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秋,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领清军追击小和卓霍集占、大和卓布拉呢敦所部直至帕米尔高原的阿勒楚尔(现称“阿尔楚尔帕米尔”,Alichur Pamir,位于今塔吉克斯坦),阵斩千余人,生擒五十余人,“获炮纛器械牲只无算”,大、小和卓所部继续向西逃跑,清军穷追不舍,至叶什勒库勒诺尔(现称“雅什库里湖”,Yashi-kul,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已是巴达克山国(现译“巴达赫尚”,Badakhshan,分属于今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境内。清军分路堵截住了和卓所部,一面冲杀,一面招降,“共计收获贼众一万二千余人,军器二千余件,驼骡牛羊万余”,大、小和卓兄弟“率余党四五百人,窜入巴达克山” ^①(①《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五“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庚子”条,《清实录》第16册,第627页。)。清军派使者去巴达克山索取大、小和卓二人,迫于清军压力,巴达克山于当年十月将他们的首级献给了清军,至此回部彻底平定,清朝的版图达到极盛。^②(②《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庚子”条,《清实录》第16册,第701页。)可以说叶什勒库勒诺尔之战是清朝版图奠定之战,历史意义重大,因此清廷决定在此立纪功碑:“特纪耆定之在兹,是以志岁月而刻石也” ^③(③《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此碑文不仅录于《高宗纯皇帝实录》,还录于《西域图志》《新疆图志》等志书,但这些都不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当然是乾隆西极纪功碑本身,但此碑已经“失踪”100多年,所幸立碑时有拓片,一直保留至今。

根据原碑拓片,此碑阳面为汉文、满文,阴面为托忒文、察合台文,共四种文字。汉文碑文与现存其他史料记录并不完全一致,甚至连碑文标题也不一样。原碑拓片为《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而《高宗纯皇帝实录》中为《平定回部勒铭叶什勒库勒诺尔碑》,《西域图志》与《新疆图志》均为《御制勒铭伊西库尔淖尔之碑》^④(④〔清〕傅恒:《西域图志》,卷二八《水五》,乾隆四十七年本;宣统《新疆图志》卷八《国界四》,宣统三年刻本。)。《西域图志》解释了两者标题的不同,“叶什勒库勒淖尔,旧音伊西洱库尔淖尔。在布隆库勒西四十里,水势深广万山环绕。北通安集延,西限葱岭,南抵拔达克山。副将军富德穷追逆回波罗泥都、霍集占至此,奔拔达克山。遣使索俘,二酋旋授首。淖尔之上,勒碑纪功,以示万世云” ^⑤(⑤〔清〕傅恒:《西域图志》,卷二八《水五》。)。这证明实录与两部图志中记录的碑文后来都经过修改,用的是湖泊新改名,与拓片上的旧名有异,因此都并非原始碑文。

“叶什勒”与“伊西洱”均是“Yashi”译音,突厥系语义为“绿色”;“库勒”与“库尔”均是“Kul”译音,突厥系语义为“湖泊”;“淖儿”“诺尔”“淖尔”均是“Nor”译音,蒙古语义为“湖泊”,因此清代官方对雅什库里湖的命名结合了突厥系译音与蒙古语意译后缀,正如现代汉语增加汉语意译的“湖”为后缀,均是同义重复。另外,《乾隆内府图》注明的是“伊什尔库尔”,未加蒙古语Nor后缀。

按《高宗纯皇帝实录》,碑文撰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但按碑文拓片,碑文撰于“乾隆二十四年岁次己卯十二月之吉”。另外,实际刻录碑文以及立碑都完成于两年后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⑥(⑥李刚:《御制<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之碑>考析》,《满语研究》2016年第2期。)

清朝留存了海量、系统的史料,即使是官方的志书、政书、实录也并不具有史料的权威性。笔者曾经在研究清代十八省形成过程中谈及,由于清代历史长达近300年,各种名称的形式与内涵也是不断演变的,需要用最底层的史料揭露这一“层累式”的过程。清朝官方对雅什库里湖的不同称呼再次证明此点。^①(①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

此乾隆西极纪功碑竖立于雅什库里湖畔后,在一个多世纪里都无人提及,直到1885年英国探险家内伊·埃利亚斯(Ney Elias)在帕米尔高原时听到当地传闻,有一块文字碑矗立在雅什库里湖畔名为“苏满塔什”(Soma Tash)的地方,但他本人并没有实地考察目睹。^②(②Captain Frank E.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London: Murray, 1896, p.299.)“苏满”是突厥系译音,意为“文字”;“塔什”也是突厥系译音,意为“石头”。显然,是先是有乾隆西极纪功碑,后有了这个地名。

1890年10月,英国探险家荣赫鹏(Frank E. Younghusband)来到苏满塔什,见到了乾隆西极纪功碑,发现碑已经断裂,残碑仍然安放在碑座上。碑址位于阿尔楚尔河右岸,距离河流入雅什库里湖口处约3千米,碑文用汉语、满语和突厥语写成,通过阅读碑文,荣赫鹏发现它记录了1759年清军追击和卓部众至巴达赫尚边境的战事。在纪功碑的河流左岸高地上,有一座已经毁坏的多年前建造的中国堡垒。^③(③Captain Frank E.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p.299.)

荣赫鹏“发现”纪功碑后不到两年,1892年6月22日,俄国军队与驻扎在苏满塔什的阿富汗军队发生了冲突。1892年11月11日,英国探险家邓莫尔伯爵(Earl of Dunmore, Charles Adolphus Murray)来到此地,目睹了冲突的遗迹: 俄国人的营地还有破碎的瓶子、烟头等,阿富汗军人的大衣则被当地吉尔吉斯人从死者的尸体上扒下丢弃在现场。邓莫尔伯爵后来在塔什干博物馆见到了被俄国人劫走的纪功碑,并得到它的文字翻译,内容如下: 在山顶上,一万人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中国士兵从罗盘的四面八方赶来,就像进入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国家一样,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因此,这两个头目看到进一步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就逃走了,而我们的士兵在追赶中就像老虎和豹子一样,追逐着野兔和狐狸。在我们的士兵追得很远之前,当他们还在翻山越岭的时候,我们的人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④(④Charles Adolphus Murray, The Pamirs: Being a Narrative of a Year’s Expedition on Horseback and on Foot Through Kashmir, Western Tibet, Chinese Tartary, and Russian Central Asia (Vol.2),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93, pp.167-168.)对比碑文拓片的相应内容:“伊西洱库尔淖儿者,我副将军富德等穷追二酋至拔达克山之界,获其降者万人,二酋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献馘振旅,以成茂绩也。其地依山临水,单骑可容,而我突将无前,四甄并发,如入无人之域也。贼众首尾不能相顾,竖我回纛以招之,降者铺崖以来,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见事不成,拔身远跳駾突而喙息也。” ^⑤(⑤《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可见邓莫尔伯爵在塔什干所见的碑即为乾隆西极纪功碑无疑。

既然1890年荣赫鹏见到的纪功碑已经毁损,为何随后邓莫尔伯爵却能见到完整的碑?可见邓莫尔与荣赫鹏所见的碑并非同一块,有新旧两块碑,新碑是清政府派遣的海英一行于原地重新竖立的。

1892年1月,海英率队勘查帕米尔高原,到苏满塔什时发现旧碑,“仅存碑座一方,高一尺六寸,宽三尺二寸,又获断石三块,存汉文八十三字……清文八十四字”,通过识读文字知晓此三块断石即乾隆西极纪功碑残余,之后重新竖立了一块碑。而此一年多前荣赫鹏所见时碑座上仍有残碑,显然其间遭到损毁。可惜,这块新碑仅立了几个月,就被俄国军人于当年6月掠往塔什干。乾隆西极纪功碑是帕米尔高原属于清朝版图的确凿证据,当时俄国、阿富汗都在争夺帕米尔,这块碑的存在是他们实现企图的障碍,于是他们先损毁了旧碑,后掠走了新碑。

1915年8月21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到苏满塔什目睹了残留的碑亭遗迹。他发现阿尔楚尔河南岸(左岸)有一圈由巨石砌成的三角形围墙,最长一边有25码(22.86米),当地人称为“Khitai Kurghan” ^①(①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 p.858, Aurel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33, p.304.)。斯坦因不明白这个词的语义,其实这在新疆中亚的突厥语系中就是“中国(契丹)城堡”的意思,此处即光绪十五年(1889)张鸿畴设置的中国边境哨所“苏满卡(伦)” ^②(②宣统《新疆图志》,卷八《国界四》。),亦即1890年荣赫鹏发现的“中国堡垒”。

2023年7月12日,笔者第二次来到乾隆纪功碑址,找到了第一次考察没时间寻找的苏满卡遗址(图1)。遗址的三角形围墙遗存仍然清晰可辨,位于乾隆纪功碑址以南的台地上。

笔者在主持多卷本《清朝地图集》项目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对清代边疆重要地标精准定位,对政区界线进行地形匹配。乾隆西极纪功碑是确定清朝极盛版图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因此找到并精确定位纪功碑址是一项无法绕开的任务。遂笔者在2013夏季率复旦大学史地所考察队赴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高原探寻乾隆西极纪功碑。

但如何在方圆几千米内找到仅约一两平方米的碑址,有很大的挑战。行前资料准备时,笔者一行先确定了雅什库里湖及阿尔楚尔河入湖口的位置。又找到了《海英查勘苏满卡碑图》,这是当时海英考察队现场绘制的地图,但风格非常直观,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①(①《海英查勘苏满卡碑图》,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资料室藏。)然后找到了荣赫鹏和邓莫尔伯爵的地图,它们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虽然精准度仍然不足,但苏满塔什的相对位置比海英地图更加准确。^②(② Captain Frank E. Younghusband,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1896, p.168. Charles Adolphus Murray, The Pamirs: Being a Narrative of a Year’s Expedition on Horseback and on Foot Through Kashmir, Western Tibet, Chinese Tartary, and Russian Central Asia (Vol.2), 1893, At end.)斯坦因现场拍摄的照片虽然没有碑址近景,但提供了对其相对位置有用的信息。^③(③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Vol.2), 1928, Figure 385.)1946 年8月23日,苏联地理测绘员拍摄了仍在原址的碑座照片,其中也包括了远处的山脉、河流与湖泊,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④(④Чистовский, Олег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 стране великих гор [Текст] : [Памир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945-1949 гг.]. Москва: Географгиз, 1959, p.79. Odyssey Books & Maps; Second Edition.)

虽然有了以上的资料准备,如何确定碑址具体位置依然没有答案。因为碑址规模很小,据海英测量,“仅存碑座一方,高一尺六寸,宽三尺二寸”,而且20世纪60年代初碑座又被苏联人搬离原地移至霍罗格博物馆^⑤(⑤Robert Middleton, The Sumantash Stone[2023-03-02], https://pamir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The-Sumantash-Stone.pdf.),碑址仅余碑坑,根本无法根据卫星图片确定位置,因此实地考察是必不可少的。

2013年8月4日下午,笔者带领复旦考察队到达雅什库里湖东岸、阿尔楚尔河入湖口以东约3千米处。根据海英地图,可以直观地判断纪功碑址就在河对岸高30多米的悬崖上(图2)。身临其境才明白海英地图上一堆乱糟糟的不明物体原来是悬崖裸露的乱石。此地位于河左岸,夏季下午正值帕米尔河水暴涨,激流滚滚,河水冰冷,考察队沿着河岸上下游不断寻找可以渡河的地方,可是所有尝试都失败了。虽然各种独立来源的信息反复证明碑址极大可能就在河对岸的悬崖顶上,但如果不能渡河到达碑址,就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此时已近黄昏,按日程安排考察队必须前往霍罗格,队员们已经登车准备离开。就在此际,突然东边来了一匹马,上有吉尔吉斯祖孙二人。考察队立即停车与老人交涉,他答应用马驮带笔者一人过河。笔者将相机、GPS设备放入防水袋中,与老人共骑。马不断向上游行进,到达一处可以渡河的岸边,马忽然止步不前。老人在马耳边说了几分钟话,马才勉强下河。河水湍急,马一直在摇晃,水深几乎淹没马背。好在当地的马识途,它在河里走“之”字形路线成功渡河,一上岸,笔者并没有直接奔向崖顶碑址,而是沿着河一路向下游走向当年斯坦因照片中的一座拱拜孜(Gumbaz) ^⑥(⑥ 拱拜孜:四方座圆拱顶的坟墓,或作为驿站,常设在交通要道。),站在与当年斯坦因相同视角处向碑址眺望,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山川依旧,只是拱拜孜的圆顶已经破损。

登上悬崖顶,眼前出现一个土坑,三边还有残存的碑亭土石墙,但笔者仍然不能断定此处就是碑址。拿出苏联地理测绘员的照片(图3)对比,放眼望去,山川形势依旧,残存的碑坑及其三边土石墙也完全一致,只是少了石头碑座。至此可以完全确定,此处即乾隆西极纪功碑址(72°58'N,37°46'E,3793m;图4、图5),这是此次考察的最重要成果,也为《清朝地图集》清朝西极边疆位置的确立打下了最坚实可靠的锚点。而此次考察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精准定位乾隆西极纪功碑址,也或是继海英考察队之后第一批到达此处的中国人。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关系仍然紧张,霍罗格博物馆将此碑座埋藏在地下,并逐渐被遗忘。2004年,博物馆前主干道施工时碑座被重新挖出,却又被弃置在阿迦汗基金会(Aga Khan Foundation)办公室附近的街道上。当时,在该基金会工作的罗伯特·米德尔顿(Robert Middleton) 多角度拍摄了一些碑座照片,后来他赠送给了笔者。照片所示与当年苏联地理测绘员照片上的碑座完全一致。此碑座后来又被博物馆再次收藏,但不公开展览,并对其下落进行了保密。^①(①Robert Middleton, The Sumantash Stone[2023-03-02], https://pamirs.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The-Sumantash-Stone.pdf.)2013年8月,考察队抵达霍罗格博物馆询问纪功碑座的下落时得到了矛盾的回答与搪塞,博物馆也不愿开放此藏品。2017年,在当地孔子学院帮助下,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在霍罗格博物馆“看到了不对外开放的乾隆碑座”,它被放置在博物馆后院的台阶边。^②(②朱玉麒:《帕米尔高原行吟》,搜狐网[2023-03-02], https://www.sohu.com/a/404138276_385778。)2023年7月10日,笔者第三次赴霍罗格博物馆,终于得以目睹碑座(图6)。

历史地理学不同于历史学,路线和地标的“精准复原”^①(①关于“精准复原”的概论和具体标准,参见侯杨方:《玄奘帕米尔东归路线的复原——基于GPS和实地考察的研究》,《历史地理》第37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40页。)不能仅停留于引用纸面资料(文字、地图),它们只是线索,并非证据,因此实地考察必不可少。重要的地标、路线必须有GPS定位记录以提供精确经纬度,辅以地理信息系统或地图的设计和绘制,以供重复性检验。叙述考察,对史事做纪实性观察,并对考察过程开展研究,也是历史地理研究必然且重要的内容之一。

笔者以纸面材料为线索,通过实地考察获得了远在境外帕米尔高原上的乾隆西极纪功碑的精准坐标,这是有史以来的首次。它为复原清朝极盛版图以及《清朝地图集》的绘制提供了坚实依据,并于2014年公布于“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②(②侯杨方“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 http://silkroad.fudan.edu.cn。),以供学界、社会大众的重复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