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0年后,淮河进入里下河平原的地表径流量持续增加,该区域内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万历年间“分黄导淮”后,淮水从里下河北部的泾河、子婴沟等入广洋湖,再由射阳河入海,而高邮东南诸水皆汇聚于渌洋湖。康熙年间的“北坝南迁”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归海坝南移,淮水汇聚于里下河中部,自南向北漫流,致使大纵湖与九里荡、马家荡等连为一体,出现南北向的带状湖泊水域。广洋湖因来水减少,原本的统一湖面又分解为獐狮、火盆、郭正、广洋等几处分散的湖荡。归海坝的开启与否,直接影响了里下河的水文环境,并由此出现洪水年和平水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
康熙四十六年五至七月,长三角地区长时间没有出现降水天气,引发大范围旱灾。以县级成灾分数资料为基础,复原出本次旱灾主要分布于30°—33°N,在太湖流域形成重灾中心;再利用分辨率较高的《杨大瓢日记》,重建长三角地区四至七月逐日降水序列。通过分析,得出旱灾形成的原因是该年副高势力偏强,较早完成季节性北移,导致雨带北移速度快,梅雨期出现异常。此外,本次旱灾与太阳活动、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有较强的相关性。
长期以来,郑州商城内城都是城市选址的中心区,经过数次补筑和改建,该地至今仍是郑州市区的中心。现今郑州旧城与其南部重叠,以往被认为是汉代营建的“管县”,这不符合文献记载。郑州商城内城的汉代遗存以普通生活居住区为主,没有因郑州旧城而形成明显的城乡差异。郑州旧城北城垣始建于唐代,这与其自此成为稳定的地方州县治所息息相关。郑州商城区域的汉代聚落是汉代县城之下的基层城邑,依托于战国时期对郑州商城内城垣的修补,文献将其称为“管叔邑(管邑)”,源自周初封管的历史记忆。该聚落为地区交通枢纽,是县下一处聚落中心,战国秦汉时期应在此置有“亭”。
唐大明宫内部有东、西两处少阳院为太子居所,都位于皇帝所寝便殿侧近。但西院事实上布局在大明宫西部皇帝诸寝殿西侧,与“少阳”这一传统东宫方位布局规则不符。又因距离皇帝寝殿甚近,在皇位传承、局势未稳的特殊时期往往受到皇帝、后党、宦官集团等多方瞩目。尤其在唐末宦官专权背景下,西院因靠近内侍别省与九仙门外禁军驻地,更易于权宦借空间之便控制皇帝与太子。东院的范围,除门下省以东,还有崇明门内的隐秘部分,后者才是太子更为稳妥安全的居所。又因其地处大明宫内东部,有追溯并复兴旧有东宫布局之意味,作为太子居所的礼仪地位日渐显著。在唐中晚期帝位传承多非正常“父死子继”的背景下,东院逐渐成为新君即位前夕用以凸显个人合法性的重要礼仪空间。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
位于西藏阿里的“神山圣湖”,包括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拉昂错等自然地理单元。分布在其周边的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马泉河,分别是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等世界著名大河的上源。历史上,“神山圣湖”及其周围的四条河流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构成多种古代神性世界(Cosmological World)中心的重要地理标志。历史时期围绕着西藏阿里“神山圣湖”形成的神性世界中心共有四个: 一是西藏阿里象雄文化原始苯教认知的“神山圣湖”;二是佛教认知的南赡部洲阿耨达池(Anavatapta);三是古代华夏文化认知的昆仑山;四是印度教认知的凯拉什山(Kailasa)。其中,华夏文化昆仑山系统与佛教南赡部洲阿耨达池系统之间发生过深刻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昆仑山-阿耨达山神性世界中心认知系统,进而对古代华夏文明的地理观(Cosmography)产生广泛影响,并最终于康熙五十九年被明确标识在实测《皇舆全览图》上。
安徽省域跨江逾淮,省内文化彼此疏离,在近代地方主义浪潮中如何形成统一的地方观念,是近代安徽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以建省、纂修省志、淮军崛起、重修省志、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事件为动力和契机,在对人、地两个要素的区域整合基础上,安徽的省籍意识和地方认同得以形成并强化。看似单调的线性建构史,蔓生着行政层级、社会阶层、地域差异、特殊人群等多元枝节,曲折演进中包含着认同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诸多面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使安徽地方史与国家整体史共享诸多历史经验,勾连甚广,安徽地方认同具有地方、民族和国家等多重内涵。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县名目下注记了丰富的地理信息,涉及三百余条水道的情况。这些水道注记内容主要是班固将汉明帝时期《水经》中各水道源流附记于各政区名目下,又从各郡国上计资料中统计出部分水道的过郡数和里程,附在相应的水道源流之后得来。班固还参考各经学学派的观点,将《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两篇中包括水道在内的各类地名在注记中一一落实。在文献传抄过程中一些后代注解《汉志》的文字与班固原注记发生混淆,因而现在的《汉志》水道注记中有少部分实际是后代注文窜入的结果。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是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重要的汉文世俗文献,写本,共109页,内容所及粮草借贷、接纳人口、个人官司、军需申请等。这批出土文书涉及宋夏沿边地区一些传统史籍不载的地理信息,主要涉及府州军县、粮食供给、城址堡寨等内容,反映了宋夏沿边地区不少地理细节与活态史实。通过其中的蛛丝马迹对相关地理词条和信息进行梳理考释,发现宋夏沿边地区在行政建制、作物传播、交通道路、城寨制度等方面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实现出土文献与传统史籍的相互印证,弥补传统史籍记载的不足,提升对宋夏沿边地区历史地理及社会状况的认识。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地理,尝引两宋时期的地图为证。其中《金人疆域图》资料来源于金大定至泰和年间地志材料,相对完整地反映了金代中期的地理信息,是文献记载唯一一张金代疆域总图,可补充《金史·地理志》记载不足。《华夷对境图》《华戎对境图》《南北对境图》三种对境图,是宋金对峙期的边疆图,上有重要州城、军镇、渡口、河流等,这类图一般以边疆区域为中轴向两侧展开,比例尺较大,有很强的军事实用性。
清朝官方多次组织对黄河探源,其结果反映了时人对黄河源的认识。受测绘条件制约,清人对黄河源头地区的水系认识并不充分,因此,以当代的认知考证并复原清代所探河源的结论值得商榷,基于相关结论所编绘的历史地图也未必精确,对清代河源的标注可以采取模糊处理的方法。
中日两国地理学的近代化息息相关,可比性强,这在两国历史地理学的引入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日本在明治(1868—1911)中后期自欧洲引入历史地理学,相关讨论主要由史学界发起,探讨学科属性的同时也注重其“科学性”。但直至明治末年地理学完成近代化转换后,历史地理学方得到真正发展。20世纪头20年,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自日本和西方两度传入,两代地学家分别在传统舆地之学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或地理学之中吸纳“历史地理”。对于率先完成现代学术体系建设的近代日本而言,影响早期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地理学理论的发达程度,而中国则面临学术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以及现代历史学与地理学研究范式革新的双重影响。
隋代蜀地新城郡为南朝宋旧郡,一般认为其故址在今三台县境。结合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山川形胜和民俗调查,参隋大业九年《隋新城郡东曹掾萧平仲诔(并序)》等材料,可以确定新城郡故址应在今射洪市香山镇新城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