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以降,清宫档三汛(桃花汛、伏汛、秋汛)安澜奏本中所见荆江洪水位开始日益上涨,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决口向洞庭湖分流后,水势稍有缓解,至光绪年间复又急速抬升。不断上涨的洪水位对江北入江河流造成了两方面影响: 其一为河道的变迁,其二为水环境的变化。在沮漳河流域,涉及长江百里洲的变迁,沮漳河入江口的变动,长江主泓迁移,下百里洲靠岸及洲尾东摆引发沮漳河下游延长,以及山水、江水相互顶托造成水环境淤积。在玛瑙河流域,则表现为荆江洪水位抬升对河水的顶托现象,导致入江尾闾沼泽化。
明后期以降的史籍普遍认为南旺自元代起一直是会通河沿线的制高点“水脊”,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选择了南旺“水脊”作为分水口,这种观点不正确。南旺湖原本是梁山泊最后的余绪,地势低洼,明初宋礼引汶水到南旺济运后开始淤积,成化年间确定南旺分水核心地位后,挑出的泥沙堆积在运河和小汶河两岸形成土山地貌,构成明后期以降人们眼中的“水脊”意象。即南旺“水脊”形成于明代中叶,是汶水泥沙淤积和人工挑浚堆积的结果。据此,需重新审视元明会通河成败的原因,讨论明代中叶南旺“水脊”的形成对会通河水源从暴虐黄河水到安稳汶河水的转变的意义及其对明中叶以降治黄原则的深远影响。
河北文安、大城两县境内的文安洼,地处大清河、子牙河水系下游,地势低洼,“形如釜底”,导致积水难以泄出,历史时期常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明清时期文安县通过修筑堤防、开凿引河、营田种稻等多种措施治理文安洼,但水患仍频。文安洼水患难以治理的原因,既包括文安洼区域本身低洼的地形与大清河、子牙河下游流域淤高等环境因素,也包括文安县与周边州县之间治水利益的矛盾及文安县自身的治理乏术、乏力等社会因素。
悬泉汉简ⅡT0214①∶130和ⅤT1611③∶39所载道路里程与路线可以进行比较与演算。简ⅡT0214①∶130所载酒泉郡最东端一置不是表是,而在表是以西;表是县在当时属张掖郡。简ⅤT1611③∶39所载的武威郡治不在姑臧,而可能在番和。简ⅤT1611③∶39所示“东南”驿道,干道经天水通安定,基本上即传统认识的长安至河西的“北道”,并有支路通金城。基于以上结论,大致可以复原出简ⅡT0214①∶130的完整面貌。两简共同反映出西汉某一时期河西的部分驿道与政区情况。
学界以往多将辽金信州定于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古城,近年来对秦家屯古城进的考古工作表明,该城实际上是一座金代新建城址,辽代信州应另有其地。五家子古城位于秦家屯古城西侧13千米,历史卫星照片显示其具有被风沙掩埋的郭城,周长与秦家屯古城相当。五家子古城地表散布着大量辽代中、晚期遗物,未见金代遗存,应为辽代中、晚期城址。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并结合历史文献可推断,辽代信州治于五家子古城,而金代信州治于秦家屯古城,迁治时间据《元一统志》所记,可能是在金皇统三年。
盐务道员是明清政府为管理食盐产销设立的重要职官。万历末年,明廷为催征盐课以供辽饷,先后创设整饬、疏理两淮盐法道。天启以后,党争剧烈,道臣清理盐法成效不彰,崇祯朝致力恢复运司专管盐法的旧制。清代重新调整盐官制度,合并运使、盐道为“管盐法道运使”,又新设监管场产的“分巡盐务道”和职司岸销的“通省盐法道”。盐务道员由朝廷差遣官变为地方盐务机构,与专管盐课钱粮的运司衙门共同成为包衣盐差的直属办事机构。皇帝为独揽两淮利权,又令两江总督兼总理盐法,与包衣盐差相互制约。道光年间,盐差因整顿不力奉裁,盐政改归总督管理。咸同军兴以后,运司、盐道的职权被招商、督销等局侵夺,两淮利权遂归总督,成为晚清督臣专权的财政基础。
聚落格局是历史聚落地理研究较少关注的一个对象。山西灵石县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聚落格局形成历经元末明初各沟巷的初步开发,明中后期至清初的边界拓展与内部扩建,以及清中后期内部格局的充盈及跨河“南侵”三个阶段。这其中地理环境、宗族势力、战乱匪患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聚落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而聚落庙宇以及标志性建筑物的创建历史成为考察的重要指标。现今加强乡村聚落格局的研究仍将是中国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继续深入拓展的趋势之一。
选取土默特平原1934、1982和2019年的聚落人口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34—2019年土默特平原以小聚落为主,大规模聚落数量和比例逐年增加,人口等级结构由“扁平”向“长高”金字塔形转变。聚落空间分布整体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大规模聚落集聚性不显著,其他规模的聚落分布模式由随机向集聚转变,研究区人口极化现象显著;聚落空间分布非均衡发展趋势明显,呈现由极核式向点轴式演变的迹象;聚落网络联系的空间近邻效应显著,人口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区成为强联系节点。地形、河流、交通是研究区聚落分布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聚落低海拔、邻河流、邻干道、邻城镇的指向性强。该研究便于厘清土默特平原近百年聚落分布形态的演变脉络,为当地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录了玄奘自瓜州偷渡玉门关的经历,结合苏联军事地图以及实地考察进行“精准复原”,可知小宛城遗址很可能就是符合玄奘记录的唐代玉门关旧址。在截山子山谷的南端还新发现了一座烽燧,更加确定这条道路就是当年唐瓜州城通往玉门关的道路。
厘金制度是近代重要的商税制度,影响着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晚清苏南地区的厘金征收实态可以复原,进而可以梳理征收名目及各类征收模式。征税模式并不完全以商品划分,而是有多种选择,既便于商人据自身情况选择缴纳,又保证官方尽可能多收款项,以此平衡两者关系。以厘卡为对象进行ArcGIS泰森多边形分割,分析苏南地区的市场空间结构,结果显示,清末苏南厘卡半径范围为5.56—6.67千米,府局半径范围为16.45—21.93千米。基于府级厘局与厘卡所生成的泰森多边形差异,与施坚雅模式条件下的区域市场分析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源于区域市场内空间载体属性的差别,部分反映“厘金局的地方市场问题”的空间特征。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1962年第1期刊登了侯仁之先生撰写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至今年恰为一甲子(60年)。论文的发表,适应了当时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关于对象、性质、今后研究方向等专业问题认识的需要,尤其是强调历史地理学属于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看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转向和历史自然地理的推进发展。与此相关联的还有论文中的其他看法,也同样接受了60年来学位制度管理及其学科演进过程中的多种验证。
张修桂先生是中国历史地貌学的开创者和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现代地貌学理论为指导,综合利用多源数据,辅以实地考察,深入解读有关环境变迁的历史文献,为历史地貌学创建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他对长江中下游河床地貌演变的研究,自成一体,兼具中国特色,其成果堪称中国历史地貌学的扛鼎之作。有关海河形成、黄河下游变迁、长江中下游湖泊演变及上海成陆的研究在谭其骧先生的基础上,又提出诸多见解。这些研究贯穿古今,促进并深化了我国历史地貌学的发展,是现代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有机结合的典范,也是历史地理学科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他还参与我国现存最早最精美汉代地图的复原和研究,为古地图的拼复提供了关键论证,确保了对该图最大限度的正确复原。他关于古地图的研究和应用亦为地图内史与外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新唐书·方镇表》《旧唐书·地理志》等史籍关于唐代宗朝鄂岳镇建置的记载不准确,在辖区变动、观察使建置时间等方面存在明显牴牾。结合其他史料做对比分析,可知沔、蕲、黄三州在代宗朝皆不曾一直隶属鄂岳镇;鄂岳观察使的建置时间在大历八年。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一张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的地图没有标注绘制时间。一种观点认为,该地图绘制于1846—1847年,另一种认为绘制于1844—1847年。两种观点均属推测。根据地图上的信息,结合当时英租界的测绘情况,可以推出该地图大致绘制于1846年10月1—19日。该地图为目前所见近代上海英租界最早的一幅城市地图,为早期上海英租界城市发展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并弥补了《上海道契》记载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