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乱前的杭州城市人口数量长期受到明清经济史学界重视。以往研究依据清代有限且模糊的资料得出的人口估计数字存在明显问题。剖析前人研究的问题,将研究时间节点定在1850年,通过回溯估算,利用寺观、商店数量等指标在清代中期至1930年前后的变动,将1927年后杭州市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与1850年的城市人口数量结成关联,得出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约为26万。回溯式城市人口估计法或许是一种研究太平天国战乱前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方法。
基于方志等历史文献资料,实证考察明清时期浙东地区土地庙与聚落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土地庙的分社现象,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聚落纠纷、人口增加等因素。通过统计浙东地区聚落与神庙等宗教设施的数量比例,可知该地区民间信仰比江南三角洲更为兴盛。
界首地处豫皖边界,紧邻沙河,传统时期是以经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集镇,民国初年已“境内镇称第一”。抗战期间,界首汇集了大量人员、物资,境内走私尤为猖獗,一时以“小上海”闻名。经济大繁荣推进了行政建制调整,界首三镇在空间与管理上逐渐脱离母县,成为相对松散的联合体,但因未设置正式政区,抗战结束旋即衰落。1947年界首设市,为扭转颓势采取了多种措施。1949年后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界首由此前的点状城市型政区“市”转变为包含农村的地域型政区“县”,以契合国家方针,建设新型城乡发展格局。
基于出土墓志、传世文献和地表遗存互证,再次确定唐代六胡州之鲁州治所位于今盐池县兴武营(旧基),古城遗址(半个城)犹存。鲁州城周规模属于小型州城或县城,具有驻牧型城廓的生业模式,朔方监可能寄理于此。
近代以来,英帝国出于殖民扩张需要对中国西藏地方长期非法探查、测绘。这一测绘过程以英帝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印度测量局为主导的官方活动为主,又以支持探险者入藏为补充。通过数十年的非法探查,针对中国西藏全域的测绘基本完成,并体现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西藏和周边地区》和印度测量局的《西藏和周边地方》,还有印度测量局的《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项目中,这些原本带有浓厚帝国扩张印记的地图对中国西藏领土的完整呈现,更加说明了中国对藏南地区主权的毋庸质疑。
目前已发现秦统治时期江陵县的1乡、8里,其中1乡、4里位置明确,2里隶属清晰。汉初至武帝前期江陵县的5乡、12里,其中5乡、4里位置明确,9里隶属清晰,西乡是首乡。秦在该地基层曾推行改名措施,但执行不彻底。楚、秦、汉统治时期该地存在大量散村,表明三政权未试图通过改散村为集村的方式加强基层控制。当地居民经济状况可分为“普遍的贫困化”、存在贫富分化但远未达到普遍贫困两类,后者更为普遍和典型。通过对江陵县的个案分析,不仅能深化秦汉乡里制度研究,也有助于在县域范围内开展楚、秦、汉基层制度的长时段考察。
汉高祖六年析故秦济北郡(田安济北国)置博阳、济北二郡。据山东洛庄吕王墓出土“吕内史印”“吕大官印”封泥资料,及《汉书·王子侯表》载武帝所封博阳侯地处济南郡可证博阳在今济南章丘境内,与今处泰安境内的博县本非一地。梳理楚汉战争相关战事可见,自秦末至汉初,济北、泰山二郡界于济水,济北之“名”与地理形势之“实”相符。同时汉初设有鲁郡,与博阳界于齐国边邑卢、博一线。传统认识中博阳郡南与薛郡界于汶水的观点亦需修正。
民国1∶10万地形图以人口规模10 000人、1 000人、500人为标准对城乡聚落进行层次分明的标注,并形成“真形”与●、☉、○的地图符号标注系统。这一标准与实际情况有相当落差,总体而言,“真形”聚落只能视为2 000人以上具有明显城市属性的聚落,○符号指代500人以下具有明显乡村属性的聚落,●、☉两种符号则应合并理解,可视为500—2 000人并介于城市与乡村间的聚落。
学界对战国时期秦昭襄王长城东北段走向与终止地位置长期存在分歧。综合各家立论,结合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以及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后上郡北界位置、辛家梁段和新民堡段古长城遗址的建筑时代,推断战国时期秦昭襄王长城东北段的分布走向当西南接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暖水乡速机沟段长城,向东北延伸经圪秋沟源头小西沟、贺家沟附近山岭,继而沿东胜梁东段分水岭蜿蜒向东,直抵纳林古城西侧的纳林川西岸。
《禹贡》所载“大别”地望近两千年的名实之辩至清代最为激烈,形成“汉阳”说和“安丰”说两大主流。两说分始汉、唐时期,最早见诸《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汉晋时人多主“安丰”说;汉唐间杜预、郦道元注经献疑,分歧渐起,至唐人李吉甫提出“汉阳”说;宋明因之,渐取代旧说;复至清儒诸家论说打开新一轮“大别”地望之辩。中古以来“大别”地望的几度变迁,既受书写者观察视角和地名知识来源差异的影响,也体现了地理志书与经学传注间的信息互动及其调适。
乾隆四十七年,因黄河青龙岗决口持续堵筑未果,兰阳改河之议遂起。考城县城北迁与以河为界方案由此产生,以应对河道南移后的地方格局。至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新河竣工,为便于河务统筹,原与府治隔黄河相望的考城、封丘、阳武三县分别由归德府、开封府改隶卫辉府和怀庆府。三县改隶事宜至迟于当年底之前完成。
以明代黄河下游决溢灾害资料的等级量化处理为基础,构建决溢灾害等级序列,进而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明代黄河下游决溢灾害等级分布具有整体均衡、集聚的时间特征,存在2个低频决溢期、3个高频低值决溢期和3个高频高值决溢期;核密度分析显示,决溢地点主要分布于明清黄河故道一线,决溢重心逐步由河南向山东、南直隶移动;下游决溢灾害等级与黄河流域降水序列具有强相关性,表明流域降水波动对下游决溢灾害影响较大。同时,黄河流域降水序列与下游决溢灾害等级的偏差在明代长期存在,决溢灾害的背后又有社会因素的推动。
近代日本东亚殖民金融圈的构筑不限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短期经济行为,而是贯穿“大陆政策”不断扩张的漫长殖民过程。这种殖民形态的金融秩序通过日元侵略和日元本位建立,它以日系“特殊银行”和傀儡政权银行为主导,占据了日本内外的广阔地域,既植根于实体货币体系之中,又交织在“特别圆”虚体划汇货币的日元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之内,既有制度的霸凌,又有空间的差异。
有宋一代，盐监、矿冶监和钱监的空间形态存在多样性。其根源在于这些机构本质为物务机构，但会因时、因地制宜地承担开发资源之外的职能。产盐中心和州县治所的重合、矿冶地和军事要地的重合，分别是盐监、矿冶监代管整个县域的重要前提。盐产地、矿冶点和州县治所间的区位关系亦会影响监的空间布局与实际职能。钱监的选址以接近治所为最主要的考量，这一取向是对原料供应、水源、交通等多种条件的综合权衡。这些现象是宋代统治者通过变通策略，力求经济、便利地开发资源、治理社会的体现。
通过量化分析与史料考证,以直隶、山东二省为例,比较研究《乾隆十三排图》与《皇舆全览图》的坐标系与图面内容异同,并对比此前广东、广西的研究结果,可知《乾隆十三排图》对《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保存原图内容和沿用经纬度定位。《乾隆十三排图》还大量增绘与改绘,包括西部范围的大幅扩展和具有区域性差异的增绘与改绘,图中的改绘与疏漏体现出其对《皇舆全览图》数学基础和绘图规范的忽视。
通过进一步分析正史纪传和历代地志中的政区资料,可在学界现有成果基础上对刘宋时代的政区建置沿革作出若干补充和修订。一是补充《宋书·州郡志》应载而未载的政区,包括建宁左郡、广熙郡和河源、广宁、高兴、 石等县。二是订补政区沿革的细节,包括义阳郡、宋安左郡隶属的变化和南陵、信陵、平乐、海昏等县的存续时间。三是考辨政区的治所或地望,涉及东海、永宁两郡和长宁、上黄、始昌、初宁、熙安、 石等县。此外一并辨析了南齐齐建郡和隋朝长林、章山等县的治所问题,或可补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图组的瑕疵。
明清时期的学政驻地一般位于省城,但亦有几处例外: 顺天学政曾驻易州,乾隆以降长驻京师,而非通州;上江学政驻句容、江苏学政驻江阴、安徽学政驻当涂,则因其辖区不断调整;陕西学政驻三原县,与年羹尧有一定关联。此外,浙江学政曾驻嘉兴、山东学政曾驻青州、广东肇高学政驻肇庆亦较特殊。上述学政驻地的位置选择与学政制度演进、辖区变动、乡试考点位置密切相关,也受房舍损坏、战乱乃至主政者好恶等偶发因素影响。
2017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聚焦于“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价值认定问题。乡村景观是持续演进的文化景观,其遗产价值视角呈现出从历史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的趋势,乡村各类自然资源以可持续利用方式为载体的整体生产、生态系统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文化景观类别”遗产价值评价标准支撑下,《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旨在强调乡村景观作为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及乡村景观保护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使命。通过全面回顾国际乡村景观遗产保护理论,梳理价值认知的变迁历程,总结理解“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六维价值系统理论框架。
地名“博洛尔”在欧洲的出现至迟可上溯马可·波罗见闻录问世的14世纪初,但此后数世纪内,该地名都鲜少为欧洲制图师所用。1749年的《贝林地图》较早且确切地使用博洛尔一词指称亚洲腹地的山结。19世纪,一些学者改博洛尔为南北走向的山脉,将其与托勒密所绘的意貌山混同。随着东方学研究的深入和近代科学考察的开展,欧洲学界在19世纪中叶重新认识博洛尔,或将该地名与汉籍中的“钵露罗”“勃律”等对应,判断博洛尔的地望应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吉尔吉特地区。
20世纪60—80年代三线建设中的行政区域调整是我国现代行政区划史上的重要一环,为大范围乡村城市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更好地为三线建设服务,中央在湖北省郧县析置十堰市。这一时期十堰市的设置历经申建工区失败、建立临时性非建制政区、建制县级市及最终升格为省辖市四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域调整重要且特殊的案例。十堰市的政区调整反映出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与地方政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充分体现了政区的适时调整对三线企业发展及三线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无论“昆仑刻石”真伪,从汉武帝对“昆仑”地望的判断、“昆仑”和玉出“昆仑”概念的形成、秦始皇时代的地理知识、秦始皇采药的目标、当时的交通条件等各方面判断,秦始皇派人去“昆仑”采药,经过今扎陵湖北岸,是完全可能的。如刻石是真,可作为这一事件的确证。如刻石是假,也不影响这一事件本身的可能性。
16世纪以后大批出现的商编路程,以商人活动为中心加以编纂,与南宋以来“朝京里程图”式的路程书迥然相异。此类商编路程在最近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中多有发现,仅笔者新见的徽州商编路程抄本就在二十种上下,其中大多数皆与徽商之茶叶和食盐运输有关,只有两种关涉瓷器运输。本文聚焦的云记《江湖路程》,成书于清光绪十一年之后。抄本列有晚清时期的7条商路,地跨江西、湖北和陕西三省,涉及昌江、赣江、长江和汉江水道,其主要内容是瓷商从景德镇运输瓷器前往陕西汉中的交通路线,亦旁涉桐油、生漆贸易。该书虽然可能是徽商抄录的商编路程,但从其中以丰城为中心的两条商路推断,其原始蓝本应当也与明清时代江西商人先声夺人的贸易活动及其商业网络密切相关。该抄本与此前所见徽商在贵州清水江流域活动而形成的商编路程一样,可能涉及清代不同商帮之间商业知识的相互交流。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简456记载的河南郡梁、岐、卷三县沿革与地望存在较大争议。按照《二年律令·秩律》河南郡属县自西向东排列的规律,梁县位于河南郡东部,即战国时期魏都大梁,与《汉书·地理志》所载河南郡梁县是异地同名。岐县同样位于河南郡东部,即今河南省通许县以北的西城村遗址。卷县则与衡雍联系密切,卷县城原位于今原阳县祝楼乡东、西圈村,后迁至衡雍城,因卷县被省,后世便以衡雍城作为卷置县以来的城址,混淆了卷与衡雍的关系。
高夫地图作为现存已知最早全景描绘大不列颠岛的古地图,在地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使用图像扫描及光谱技术、基于MapAnalyst的扭曲格网和位移矢量、回归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带来三重启示: 一则高夫地图与中国古地图共性多于差异,技术方法可迁移应用;二则践行“让地图自己说话”理念,充分挖掘地图信息,关涉社会文化图景并加以阐释;三则强调多元方法的综合运用,通过物质分析、空间量化、历史GIS等技术互补,构建完整研究矩阵。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是近人研究长安的奠基之作,近代以来学人虽屡有增补,然对唐人诗歌材料的挖掘仍有遗漏。现主要依据唐人诗歌,增订《唐两京城坊考》长安部分十六则,以补前人所未逮。
古代越南地理文献《洪德版图》合集中收录的《大蛮国图》是一幅西山朝晚期绘制的缅甸舆图。“大蛮国”是18世纪晚期越南北方政治精英对缅甸贡榜王朝的官方称谓。1791—1802年,为应对暹罗的军事挑战,缅甸与西山多次互使通好,《大蛮国图》正是该时期缅越政治互动的产物。目前可知《大蛮国图》存在三种早期绘本,即1798年御览本(景盛旧图)、1800年摹绘本(景盛新图)和阮朝初年改绘的无题本。作为专门描绘“异域”的舆图,《大蛮国图》呈现了西山官方视角下缅甸的地理形势、交通路线与政治局势,反映出古代越南对中南半岛腹地的地理认知与情报搜集情况,展示了越南北方基于内陆视角的地理知识谱系。
对《唐重修内侍省碑》“内”“外”相关官署位置的考证表明,唐昭宗乾宁二年至光化二年(895—899)内侍省所主持的长安城修复工程,其中心参照点并非东内大明宫,而是西内太极宫。经历此次重修,长安城最终呈现出以太极宫为中心,承天门—朱雀门为中轴线,相关官署翼列左右的规整格局。这一重修格局,也是昭宗乾宁至光化年间长安城内政治权力中心变迁的客观写照。
由于匈奴崛起,汉初代地已无力抵御其频繁侵扰。为此,汉高帝不断调整代地分封方案,以应对新局势。直到汉十一年,刘邦割云中郡属汉,又益封代王以太原郡,才稳住代地统治形势。该政区调整的基本逻辑是减轻代国边防负担,增加资源供给,同时构造防御纵深空间,但这也使汉廷背负云中郡沉重的边防责任,不得不给予优待政策。汉初代国封域的调整集中体现了西汉边地郡国应对周边蛮夷时采取的空间策略,具有一定典型性。
唐永昌元年,唐朝与吐蕃为争夺西域控制权曾在寅识迦河一带有过一场会战。学界对寅识迦之役战场的地理方位多有纷讼。今据语音考索,“寅识迦”当为古突厥语音译,有“细”义,或描述径流纤细。唐时寅识迦河约当焉耆以南的英气盖河。
会宁府至泗州一线是金代南北交通主线与宋金使臣往返路线,其发展变化是金代驿传交通体系演变的缩影。结合宋使赴金行程录等史料可知: 从天会二年至皇统三年会宁—泗州沿线驿馆逐步发展;宋金和议后金朝大幅调整该线路驿馆,并改“铺”为“馆”,驿传交通体系基本确立。金代兵部为驿传交通体系最高管理机构,驿馆与递铺功能合一。金章宗末年因伐宋需要,又设立急递铺传递重要官方文书,部分地区驿馆、递铺分立,其后或于金末废弃。金代驿传交通体制近于唐前期,迥异于唐中后期和两宋驿馆、递铺分立的状况,有其独特性。
梁时,岭南地区新置20余州,随着州的大量增置,岭南都督区的建置趋于复杂。东晋至宋齐时期,岭南长期维持以常置广州都督区为主,偶尔置交州都督区为辅的军政格局。梁武帝天监以降,广州、衡州、南定州、桂州、爱州五大都督区相继设立和并存,形成多中心军政格局的发展趋势。梁代岭南州与都督区的调整,本质上反映了王朝国家强化地域控制和央地关系不断调适过程中,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
宁蛮校尉源于东晋时期襄阳—信阳一线“中间地带”的郡守兼带镇蛮护军,最初仅为雍州刺史兼领的官号。南朝宋元嘉年间,为应对大量蛮人降附,宁蛮校尉完善其僚属组织,将蛮人酋首署为守长,设“郡县”管理,从而演变为具有独立管理职能的军政机构。宁蛮校尉府的长史、参军、主簿等由中央除授,主要职责为管理蛮人,其蛮郡之人在太守统领下协同“官军”作战。考察宁蛮校尉府的演变历程,可进一步揭示南朝政权与南方山区人群组织的互动关系。
《寰宇纪》(Jahān-nāma)为13世纪初巴克兰(Mulammad ibn Najīb Bakrān)所撰波斯文地理著作,其对中国的记述反映了穆斯林学者对中国认知的更新与转型。中东地理学界认识中国源于9—10世纪成书的地理著作,书中内容多为唐代及以前的情况。10世纪以降,穆斯林学者增补契丹政权新情报之余,仍未放弃记录唐代信息。至13世纪,《寰宇纪》论及中国时不仅汰旧记新,对部分旧有认知也做了补充修正。因成书不久蒙古人就开始向西经略,后世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史学、地理学著作很少参考其记载。随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穆斯林知识分子得以用更加晚近、准确的金元时期信息覆盖《寰宇纪》等旧知。
基于历史文献、水文数据等多源材料,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分形分析、曲折率等统计和量化方法,重建了20世纪初10年、30年代、60年代和90年代四个时段塔里木河上游地区的水系格局,分析了水系形态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 研究区水网密度在四个时段均呈显著正空间自相关特征,且集聚程度随时间整体增强;河网整体分形维数不断上升,显示水系空间结构复杂性持续提高。流域内部,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的分形维数与曲折率在20世纪中后期显著上升,而和田河变化幅度较小,反映不同子流域水系形态对人类活动响应的差异性。结合水沙条件、灌溉开发与农垦扩张背景分析表明,历史时期以来人类灌溉活动对水系形态演变具有直接作用。
天津开埠促进了西北地区畜产品的资源性输出。就河套地区来看,传统时期蒙旗至山西的贸易路线转变为近代游牧区羊毛出口路线,包头南海子取代托克托河口镇成为主要商贸口岸。由皮筏与驼队运路交织而成北向东去的市场网络将今内蒙古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至陕西北部地区联为一体,改变了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格局,形成以畜产品生产与输出为纽带的经济共同体。这一经济共同体的形成,重新定义了“西北地区”的概念与范畴。民国时期“西北六省”概念的形成,既是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也是近代中国北方市场网络重构的结果。
清代因承袭旧有政区地名且沿用传统命名原则,随着区划变迁,出现众多类型各异的重名情况。受政区层级、地域联系、事务种类、重名类型等影响,政区重名对个人、地方及国家文书行政产生多重影响,在社会形成多元互动。清廷通过更名达到省内无重名县的格局,并在重名政区官印中添加省名以消除潜在隐患,试图以此维持政区稳定,也节省开支。然而两项措施并举反而间接使重名县继续增长,表明朝廷“有限治理”模式难以消除政区重名问题,反映出地名与国家、社会、制度交织的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