州清水江流域活动而形成的商编路程一样,可能涉及清代不同商帮之间商业知识的相互交流。
民国1∶10万地形图以人口规模10 000人、1 000人、500人为标准对城乡聚落进行层次分明的标注,并形成“真形”与●、☉、○的地图符号标注系统。这一标准与实际情况有相当落差,总体而言,“真形”聚落只能视为2 000人以上具有明显城市属性的聚落,○符号指代500人以下具有明显乡村属性的聚落,●、☉两种符号则应合并理解,可视为500—2 000人并介于城市与乡村间的聚落。
学界对战国时期秦昭襄王长城东北段走向与终止地位置长期存在分歧。综合各家立论,结合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以及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后上郡北界位置、辛家梁段和新民堡段古长城遗址的建筑时代,推断战国时期秦昭襄王长城东北段的分布走向当西南接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暖水乡速机沟段长城,向东北延伸经圪秋沟源头小西沟、贺家沟附近山岭,继而沿东胜梁东段分水岭蜿蜒向东,直抵纳林古城西侧的纳林川西岸。
无论“昆仑刻石”真伪,从汉武帝对“昆仑”地望的判断、“昆仑”和玉出“昆仑”概念的形成、秦始皇时代的地理知识、秦始皇采药的目标、当时的交通条件等各方面判断,秦始皇派人去“昆仑”采药,经过今扎陵湖北岸,是完全可能的。如刻石是真,可作为这一事件的确证。如刻石是假,也不影响这一事件本身的可能性。
2017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聚焦于“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价值认定问题。乡村景观是持续演进的文化景观,其遗产价值视角呈现出从历史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的趋势,乡村各类自然资源以可持续利用方式为载体的整体生产、生态系统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文化景观类别”遗产价值评价标准支撑下,《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旨在强调乡村景观作为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及乡村景观保护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使命。通过全面回顾国际乡村景观遗产保护理论,梳理价值认知的变迁历程,总结理解“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六维价值系统理论框架。
《禹贡》所载“大别”地望近两千年的名实之辩至清代最为激烈,形成“汉阳”说和“安丰”说两大主流。两说分始汉、唐时期,最早见诸《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汉晋时人多主“安丰”说;汉唐间杜预、郦道元注经献疑,分歧渐起,至唐人李吉甫提出“汉阳”说;宋明因之,渐取代旧说;复至清儒诸家论说打开新一轮“大别”地望之辩。中古以来“大别”地望的几度变迁,既受书写者观察视角和地名知识来源差异的影响,也体现了地理志书与经学传注间的信息互动及其调适。
汉高祖六年析故秦济北郡(田安济北国)置博阳、济北二郡。据山东洛庄吕王墓出土“吕内史印”“吕大官印”封泥资料,及《汉书·王子侯表》载武帝所封博阳侯地处济南郡可证博阳在今济南章丘境内,与今处泰安境内的博县本非一地。梳理楚汉战争相关战事可见,自秦末至汉初,济北、泰山二郡界于济水,济北之“名”与地理形势之“实”相符。同时汉初设有鲁郡,与博阳界于齐国边邑卢、博一线。传统认识中博阳郡南与薛郡界于汶水的观点亦需修正。
近代日本东亚殖民金融圈的构筑不限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短期经济行为,而是贯穿“大陆政策”不断扩张的漫长殖民过程。这种殖民形态的金融秩序通过日元侵略和日元本位建立,它以日系“特殊银行”和傀儡政权银行为主导,占据了日本内外的广阔地域,既植根于实体货币体系之中,又交织在“特别圆”虚体划汇货币的日元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之内,既有制度的霸凌,又有空间的差异。
乾隆四十七年,因黄河青龙岗决口持续堵筑未果,兰阳改河之议遂起。考城县城北迁与以河为界方案由此产生,以应对河道南移后的地方格局。至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新河竣工,为便于河务统筹,原与府治隔黄河相望的考城、封丘、阳武三县分别由归德府、开封府改隶卫辉府和怀庆府。三县改隶事宜至迟于当年底之前完成。
有宋一代，盐监、矿冶监和钱监的空间形态存在多样性。其根源在于这些机构本质为物务机构，但会因时、因地制宜地承担开发资源之外的职能。产盐中心和州县治所的重合、矿冶地和军事要地的重合，分别是盐监、矿冶监代管整个县域的重要前提。盐产地、矿冶点和州县治所间的区位关系亦会影响监的空间布局与实际职能。钱监的选址以接近治所为最主要的考量，这一取向是对原料供应、水源、交通等多种条件的综合权衡。这些现象是宋代统治者通过变通策略，力求经济、便利地开发资源、治理社会的体现。
20世纪60—80年代三线建设中的行政区域调整是我国现代行政区划史上的重要一环,为大范围乡村城市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更好地为三线建设服务,中央在湖北省郧县析置十堰市。这一时期十堰市的设置历经申建工区失败、建立临时性非建制政区、建制县级市及最终升格为省辖市四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域调整重要且特殊的案例。十堰市的政区调整反映出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与地方政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充分体现了政区的适时调整对三线企业发展及三线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通过量化分析与史料考证,以直隶、山东二省为例,比较研究《乾隆十三排图》与《皇舆全览图》的坐标系与图面内容异同,并对比此前广东、广西的研究结果,可知《乾隆十三排图》对《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保存原图内容和沿用经纬度定位。《乾隆十三排图》还大量增绘与改绘,包括西部范围的大幅扩展和具有区域性差异的增绘与改绘,图中的改绘与疏漏体现出其对《皇舆全览图》数学基础和绘图规范的忽视。
明清时期的学政驻地一般位于省城,但亦有几处例外: 顺天学政曾驻易州,乾隆以降长驻京师,而非通州;上江学政驻句容、江苏学政驻江阴、安徽学政驻当涂,则因其辖区不断调整;陕西学政驻三原县,与年羹尧有一定关联。此外,浙江学政曾驻嘉兴、山东学政曾驻青州、广东肇高学政驻肇庆亦较特殊。上述学政驻地的位置选择与学政制度演进、辖区变动、乡试考点位置密切相关,也受房舍损坏、战乱乃至主政者好恶等偶发因素影响。
地名“博洛尔”在欧洲的出现至迟可上溯马可·波罗见闻录问世的14世纪初,但此后数世纪内,该地名都鲜少为欧洲制图师所用。1749年的《贝林地图》较早且确切地使用博洛尔一词指称亚洲腹地的山结。19世纪,一些学者改博洛尔为南北走向的山脉,将其与托勒密所绘的意貌山混同。随着东方学研究的深入和近代科学考察的开展,欧洲学界在19世纪中叶重新认识博洛尔,或将该地名与汉籍中的“钵露罗”“勃律”等对应,判断博洛尔的地望应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吉尔吉特地区。
高夫地图作为现存已知最早全景描绘大不列颠岛的古地图,在地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使用图像扫描及光谱技术、基于MapAnalyst的扭曲格网和位移矢量、回归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带来三重启示: 一则高夫地图与中国古地图共性多于差异,技术方法可迁移应用;二则践行“让地图自己说话”理念,充分挖掘地图信息,关涉社会文化图景并加以阐释;三则强调多元方法的综合运用,通过物质分析、空间量化、历史GIS等技术互补,构建完整研究矩阵。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简456记载的河南郡梁、岐、卷三县沿革与地望存在较大争议。按照《二年律令·秩律》河南郡属县自西向东排列的规律,梁县位于河南郡东部,即战国时期魏都大梁,与《汉书·地理志》所载河南郡梁县是异地同名。岐县同样位于河南郡东部,即今河南省通许县以北的西城村遗址。卷县则与衡雍联系密切,卷县城原位于今原阳县祝楼乡东、西圈村,后迁至衡雍城,因卷县被省,后世便以衡雍城作为卷置县以来的城址,混淆了卷与衡雍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