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于20世纪80—90年代在日本出版,其影印的图幅内容为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大比例尺军事地图,其中夹杂有中国和日本的混合信息,测绘主体不明。通过对《集成》地图的测图、制版、发行、注记、等高线等信息和地形图图表的分析,再与台北所藏的民国时期同比例尺军事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集成》地图主要为中国政府测绘,被日本窃取之后加以改制和发行。《集成》地图中也有极少部分为日本测绘。

巡检司是明代维护基层治安的重要机构,顺天府地区作为明代的首善之区和边关重地,前后共设置了22个巡检司。通过对这些巡检司的设立时间、裁革时间、衙署驻地及治所迁移情况进行详细考证,发现这些巡检司大多分布在长城沿线重要的关口或运河沿线主要的节点附近,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有两处,分居京师东西两翼,分别在京师西部山区和京东运河沿线。这两条线关系着京师西部的治安和东部的漕运,因此一直受到重视,巡检司分布得较为均衡,且长期稳定。从数量上看,明初洪武年间巡检司较少,永乐年间设置的巡检司最多,并奠定了此后顺天府地区巡检司分布的基本格局。弘治末年至正德初年,巡检司数量达到最高峰。此后由于国家财政的困难,巡检司在嘉靖年间被大量裁革,它们对基层的控制也日渐式微。

1570年后,淮河进入里下河平原的地表径流量持续增加,该区域内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万历年间“分黄导淮”后,淮水从里下河北部的泾河、子婴沟等入广洋湖,再由射阳河入海,而高邮东南诸水皆汇聚于渌洋湖。康熙年间的“北坝南迁”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归海坝南移,淮水汇聚于里下河中部,自南向北漫流,致使大纵湖与九里荡、马家荡等连为一体,出现南北向的带状湖泊水域。广洋湖因来水减少,原本的统一湖面又分解为獐狮、火盆、郭正、广洋等几处分散的湖荡。归海坝的开启与否,直接影响了里下河的水文环境,并由此出现洪水年和平水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

秦将白起拔郢后,在故江北江陵另筑郢城,南郡、江陵县并治于此。西汉中期早、晚段之际,江陵县、南郡治所迁至长江改道后新修的嵠峨山城,郢城为郢县治所。东汉时,郢县废。关羽、桓温、王忱重修之“江陵城”,均为嵠峨山城。自桓温筑江陵城,始见“荆州城”“江陵城”并称。唐武德初,南郡撤。唐天宝十四载前后,长江改道今荆州城南,江陵郡治迁今荆州城,此后,“江陵城”“荆州城”同指今荆州城至今。

《山海经·中山经》对黄河中游至洛河、伊河一带山川的记述非常详实。由于《山海经》成书时代较早(一般认为是先秦时期的著作),至汉魏时期,其中的山川地名大多已湮没无闻。汉魏以来,历代学者先后对《中山经》所载的河洛地区山川进行了地名学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多有不确之处,对其中很多山川的地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甚至影响到了这一地区很多地名的命名。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考证《中山经》河洛地区诸山川的地望,并探讨《山经》时代人们对此地区地理环境的认识。

清末滇缅划界谈判是近代中缅边界变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借助外交档案和条约舆图等资料,对中英谈判涉及的滇缅边界划定和变迁过程作细致复原。光绪年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和《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的签订基本划定了滇缅中段的边界线。中英对“分水岭”地理认知上的矛盾,对尖高山以北段未定界的交涉产生重要影响,结果使中国事实上丧失了对尖高山以北、扒拉大山—高良共山以西小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在南段未定界,双方对边界会勘依据有诸多分歧,难以取得共识。清末中英关于滇缅边界问题的谈判结果,基本塑造了当今中缅边界的走向,对其后民国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和最终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的应天巡抚,直接渊源自洪熙元年设于南直、浙江二省的巡抚。至宣德五年初设时,其辖区应为南直隶应天等十一府州,而非以往学界认为的仅辖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正统间,因浙江巡抚的废置,加之出于综合督理太湖流域税粮、水利事务的需要,其辖区遂长期扩展至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统十四府州之地。湖广承天府在嘉靖十四年后一直属湖广巡抚辖区,从未隶应天巡抚管辖。学界所习称的嘉靖十四年至隆庆初应天巡抚一度辖有承天府这一“飞地”的说法,并不足以凭信。这一观点的产生,源于研究者受到了现行《明世宗实录》中相关记载的误导。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对于研究中古时期及其以前的水道分布和政区变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往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流传与郦学史方面的探讨,对郦注本文尚缺乏深入而细致的地理学方面的探究。因此,在文本校勘与史源探求工作的基础之上,选取《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郦注所记载的洛水相关水道与城邑进行全面的考释与系统的复原,不失为在《水经注》本体研究方面所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此外,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的《水经·洛水注图》,不仅可以直观而形象地展现研究的结论,同时,也可为相关研究者研读《水经注》提供便利。上篇研究范围为洛水源头至宜阳县段。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对于研究早期水道情况和政区变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水经注》卷六《涑水篇》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其进行全面考释,主要涉及文本校勘、史源探求以及对水道、城邑分布的复原,并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地图,将研究的结果直观呈现出来。

“北军”是汉朝十分重要的武装力量,但其并非始于高帝朝,而是惠帝后期随着长安城的修筑所设的城防部队。因西汉初期长安城南部主要为两宫,防务由卫尉执掌,城卫军只能驻扎在城北,所以宫卫军称南军,城卫军即北军。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来看,卫将军应是北军的最高长官,其建置还有卫将军长史、候(候丞)、校长、士吏等。当时卫将军是整个汉朝官僚体系中唯一常设的将军。文帝即位,卫将军权力扩大,在本部北军之外亦兼领南军,后北军一度旋罢旋置,再后来卫将军被裁撤,北军遂转属中尉。

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的战争地理过去共有三种论说。本文结合古文字资料、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察资料,重新解读“淮汭”与“豫章”两个关键地名,并以吴、楚之间的水、陆交通线为背景,重建这一战役的战争地理。吴师的进兵与退兵都是利用淮河水道,而双方的交战则是在随枣走廊之中往复。相较于过去的学说,本文的地理重构不只是立足于较为可靠的文献基础,同时展现出更为合理的空间逻辑关系。

利玛窦于1608年“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坤舆万国全图》,在1922年被发现并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1933—1936年间转藏于南京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从公展记录、摹本比较、现有刊版、图幅尺寸、成图形式、成图底版、摹绘底本、独特价值8个方面可以发现: (1) “南博本”的发现与公展,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现代新篇章; (2) 新发现了有关“南博本”的中外史料; (3) “南博本”的成图形式为“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 (4) “南博本”与“理格本”有差异; (5) 1602年的原刻版与私刻版有差异。

明代大运河的启用,使黄淮运交汇区域成为治水的关键区域。官方为了维护运河的畅通,采取了使水系结构与水情产生变化的措施。明前期的河道基本上沿袭了元代河道多股并流、迭为主次的特点。随着运河、淮河与黄河的治理,特别是筑堤的兴起,黄河各水道有一个从面到线,再从一线到清口一点的集中过程。第一阶段是黄河北流断绝,第二阶段是徐邳河道与上游固定于一线。黄河固定集中于徐邳一线以后,嘉靖年间河多决于徐州的上游,嘉靖四十四年以后,河多决于下游。黄运合一区域的河道治理,从一个跨越南北的扇形面,发展到南部半个扇形面,再集中于一线,最后集中于清口。总体的治理过程,基本上为保运服务。从面到点,从大区域的治理到小区域甚至于一点的工程治理,这是明代黄淮运水利工程的水流控制特色。这种随水环境变迁而进行的治水工程调整,充分体现出古人大区域地利用水环境的智慧,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色。

对于公元395年燕魏参合陂之战的具体发生地,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往往将其与西汉代郡参合县、北魏凉城郡参合县混同起来。本文以考古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史料记载,认为参合陂实为叁合陂,与西汉代郡参合县、北魏凉城郡参合县或参合陉均非同一地名,而是指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的黄旗海。参合陂之战的发生地,在黄旗海东侧、孤山山前的万亩滩。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以来,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历史上各代都城规制的变化,因为能反映一个时代经济、文化特征的变化,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历史上做过都城的城市有几十处,为研究其典型性,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20世纪30年代又将杭州列入,成为“六大古都”。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提出将安阳(殷、邺)也列入大古都为“七大古都”。当时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最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首肯,成为都城史研究界的共识。这里整理的三封信为谭其骧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安阳地方学者讨论此问题的通信,从中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认真态度和科学精神。

西宁至拉萨道路是青海地区交通网中的主线,近代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代表了青海地区历史时期道路分布格局变迁的一般规律。基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1935年《青海省三十万分一图》的数字化成果,结合其他时期的资料可复原出清初至1954年近三百年青海地区西宁至拉萨道路分布格局的变迁过程。驿站制度裁撤导致的清代官道系统崩溃,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新交通体系和民国时期青海地区的开发活动是近代青海地区道路分布格局变迁的三大驱动力。清至民国西宁至拉萨道路(青海段)分布格局的变迁,表现出历史时期复杂地形条件下道路分布格局易受多变的人文要素影响的特点。基于丰富实测地图资料的近代道路复原是准确复原古代道路的基础。

唐开元年间先后在渤海北境、黑水靺鞨地方设置勃利州、黑水军、黑水都督府。从文献与考古材料双重视角入手,可以对与黑水都督府建置有关的勃利州(渤州)、黑水靺鞨道、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黑水靺鞨思慕部等问题进行梳理和考索,又结合渤海与黑水靺鞨军事对抗导致黑水靺鞨自牡丹江中下游不断北移的历史背景,再考黑水都督府的具体地望。研究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辖区以及黑水靺鞨思慕部相对位置关系,又考虑其为具有地区战略意义的和扼守渤海上京以北、贯穿南北黑水靺鞨交通孔道的军政重镇,萝北县江岸古城当为唐开元年间设置的黑水都督府治所所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史念海先生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十分重视对边疆史料特别是西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史先生写下了这篇文章,旨在揭示中国疆域沿革的历程,以激发国人的抗日热情。史先生认为: 清代学者十分关注西北史地问题,早在乾嘉时期,即有人致力于西北史地之研究;乾嘉之后,西北边疆多事,探讨西北史地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或整理史地文献,或撰写史地专著,或记述清廷在西北的武功,或记载中俄在西北的界务,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舆地纪胜》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刊刻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至景定三年间。今可考该志的宋刻本有2种,即钱曾述古堂藏宋板足本和陆漻佳趣堂藏宋刻本,但皆下落不明;在明代,其主要传本有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十八册”本和由“三十册”本衍出的杨慎家抄秘阁本;至清代则有华希闵藏影宋抄本、何元锡藏影宋抄本以及由何元锡藏本衍出的18种传本,其中14种为抄本,4种为刻本。综观《舆地纪胜》的流传,在清嘉庆朝之前不绝如缕,至嘉庆朝及之后则版本众多、流传广泛,授受关系复杂,共同形成了其在历史上的版本流传。今若整理此志,当以精校的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或咸丰十年粤雅堂重刻本为底本,辅以今见最早的华希闵藏本,再以其他诸本为补充,当得最佳本。

东太湖是太湖主要出水区,生态环境敏感。光绪十六年河南客民迁入,吴江东太湖兴起围垦潮。此后到抗战前,对其治理政策经历了从光绪中后期招垦弛禁,到1914年禁垦、停补荡粮,再到1925年有限放垦的变化过程。这看似是从以财政考虑为主,到重视水利等问题,再到注重合理开发的变迁过程。然而,1914年后,由于财政需求以及治湖经费不得不依赖湖田放领的现实,官方不仅未能限制和引导围垦,设局放领和下调湖田领价,反而推动围垦无序发展,使水利状况日趋恶化。1935年大规模私围后,官方不得不拆围以避免极端后果,并制定善后方案。总之,近代转型过程中,技术和理念有所进步,却未必能真正推进环境治理,财政能力是影响治理落实的重要因素。

基于考古资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了乡宁之鄂、沁阳之鄂、随州之鄂、南阳之鄂的地望变迁。西周早期为南控南淮夷、荆蛮,周封鄂于今随州。周夷王时,将鄂迁徙到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西鄂故城一带,周代南土防线亦随之收缩。约在春秋早期楚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之时鄂国已消亡。战国中期前后,西鄂为楚封鄂君之地。垂沙之役后,鄂君东迁大冶鄂王城,始有东鄂。秦及汉初于东鄂故地设鄂县,其后又在南阳鄂国故地设县,因江夏先有鄂县,故称南阳之鄂为西鄂。湖北简称鄂与西周时期随州鄂国或南阳西鄂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行政区划变迁及武昌九省通衢的地位日渐重要有关。武昌有“鄂”之别称,是湖北省简称鄂的直接原因。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唐后期的团练、防御州,即本州刺史兼任团练、防御使的州。在行政层级上,团练、防御州可分为高层政区和支郡两类。从军事属性上而言,州军敕额数一般数千,甚至可达万人,远超一般刺史州,防御州军队的主体为官健,团练州军队则由团结兵和官健组成。会昌五年,团练、防御州主要集中于上、东二都周边诸州,以及沿淮诸州。结合团练、防御州的属性和分布,可知中央设置团练、防御州主要有三个政治意图: 军事上拱卫京师;维护漕运安全;归还州刺史军权,限制方镇军权。

兵备道是明代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为了对付“江贼”“矿贼”和倭寇的侵扰,加强地方屯田、水利等事务的管理,明廷在弘治至嘉靖年间相继设立凤阳、九江、太仓、应天和徽饶五个兵备道,其辖区范围均兼及安庆、徽州地区。兵备道对该地区的管辖单元,也有一个从卫逐渐转变为府的过程。隆庆六年,出于统一事权的考虑,明廷设立徽宁兵备道,将安庆、徽州地区的府卫纳入同一兵备道管理之下,并维持在南直隶的辖区范围内,不再跨省。后因地方形势的变化,为使兵备道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明廷又对徽宁兵备道进行了几次分化和调整。兵备道的分合演变,显示出其在安庆、徽州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性,并为清代安徽省的形成奠定基础。

对上海冈身以西距今6000—4000年前后各个时期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现象和变迁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长达约2000年的时间里,这一区域人类活动空间向东扩展了约20千米,并形成了数条东扩线,直至冈身之上。结合最新考古成果,这一发现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及其人地关系的研究大有帮助。

清朝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北路伊犁与东路乌鲁木齐两地军府体制逐步建立,随之而来的大量满汉官兵及外藩朝贡人员对口粮稻米大量需求,促使两地开展水稻种植。文章利用满汉文档案资料详细探讨了伊犁与乌鲁木齐等地的水稻种植始末,包括试种时间、稻种来源、种植形式与收获分成等内容,并指出两地水稻种植的总体特色(兵屯、民屯、旗屯与商屯并存,汉人、满人及维吾尔人均参与其中),这些特征正是清朝治理新疆期间当地人文政治地理、自然经济地理及族群分布格局的真实反映。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举精英和士大夫家族形成的时期,其产生的家族传统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不同于前人以个案为基础的分析,本研究尝试了以更为宏观和定量化的方式进行考察。通过查询和整理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中北宋时期的官僚及其亲属关系数据,结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框架(CCTS)等地理数据库,构建了北宋官僚家族网络数据集。基于极大连通子图算法,发现北宋家族网络是由一个庞大但联系较为稀疏的核心子网络和其他大量较小的边缘子网络构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空演化的角度发现北宋官僚网络不仅是由少数核心家族所主导,在地域上也高度集聚于中原、吴越等核心区域。通过进一步计算家族或者地理节点与核心节点、本地节点的关系,发现这种高度集聚、中心化的家族网络随着历史的演变也存在解构的趋势,但是在北宋末期趋势有所逆转。

元大德、泰定年间,任仁发先后在新泾、赵浦、潘家浜、乌泥泾等处各建两座水闸。通过对乌泥泾水闸废弃过程、《水利集》中的石闸施工规范的分析,可推测出这些水闸不是建在原有河道上,而是建在两侧新开分水河道上,之后再堰断原有河道。水闸建成后,淀山湖、长泖之水全部由六闸外泄,上海浦(黄浦)以西、吴淞江以南水系呈相对封闭形态,赵浦闸与潘家浜闸只有建在吴淞江“二道”(即明代的吴淞江与虬江)的分水河上,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在乌泥泾建闸,是因为淀山湖之水在元代改由曹港、东西横泖、乌泥泾入上海浦(黄浦),这一变化反映了宋元时期东太湖地区从吴淞江水系向黄浦江水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断面。

1898年清廷颁布《内港行船章程》后,长江内河轮运骤兴,开放轮船行驶的内港日渐增多,截至1929年全流域有超过418处内港开放行轮,内河航运格局为之一变。长江流域开放行轮的内港在空间上集中于下游地区,中游也有较多分布,上游地区则十分稀少。行轮内港的开放在时间上则呈现出下游到上游、干流到支流两种趋势。近代行轮内港的时空变迁趋势反映了轮运这一新式交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情况。

湖北荆州纪南城遗址,文献记载为楚郢都故址,但20世纪的考古发掘表明,纪南城的年代上限为战国早期或春秋晚期,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纪南城的年代上限仅为战国中期早段,其使用时间为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纪南城外的冯家冢可能为楚肃王墓,与纪南城的起始年代吻合。清华简和葛陵楚简记楚肃王徙鄩郢,因此纪南城当即鄩郢。楚肃王四年(前377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纪南城作为楚都历时99年。

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云南”图中,永昌、顺宁、景东府级界线和蒗蕖土州(舍)、南甸宣抚司治地等绘制有误,需作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