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以为,汉初豫章郡属淮南国,在今赣南。仔细梳理西汉文献所记汉初史事,豫章郡应属吴国,在今皖南。豫章郡因治于故鄣县,又名“故鄣郡”。魏晋时期,讹“故鄣郡”为“鄣郡”。汉初豫章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史记》所记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领有豫章郡乃“虚封”。景帝三年,汉廷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与庐江郡合并,改称“庐江豫章郡”。传世汉代封泥“庐江豫守”,即“庐江豫章郡守”,而非以往认为的庐江国豫章郡守。景、武之际,江淮之间另立庐江郡,汉廷更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从豫章郡中分置丹阳郡,豫章郡从此仅辖赣江流域,遂有《汉书·地理志》之规模。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美国陆军制图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成立的专业军事制图机构。1:25万中国地形图是该局20世纪50年代编制的中比例尺地形图,共三个系列。此套图主要反映的是全面抗战至1949年前中国的地理情况。地形图的精度取决于数据来源的精度,以及美军是否在该地区实测过,数据来源以美制、日制、华制地图和航拍资料为主,是反映近代精度最佳的中比例尺地形图。地形图的版本与编制周期与美军需求有关,靠近战区的地形图更新、出版速度更快。总体来看,本图是近代诸多测绘成果的有机结合,是反映近代地表要素最好的中比例尺地形图。此图的标准化处理,也为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海防区划是海防空间布防的基础。明清舟山海防区边界分三个层级,即卫或镇的边界、内外洋边界、所或营的边界。卫或镇边界的北部与省界重合,明代以陈钱、壁下为界,清代循羊山—马迹一线划分;南部在明代以南田、健跳、牛头山一线分界,清代以天后宫—南山嘴为界;西部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镇海、象山海岸分界。内外洋以五屿山、两头洞、长涂、洛泇山、桃花山、尖仓、韭山、檀头等一线为界。明代五所与清代五营均有明确界线。其海防边界常跨越县级政区边界,但不会跨越府级、省级边界。内外洋、所与营的边界,则据防御任务和海洋自然环境进行划分。

日本自1912年形成所谓“满蒙权益”后,就开始主要通过构建铁路网络向中国东北北部扩张势力。“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利用因借款等关系变成南满路给养线的中国铁路切分了中东路西线腹地;事变后,又新建吉会铁路—朝鲜北部诸港系统,切分了中东路东线与南线腹地。日本铁路系统北扩,及由此触发的日俄(苏)在东北北部的腹地竞夺战,是近代中国东北北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深层动因,极大塑造了区域交通地理面貌及经济地理格局,并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

《敬止录》收一摹写本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名《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南宋嘉定十三年八月,庆元府城(属今浙江宁波)南部遭遇严重火灾,日、月二湖虽为城市水库,湖域却因沿岸大族宅邸的占据而日益缩小,知府俞建于火灾次年组织绘制该图,目的在于界定城市水域,以保障居民生活与防火用水。地图详绘了嘉定间庆元府籍朝廷政要聚居的二湖及其周边街区,展现了湖域在四明大族庄园扩张的背景下再度萎缩的景象。该图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同为描绘火灾后庆元府城景象的地图,极具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曾在全国范围组织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对数千幅民国地图扫描归档、空间配准并与今天电子地图叠加实现古今对照,虽然繁重但意义重大。基于OpenCV与ArcPy方法库,发展一套针对民国地形图集的自动配准方法,保证精度的同时极大减少了人工,《汉珍数位地图集》配准的过程可资验证。最后,以《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为案例进行地图覆盖范围比较分析,以支撑其史料价值发挥与后续研究。

唐代伊州通西州的道路经历了由南向北变迁的过程。今哈密盆地中部的沙尔湖,唐初水环境比较优越,唐人误将沙尔湖认作蒲昌海或蒲类海。唐初经沙尔湖水域有一条伊吾路,该道与后来的赤亭道(伊西路)和新开道(伊西北道)均不同。玄奘西行走的是伊吾路,交河道行军又在伊吾路的基础上开辟了柳中路。设置西州以后,唐朝以高昌城为军政中心经营蒲类海,开辟西州蒲昌县至罗护的道路。北庭都护府成立后,北庭逐渐成为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中央与北庭的直接事务往来日趋频繁,伊州纳职县至罗护的道路被开辟为驿道。蒲昌县至罗护、纳职县至罗护两段道路连通,最终成为伊州通西州的驿道。

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封泥等出土资料,考证秦在太行山以东赵地所置诸郡的年代和辖域,勾勒出秦在该地置郡的大致情形: 秦庄襄王至秦王政初年,秦占据河间,将其作为吕不韦封地,吕不韦失势后置为河间郡。秦灭赵后又置清河、恒山、邯郸三郡,以上四郡延续至汉初。秦未曾设置钜鹿郡。

民国时期,日本制印的陕西省地形图现存9套,共计458幅。其中,3套翻印图和2套编绘图主要基于民国政府制陕西省的《十万分一图》和《五万分一图》复制或改绘而成。这些图包含了中、日两种形式的纪年。每幅《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由2—4幅民国政府制《五万分一图》等比例缩制。与现存民国政府制及日本翻印的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相比,这套图地形要素更丰富、精准。其余4套测绘图仅标注日本纪年,其地形要素源于日军航摄。厘清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可作为近代军事地形图的文献来源及资料特征的案例参考。

道路里程是考证地望和衡量交通运输成本的重要参数。清廷在驿传制度实践中遵循“按程立限”和“以里核销”准则,道路里程作用凸显,清会典、程限册等官方文献和水陆行程书、行程日记等私人著述对其多有记载。对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细致考察,发现存在“大里”“小里”“官里”“民里”等多种形态,里程记载文本差异显著。道路里程文本差异的成因相当复杂,既有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地形因素,也有官府与民间的主体因素,还存在内地与边疆的区域因素。正确理解清代道路里程的实际内涵,对于深化历史交通地理和交通史研究意义重大。

历史聚落地理研究长期缺乏对聚落空间类型的关注。以聚落空间类型为研究视角,同时观照形态、格局,发现沁河流域郭峪村历经明洪武至万历朝的“居西筹东”开拓期、明天启至清雍正朝的“三寨鼎峙”延展期、清中后期至民国的“聚堡而居”充盈期三阶段,空间类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稳定性因素及政策、战争等突发性因素在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中起了决定作用。空间类型、形态、格局的综合角度及“平面+立体”空间模式的双重应用,将极大丰富历史聚落空间研究。

明万历三十年,灵山卫指挥使谈九畴实地勘查胶莱河流域,编绘了胶莱河图说。后经清康雍年间张谦宜摹绘并增补相关奏议、跋语等,形成今本《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该图说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胶莱河流域水利专门地图,保存了明后期胶莱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信息。对图中地物及景观进行考证研究,可以复原胶莱河流域在明代晚期的地理环境,也可为研究其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依据。图中对王献与刘应节先后试凿胶莱河史实的记载,亦可补《明史·河渠志》《明实录》等史料的不足,使今人得以重新检视万历初年曾经聚讼纷纭的胶莱河议案。

东、西魏对峙,加之柔然再次崛起,形成了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东魏出于军事安全考虑,在今山西忻州北部和中部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和恒山余脉营建肆州长城。肆州长城东起土隥,西至马陵戍,长城的营建保障了沿线交通特别是恢河谷道的畅通,对于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意义。

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改为分泄归江,因《孟子》中有“排淮注江”与水文情境暗合,被援引为泄淮注江的理论依据。清代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构建新的泄淮入江通道,引发士人对治水、经典与地理的思辨。清代中期,淮扬水患频发,孙星衍、焦循借地理考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表达泄淮入江、缓解地方水患的主张。清代后期,诸儒围绕焦循等人的观点展开地理辨析,否认江、淮上游相通,确认江、淮与运河一体的认知。明清《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与治水紧密关联,以重构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实践与探索为传统经学注入地理考辨与经世致用思维,使原本围绕经文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与地理空间的考证与阐释,将“排淮注江”推向地理专题研究层面。

平河水是隋开皇年间在北部边疆胜州人工开挖的漕渠,隋唐时用以连通粮仓,转运边军军需补给。随着河曲地区军事防御格局调整与军需补给运输线变化,平河水的具体功能也存在阶段性差异。隋时黄河右岸设屯仓,并利用平河水转运屯仓中粮草至左岸诸镇戍。唐开元中,胜州平河水作为河曲地区军需补给运输线的重要一环,被用以将自河东陆运而来的粮草转运至右岸的中转粮仓。安史之乱后,因为补给运输线的调整,平河水被弃用,渐趋淤废。

2010年磁县出土《窦奉高墓志》,为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提供证据,证明《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邯郸县”“临洺县”条记载有漏讹。以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为起点,综合三志记载,参考《魏书》《北齐书》相关记述,东魏至隋初邯郸、陟乡、易阳、临洺各县废置情形须重新解释。

近千年来,太原城洪涝灾害变迁呈现出“三期三型”,即漫溢型、山洪型、内涝型的时空格局。城市工程建设是影响洪涝灾害时空突变的主导因素,气候与植被变迁也对灾害频次渐变有所影响。记录太原城洪涝灾害的历史文献具有空间代表性,从历史城市地理视角出发,模拟洪涝灾害空间发生过程,综合城市考古研究结论,探究中尺度、长时段古代城市洪涝灾害的规律及成因,可以为当代城市洪涝问题提供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