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水是中国主要河流之一,《水经注》卷三十《淮水篇》记述淮水干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虽对《淮水篇》多有征引,但对其文本的系统讨论尚不多见。有鉴于此,亟需对《淮水篇》(本篇涉及淮源—新息县河段)从文本校勘、史源探究、地理考证、地图诠释等方面展开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着重对淮水取源、义阳郡治变迁、鸿郤陂复原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解释,并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科学精准的《淮水篇》图。以此推进《水经注》研究,并为相关领域提供研究支撑。
湖广永顺土司始置于元代,经授安抚、宣抚、宣慰等职,终于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历史上该土司系湖广地区主要土司,先后隶属于四川行省、湖广行省和湖广都司,下领多个长官司和土州,其职分晋升、驻地变迁、辖境变化均体现了势力消长。考释以之为研究对象,利用档案、实录、正史、方志、族谱、舆图、碑刻、考古报告等材料,全面厘清其统属、驻地、辖境等地理沿革,详细和深入地展示土司历史演变状况。
黄河古湖圃田泽是探求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湖沼演化规律的理想切入点。明清时期圃田泽的消亡过程及驱动力,可借助历史地理学方法加以复原、分析。圃田泽的急剧消亡是泥沙淤积和湖水外泄长期叠加作用的结果,整体呈现“湖淤人进”的特征,最终在清乾隆至同治年间淤填成陆。其中,黄河泛决后的泥沙落淤是造成圃田泽消亡的直接原因,人类活动的长期干预则加速了它的消亡进程。
明后期开始修建专用于分泄淮扬运河并引运西湖泊水归江的河道;清代淮水主泓南流,导水归江投入增加,金家湾以南的运河东侧逐步建成以河道闸坝群为主体的河运与泄水枢纽体系,即归江水网。其发展期内,归江水网演化出众多分水河道、归江坝与越河,扰动了运河、运盐河的航运环境。对此,腾湖制度关联归江水网与上游河、湖蓄泄,同时分流盐运、漕运与泄水,这充分体现了清代治水者适应淮水主流南移的生态治理智慧。
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但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典型工厂的创设及选址过程显示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选择是自然资源禀赋、地区经济与文化环境、企业家个人观念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于西方面粉工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近代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选择受交通、资本、销售市场等地区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近代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业的区位变迁过程符合“港口—腹地”模式,工业发展水平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梯度递减的格局。
草原狼、黄羊及各类啮齿动物是内蒙古“家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野生动物在与“蒙古五畜”竞争、共生的同时,也通过畜牧生产与人类密切互动。民国时期,随着游牧生产体系逐渐瓦解、动物产品日益卷入国内外市场,牧民对畜牧生产中牲畜与野生动物互动的干预程度逐渐加大。同时,基于生活需求对野生动物的利用也逐渐转变为基于商品需求的猎杀。这些变化固然增加了经济收入,保障了牲畜安全,缓解了牲畜食物竞争压力,但通过人为力量来减少与牲畜有一定竞争的野生动物并不利于草原生态的稳定,进而也影响畜牧生产的长久发展。
考述康熙年间山陕地区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的经过,结合《中华帝国全志》中的经纬度表数据,讨论其数据来源和复杂性。回顾1697年、1708年、1712—1713年三次测量的历程,复原部分测量行迹;梳理《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经纬度表的编纂过程及其版本;通过对比《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经纬度表与三次测量成果的异同揭示该表数据来源的复杂性。
从水利史视角,通过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水利事件、延续至今的古代水利工程阐释水利的历史与文化地位,及其与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的互动和制约机理。水利的起源、发展或衰落取决于相应时期所在地域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但是水利工程的创造与传承、水管理的实现、延续以及衰落,依赖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深层次互动。水利工程的兴建和运行会在其后几十年乃至数百年对自然环境以新的塑造,文化在这一相互作用、相互约束中也决定了各历史时期水资源利用的价值观、治水的思路与技术的走向。
《禹贡》是中国古代系统性阐述天下体系的重要经典文献。越南后黎朝学者黎贵惇从藩属国角度审视《禹贡》的贡赋体系和五服制度,详细地阐释“贡、赋”的差异和征收内容的不同,强调藩属国外诸侯性质及其经济、军事独立性。他质疑五服制并参照明清宗藩关系重新塑造了“九州四海”的二元天下体系。黎贵惇还提出“不以边远,不弃要荒”的宗藩观、“克诘戎兵”的和平共处观、“以法度绳远裔”的秩序观,作为天下体系的运行准则。明清时期越南处于中国主导的天下政治格局下,黎氏的《禹贡》思想反映了其试图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寻求自身合理地位的理论探索。
唐黑水都督府位置是寻找其近邻“思慕部”地望的重要地理参照。经实地踏查黑龙江流域左、右岸(中俄两国)靺鞨古城遗址,梳理历史文献和过往研究,确定位于黑龙江干流中游右岸萝北县境内的江岸古城当为唐黑水都督府所在,由此推定“思慕部”应在黑龙江省萝北县江岸古城西北260千米逊克县境内的河西古城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