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卷三十《淮水篇》详细记述了淮水干流及其沿岸地区的水道面貌、城邑分布、陂塘兴废等重要信息,而目前对其文本的系统讨论尚不多见。有鉴于此,亟需对《淮水篇》(本篇涉及期思县—寿春县河段)从文本校勘、史源探究、地理考证、地图诠释等方面展开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着重对润水、夏肥水诸陂复原及《经》《注》中肥水异同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并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科学精准的《淮水篇》图,以此推进《水经注》研究,并为相关领域提供研究支撑。
睡虎地秦简所见“十二郡”,依置郡先后分别为上郡、蜀郡、巴郡、汉中郡、河东郡、陇西郡、南郡、南阳郡、北地郡、三川郡、上党郡、太原郡。“十二郡”格局形成于秦庄襄王三年,记有“十二郡”的律文则颁行于秦王政即位之初。“十二郡”提法的出现意在通过其象征意涵与地缘优势彰显秦领有天下,标志着秦的兼并战争进入新阶段。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秦疆域又在“十二郡”基础上形成以“东故徼”为界的新地、故地划分,这一转变也影响了汉初的政治地理格局。
八百媳妇国是位于今泰国北部的一个泰人政权。元朝在泰定四年和至顺二年于该地区先后设置了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和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两个土司政区。蒙庆宣慰司辖区仅为八百媳妇国部分区域,八百等处宣慰司则涵盖整个八百媳妇国。根据《元史》中记载的地名及当时八百媳妇国的政治格局,八百等处宣慰司治所位于清莱而非清迈,土官为陶盛普非昭坎福。
今四川汉源县境在明代称黎州,设有黎州安抚司,后因土司争袭降为土千户。清代为清溪县,最多时辖黎州正、副土百户及黎州土千户共三员土司。明清两代,受土官争袭与国家区划调整及地方治理策略的变迁影响,黎州地区土司治理呈现出层级多调、袭替多争、驻地多迁、境域多变等特点。通过利用多元资料体系,可对这一时期黎州地区所辖土司的建置沿革、驻地变迁与境域调整等地理要素展开全景过程式研究,从而推动对历史时期土司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进展,并对相邻的民族史、边疆学等多学科的建构起到推动作用。
《汉书·赵充国传》载元康三年赵充国疑匈奴遣使至羌中,路线“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以往多认为此路线是纵穿张掖郡或横穿今柴达木盆地的长途路线,现考得其径,当自白龙堆沙向南经罗布泊,再向东至玉门关以外,进入敦煌南境的诸羌之地。“沙阴地”即白龙堆沙以北,“盐泽”即今罗布泊,“长阬”即今玉门关西北疏勒河故道之谷地,“穷水塞”即玉门关以西、汉氐置水穷尽处之榆树泉墩一带,“属国”即敦煌南境早期降服于西汉的南山诸羌。
唐代坊制与城市空间形态紧密相关。由于两京的坊具有显著封闭性,唐代都城的空间结构亦呈现封闭状态。这种状态依靠坊墙和夜禁共同维持。坊制的崩溃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原因并非坊墙、夜禁的消失,而是唐廷权威衰退后无法有效约束官吏和民众。五代时期,开封作为都城之一,延续唐代两京坊制的内容和空间形态。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允许居民适度占用街道的诏令颁布,仅存于开封内城中的坊墙逐渐消失。北宋初立,都城开封的空间形态已不具备封闭性。
唐代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于北宋中叶后散佚。据佚文,此书囊括郡县、四夷,叙述上并重汉、唐,除整理德宗朝地理情况,还可能系统考订汉县方位、沿革,以及域外族群的源流、风土。其郡县之部依傍正史地理志、《十三州志》《括地志》等官私地志和州县地图等资料;四夷之部整合诸史四夷传、《王会图》等官修文献,以及往来人士的行记和信息。《古今述》兼有官修书和个人著述的特质,接续《括地志》兼纳华夷的框架,恢复官修总志的传统,又展现贾耽地理认识上的发明。贾耽全面梳理古今华夷的地理变化,在沿革地理学脉络中别具价值。
科学历史地理学主要探索科学知识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受科学知识社会学地方主义的启发,历史地理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步发展出科学历史地理这一跨学科领域。该领域围绕两组核心问题展开: 科学知识在地方的形成与意义,及其在空间中的运动与流通;据此形成“地志”与“拓扑”两种方法取向,前者在物质空间中定位知识生产,后者揭示知识流通中空间关系的重构。近年来,围绕“尺度”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尺度正成为连接两种方法取向的潜在桥梁。科学历史地理学为理解不均衡的知识景观提供分析视角,也为审视科学实践的历史-地理维度开辟路径。
作者分享海外寻找中文古地图的亲身经历: 先后三次赴意大利和梵蒂冈,在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引导下,发现意大利收藏中文古旧地图最多的机构是意大利地理学会,藏图主要是来华外交官朱塞佩·罗斯的中文地图收藏品。文中对罗斯生平、20世纪在华行迹及其藏书、藏图散落到海内外五个主要收藏机构的途径进行介绍,并选择一些稀见的罗斯藏图,对意大利地理学会保存的中文古旧地图给予评介和考述。这既揭示了中文古地图海外流散脉络,也通过罗斯带到意大利的中国地图与绘画,深化了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空间的认识。
西康自筹议建省到撤销建置历经半个世纪,该地区地图编绘在知识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最先为任乃强《西康地图谱》论及。时至今日,近代国人所绘西康地区尚有361幅未见任氏收录。这些地图类型众多,大多突破传统游历目测的绘制理念,是近代西康制图事业兴起,多元制图群体参与以及制图方法新变的结果。近代国人所绘西康地区地图内容覆盖政区、疆界、水文、地质、民族、交通、国防等事项,它们既是探究“制图技”之于西康空间秩序建构有效性的可视化参数,亦是检视近代中国边疆治理有效性的重要视窗。
学界关于春秋时期大荔戎活跃区域在汉代临晋县的观点,是对史料理解错误所致。大荔戎的王城仅是一处秦晋之间的地名,并非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大荔戎之政治中心。考古发现复原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芮国位置,纠正了《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错误,也间接证明了春秋前中期大荔戎活动区域不可能涉及临晋县,据此可以复原出春秋战国时期大荔戎活动区域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