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降,江南运河运堤系统强化导致东太湖水沙关系失衡,湖域淤积促使湖田水网迅速扩张。明前期太湖水流尚能直抵运堤,中后期淤积加剧,湖田分割运河以西的东太湖水域,出湖水更加依赖西水路、东水路以及江漕路排泄。这对运湖关系、水流格局及湖田水网形态均有影响。湖田合并与连片湖淤成为明清时期东太湖淤积的总趋势,水流出太湖被迫沿湖田外缘南北分流,形成瓜泾口北流与唐家湖南流格局。出水北移使吴淞江主泓道亦自长桥河北移瓜泾港,东太湖水文生态巨变,水沙失衡进一步加剧淤积与围垦扩张。
明清以降文献中,人虎关系主要表述为“虎伤人”“虎啮人”及“祛虎”“捕虎”等,给人留下“虎满中国”的印象。与此同时,虎形象也从以“神明”为主蜕变为以“凶”为主。晚明至清中叶的陕西黄龙山区,因环境演变引发的“人虎冲突”,反映出人虎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社会治乱对人虎关系的影响、地方官吏对虎患的应对策略与治理理念。其中,士大夫阶层的事功观念、价值观以及政治道德标准影响深远。究其实质,维持统治秩序和谋求社会稳定才是区域内虎患和地方治理的核心诉求。
20世纪30—40年代,长江南岸的湖北松滋县治两次迁移,这是水环境变化引发多种连锁反应的典型案例。清代后期“北江南沱”和松滋河的形成使松滋城原有航运优势削弱,新的水利枢纽形成。这推动了区域交通地位和县内交通格局的改变,进而导致市镇布局和经济重心转移,最终形成政治地理上的“南北之分”,并成为移治的直接驱动力。松滋县治迁移并非自然灾害或战争引起,而是自然地理变化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政治地理格局变化。松滋两次移治是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交通、经济和政治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依据萧梁官班制运行原则与官员迁转轨迹能够复原萧梁五十六郡等级。在此基础上,以流内十八班序列中官班的等级分化为依据,将九班作为区分诸郡等级高低的标准,进而确定萧梁政治地理格局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分野。从地理分布上看,萧梁核心区呈现两种形态: 核心区在扬州、南徐州、江州北部、江汉平原,呈片状分布;江淮、岭南地区则呈现点状分布特征。片状核心区、点状核心区与边缘区相互叠加,使萧梁政治地理格局呈现出圈层政治地理格局的新形态。
羁縻与州县是传统中国的两种地方治理制度,其控制程度有本质差别。西南地区往往通过土司设置和改土归流实现治理转变,荆湖、广南交界的“徭蛮”则并无君长,无法借土司羁縻。过往认为该区域直接从羁縻治理变更为州县统辖,但宋至明间诚、徽州治理的转变却显示制度转轨有明显过渡,“徭蛮”社会内生的组织传统“合款”是其实现的关键。官府不断借“合款”推动边疆治理,经历“团结”款丁、军事整合、“改峒(款)为里”等数轮更革。“款”亦在羁縻到州县的转变中由临时性军事自卫组织转为具有赋役征派、治安、教化功能的州县基层组织。
清康熙时期云南地方管理体系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归并卫所入同城州县或附近州县,分散在各州县的卫所屯赋和军户户籍也相应归并。明末清初的大西军和吴三桂相继圈占军民田地立营庄、藩庄,混淆了军民田地和军民身份,为屯赋和户籍隶属于不同州县的军户混入民户提供了制度缺口。“通河分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通海、河西两县围绕龙火七营夫差归属而爆发的县域冲突,是清代在卫所州县管理一体化过程中推进户籍与田赋逐步划一的一个案例,深层原因则跟夫差力役不均有关,反映了征派夫差力役对卫所州县改革管理的影响。
民国时期城市型政区“市”的设立,引发了与原地域型政区“母县”之间划界、迁治等纠纷,与大多数“母县”县治迁往县内市镇不同,杭县以设治为由要求划入杭州市所属的拱宸桥地区,最终该地改隶杭县,并成为杭县的新治所。通过对杭县争地设治曲折历程的梳理,发现杭县治所迁移是内生需求、官场人事、民众意愿等多重地域社会因素与国家制度互动的结果。这也是民国市县政区争端中唯一牵涉迁治与划界双重纠纷的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州省县级行政区划历经显著演变,基于建置、名称、管辖范围、隶属关系、驻地、层级六个维度分析,其变化主要呈现五大特征: 一是政区数量波动剧烈,二是政区类型逐渐增多,三是政区结构变化显著,四是同专名政区渐次调整,五是民族自治县渐趋稳定。这些特征既映射全国行政区划调整的普遍性,又因资源禀赋及民族构成等地域因素呈现显著特殊性,成为观察中国县级政区划改革的一个样本。
法国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了一幅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所绘中国地图的残件,和此前发现的三种A型卜弥格中国地图稿本属于同一类型。残件上有拉丁文和中文的注文,右侧有人物主题的装饰画及说明文字。注文显示,该图在A型图稿中绘制时间最早,它以万历十四年版《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为基础,可能兼采包括利玛窦世界地图在内的多种中文文献。装饰画来自明代版画,在融入西方绘画技巧的同时基本忠实地摹绘了原作,但说明文字隐去了原画的语境,赋予图像新的故事,折射出卜弥格展现崇祯年间中国天主教情况的意图。作为卜弥格中国地图的稿本之一,新见残件展现了其制图风格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也反映了中西地理学和艺术的早期交流。
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蓬勃发展,按其认识论变化特点可分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三个主要阶段。其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在各阶段表现不同,如环境决定论、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并从早期强调文化景观的物质形态研究逐渐转向对主观意识的分析,出现了意象景观、象征景观、符号景观等研究流派。关注对象也与经典历史地理学的主流科学范式分道扬镳,变为与文化景观主观性关联的意识、象征性、权力、制度、文化、种族、性别等要素。新方法论的提出,不应是对旧方法论的否定,而是对旧方法论的补充和完善;新的认识不是彻底扬弃旧的认识,而是在旧观点基础上的提升和完善。对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总结和评价对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据走马楼西汉简所载,武帝时期长沙国范围存在多个未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县级政区。长赖、南山县与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载临湘属乡有承继关系,长赖县位于今湖南省湘阴县洋沙湖镇洋沙湖村附近;南山县位于今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昭山一带。富阳县在富水之阳,位于今湖北省通山县大路乡附近。南阳县在南水之阳,位于今江西省芦溪县芦溪镇境内。有关走马楼西汉简新见县级政区的系统考察,对研究西汉时期长沙国的疆域与政区有重要的意义。
今人校注明代史籍和所绘明代图集,将福建东南海域的“浯洲屿”和“浯屿”混淆为一地。从岛屿称谓、地理方位、海岛规模、生业状况、寨所建置以及舆图标注等方面考察,证实明代福建“浯洲屿”与“浯屿”实为两个独立的地理实体。对历史时期海岛地名讹误的考证,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我国海岛主权的历史认知。
《辽史·地理志》所载地名和建置沿革信息多有舛误,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修订本仍有漏校,不少问题未见辨正。检出十余条可疑史料,并逐一予以考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