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州总管府是唐与吐谷浑从合作走向冲突的产物。武德时期,其辖区由北向南扩大,是吐攻唐守的结果。唐廷旨在建立以岷州为节点连接洮水、羌水流域各州和以武州为节点连接羌水、白水流域各州的防御网络,以保护长安至西域的渭河谷地通道和益州至长安的散关道。贞观年间,其辖区从南向北、从西向东缩小。缩小岷州都督府(由总管府演变而成)辖区,并与松州都督府地域分工,唐廷得以招抚党项,更迭吐谷浑。此辖区盈缩、彼此攻守的形势表明唐、吐关系只能是暂时合作,冲突才是主旋律。
明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和发现于印度阿萨姆邦的明代“底马撒宣慰司”信符,表明明代初期设于西南极边之地的古剌诸土司实际上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一带。汉唐以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便是连接中国与南亚次大陆的陆上交通要地。明王朝统一云南后,积极经营西南边地。随着明朝影响力不断拓展,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古剌诸部与明朝建立政治联系,明朝遂于其地设置大古剌、底马撒、底兀剌诸土司。尽管双方关系维持时间较短,但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重新开拓深具意义,极大拓展了明代士人的地理认知。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制度,初以税粮多寡定政区等第,从而决定官员品级的不同。洪武十四年(1381),又根据税粮、地理位置定繁简之例决定官员考核。嘉靖年间,杨允绳提出按照府州县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分三等授官,至隆庆元年(1567)统一划分政区等第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对明代府州县“繁简”情况记载的统计,冲、疲、事繁、赋役繁重之地多集中在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等省,其中运河沿线的府州县尤为突出。实际运行中,明后期多以官缺“繁”“简”来决定官员的选任,但在掣签法实行之后,根据政区等第授官的制度并未继续执行。明代政区分等制度对清代产生较大影响,明清两朝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清初鄂尔多斯蒙古与宁夏镇围绕查汉托护的地界之争,究其本质是蒙汉之间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地界之争的处置结果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民族管理、边疆治理理念的转变与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举措,实现了对查汉托护地区版图的内地行政化管理: 建立灌溉系统、募农复耕,使查汗托护成为农业区,在主要经济活动层面实现了版图内地属性的转变。通过建立县制,使查汉托护纳入内地府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真正落实了其版图内地属性,也完成了宁夏府由边地属性向内地属性的转变;在查汉托护地方建立营汛制度,将查汉托护纳入清代内地地方治安体系,从而取代了明代以来的卫所军政防卫体系。
清代新疆镇迪道系由安西道和乌鲁木齐差缺粮务道改置而来,在同治以前的承平时期肩负着内地直省藩、臬两司之任,辖境内既有正式设立的府厅州县政区,也有分防佐贰杂职分担州县的部分职能。同期该道由陕甘总督“统辖”、乌鲁木齐都统“兼辖”,乌鲁木齐都统同时受伊犁将军“节制”。但总督对镇迪道的“统辖”很大程度属于“遥领”,将军对都统的“节制”也流于形式,从而使都统的“兼辖”有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道员任兼藩臬,都统职权与直省督抚相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行省性质的特殊政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被其他面临相似情况的地区援例效仿,有一定借鉴意义。
晚清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为适应建省后的边疆管理,积极推进行政区划改革,增设了大量县级政区。利用档案文献与古旧地图复原民国三年(1914)伊犁霍尔果斯地区的设县及其县域形成,尝试以这一个案揭示新疆地方政府通过在中俄交界地区增设新县对加强国防、外交、商务、内政等管理的政治考量。同时,它也反映出近代边疆政区边界的形成除了遵循“山川形便”这一传统原则外,国界争议、经济分配及地方军阀自身利益取向等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博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之前至今,太湖流域西北部常锡澄区水流主流向呈现由南向北的转变,转折的节点在唐宋时期,这是由历史时期海岸线盈缩、潮流动力强弱与太湖流域来水、去水形势等长时段外因变化决定的。受水流动态变化影响,芙蓉湖的变迁可分为唐以前、唐宋、元明及以后三个时期。唐以前芙蓉湖的开垦利用了其主流南向的特点,主要在无锡以东及运河无锡段以南区域进行,这改变了芙蓉湖南缘的原始形态,塑造了芙蓉湖、运河与太湖的界岸。宋代整体水文格局不利于芙蓉湖的开垦,诸次疏浚河道及堰闸体系的修筑事倍功半。元明开始水文格局的转变则是芙蓉湖最终被完全、稳定开垦的根本因素。水流动态不仅影响着芙蓉湖的开发进程与成效,也影响着“五湖”记载等相关史料的书写与塑造。
稗在中国主流农业历史叙事中多为稻田伴生杂草或灾荒年份的救荒作物,但在传统时期的东北地区却是一种主粮作物,地位不次于“五谷”,耐寒、耐湿的抗逆性特征使其成为东北地区历史上低湿地开发的主力。当地农民在长期栽培实践中,培育出一批高产、抗涝性状好的品种,形成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种植技术。近代以来,随着东北地区农田水利兴起、抗寒性水稻品种次第引入,先前植稗的沮洳之地被整治为水田,优质高产的水稻成为低湿地开发的主角。稗子作为一种谷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沦为一种饲料作物。某种程度上说,稗子退却的历史,即近代以来东北亚中高纬度地区低地开发与农业发展的缩影。
洋行是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商行与机构,其发展策略与空间演化体现了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破坏与重建的双重影响。以天津为例,探讨洋行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借助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对其空间演变过程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的贸易中心城市,吸引大量洋行聚集,形成独特的贸易空间体系。洋行对近代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具有多方面的复杂作用,对近代开埠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海公共租界早期的排污系统由于管道缺乏重力梯度、河流缺乏冲刷能力,无法胜任处理生活污水的职责。20世纪10年代,为应对抽水马桶引入的挑战,工部局决定建设地下分离式排污系统,以实现污水处理方式从“雨污合流”到“雨污分流”的转变。1921—1934年间,工部局参照英美市政工程经验,结合上海实际地理情况,逐步修建了分主管道、次级管道和入户管道三层级的新式排污管道网络。通过排污管道与其他市政管线的空间争夺与功能联动,排污系统的升级也带来了城市地下空间的整合。
甲骨文“兆”可训为“界域”,故“河东兆”即“河东域”,推测是指安阳以东的古黄河东岸区域,约当今以濮阳为中心的豫东北、鲁西、冀南附近。商王常前往“河东兆”及周边的“鲧”“微”等地田猎巡游,还会派遣臣属监视渡口关津,以巩固对河、济之间地域的统治,强化“小东”“大东”之间的联系。商人东进以“河东兆”为起点,或在今聊城、平阴一带渡过济水,进入泰山周边“大东”地域;或由濮阳转进东南方向,取道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及至周代,“小东”的政治中心由安阳转移到“淇县—濮阳”一带,“河东兆”偏北的渡口虽然还在使用,但战略地位有所下降。
战国晚期,韩国在黄河两岸占有包括新中安阳、安成及釐在内的部分县邑,并将其与收复的上党郡连成一片,以卫其国。通过梳理传世文献及相关古文字材料,推测韩国晚期兵器铭文中的“新城”地望不在今河南伊川,而应在新密。至于《史记·秦本纪》中所谓“张唐攻郑”,既与韩国都城无关,亦不存在讹字,此处的“郑”地应在魏国河内地区。
元中后期,元廷在四川行省复置了部分州县政区。比较明、清志书沿革,参考学校、祠庙等治所建置和名宦、职官等政区特征,可以钩稽出州县复置的大致情况。大德七年到至正初年复置的州县政区,可考者有荣、资、隆三州,井研、内江、安岳、昌宁、大足、乐昌、江油、保宁、通江九县;另有石羊一县新置。元廷复置四川行省州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流民涌入,存在多由巡检司改设、人口不足额和进程缓慢等三个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