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行州行县”,是指脱胎于正州正县,治所寄驻他地的一种权置的特殊政区。综合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的考证与笔者的补考(行雄州、行蔡州、行南扶州、行昌州、行翼州、行成州,行龙泉县、行潘原县、行洋源县、行黄金县、行朗池县、行将利县),唐代至少设置过37个行州、42个行县。唐代行州行县的设置,时间上以初唐和中晚唐为多,分布上以剑南道、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为多,地点上则往往“依险为治”,这显示了唐代行州行县诸多方面的“现实功效”。至于寄驻正州正县界内的行州行县,会使原本正常的地方行政发生窒碍;管理职责归属部落首领的部分行州,会削弱中央朝廷对边疆地方的掌控力度,影响其循序渐进为正州的过程;行州行县的寄驻与升(还)正,会导致地名尤其是政区地名的名实混淆,如此等等,也是唐代设置行州行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钦州于隋开皇十八年得名,唐代或为钦州,或为宁越郡,宋元以降,地名未易并沿用至今。纵观钦州历史地理沿革,其治所凡四,为钦江、灵山、南宾和安远,唐宋时期共历三次迁移。史籍对钦州治所的三次变迁有近十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不同说法逐一辨析,推断钦州治所在唐天宝元年到北宋开宝五年之间,自钦江县初徙灵山县,在今灵山县旧州镇;北宋天圣元年,自灵山徙治南宾砦,在今灵山县灵城镇;北宋嘉祐六年,又自南宾砦徙治安远县,即今钦州市区。
明代兵备道最初因弹压动乱而设,具备鲜明的军事特征。明中期后,为集中权力、增强对地方控制,明廷将兵备道与分巡道大量合并,致其于治乱之外渐具行政、监察等其他职能。目前学界将兵备道多驻于动乱或冲要之地归因于其治乱之职能,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忽略了兵备道本质上并非单纯的军事单位,而是重要的地方治理机构。以郴桂兵备道为例,梳理其由设立至嘉靖年间与分巡上湖南道的合并,再至万历时驻扎方案确定的过程,可知兵备道驻地选择与明廷地方治理策略密切相关。该策略转变下的兵备道职能拓展、巡抚间博弈等因素,对兵备道的驻地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弘治年间朝廷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加强对南岭山区的动乱治理。南赣巡抚下辖跨越四个布政司的广阔巡抚辖区,看起来辖区广阔,职权却为中央限制,施政常受阻碍。嘉靖末年,南赣巡抚为加强动乱治理与拓展施政空间,提议在邻省广东设立新县划入江西赣州府,此举立刻引起广东官员集体反对。虔粤双方此后围绕平远设县事宜展开争夺。以该次设县争端为中心,通过梳理南赣巡抚在明代中后期为了打破施政困局的种种努力,讨论明代中晚期南赣巡抚的巡抚辖区以及职权的演变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黑错是甘肃省夏河县属一个乡。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省政府筹议从夏河、临潭、卓尼三县局中析置黑错“新治”,并先后三次派员前往甘南进行实地查勘,规划出了成型的新政区。它从有着纷繁复杂的政教权力系统、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和此疆彼界犬牙交错的地域中析出,既有“众建分势”的用意,也暗寓推进新政区政教分离及其新变化的构想,流露出了边疆治理策略的现代转向。官员们精心规划和推进政区调整的想法,却遭到了本地不同身份人士的一致反对。本地人借助多种策略表达自己的呼声,加之抗战时期财政窘蹙和官员们深恐地方变乱等,“黑错设治”最终流产,官员们的精心规划和构想化为泡影,这表明边疆地区的政区调整需要充分考虑地方文化因素。
19世纪越南阮朝统治者的改革,导致其政区时空分布发生变动。政区数量在1840年达到巅峰,其中高层政区数目最为稳定,统县和县级政区数目前后起伏较大。数量变动影响了政区密度和管理幅度,缓解了高地和低地政区设置失衡的局面。嘉隆改革的特征是淡化了政区的军事色彩,明命改革的特征是对清朝省制引入与调适,此后的统治者没有实施大规模改革,只是进行了修补性调整。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
清代,因应边疆烟瘴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治理需求,创制烟瘴缺制度,逐渐形成“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并遵循“人地相宜”的宗旨选任官员赴任烟瘴缺。烟瘴缺主要在水土恶劣的边疆地区,在边疆治理深化过程中,针对各区域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时空分布特征。广西呈现二元治理格局,烟瘴缺的设置与分布是治理一体化进程的前序与基础;云南烟瘴缺呈“沿边”分布态势,是中央行政力向边疆推进的保障;广东琼州府烟瘴缺为梯度分布,是国家治理顺应海岛特殊自然环境的表现。烟瘴缺的创设,从职官角度保障了边疆烟瘴地区治理体系建立,提升了地方治理能力。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峰期,乾隆朝又是其中重要阶段之一。综合运用疫灾指标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SPSS相关分析法对乾隆朝疫灾地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1) 乾隆朝有疫灾之年58个,疫灾频度为96.67%,其中1748、1756、1786年为三次大规模饥疫。疫灾流行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冬季最少,且以多季节流行为主。 (2) 省域尺度上,形成南北两条疫灾指标高值区分布带,疫灾指标总体自西向东逐渐上升,其中江苏省(含上海)受灾最严重。县域尺度分布具有阶段特征和集聚特征,疫域范围不断拓展,集聚程度持续提升;疫灾分布具有区域差异,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南方。 (3) 疫灾分布格局受制于人口分布格局、区域开发强度、自然灾害多寡等因素,表现为省级尺度上与疫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886、0.664和0.685(P均为0.01)。
德藏《蜂蜜山招垦四至地图》以晚清时期蜂蜜山附近及穆稜河流域为中心,详细描绘了该地区的山峰、河流、湖泊、聚落及交通线等地物,具有重要的区域史料价值。该图产生于晚清吉林东部地区移民实边、设局招垦的历史背景下,精准反映了边疆危机中该地区的开发进程。通过静态的地图解读历史断面,结合地图之外动态的宏观历史背景,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晚清吉林边疆地区的历史进程。
《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秦凤路图中,有两地可进一步讨论,一处缺失可增补。来远寨在今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裴家庄西南东旱坪,而非马力镇袁河村;大洛门寨在四门镇北之大南河沿岸。威远寨亦非滩歌镇镇兴堡,而在洛门镇蓼阳村与湾儿村附近。来远、大洛门、威远三寨控驭洛门谷,协同防御秦州西部的渭河河谷。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元朝前期图以至元十七年行政区划为准绘制,图上所标开成府、荆南路有误,应分别为开成路和江陵路。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奴儿干都司”图中存在着一处错误地名“讹答剌卫”至今未见辨正,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解释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 资料汇篇》与《<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也缺少对“讹答剌卫”源流和定位的解释。通过对《明实录》《明会典》《鞑靼馆来文》《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盛京通志》等文献的检阅、梳理与分析,笔者认为“讹答剌卫”当为“答剌河卫”,且其位置位于今吉林省塔拉站村附近。
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云南”图中,永昌、顺宁、景东府级界线和蒗蕖土州(舍)、南甸宣抚司治地等绘制有误,需作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