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等第是反映州县政治地位和人口、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对唐代339个州、1 607个县等第的时空分异进行历史计量和GIS分析,得到若干结论。(1) 唐代府与辅、雄等州,赤、畿、次赤、次畿等县数量相对稳定,上、中、下各等州县数量变动频繁;唐后期升等州县数多于降等州县数,开元至元和间变动最为剧烈。(2) 州县等第空间分异“北高南低”,关中平原有最高值;时间变化“北降南升”,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上升最显著。(3) 国都附近州县等级受政治因素影响最大,边疆要塞、交通咽喉州县等级受军事因素影响最大,其他州县等级主要受经济因素尤其人口规模影响,绝大多数是人口增减导致。(4) 州县等第变化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全国政治、人口、城市、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

洛阳盆地伊、洛、瀍、涧四水流向与其地质背景密切关联。四水走向均受控于盆地基底的地层断裂线。伊、洛二水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东西向及北东向的断裂线,洛水的流路主要受麻屯—偃师断裂影响,伊水的流路主要受宜阳—偃师断裂影响。瀍、涧二水的走向与北西向的断裂线一致,主要受新安—半坡等断裂影响。洛水在汉魏隋唐时期表现出持续北迁的态势,伊水则持续东延南移。伊、洛二水历史时期以来渐趋南北分离,伊洛交汇点逐步东移。盆地内的南北不等量沉降、沉积中心的向北倾斜导致洛河北迁,中央凸起、“两堑夹一垒”型的复式断陷致使伊河东延南移。

清代民国时期,地处塞北农牧交错带西段的绥远地区,因应国内外局势改观发生产业结构多元化变革,这成为当地经济地理的显著特征。清代中期以降农、工、商、交等非本地原生产业逐步渗透、叠加与变革,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地原生游牧业初步整合为现代性的多元化地域经济结构,完成片段性量变向全局性质变的飞跃。清前期绥远地区全境牛羊遍野的游牧产业景观,也演变为民国后期稼穑弥望、工业企业众多、国内外商贸繁盛、公路铁路交错的多元产业新格局,成为区域经济繁荣、蒙汉关系融洽的多民族共同家园。

对东北地区229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时空变化和类型分析发现: 早期遗址稀疏分布于千山山麓地带和松嫩平原东部地区,约57.1%的遗址所在海拔低于200米,类型主要为山地丘陵型和岗丘台地型;中期遗址集中分布于东部山地的中小河流两岸,约58.8%位于200—400米区域,主要为河谷阶地型;晚期遗址拓展至半个东北地区,在嫩江中下游、辽河下游、千山山麓地带、牡丹江下游、穆棱河上游、布尔哈通河流域、绥芬河流域等地区密集分布,约49.4%数量在200—400米区域,主要为河谷阶地型,少数为岗丘台地型和山地丘陵型。遗址分布总体由东南部向西北部、低海拔向高海拔逐渐拓展,这一变化可能是人类通过革新石器技术、保持高流动性、改变狩猎方式、强化资源利用等多样化策略以适应气候环境变化的结果。

吉林西部府厅州县于政治改革与驻防体系的背景中产生,在试办预备立宪时迅速增置,并逐渐形成“府县平级”的内部秩序。在其作用下,府厅州县边界在光绪三十三年之前的划分多依山川形便的驻防区界为框架进行,之后划定与调整则相对自如。至于吉林西部省级边界,其变动既与土地开发程度关系密切,也与其间边地性质的转化有关。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发展至宣统三年时,无论省内边界还是省级边界,从形态上看均以自然地物为主,间以官设地物;但在相对新设的非驻防区界省内边界中,以聚落为标志划定者逐渐普遍。

宋、辽对峙时期,宋军极为重视对河东路北部缘边忻、代二州边防体系的营建。在沿边四百余里的防线上,布局以代州为屯驻中心,繁峙、崞县为东西两翼,构筑以城池、堡寨为主体控扼辽军南下谷路的防御体系。堡寨在防御工事周边配置方田、防护林、石墙、沟堑、烽燧等设施,集瞭望、侦查、御敌、军情传递等职能为一体。区域内堡寨间,横向距离八至七十里不等,以三十里居多,纵向则依托滹沱河腹地的州县城镇,组成州城、县城、堡寨三级防御体系,在北宋缘边军事防御中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清代实录、志书,以中外考察报告、照片与地图作为线索,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寻找到了远在境外的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精准定位,将这一成果及时呈现在《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中以供学界与社会进行重复性检验,并绘制在《清朝地图集》中。此碑是清朝极盛版图形成的重要标志。

长江、钱塘江、吴淞江、娄江、黄浦江河口及其支流流经的一些地方曾有八月观潮的习俗,这类习俗的兴衰与河道通塞有密切关系。观潮起于广陵(今扬州)曲江,最负盛名的则是钱塘潮。唐宋时,观潮已成一娱乐性民俗节日;元以后,江南地区出现“潮生日”的说法,并有祭潮仪式。钱塘江沿岸的“潮神”信仰少见于其他地方,体现出潮汐对地方社会的不同影响,以及区域内人地关系的地方性调适。

宋元时期淀山湖的变迁与太湖东部水文环境的转变有关。北宋中晚期,淀山湖因淀泖区域地壳沉降、吴淞江淤积分流与壅水积蓄得以扩展形成,主体水流沿着北部塘浦排入吴淞江,吴淞江、沿江塘浦与淀山湖构成高低地之间独特的溢流水利系统。南宋时期受吴淞江持续淤高影响,太湖泄水格局呈东南、东北两翼发展趋势,清水与潮水长期在淀山湖东北部水域相互顶托,淤积蔓延、围垦扩张,北流受阻的淀山湖壅水逐渐向东南方向发展。元代吴淞江主干继续淤积,淀山湖来水量持续增多,随着东北塘浦淤塞与东南海塘构建阻断淀泖出水口,水流积蓄不泄造成包括淀山湖在内的淀泖区域形成停滞性汇水区,壅水东南泛溢促成淀山湖的第二次扩张。

明弘治年间,白昂在高邮湖东穿民田开凿康济河,在新河道和湖面之间形成了被称为“圈田”的湖田。正德、嘉靖时期,随着湖滨田土的开垦、赋役征派方法的变化,涵洞、浅铺遭到破坏,运河淤塞、湖水上涨的趋势加剧。隆万之际,运河屡次决口,针对是否保留康济河和圈田,地方志编纂者与河漕官员产生不同观点,前者试图巩固作为课税客体的田亩,后者更加强调堤岸的作用。最终吴桂芳傍老堤改建高邮越河,康济河被废弃,圈田也失去了河工意义。高邮的湖滨田土兴废与水环境变化互相作用,交织在赋役改革进程中,共同影响了运河河工的方略和成效。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蒙古国中戈壁省额勒济特苏木地利山地区发现的唐代汉文摩崖岩刻表明,该处彼时为草原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出塞北渡碛至回鹘牙帐城的路线“回鹘道东道”(即“参天可汗道”)就经过此地。岩刻文字为麟德二年唐羁縻漠北时期所刻,证实了传世史料中该年唐高宗封禅泰山并邀请漠北铁勒诸部首领前来的历史事件,可以反映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互动以及唐政府对漠北羁縻州府的管控情况。

清代通过改土归流、改卫归县、开辟“苗疆”等方式打破“一线之外,四顾皆夷”局面,系列政区改划又使贵州省域范围大幅拓展。人文地理环境变化也影响了军事格局,清廷改变了明代的线性防御,以提督坐镇安顺控制黔中腹地,巡抚坐镇贵阳直管新辟“苗疆”屯军,二者皆可节制全省兵马。又设总兵于镇远,负责驿道东部安全并分兵重点驻防松桃、台拱、清江三处新辟“苗疆”。黔西北、黔东南、黔西南三处新纳入流官系统的地区,分别设立威宁、古州、安义三镇总兵,以营汛渗透乡村,与一线路的防御相呼应,从而达到控制全省的目的。

通过整理1717、1743、1784、1820年府级地丁税面板数据,建立清代地丁税额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空间面板模型,探讨地理要素对该分异特征的影响。地丁税额分布显著受海拔限制,高税额分布于600米以下地区。地丁税额的全局莫兰指数呈空间正自相关;局部莫兰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高-高集聚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多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府域;引力模型显示税额空间正自相关格局形成受长江三角洲及北部部分省份的集聚影响最大。空间面板回归结果显示,人口与地丁税额呈正相关,海拔、坡度与地丁税额呈负相关。总体而言,地理要素对税额分布不平衡影响越来越明显,显示了国家治理对地方税额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

超强台风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依托现代台风研究成果,利用地方志、档案、报刊等资料,归纳风力程度、人口死亡、房屋损坏、农作物损失、官民赈济以及影响范围6个指标,建立历史时期超强台风的识别方法,重建1640—1949年影响我国江浙沪地区的超强台风序列,并以1950—2019年的现代超强台风序列为参照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此方法能较好识别历史时期的超强台风事件。重建序列显示平均每10年发生2—3次超强台风,且存在明显波动,波动趋势与一般台风有所不同。

江汉平原粮食生产以稻米为主,其长期保持优势地位,并一直延续至近代。随着中外经济形势变动,在港口-腹地因素推动下,棉花种植比例逐渐提升,作物种植的空间分工日益凸显。通过对江汉平原作物种植变迁的研究发现,小农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种植选择,工业发展刺激了作物的种植扩张,港口区位条件限制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以此为基础,对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问题、近代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以及内陆与沿海的发展路径问题进行解释。

明代兵备道是安定地方的重要军事层级。嘉靖四十一年,为应对岭东惠潮地区“矿贼”的跨省流窜及倭寇侵扰,南赣巡抚奏请置伸威道驻于赣州府平远县。后因地方形势变化,平远县改隶潮州府,广东巡抚重置,伸威道由“两属”于虔粤二抚转为专属广东巡抚,其管辖区域维持在惠潮二府以内而不再跨省,驻地也从平远县迁至惠州府城。粤东地方安定之后,出于统一惠潮地区兵备道事权的考虑,伸威道于万历五年被裁革。伸威道作为岭东诸兵备道的一支,由广东按察司佐官整饬兵备,却又同受南赣巡抚与广东巡抚节制,其统属、职责、辖区、驻所的变动运作是明中后期两属辖区兵备道的代表,伸威道的废设与分化调整也体现了明中后期广东惠潮区域地方复杂军事形势的变化。

唐代乐温县并不治于今重庆长寿区仁和场,其迁治长江边也并非在明初。唐初设县时,乐温治于龙溪河下游山间的长寿区邻封镇,永安治于河口处的羊角堡。开元末两县合并后,乐温治所迁至废永安县治附近,于长江北岸、桃花溪西岸的河街一带设治,并沿用至清嘉庆年间。厘清这一空间发展过程有助于理解唐宋政区和治所调整在功能取向上由堂奥转向门户的历史趋势,并为当下地方文脉延续和地名命名、更名提供依据。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设计了一套地图测绘方法。该法以计里画方为基础,融角度、距离、高差测绘为一体,在川沙厅丈田绘图工作中进行了有效实践,也部分施用于同治《江苏全省舆图》的实测工作中。冯桂芬的地图测绘方法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测绘技术,又适应现实需要进行了改良与创新,不仅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准确地图的追求与渴望,亦透视出时人对先进测绘技术的探索与关注。它为研究中国近代地图绘制的转型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视角,而隐藏其中的是中西知识碰撞交融的复杂进程。

清初确定以万历原额为准的定赋原则后,各地田赋重整中通过“剔荒征熟”形成大量荒地数字。通过对清初山西省的考察可见,这些数字主要指土地原额中的除豁荒地,受除豁政策影响,其中包含部分明中期以后形成的不堪耕种荒地,但不含大量明末清初形成的易垦抛荒地,在无主有主的分类处理和前后相继的清查除豁中,形成了滞后性、层累性和系统性缺失特征。清前期垦荒进程中,这些荒地数字是统治者判断垦荒情形的重要依据,报垦也以荒地数字为基础展开。因此,尽管雍正以前山西报垦情形不佳,实际的荒地垦复进程应比报垦数字反映的情况开始更早、规模更大、完成更快,其空间发展过程也与报垦反映情况有所差异。

传统观点以为,汉初豫章郡属淮南国,在今赣南。仔细梳理西汉文献所记汉初史事,豫章郡应属吴国,在今皖南。豫章郡因治于故鄣县,又名“故鄣郡”。魏晋时期,讹“故鄣郡”为“鄣郡”。汉初豫章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史记》所记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领有豫章郡乃“虚封”。景帝三年,汉廷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与庐江郡合并,改称“庐江豫章郡”。传世汉代封泥“庐江豫守”,即“庐江豫章郡守”,而非以往认为的庐江国豫章郡守。景、武之际,江淮之间另立庐江郡,汉廷更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从豫章郡中分置丹阳郡,豫章郡从此仅辖赣江流域,遂有《汉书·地理志》之规模。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