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官方对黄淮水患的治理思路基本沿袭明代治水理念,侧重于“束”而不在“疏”。康熙年间,“开浚海口”一策经皇权介入才开始实施,实质是通过浚深各导流支脉和增开下河滨海县域归海口门达到“分流入海”的目的。随着黄淮湖运水情变化,浚深河道已难实现腹部低洼区向滨海堆积区的导引,常漫溢成灾。遂于乾隆年间在归海河道两侧抬圩,以便束水归海。田圩亦在此时兴起,并与河圩连筑,构成了下河滨海县域的圩田体系。受西水东注和海洋影响,下河滨海县域内水环境和圩堤建设呈现出复杂变化的特征。

淮水是中国主要河流之一,《水经注》卷三十《淮水篇》记述淮水干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虽对《淮水篇》多有征引,但对其文本的系统讨论尚不多见。有鉴于此,亟需对《淮水篇》(本篇涉及淮源—新息县河段)从文本校勘、史源探究、地理考证、地图诠释等方面展开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着重对淮水取源、义阳郡治变迁、鸿郤陂复原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并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科学精准的《淮水篇》图。以此推进《水经注》研究,并为相关领域提供研究支撑。

黄河古湖圃田泽是探求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湖沼演化规律的理想切入点。明清时期圃田泽的消亡过程及驱动力,可借助历史地理学方法加以复原、分析。圃田泽的急剧消亡是泥沙淤积和湖水外泄长期叠加作用的结果,整体呈现“湖淤人进”的特征,最终在清乾隆至同治年间淤填成陆。其中,黄河泛决后的泥沙落淤是造成圃田泽消亡的直接原因,人类活动的长期干预则加速了它的消亡进程。

湖广永顺土司始置于元代,经授安抚、宣抚、宣慰等职,终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历史上该土司系湖广地区主要土司,先后隶属于四川行省、湖广行省和湖广都司,下领多个长官司和土州,其职分晋升、驻地变迁、辖境变化均体现了势力消长。考释以之为研究对象,利用档案、实录、正史、方志、族谱、舆图、碑刻、考古报告等材料,全面厘清其统属、驻地、辖境等地理沿革,详细和深入地展示土司历史演变状况。

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典型工厂的创设及选址过程显示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选择是自然资源禀赋、地区经济与文化环境、企业家个人观念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于西方面粉工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选择受交通、资本、销售市场等地区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近代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变迁过程符合“港口—腹地”模式,工业发展水平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梯度递减的格局。

口岸开放对地方交通商贸和社会变迁有深刻影响。近代化成绩显著的口岸受关注较多,而对“失意”口岸艰难的近代化进程及制约因素的研究有限。龙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毗邻越南北部,位于山路崎岖、水浅滩多的左江上游。对龙州开埠与桂越边境交通地理变迁进行梳理,包括铁路、水路和公路建设计划间的演进及背后主导者的更迭,发现地理区位既是龙州在特定时局受到关注并得以开埠的原因,又是阻碍其交通布局改善的长期而根本的因素。龙州地区在商路竞争中屡屡受挫,呈现出固有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历史惰性和多变时局下桂越边境地区多方势力的博弈困局。

基于《地图学史》的译本,讨论与中国古代地图的制作与使用相关的问题。对前者的研究应拓展至地图制作各个阶段的技术、绘制者的构成及职业群体等方面,对后者应当考虑地图在社会各层面以及各类事务中的使用方式及其普遍性等。通过分析可见,地图在古代中国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应是未来关注的重要议题。对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史的研究,未来中国古代地图研究应发挥想象力,寻找有价值的问题和侧面。

浙江嘉兴乍浦镇在18世纪中后期成为杭州湾北部著名的对外贸易港绝非偶然,实际是其地理区位、交通网络、政策倾向等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所谓“贸易网络”聚焦于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商品流通,涵括区位交通、市场体系、商帮群体等诸多层面。往来于乍浦贸易的商人们以洋铜采办为基础,借助辽阔的海域构建了一个灵活多元的贸易网络。乍浦港的贸易网络是东亚经济秩序的表征,是融合了“朝贡贸易”和“市场区系”的整体网络。

耶稣会士罗明坚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相遇的篇章,他计划出版第一部西文中国地图集,但仅停留在手稿阶段。本文概述与罗明坚地图集相关的资料及事件,基于现存于罗马国家档案馆的图稿,详细地分析制图方法: 以中文地图为基础,将图幅放大,翻译地名,再做出转摹,此后,应由某位专业制图师接续整饰,以供雕刻师制版。但因罗明坚去世,后续步骤未及展开。本文还对罗明坚制图资料中已损毁或遗失的部分做出推测,并重思图集的地图学性质。最后做出推想: 地图若是出版,面貌将会如何,又将有怎样的影响。

秦至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址位于岷江水系二级阶地上。成都秦城由大、少二城东、西并列组成“龟城”形态的主因是缺乏修造土壤和郫江洪水。秦城及内部建筑方位顺应地形,考虑排水和防洪因素,呈北偏东30度偏转。结合考古、文献资料可以大致复原成都秦城城门、墙垣、中壁的位置。成都秦城西垣距郫江尚有距离,南垣距郫江较近,史载其有十八门、周长十二里应属无误。

明后期开始修建专用于分泄淮扬运河并引运西湖泊水归江的河道;清代淮水主泓南流,导水归江投入增加,金家湾以南的运河东侧逐步建成以河道闸坝群为主体的河运与泄水枢纽体系,即归江水网。其发展期内,归江水网演化出众多分水河道、归江坝与越河,扰动了运河、运盐河的航运环境。对此,腾湖制度关联归江水网与上游河、湖蓄泄,同时分流盐运、漕运与泄水,这充分体现了清代治水者适应淮水主流南移的生态治理智慧。

明代重启大运河以后,里运河堤防的修建与周围水环境互动增加,对里运河自身水流贯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黄河对运河北段清江浦的影响,以及淮水东泄对中部运河区堤防兴修、湖泊扩张和水位提高的影响。自明代中叶以后,中部堤防的修建不但促进了高宝诸湖的联合,还促进了运河水流的整体贯通。到明末,随着淮水不断积于高家堰而抬高水位,高宝诸湖的汇水量增加,更加促进了里运河的水流贯通。各种闸坝的兴起和北部水位的升高,使得整个里运河水流进一步通畅。在这种环境下,长期需要外水济运的瓜、仪入江口区段也不再需要外水济运。

杜预《春秋释例》与《春秋经传集解》中所见西晋郡县,主要依泰始初政区,只荆、扬、徐三州稍杂太康郡县。今依杜预释地考补西晋郡县沿革。将杜预释地与西晋分封史事联系,可推考东朝阳县改隶乐安国、下曲阳县改隶赵国当在咸宁三年,太康元年分下邳所置为临淮郡而非临淮国。从杜预疏释县境内古地名体例,可证徐县泰始初曾废,春秋时娄林当在徐国国都东。依杜预释水数河流经行郡国体例,可考南顿、鄀县、高唐、茌平等县沿革。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里耶8-455号“同文字方”记载,“即墨太守”封泥中的“太守”写作“大守”,是“书同文字”政策推行之前的秦封泥,进而可以推断即墨郡的设立应在秦灭齐之后至“书同文字”政策推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又根据里耶8-657号牍的记载,可知即墨郡的存在时间很短,可能在秦始皇“定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时已被琅邪郡合并。这也是前人论秦三十六郡以及其后四十八郡时都没有即墨郡的原因。

考述康熙年间山陕地区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的经过,结合《中华帝国全志》中的经纬度表数据,讨论其数据来源和复杂性。回顾1697年、1708年、1712—1713年三次测量的历程,复原部分测量行迹;梳理《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经纬度表的编纂过程及其版本;通过对比《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经纬度表与三次测量成果的异同揭示该表数据来源的复杂性。

20世纪30—40年代,长江南岸的湖北松滋县治两次迁移,这是水环境变化引发多种连锁反应的典型案例。清代后期“北江南沱”和松滋河的形成使松滋城原有航运优势削弱,新的水利枢纽形成。这推动了区域交通地位和县内交通格局的改变,进而导致市镇布局和经济重心转移,最终形成政治地理上的“南北之分”,并成为移治的直接驱动力。松滋县治迁移并非自然灾害或战争引起,而是自然地理变化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政治地理格局变化。松滋两次移治是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交通、经济和政治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民国时期城市型政区“市”的设立,引发了与原地域型政区“母县”之间划界、迁治等纠纷,与大多数“母县”县治迁往县内市镇不同,杭县以设治为由要求划入杭州市所属的拱宸桥地区,最终该地改隶杭县,并成为杭县的新治所。通过对杭县争地设治曲折历程的梳理,发现杭县治所迁移是内生需求、官场人事、民众意愿等多重地域社会因素与国家制度互动的结果。这也是民国市县政区争端中唯一牵涉迁治与划界双重纠纷的案例。

据走马楼西汉简所载,武帝时期长沙国范围存在多个未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县级政区。长赖、南山县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载临湘属乡有承继关系,长赖县位于今湖南省湘阴县洋沙湖镇洋沙湖村附近;南山县位于今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昭山一带。富阳县在富水之阳,位于今湖北省通山县大路乡附近。南阳县在南水之阳,位于今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境内。有关走马楼西汉简新见县级政区的系统考察,对研究西汉时期长沙国的疆域与政区有重要的意义。

法国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了一幅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所绘中国地图的残件,和此前发现的三种A型卜弥格中国地图稿本属于同一类型。残件上有拉丁文和中文的注文,右侧有人物主题的装饰画及说明文字。注文显示,该图在A型图稿中绘制时间最早,它以万历十四年版《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为基础,可能兼采包括利玛窦世界地图在内的多种中文文献。装饰画来自明代版画,在融入西方绘画技巧的同时基本忠实地摹绘了原作,但说明文字隐去了原画的语境,赋予图像新的故事,折射出卜弥格展现崇祯年间中国天主教情况的意图。作为卜弥格中国地图的稿本之一,新见残件展现了其制图风格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也反映了中西地理学和艺术的早期交流。

明代以降,江南运河运堤系统强化导致东太湖水沙关系失衡,湖域淤积促使湖田水网迅速扩张。明前期太湖水流尚能直抵运堤,中后期淤积加剧,湖田分割运河以西的东太湖水域,出湖水更加依赖西水路、东水路以及江漕路排泄。这对运湖关系、水流格局及湖田水网形态均有影响。湖田合并与连片湖淤成为明清时期东太湖淤积的总趋势,水流出太湖被迫沿湖田外缘南北分流,形成瓜泾口北流与唐家湖南流格局。出水北移使吴淞江主泓道亦自长桥河北移瓜泾港,东太湖水文生态巨变,水沙失衡进一步加剧淤积与围垦扩张。

今人校注明代史籍和所绘明代图集,将福建东南海域的“浯洲屿”和“浯屿”混淆为一地。从岛屿称谓、地理方位、海岛规模、生业状况、寨所建置以及舆图标注等方面考察,证实明代福建“浯洲屿”与“浯屿”实为两个独立的地理实体。对历史时期海岛地名讹误的考证,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我国海岛主权的历史认知。

清康熙时期云南地方管理体系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归并卫所入同城州县或附近州县,分散在各州县的卫所屯赋和军户户籍也相应归并。明末清初的大西军和吴三桂相继圈占军民田地立营庄、藩庄,混淆了军民田地和军民身份,为屯赋和户籍隶属于不同州县的军户混入民户提供了制度缺口。“通河分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通海、河西两县围绕龙火七营夫差归属而爆发的县域冲突,是清代在卫所州县管理一体化过程中推进户籍与田赋逐步划一的一个案例,深层原因则跟夫差力役不均有关,反映了征派夫差力役对卫所州县改革管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