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 2020年, 40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0-08-20
    审图号:GS(2020)5072号
      

    札记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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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晓杰, 杨智宇, 黄学超, 杨萧杨, 赵海龙, 袁方
    2020, 40(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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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对于研究中古时期及其以前的水道分布和政区变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往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流传与郦学史方面的探讨,对郦注本文尚缺乏深入而细致的地理学方面的探究。因此,在文本校勘与史源探求工作的基础之上,选取《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郦注所记载的洛水相关水道与城邑进行全面的考释与系统的复原,不失为在《水经注》本体研究方面所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此外,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的《水经·洛水注图》,不仅可以直观而形象地展现研究的结论,同时,也可为相关研究者研读《水经注》提供便利。上篇研究范围为洛水源头至宜阳县段。

  • 王宏
    2020, 40(3):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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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溪是六朝建康城东一条重要河流。五代杨吴、南唐时期,青溪水被截入金陵城外壕中,原城内青溪部分逐渐湮塞废弃。近些年来,南京城市考古和六朝建康城市空间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确定了建康宫城的范围,进而可以明确青溪所在的区域范围,结合史料和在此区域考古发掘的多处河道遗迹,基本可以复原出建康城东侧青溪故道。这一研究为复原六朝建康城水系及城市空间形态提供了新的范例。

  • 屈卡乐
    2020, 40(3):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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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后期的团练、防御州,即本州刺史兼任团练、防御使的州。在行政层级上,团练、防御州可分为高层政区和支郡两类。从军事属性上而言,州军敕额数一般数千,甚至可达万人,远超一般刺史州,防御州军队的主体为官健,团练州军队则由团结兵和官健组成。会昌五年,团练、防御州主要集中于上、东二都周边诸州,以及沿淮诸州。结合团练、防御州的属性和分布,可知中央设置团练、防御州主要有三个政治意图: 军事上拱卫京师;维护漕运安全;归还州刺史军权,限制方镇军权。

  • 罗勇
    2020, 40(3):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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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军千户所与州县的关系是边疆地区卫所与州县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滇缅边境地区的土军千户所成立初期,除管理土军外,也统辖夷民、部分编民及相应地理空间,其军丁从隶属于土军千户所的夷民、编民中签发。土军千户所与州县的关系表现为: (1) 明初废除州县并将编民及辖区空间纳入土军千户所;(2) 宣德、嘉靖初年将土军千户所所辖夷民、编民及其相应地理空间设为州县;(3) 为保障土军千户所的运行而以土知州、土司等土酋为土军千户所军官。土军千户所与州县的转化影响了土军千户所的运行。

  • 段伟
    2020, 40(3): 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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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四川省理县在清代的沿革分歧较大,特别是何时由杂谷厅改名为理番厅,说法最多。乾隆十七年设置杂谷直隶厅,移宁远府泸宁同知为理番直隶同知驻。清代后期并无确切史料证明在嘉庆年间杂谷厅改名为理番厅。其实乾隆年间就出现杂谷厅俗称为理番厅现象,嘉庆之后更是普遍。这种俗称影响了中央和地方官员、学者的认识,或以为初置时即名为理番厅,或以为嘉庆间改名理番厅,理番厅就此成为正式政区名,也是清代少有的职官政区名。清末尚有个别学者对杂谷厅沿革的认识是很清晰的,认为杂谷是厅地名,理番是厅同知职名,只是世俗历来相沿直称为理番厅。

  • 韩健夫
    2020, 40(3):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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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嘉靖七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发生概率为2%的特别极端干旱事件。严重的旱灾在北方及南方九省肆虐,导致占缴纳全国赋税额度七成有余的地区遭受大面积的粮食减产。这一事件造成当年明廷不得不在大幅减免内地税粮的同时大规模提高财政支出,以用于内地赈济和边防供给,酿成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此次干旱暴露了明廷盐政败坏、宗室占田、军屯荒废等方面的弊端,边防供给体系失效。明廷不得不通过改革盐政、核查六部乃至清查勋戚庄田等一系列革新措施来筹备用于赈济和供边的粮饷,以应对危局。这促成了“嘉靖革新”的开启。

  • 王启明
    2020, 40(3): 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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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北路伊犁与东路乌鲁木齐两地军府体制逐步建立,随之而来的大量满汉官兵及外藩朝贡人员对口粮稻米大量需求,促使两地开展水稻种植。文章利用满汉文档案资料详细探讨了伊犁与乌鲁木齐等地的水稻种植始末,包括试种时间、稻种来源、种植形式与收获分成等内容,并指出两地水稻种植的总体特色(兵屯、民屯、旗屯与商屯并存,汉人、满人及维吾尔人均参与其中),这些特征正是清朝治理新疆期间当地人文政治地理、自然经济地理及族群分布格局的真实反映。

  • 阙维民
    2020, 40(3): 9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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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玛窦于1608年“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坤舆万国全图》,在1922年被发现并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1933—1936年间转藏于南京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从公展记录、摹本比较、现有刊版、图幅尺寸、成图形式、成图底版、摹绘底本、独特价值8个方面可以发现: (1) “南博本”的发现与公展,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现代新篇章; (2) 新发现了有关“南博本”的中外史料; (3) “南博本”的成图形式为“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 (4) “南博本”与“理格本”有差异; (5) 1602年的原刻版与私刻版有差异。

  • 徐建平
    2020, 40(3): 11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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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区沿革数据库可以利用GIS作为辅助手段搭建,这样的数据库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时间截面描述法,一是生存期记录描述法。1934年版《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民国时期民用地图最高质量的代表,将其扫描、配准之后提取图上的政区信息,即为某一时间截面的政区数据库。但研究发现,该地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断限不严,政区信息准确性上也有不少疏漏。地图反映的时间大致集中在1928—1933年。省级行政单位方面漏绘上海、青岛和西京3个院辖市,威海卫行政区和东省特别行政区;误标琼崖特别行政区;未标示广西省省会。县级行政单位方面漏绘10个省辖市、3个县、2个设治局、1个对汛督办;误绘7个县级行政单位;另有10个县级治所符号绘制有误。所以,时间截面政区数据库的真正实现,需要在数据库中更正上述错漏,辅以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手段,将所有政区的时间断限统一到一个年份。

  • 任玉雪, 邓发晖
    2020, 40(3): 13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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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于20世纪80—90年代在日本出版,其影印的图幅内容为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大比例尺军事地图,其中夹杂有中国和日本的混合信息,测绘主体不明。通过对《集成》地图的测图、制版、发行、注记、等高线等信息和地形图图表的分析,再与台北所藏的民国时期同比例尺军事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集成》地图主要为中国政府测绘,被日本窃取之后加以改制和发行。《集成》地图中也有极少部分为日本测绘。

  • 札记
  • 札记
    魏俊杰
    2020, 40(3): 14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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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修《晋书》中记载的一些地名有讹误,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晋书》未有相关校勘记,这些错误至今仍未见辨正。对《晋书》中的七处地名错误加以考辨,以期探讨造成这类错误的原因。

  • 札记
    王璞
    2020, 40(3): 14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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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南疆史事常见“泥婆罗门”一词,前人往往将该词视作“泥婆罗”的误用。综合汉、藏文献和域外研究,“门”应是门隅(Mon-yul)或门巴(Mon-pa)之简称,“泥婆罗”与“门”应为两个部落或属国的名称。

  • 札记
    2020, 40(3): 15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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