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古湖圃田泽是探求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湖沼演化规律的理想切入点。明清时期圃田泽的消亡过程及驱动力,可借助历史地理学方法加以复原、分析。圃田泽的急剧消亡是泥沙淤积和湖水外泄长期叠加作用的结果,整体呈现“湖淤人进”的特征,最终在清乾隆至同治年间淤填成陆。其中,黄河泛决后的泥沙落淤是造成圃田泽消亡的直接原因,人类活动的长期干预则加速了它的消亡进程。

淮水是中国主要河流之一,《水经注》卷三十《淮水篇》记述淮水干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虽对《淮水篇》多有征引,但对其文本的系统讨论尚不多见。有鉴于此,亟需对《淮水篇》(本篇涉及淮源—新息县河段)从文本校勘、史源探究、地理考证、地图诠释等方面展开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着重对淮水取源、义阳郡治变迁、鸿郤陂复原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并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科学精准的《淮水篇》图。以此推进《水经注》研究,并为相关领域提供研究支撑。

湖广永顺土司始置于元代,经授安抚、宣抚、宣慰等职,终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历史上该土司系湖广地区主要土司,先后隶属于四川行省、湖广行省和湖广都司,下领多个长官司和土州,其职分晋升、驻地变迁、辖境变化均体现了势力消长。考释以之为研究对象,利用档案、实录、正史、方志、族谱、舆图、碑刻、考古报告等材料,全面厘清其统属、驻地、辖境等地理沿革,详细和深入地展示土司历史演变状况。

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典型工厂的创设及选址过程显示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选择是自然资源禀赋、地区经济与文化环境、企业家个人观念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于西方面粉工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选择受交通、资本、销售市场等地区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近代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变迁过程符合“港口—腹地”模式,工业发展水平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梯度递减的格局。

清康熙时期云南地方管理体系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归并卫所入同城州县或附近州县,分散在各州县的卫所屯赋和军户户籍也相应归并。明末清初的大西军和吴三桂相继圈占军民田地立营庄、藩庄,混淆了军民田地和军民身份,为屯赋和户籍隶属于不同州县的军户混入民户提供了制度缺口。“通河分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通海、河西两县围绕龙火七营夫差归属而爆发的县域冲突,是清代在卫所州县管理一体化过程中推进户籍与田赋逐步划一的一个案例,深层原因则跟夫差力役不均有关,反映了征派夫差力役对卫所州县改革管理的影响。

明后期开始修建专用于分泄淮扬运河并引运西湖泊水归江的河道;清代淮水主泓南流,导水归江投入增加,金家湾以南的运河东侧逐步建成以河道闸坝群为主体的河运与泄水枢纽体系,即归江水网。其发展期内,归江水网演化出众多分水河道、归江坝与越河,扰动了运河、运盐河的航运环境。对此,腾湖制度关联归江水网与上游河、湖蓄泄,同时分流盐运、漕运与泄水,这充分体现了清代治水者适应淮水主流南移的生态治理智慧。

据走马楼西汉简所载,武帝时期长沙国范围存在多个未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县级政区。长赖、南山县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载临湘属乡有承继关系,长赖县位于今湖南省湘阴县洋沙湖镇洋沙湖村附近;南山县位于今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昭山一带。富阳县在富水之阳,位于今湖北省通山县大路乡附近。南阳县在南水之阳,位于今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境内。有关走马楼西汉简新见县级政区的系统考察,对研究西汉时期长沙国的疆域与政区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时期城市型政区“市”的设立,引发了与原地域型政区“母县”之间划界、迁治等纠纷,与大多数“母县”县治迁往县内市镇不同,杭县以设治为由要求划入杭州市所属的拱宸桥地区,最终该地改隶杭县,并成为杭县的新治所。通过对杭县争地设治曲折历程的梳理,发现杭县治所迁移是内生需求、官场人事、民众意愿等多重地域社会因素与国家制度互动的结果。这也是民国市县政区争端中唯一牵涉迁治与划界双重纠纷的案例。

考述康熙年间山陕地区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的经过,结合《中华帝国全志》中的经纬度表数据,讨论其数据来源和复杂性。回顾1697年、1708年、1712—1713年三次测量的历程,复原部分测量行迹;梳理《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经纬度表的编纂过程及其版本;通过对比《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经纬度表与三次测量成果的异同揭示该表数据来源的复杂性。

20世纪30—40年代,长江南岸的湖北松滋县治两次迁移,这是水环境变化引发多种连锁反应的典型案例。清代后期“北江南沱”和松滋河的形成使松滋城原有航运优势削弱,新的水利枢纽形成。这推动了区域交通地位和县内交通格局的改变,进而导致市镇布局和经济重心转移,最终形成政治地理上的“南北之分”,并成为移治的直接驱动力。松滋县治迁移并非自然灾害或战争引起,而是自然地理变化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政治地理格局变化。松滋两次移治是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交通、经济和政治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法国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了一幅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所绘中国地图的残件,和此前发现的三种A型卜弥格中国地图稿本属于同一类型。残件上有拉丁文和中文的注文,右侧有人物主题的装饰画及说明文字。注文显示,该图在A型图稿中绘制时间最早,它以万历十四年版《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为基础,可能兼采包括利玛窦世界地图在内的多种中文文献。装饰画来自明代版画,在融入西方绘画技巧的同时基本忠实地摹绘了原作,但说明文字隐去了原画的语境,赋予图像新的故事,折射出卜弥格展现崇祯年间中国天主教情况的意图。作为卜弥格中国地图的稿本之一,新见残件展现了其制图风格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也反映了中西地理学和艺术的早期交流。

明代以降,江南运河运堤系统强化导致东太湖水沙关系失衡,湖域淤积促使湖田水网迅速扩张。明前期太湖水流尚能直抵运堤,中后期淤积加剧,湖田分割运河以西的东太湖水域,出湖水更加依赖西水路、东水路以及江漕路排泄。这对运湖关系、水流格局及湖田水网形态均有影响。湖田合并与连片湖淤成为明清时期东太湖淤积的总趋势,水流出太湖被迫沿湖田外缘南北分流,形成瓜泾口北流与唐家湖南流格局。出水北移使吴淞江主泓道亦自长桥河北移瓜泾港,东太湖水文生态巨变,水沙失衡进一步加剧淤积与围垦扩张。

今人校注明代史籍和所绘明代图集,将福建东南海域的“浯洲屿”和“浯屿”混淆为一地。从岛屿称谓、地理方位、海岛规模、生业状况、寨所建置以及舆图标注等方面考察,证实明代福建“浯洲屿”与“浯屿”实为两个独立的地理实体。对历史时期海岛地名讹误的考证,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我国海岛主权的历史认知。

太平天国战乱前的杭州城市人口数量长期受到明清经济史学界重视。以往研究依据清代有限且模糊的资料得出的人口估计数字存在明显问题。剖析前人研究的问题,将研究时间节点定在1850年,通过回溯估算,利用寺观、商店数量等指标在清代中期至1930年前后的变动,将1927年后杭州市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与1850年的城市人口数量结成关联,得出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约为26万。回溯式城市人口估计法或许是一种研究太平天国战乱前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方法。

16世纪以后大批出现的商编路程,以商人活动为中心加以编纂,与南宋以来“朝京里程图”式的路程书迥然相异。此类商编路程在最近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中多有发现,仅笔者新见的徽州商编路程抄本就在二十种上下,其中大多数皆与徽商之茶叶和食盐运输有关,只有两种关涉瓷器运输。本文聚焦的云记《江湖路程》,成书于清光绪十一年之后。抄本列有晚清时期的7条商路,地跨江西、湖北和陕西三省,涉及昌江、赣江、长江和汉江水道,其主要内容是瓷商从景德镇运输瓷器前往陕西汉中的交通路线,亦旁涉桐油、生漆贸易。该书虽然可能是徽商抄录的商编路程,但从其中以丰城为中心的两条商路推断,其原始蓝本应当也与明清时代江西商人先声夺人的贸易活动及其商业网络密切相关。该抄本与此前所见徽商在贵州清水江流域活动而形成的商编路程一样,可能涉及清代不同商帮之间商业知识的相互交流。

以明代黄河下游决溢灾害资料的等级量化处理为基础,构建决溢灾害等级序列,进而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明代黄河下游决溢灾害等级分布具有整体均衡、集聚的时间特征,存在2个低频决溢期、3个高频低值决溢期和3个高频高值决溢期;核密度分析显示,决溢地点主要分布于明清黄河故道一线,决溢重心逐步由河南向山东、南直隶移动;下游决溢灾害等级与黄河流域降水序列具有强相关性,表明流域降水波动对下游决溢灾害影响较大。同时,黄河流域降水序列与下游决溢灾害等级的偏差在明代长期存在,决溢灾害的背后又有社会因素的推动。

通过量化分析与史料考证,以直隶、山东二省为例,比较研究《乾隆十三排图》与《皇舆全览图》的坐标系与图面内容异同,并对比此前广东、广西的研究结果,可知《乾隆十三排图》对《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保存原图内容和沿用经纬度定位。《乾隆十三排图》还大量增绘与改绘,包括西部范围的大幅扩展和具有区域性差异的增绘与改绘,图中的改绘与疏漏体现出其对《皇舆全览图》数学基础和绘图规范的忽视。

近代以来,英帝国出于殖民扩张需要对中国西藏地方长期非法探查、测绘。这一测绘过程以英帝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印度测量局为主导的官方活动为主,又以支持探险者入藏为补充。通过数十年的非法探查,针对中国西藏全域的测绘基本完成,并体现在皇家地理学会的《西藏和周边地区》和印度测量局的《西藏和周边地方》,还有印度测量局的《印度和周边地区》地图项目中,这些原本带有浓厚帝国扩张印记的地图对中国西藏领土的完整呈现,更加说明了中国对藏南地区主权的毋庸质疑。

近代日本东亚殖民金融圈的构筑不限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短期经济行为,而是贯穿“大陆政策”不断扩张的漫长殖民过程。这种殖民形态的金融秩序通过日元侵略和日元本位建立,它以日系“特殊银行”和傀儡政权银行为主导,占据了日本内外的广阔地域,既植根于实体货币体系之中,又交织在“特别圆”虚体划汇货币的日元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之内,既有制度的霸凌,又有空间的差异。

《禹贡》所载“大别”地望近两千年的名实之辩至清代最为激烈,形成“汉阳”说和“安丰”说两大主流。两说分始汉、唐时期,最早见诸《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汉晋时人多主“安丰”说;汉唐间杜预、郦道元注经献疑,分歧渐起,至唐人李吉甫提出“汉阳”说;宋明因之,渐取代旧说;复至清儒诸家论说打开新一轮“大别”地望之辩。中古以来“大别”地望的几度变迁,既受书写者观察视角和地名知识来源差异的影响,也体现了地理志书与经学传注间的信息互动及其调适。

2017年,国际古遗址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聚焦于“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价值认定问题。乡村景观是持续演进的文化景观,其遗产价值视角呈现出从历史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的趋势,乡村各类自然资源以可持续利用方式为载体的整体生产、生态系统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文化景观类别”遗产价值评价标准支撑下,《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旨在强调乡村景观作为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及乡村景观保护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使命。通过全面回顾国际乡村景观遗产保护理论,梳理价值认知的变迁历程,总结理解“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六维价值系统理论框架。

有宋一代，盐监、矿冶监和钱监的空间形态存在多样性。其根源在于这些机构本质为物务机构，但会因时、因地制宜地承担开发资源之外的职能。产盐中心和州县治所的重合、矿冶地和军事要地的重合，分别是盐监、矿冶监代管整个县域的重要前提。盐产地、矿冶点和州县治所间的区位关系亦会影响监的空间布局与实际职能。钱监的选址以接近治所为最主要的考量，这一取向是对原料供应、水源、交通等多种条件的综合权衡。这些现象是宋代统治者通过变通策略，力求经济、便利地开发资源、治理社会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