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对于研究早期水道情况和政区变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往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版本流传与郦学史方面,对郦注本文尚乏深入而细致的地理学方面的探究。因此,在文本校勘与史源探求工作的基础之上,选取《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郦注所记载的洛水相关水道与城邑进行全面的考释与系统的复原,不失为在《水经注》本体研究方面所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此外,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编制出的《<水经·洛水注>河流名称古今对照表》与《<水经·洛水注>图》,不仅可以直观而形象地展现研究的结论,同时也可为相关研究者研读《水经注》提供便利。本文分上下篇,上篇已先行刊布,下编研究的范围自洛水东出散关至最终与河水交汇部分。
浦阳江改道是浙东萧绍平原开发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浦阳江下游考古资料以及嘉靖年间成图的《广舆图·浙江舆图》可以补证明代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前的东出流向。以改道为契机的萧绍平原综合性水利整治完成后,区域水利事务在空间上由平原内部转向外围,其主体内容也从分散的蓄泄“内水”转变为统一的障遏“外水”,由此平原河湖水系联结成完整的水利系统。改道打破了萧绍平原东西之间的河川阻隔,山阴、会稽和萧山三县围绕三江闸、江海塘和麻溪坝等水利工程的创建与维护,从分散走向“山会萧”水利共同体。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民国初年,在边疆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北京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立了特别区域。这一高层政区体制的形成和区域范围的确定,受到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影响。由于该地区盟旗区域广大,以农业为主的县区范围狭小,缺乏设省的政治、经济基础,因而采取了特别区域这一形式。而其行政区域的议定,也是经过了多处县域纷争方才最终确定,这一点在察哈尔特别区域设立过程中尤为典型。区域纠纷的发生,主要缘于地方长官为了扩大财政收入,而边疆地区的民族、军事、交通条件等因素又成为影响区域隶属的关键。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西北筑城碑记大约存有269篇,其中原碑尚存于世者32方,是研究明清西北城池史宝贵的一手资料。甘、宁、青三省现存明代碑记最有特色,有大量卫所营堡的筑城碑保留。州县碑记大多有若干时段连续的拓城记,连缀起来就是城池形态扩展的整体叙事。明清西北筑城碑记所反映的城镇类型也多种多样,州县城镇最多,卫所营堡占有一定比例,其他如驿城、巡检司城、厅城、寨城、关城都有一部分存留,非常难得。这些碑记作为第一手资料,详述了筑城过程、工程耗时、销银数量、捐资人户,对于考证原委、制度复原、社会阶层以及城镇职能与形态扩张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有记载从“邓攀渚”到“鲁阳”一段水陆里程数字,利用GIS测量实地距离与之比对,试复原沿线聚落、仓庾、津渡等交通节点的建址布局,进而重新考证《水陆里程简册》所载线路行径。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秦南阳郡在这一时期南北交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明清丝绸之路哈密—吐鲁番段存在一条自哈密西南沙尔湖转西北至鄯善进而抵达吐鲁番的“沙尔湖路”,它与“黑风川道”“小南路”等传统路线均不同。利用《蒙古山水地图》等文献,可对沙尔湖路具体行经进行考证复原。该路沿线地形平坦,有泉水与植被,在明廷与吐鲁番、清廷与准噶尔在哈密的政治和军事对峙阶段曾广泛使用,后因泉湖干涸、气候炎热而中断。
荷兰在台湾殖民统治结束后,西方对台湾的关注并未因此中断,相反始终存在一种“福尔摩沙情结”。1704年萨玛纳札所著《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出版,在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同时,亦与严肃的宗教、政治议题连结,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作者真假参半的台湾人身份始终扑朔迷离。厘析各方分歧,不仅可察知18世纪初期欧洲的台湾知识流布概貌与渠道,也能管窥不同国家在相异宗教信仰下对知识采取的迥异态度。
近代欧洲刊行的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对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新图志》的地图与图说主要是由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基于返欧时随身携带的《广舆记》编制的。通过解读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广舆记》“工作本”上的卫匡国亲笔批注,结合适当推理,可以尝试重构卫匡国在工作本分省图上推定城址经纬度的方法与过程。卫匡国仅以极少量控制点的实测或预设经纬度值为基础,为其余一千七百多个城址做了经纬度赋值,这是其制图的核心步骤。虽不具备充分“准确性”,却成功地将中文分省舆图有效地转化成符合当时欧洲制图业标准的西式地图集。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清初官方主导实测的经纬度地图,对清代直至民国初期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对其数字化可为自然、人文要素变迁研究提供这一时间断面具有相对准确位置的地理数据,这对自然要素的变迁研究尤为重要。以图中广东地区为例,采用不同的地图配准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乾隆十三排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与发展,并与之前有关广西的数字化研究作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十三排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但是两个地区坐标系的偏移程度不同,主要与地理配准方式有关;图面内容的承继也有差异,这与清初对两个地区开发程度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