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庆历初年,宋对西夏作战屡屡失利,契丹也趁机敲诈,河北地区出现新一轮边防危机。⑥(⑥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7—81页。)庆历二年(1042)二月,“契丹谋聚兵幽蓟,遣使致书求关南地” ⑦(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丁丑”条,第3220页。),史称“关南地之争”。经过富弼等人的外交斡旋,宋辽再次签订誓约,河北边防危机才算解除。⑧(⑧陶晋生:《宋代外交史》,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166页。)
如前所述,李立、郭志伟等认为是庆历边防危机促使河北安抚司路形成。笔者重新检讨史料,庆历边防危机出现后宋廷并未采纳朝臣建言改革河北三路的军事组织或划定三路具体辖区。当时宋廷并未打算在河北设置同陕西一样的经略安抚使,而是沿用了太宗以降的都部署体制。其他较为明显的更张是建大名府为北京(治今大名县)。⑨(⑨景祐中,吕夷简认为:“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必长敌势。景德之役,非乘舆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庆历二年五月,宋廷正式建大名府为北京。参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戊午”条,第3260页。)五代时期,邺都(大名府)就已成为河北的重心,宋朝此举再度明确了大名府作为河朔根本的地位⑩(⑩齐子通:《如影随形:唐宋之际都城东移与北都转换》,《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且此后大名府守臣直接兼任因事而设的“河北安抚使”,庆历八年划定的大名府路亦是以北京为中心。除此之外,宋廷还做了相关人事变动: 庆历二年二月,遣夏守赟为高阳关都部署兼判瀛州①(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丙申”条,第3226页。);三月,以“杨崇勋同平章事、判定州、兼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 ②(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丙辰”条,第3227页。);四月,将临危受命知澶州的王德用改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③(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四月甲午”条,第3239页。);五月,王德用又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④(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丙寅”条,第3267—3268页。)。
此次修建北京以及相应的人事变动,客观上增强了河北地区的防御力量,以王德用任三路都部署为例:
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习战,顷之,皆可用。契丹使人来觇,或请捕杀之。德用曰:“彼得其实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战也。”明日,大阅于郊,提桴鼓誓师,进退坐作,终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粮,听吾鼓声,视吾旗所乡。觇者归告契丹,谓汉兵将大入,既而复议和,兵乃解。⑤(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丙寅”条,第3268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丙寅”条,第3268页。)
王德用在定州日夜习战整肃军队,河北禁军的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随时可以投入作战。这种治军效果还起到了震慑契丹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宋辽议和的进程。可见庆历边防危机时,三路都部署体制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对于庆历进取之士来说,虽然宋朝通过外交和平手段解决了关南地之争,契丹的威胁仍然是笼罩在他们头上挥之不去的阴云,庆历边防危机使澶渊之盟以后宋朝士大夫所抱有的“太平”幻想不复存在。他们对利用武力防御契丹的长久之策展开了激烈议论,并纷纷向仁宗建言。如宋辽再盟后,富弼在拒绝宋仁宗加职翰林学士时建言“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 ⑥(⑥〔宋〕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月丙午”条,第3309页。)。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也纷纷上言要求改革河北边防。改革的建言虽未被朝廷及时采纳,却成了庆历八年(1048)划定四路安抚司辖区的蓝本。
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提出河北定州路置安抚使的方案。他借鉴陕西经验,以文臣为安抚使兼都部署、武臣为副:
况河北比于陕西四路,事体甚重,今秦、渭、延、庆并用文臣。伏乞朝廷特于文臣两制已上,选差一员知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别差武臣充部署。⑦(⑦〔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一八《乞选差文臣知定州》,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14页。)
欧阳修认为河北毗邻辽境,边防压力比陕西更大,而目前的武臣大多“不才,不堪为将帅,不可委兵柄” ⑧(⑧〔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一《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第1550页。除李昭亮,在宋廷起复郭承祐为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总管时,欧阳修也认为其“非才”。参见《宋史》卷二五二《郭承祐传》,第8852页。)。欧阳修是北宋文人中轻视武人、坚持“以文驭武”方针的先锋,如他连上三疏请求宋仁宗罢免枢密使狄青,这是他贬低武人、排挤武人的一个典型事例。⑨(⑨欧阳修的文武观,参见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通过罗家祥的研究知欧阳修在狄青被贬死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罗家祥:《欧阳修与狄青之死》,《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所以他在武臣李昭亮离任定州后①(①《宋史》卷四六四《李昭亮传》,第13563页。),率先建言朝廷依陕西例用文臣替代武臣知定州并兼部署,但宋廷并未采纳欧阳修的建议。
宋廷不打算于河北设安抚使的原因,据韩琦撰高志宁墓志可知一二:
公又言元昊北与契丹通,宜为备。即命公为河北诸州安抚使,以经略之。本道有嫉公之统制者,言于朝曰:“今特置使以启虏疑,不若俾兼他职而阴主其事。” ②(②〔宋〕韩琦:《故卫尉卿致仕高公墓志铭》,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467页。)
因宋辽关南地之争前夜知贝州的高志宁就建言河北备防,宋廷便打算以高志宁为河北诸州安抚使。但该路有人嫉妒高志宁,故意向朝廷上疏称新置安抚使会使契丹生疑,毕竟澶渊之盟后宋廷对契丹主要处于一种尽量避免生事的姿态,朝廷最后仅任命高氏为河北缘边安抚使。③(③缘边安抚使始设于景德三年,其职权仅限于处理边州的外交、军政事宜。参见[日]渡边久:《北宋の経略安撫使》,第658—659页;李立:《北宋河北缘边安抚使研究》,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又或许最终未任命高志宁为河北诸州安抚使不仅因为谗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记载,朝廷也有同样担心,“恐契丹寖有所疑,故罢之” ④(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七月丙子”条,第3031页。)。最后,朝廷连同高志宁的备防措施也一并撤除了。
可见,欧阳修等人增设河北各路安抚使的建言之所以未被朝廷采纳,与宋廷澶渊之盟以后深忌边地生事的一贯导向有关。与契丹和好是当时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等大部分宋人的共识,如张方平所言:“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盖深念此也。” ⑤(⑤〔宋〕张方平:《请因郊禋肆赦招怀西贼札子》,郑涵点校:《张方平集》,中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页。) 对此,富弼在庆历增币后曾批判:“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 ⑥(⑥〔宋〕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第1501页。)正是在这种“和戎为利”的风气下,宋廷才不愿生事,因循守旧,也未新置如陕西一样的经略安抚司路。
庆历四年(1044),宋朝已与辽再和,与夏的和议也提上日程。同期执政且一起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韩琦联合上疏,建议朝廷对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 ⑦(⑦〔宋〕范仲淹:《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第518页。)。其奏疏中提及了河北三路辖区的模糊不清:
再议兵屯者,自来真定府、定州、高阳关分为三路,其所辖兵马未甚整齐,乃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来于何处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⑧(⑧〔宋〕范仲淹:《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李勇先等点校:《范仲淹全集》,第523页。)
如上所述,虽然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被冠以“路”名,但实际三路都部署与他州屯驻禁军的统辖关系并不稳定,诸州兵马隶属关系混乱。从这则奏疏看,当时三路都部署清晰的路分并未划定,不然各路帅臣何以“未晓本路将来于何处控扼”?这一问题的存在容易导致路与路之间、各路与诸州之间无法协同作战。于是范、韩等建议差近臣详密筹划并建立相关制度。
范仲淹、韩琦上策后不久,新政主持者之一、枢密副使富弼亦上疏朝廷,建议早日划定河北都部署路辖区:“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悉择善将守之。” ①(①〔宋〕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第1502页。)此处久历“北事”的富弼较为具体地提出了分四路的想法: 分河北三路都部署为有具体辖区的四路,其中于河北军事重镇、河北路转运司治地北京大名府置“大帅”,节制其他三路。不久范仲淹、富弼因朋党之争离开了朝廷,所以他们的建言也未立即实施。
两年后(庆历六年,1046),河北三路的区划再度被提起。这次议论主要来自三任大名府守臣,首议者是庆历二年以降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的程琳。庆历六年程琳在离任大名府之际就河北的军队部署和分路上书朝廷:
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敌数入寇,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都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请分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兵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其驻泊钤辖、都监,各掌训练,使士卒习闻主将号令,猝缓即成部分。②(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条,第3947页。)
程琳的建议是分河北三路都部署为各有具体辖区的镇定、高阳关、沧霸、北京四路,理由有二。一是三镇鼎立导致形势不接、不易防御,如果各路皆有明确辖区、互为接壤,整个河北地区的军事部署便可串联起来。二是北京大名府已经建成,禁军若隶于定州、真定府路,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作用便无法发挥。不过,程琳这番建议只是针对军事区划的构想,并未涉及组织建置。
镇、定二路,当敌寇之冲,万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为应援,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减之则不足以备敌。又沧州久隶高阳关,道里颇近,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民居,非敌人蹊径,万一有警,可决漳、御河东灌,塘淀隔阂,敌马未易奔冲,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只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营都部署,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③(③〔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条,第3947—3948页。)
与程琳不同的是,夏竦认为镇、定应该分为两路,沧州久隶高阳关且地理形势易守,不必分路。在组织建置上,和平时期设河北安抚使统制各州、军屯戍禁军,战时再分置四路行营都部署。不久,夏竦入朝任枢密使,其议遂寝。④(④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条,第3948页。)宋廷又命新判大名府的贾昌朝规度此事,贾昌朝大体认同夏竦奏议,但他指出:“惟保州沿边巡检并雄、霸、沧州界河二司兵马,自国朝以来,于诸边最号强劲,今未有所隶,请以沿边巡检司隶定州路,界河司隶高阳关路。”⑤将先前隶属关系不清的二司明确划归定州路和高阳关路。
参看富弼、程琳、夏竦等人的建议,可知他们的出发点皆是为了划定宋太宗以降河北三路都部署路的具体辖区,并使军队部署与辖区相吻合,充分考虑了整个河北地区的军事地理特征。庆历八年,在统合三任判大名府事意见的基础上,宋廷终于下诏设立河北四路安抚使并划定其具体辖区:“分河北兵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凡兵屯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焉。” ①(①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条,第3948页。)《长编》作者李焘注意到四路安抚使设置与夏竦、贾昌朝奏议的不同,其小注称:“今四路各置安抚使,非竦、昌朝初议也。盖亦略增损矣,故特表而出之。”②如前所述,“竦、昌朝初议”关注的焦点停留在三路都部署的辖区调整和军队隶属上,所以安抚司的设置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