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以为,汉初豫章郡属淮南国,在今赣南。仔细梳理西汉文献所记汉初史事,豫章郡应属吴国,在今皖南。豫章郡因治于故鄣县,又名“故鄣郡”。魏晋时期,讹“故鄣郡”为“鄣郡”。汉初豫章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史记》所记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领有豫章郡乃“虚封”。景帝三年,汉廷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与庐江郡合并,改称“庐江豫章郡”。传世汉代封泥“庐江豫守”,即“庐江豫章郡守”,而非以往认为的庐江国豫章郡守。景、武之际,江淮之间另立庐江郡,汉廷更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从豫章郡中分置丹阳郡,豫章郡从此仅辖赣江流域,遂有《汉书·地理志》之规模。

美国陆军制图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成立的专业军事制图机构。1:25万中国地形图是该局20世纪50年代编制的中比例尺地形图,共三个系列。此套图主要反映的是全面抗战至1949年前中国的地理情况。地形图的精度取决于数据来源的精度,以及美军是否在该地区实测过,数据来源以美制、日制、华制地图和航拍资料为主,是反映近代精度最佳的中比例尺地形图。地形图的版本与编制周期与美军需求有关,靠近战区的地形图更新、出版速度更快。总体来看,本图是近代诸多测绘成果的有机结合,是反映近代地表要素最好的中比例尺地形图。此图的标准化处理,也为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海防区划是海防空间布防的基础。明清舟山海防区边界分三个层级,即卫或镇的边界、内外洋边界、所或营的边界。卫或镇边界的北部与省界重合,明代以陈钱、壁下为界,清代循羊山—马迹一线划分;南部在明代以南田、健跳、牛头山一线分界,清代以天后宫—南山嘴为界;西部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镇海、象山海岸分界。内外洋以五屿山、两头洞、长涂、洛泇山、桃花山、尖仓、韭山、檀头等一线为界。明代五所与清代五营均有明确界线。其海防边界常跨越县级政区边界,但不会跨越府级、省级边界。内外洋、所与营的边界,则据防御任务和海洋自然环境进行划分。

日本自1912年形成所谓“满蒙权益”后,就开始主要通过构建铁路网络向中国东北北部扩张势力。“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利用因借款等关系变成南满路给养线的中国铁路切分了中东路西线腹地;事变后,又新建吉会铁路—朝鲜北部诸港系统,切分了中东路东线与南线腹地。日本铁路系统北扩,及由此触发的日俄(苏)在东北北部的腹地竞夺战,是近代中国东北北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深层动因,极大塑造了区域交通地理面貌及经济地理格局,并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

唐代伊州通西州的道路经历了由南向北变迁的过程。今哈密盆地中部的沙尔湖,唐初水环境比较优越,唐人误将沙尔湖认作蒲昌海或蒲类海。唐初经沙尔湖水域有一条伊吾路,该道与后来的赤亭道(伊西路)和新开道(伊西北道)均不同。玄奘西行走的是伊吾路,交河道行军又在伊吾路的基础上开辟了柳中路。设置西州以后,唐朝以高昌城为军政中心经营蒲类海,开辟西州蒲昌县至罗护的道路。北庭都护府成立后,北庭逐渐成为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中央与北庭的直接事务往来日趋频繁,伊州纳职县至罗护的道路被开辟为驿道。蒲昌县至罗护、纳职县至罗护两段道路连通,最终成为伊州通西州的驿道。

《敬止录》收一摹写本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名《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南宋嘉定十三年八月,庆元府城(属今浙江宁波)南部遭遇严重火灾,日、月二湖虽为城市水库,湖域却因沿岸大族宅邸的占据而日益缩小,知府俞建于火灾次年组织绘制该图,目的在于界定城市水域,以保障居民生活与防火用水。地图详绘了嘉定间庆元府籍朝廷政要聚居的二湖及其周边街区,展现了湖域在四明大族庄园扩张的背景下再度萎缩的景象。该图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同为描绘火灾后庆元府城景象的地图,极具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曾在全国范围组织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对数千幅民国地图扫描归档、空间配准并与今天电子地图叠加实现古今对照,虽然繁重但意义重大。基于OpenCV与ArcPy方法库,发展一套针对民国地形图集的自动配准方法,保证精度的同时极大减少了人工,《汉珍数位地图集》配准的过程可资验证。最后,以《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为案例进行地图覆盖范围比较分析,以支撑其史料价值发挥与后续研究。

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封泥等出土资料,考证秦在太行山以东赵地所置诸郡的年代和辖域,勾勒出秦在该地置郡的大致情形: 秦庄襄王至秦王政初年,秦占据河间,将其作为吕不韦封地,吕不韦失势后置为河间郡。秦灭赵后又置清河、恒山、邯郸三郡,以上四郡延续至汉初。秦未曾设置钜鹿郡。

历史聚落地理研究长期缺乏对聚落空间类型的关注。以聚落空间类型为研究视角,同时观照形态、格局,发现沁河流域郭峪村历经明洪武至万历朝的“居西筹东”开拓期、明天启至清雍正朝的“三寨鼎峙”延展期、清中后期至民国的“聚堡而居”充盈期三阶段,空间类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稳定性因素及政策、战争等突发性因素在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中起了决定作用。空间类型、形态、格局的综合角度及“平面+立体”空间模式的双重应用,将极大丰富历史聚落空间研究。

民国时期,日本制印的陕西省地形图现存9套,共计458幅。其中,3套翻印图和2套编绘图主要基于民国政府制陕西省的《十万分一图》和《五万分一图》复制或改绘而成。这些图包含了中、日两种形式的纪年。每幅《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由2—4幅民国政府制《五万分一图》等比例缩制。与现存民国政府制及日本翻印的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相比,这套图地形要素更丰富、精准。其余4套测绘图仅标注日本纪年,其地形要素源于日军航摄。厘清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可作为近代军事地形图的文献来源及资料特征的案例参考。

道路里程是考证地望和衡量交通运输成本的重要参数。清廷在驿传制度实践中遵循“按程立限”和“以里核销”准则,道路里程作用凸显,清会典、程限册等官方文献和水陆行程书、行程日记等私人著述对其多有记载。对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细致考察,发现存在“大里”“小里”“官里”“民里”等多种形态,里程记载文本差异显著。道路里程文本差异的成因相当复杂,既有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地形因素,也有官府与民间的主体因素,还存在内地与边疆的区域因素。正确理解清代道路里程的实际内涵,对于深化历史交通地理和交通史研究意义重大。

明万历三十年,灵山卫指挥使谈九畴实地勘查胶莱河流域,编绘了胶莱河图说。后经清康雍年间张谦宜摹绘并增补相关奏议、跋语等,形成今本《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该图说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胶莱河流域水利专门地图,保存了明后期胶莱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信息。对图中地物及景观进行考证研究,可以复原胶莱河流域在明代晚期的地理环境,也可为研究其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依据。图中对王献与刘应节先后试凿胶莱河史实的记载,亦可补《明史·河渠志》《明实录》等史料的不足,使今人得以重新检视万历初年曾经聚讼纷纭的胶莱河议案。

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改为分泄归江,因《孟子》中有“排淮注江”与水文情境暗合,被援引为泄淮注江的理论依据。清代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构建新的泄淮入江通道,引发士人对治水、经典与地理的思辨。清代中期,淮扬水患频发,孙星衍、焦循借地理考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表达泄淮入江、缓解地方水患的主张。清代后期,诸儒围绕焦循等人的观点展开地理辨析,否认江、淮上游相通,确认江、淮与运河一体的认知。明清《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与治水紧密关联,以重构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实践与探索为传统经学注入地理考辨与经世致用思维,使原本围绕经文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与地理空间的考证与阐释,将“排淮注江”推向地理专题研究层面。

东、西魏对峙,加之柔然再次崛起,形成了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东魏出于军事安全考虑,在今山西忻州北部和中部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和恒山余脉营建肆州长城。肆州长城东起土隥,西至马陵戍,长城的营建保障了沿线交通特别是恢河谷道的畅通,对于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意义。

平河水是隋开皇年间在北部边疆胜州人工开挖的漕渠,隋唐时用以连通粮仓,转运边军军需补给。随着河曲地区军事防御格局调整与军需补给运输线变化,平河水的具体功能也存在阶段性差异。隋时黄河右岸设屯仓,并利用平河水转运屯仓中粮草至左岸诸镇戍。唐开元中,胜州平河水作为河曲地区军需补给运输线的重要一环,被用以将自河东陆运而来的粮草转运至右岸的中转粮仓。安史之乱后,因为补给运输线的调整,平河水被弃用,渐趋淤废。

2010年磁县出土《窦奉高墓志》,为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提供证据,证明《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邯郸县”“临洺县”条记载有漏讹。以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为起点,综合三志记载,参考《魏书》《北齐书》相关记述,东魏至隋初邯郸、陟乡、易阳、临洺各县废置情形须重新解释。

近千年来,太原城洪涝灾害变迁呈现出“三期三型”,即漫溢型、山洪型、内涝型的时空格局。城市工程建设是影响洪涝灾害时空突变的主导因素,气候与植被变迁也对灾害频次渐变有所影响。记录太原城洪涝灾害的历史文献具有空间代表性,从历史城市地理视角出发,模拟洪涝灾害空间发生过程,综合城市考古研究结论,探究中尺度、长时段古代城市洪涝灾害的规律及成因,可以为当代城市洪涝问题提供历史参考。

基于《地图学史》的译本,讨论与中国古代地图的制作与使用相关的问题。对前者的研究应拓展至地图制作各个阶段的技术、绘制者的构成及职业群体等方面,对后者应当考虑地图在社会各层面以及各类事务中的使用方式及其普遍性等。通过分析可见,地图在古代中国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应是未来关注的重要议题。对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史的研究,未来中国古代地图研究应发挥想象力,寻找有价值的问题和侧面。

清初,官方对黄淮水患的治理思路基本沿袭明代治水理念,侧重于“束”而不在“疏”。康熙年间,“开浚海口”一策经皇权介入才开始实施,实质是通过浚深各导流支脉和增开下河滨海县域归海口门达到“分流入海”的目的。随着黄淮湖运水情变化,浚深河道已难实现腹部低洼区向滨海堆积区的导引,常漫溢成灾。遂于乾隆年间在归海河道两侧抬圩,以便束水归海。田圩亦在此时兴起,并与河圩连筑,构成了下河滨海县域的圩田体系。受西水东注和海洋影响,下河滨海县域内水环境和圩堤建设呈现出复杂变化的特征。

明代重启大运河以后,里运河堤防的修建与周围水环境互动增加,对里运河自身水流贯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黄河对运河北段清江浦的影响,以及淮水东泄对中部运河区堤防兴修、湖泊扩张和水位提高的影响。自明代中叶以后,中部堤防的修建不但促进了高宝诸湖的联合,还促进了运河水流的整体贯通。到明末,随着淮水不断积于高家堰而抬高水位,高宝诸湖的汇水量增加,更加促进了里运河的水流贯通。各种闸坝的兴起和北部水位的升高,使得整个里运河水流进一步通畅。在这种环境下,长期需要外水济运的瓜、仪入江口区段也不再需要外水济运。

口岸开放对地方交通商贸和社会变迁有深刻影响。近代化成绩显著的口岸受关注较多,而对“失意”口岸艰难的近代化进程及制约因素的研究有限。龙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毗邻越南北部,位于山路崎岖、水浅滩多的左江上游。对龙州开埠与桂越边境交通地理变迁进行梳理,包括铁路、水路和公路建设计划间的演进及背后主导者的更迭,发现地理区位既是龙州在特定时局受到关注并得以开埠的原因,又是阻碍其交通布局改善的长期而根本的因素。龙州地区在商路竞争中屡屡受挫,呈现出固有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历史惰性和多变时局下桂越边境地区多方势力的博弈困局。

耶稣会士罗明坚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相遇的篇章,他计划出版第一部西文中国地图集,但仅停留在手稿阶段。本文概述与罗明坚地图集相关的资料及事件,基于现存于罗马国家档案馆的图稿,详细地分析制图方法: 以中文地图为基础,将图幅放大,翻译地名,再做出转摹,此后,应由某位专业制图师接续整饰,以供雕刻师制版。但因罗明坚去世,后续步骤未及展开。本文还对罗明坚制图资料中已损毁或遗失的部分做出推测,并重思图集的地图学性质。最后做出推想: 地图若是出版,面貌将会如何,又将有怎样的影响。

杜预《春秋释例》与《春秋经传集解》中所见西晋郡县,主要依泰始初政区,只荆、扬、徐三州稍杂太康郡县。今依杜预释地考补西晋郡县沿革。将杜预释地与西晋分封史事联系,可推考东朝阳县改隶乐安国、下曲阳县改隶赵国当在咸宁三年,太康元年分下邳所置为临淮郡而非临淮国。从杜预疏释县境内古地名体例,可证徐县泰始初曾废,春秋时娄林当在徐国国都东。依杜预释水数河流经行郡国体例,可考南顿、鄀县、高唐、茌平等县沿革。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里耶8-455号“同文字方”记载,“即墨太守”封泥中的“太守”写作“大守”,是“书同文字”政策推行之前的秦封泥,进而可以推断即墨郡的设立应在秦灭齐之后至“书同文字”政策推行之前的一段时间。又根据里耶8-657号牍的记载,可知即墨郡的存在时间很短,可能在秦始皇“定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时已被琅邪郡合并。这也是前人论秦三十六郡以及其后四十八郡时都没有即墨郡的原因。

秦至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址位于岷江水系二级阶地上。成都秦城由大、少二城东、西并列组成“龟城”形态的主因是缺乏修造土壤和郫江洪水。秦城及内部建筑方位顺应地形,考虑排水和防洪因素,呈北偏东30度偏转。结合考古、文献资料可以大致复原成都秦城城门、墙垣、中壁的位置。成都秦城西垣距郫江尚有距离,南垣距郫江较近,史载其有十八门、周长十二里应属无误。

浙江嘉兴乍浦镇在18世纪中后期成为杭州湾北部著名的对外贸易港绝非偶然,实际是其地理区位、交通网络、政策倾向等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所谓“贸易网络”聚焦于区域内与区域间的商品流通,涵括区位交通、市场体系、商帮群体等诸多层面。往来于乍浦贸易的商人们以洋铜采办为基础,借助辽阔的海域构建了一个灵活多元的贸易网络。乍浦港的贸易网络是东亚经济秩序的表征,是融合了“朝贡贸易”和“市场区系”的整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