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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 97 - 109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088

专题研究

近代江汉平原粮棉种植空间变动特征分析(1861—1949)

  •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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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李辉,男,1994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3-03-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1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美贸易条件及其应对研究(1902—1948)”(22BZS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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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Trade, and Rationality: A Study of the Spatial Changes in Grain and Cotton Planting in the Modern Jianghan Plain (1861-1949)

  • Li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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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21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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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汉平原粮食生产以稻米为主,其长期保持优势地位,并一直延续至近代。随着中外经济形势变动,在港口-腹地因素推动下,棉花种植比例逐渐提升,作物种植的空间分工日益凸显。通过对江汉平原作物种植变迁的研究发现,小农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种植选择,工业发展刺激了作物的种植扩张,港口区位条件限制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以此为基础,对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问题、近代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以及内陆与沿海的发展路径问题进行解释。

关键词： 江汉平原; 农民; 经济作物; 港口-腹地

本文引用格式

李辉 . 近代江汉平原粮棉种植空间变动特征分析(1861—1949)[J]. 历史地理研究, 2024 , 44(1) : 97 -109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088

Abstract

The Jianghan Plain has long maintain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rice-based grain production, and this dominance has persisted continuously into modern times. With the constantly evolv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growing connection between ports and the hinterland, there has been a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cotton cultivation. This resulted in a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rop cultivation.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in crop cultivation in the Jianghan Plain reveals tha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small-scale farmers are located influenced their crop selection. While external economic conditions enhance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pecific crops, the location of ports constrained the extent of trade expansion.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changes in crop cultiva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historically held by Hankou had become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inland and coastal areas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Jianghan Plain; farmers; cash crops; trade ports and hinterland

近代以降,世界市场的形成发展对小农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农业商业化程度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农产品交易数量的增加以及贸易空间的拓展。港口作为农产品进出口门户,与其腹地的贸易联系渐强,集聚的增加又会促使农产品种植空间发生变化。在近代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对诸如棉花、豆类、油类等经济作物的需求日增,经济作物的增多必然导致原有种植结构的变动,而此种变动又会推动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的调整。
江汉平原①(①本文所讨论的“江汉平原”,包含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州)、当阳、钟祥、京山、安陆、孝感、云梦、黄陂、黄冈、浠水(蕲水)、大冶、鄂城、汉阳、武昌、咸宁、蒲圻、嘉鱼、沔阳(州)、汉川、天门、应城、潜江诸县。)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基地,学界对该地区农业种植空间的变迁研究大致基于“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两种观点。“生存理性”论的学者认为近代江汉平原灾害频发,生态脆弱,经济作物价格波动大,促使农民多种植粮食作物以规避风险而谋求生存,该观点以张家炎、常庆欣及陈风波等人为代表。②(②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常庆欣、刘明松:《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陈风波、丁士军:《农户行为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对民国以来江汉平原的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97—98页。)持“经济理性”论的学者则从贸易史的角度展开讨论,认为汉口、沙市的相继开埠,促使该地区棉花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近代湖北成为仅次于江苏的第二大棉花种植省份,即其在农业种植上的表现。该观点以徐凯希与濑户林政孝为代表。①(①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徐凯希:《近代上海与长江贸易研究——以汉口、沙市棉花市为例》,赵国华、刘固盛主编:《熊铁基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7—596页;[日]濑户林政孝:《20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棉花市場の変動と沙市産棉地帯の対応》,《社会システム研究》2009年第19号。)
揆诸史实,汉口与沙市分别于1861年和1896年开埠通商,江汉平原所产物料可经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联结。进入20世纪,汉口与沙市港的棉花出口量攀升至全国前三,这是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扩大的结果,说明该地区农民具有较强的经济理性。但尽管江汉平原有适合棉花种植的条件,限于种植技术,农民通常是在棉田里间种其他作物,限制棉花的生长空间。②(② Decennial Reports,1912-21 for Hankow,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6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基于当前可获取的数据资料可知,截至20世纪30年代,江汉平原粮食种植比重极高,棉花占比不超过40%,似乎又符合“生存理性”的理论。
此外,通过对沙市与汉口腹地作物种植面积变动的考察发现,汉口港的港口-腹地互动效果还不及沙市港密切,这不仅是地理环境使然,更与港口自身的区位特征密切相关。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近代江汉平原作物种植结构的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内陆港口与腹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港口-腹地”理论。

一、 江汉平原粮棉种植空间变动分析

(一) 粮棉种植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

20世纪之前,湖北地区的棉粮种植各有分域,因地制宜。农民在平原地区以种植粮食稻谷为主,在丘陵地带则兼种棉花——谷多棉少实乃农家常态。③(③鲍殿臣:《略述解放前湖北棉花的产销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发行,第65页。)水稻种植多在地势较低洼的平原地区,如18世纪有记“湖北荆州府属之公安、江陵二县,安陆府属之潜江、天门二县,汉阳府属之汉川、汉阳二县,田土一岁两种,熟者巨多” ④(④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第472页;谢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业化与农业经济变迁》,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至19世纪,双季稻区增加了武昌、江夏、广济、孝感、石首及监利六县⑤(⑤谢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业化与农业经济变迁》,第43页。)。棉花多种植在高阜地方或陆地山坡,如黄冈、蕲水与罗田各县“于地之爽垲者,多植棉花”,黄梅则“沙隆宜棉” ⑥( ⑥[日]山本进:《清代湖広の水稲作と棉業》,《史林》1987年第70卷第6号。),棉花产区大致形成于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产棉县数都未有较大变化。
步入20世纪,湖北棉花种植范围开始显著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棉花的生产重心逐渐溯长江西移,荆沙、襄枣地区成为棉花重要产区。①(①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1923年的调查显示,湖北产棉地之盛首推黄冈之新洲,次则麻城之宋埠、汉阳之蔡甸、襄阳之樊城等,产棉县份多环绕汉口。②(②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十二年》,华商纱厂联合会1924年发行,第10、65页。)随着20世纪20年代荆州地区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③(③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据《中国棉产统计》历年数据分析,1921—1947年,公安、监利、江陵、沔阳、石首、松滋、天门、枝江诸县棉花种植面积呈上升趋势,黄冈、孝感、应城、云梦等县情况相应下降④(④根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1921、1926、1931、1936、1947年湖北棉花面积数据统计。),可见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重心由围绕汉口港向围绕沙市港转变。
为进一步佐证棉花种植的空间拓展,借助沙市与汉口两港的棉花出口数据(图1)分析腹地的种植结构变迁。⑤(⑤需要说明的是沙市与汉口两港棉花出口数据采取的“直接出口”,即从本口岸向国外和其他通商口岸出口的数据,并不包含“进口复出口”数据。)如图1所示,棉花出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埠至“一战”期间(1914—1918),该时期棉花出口无大幅度增长,棉花种植面积变动不大。第二阶段为“一战”结束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1918—1937),此时期棉花出口数量大幅增加,达到整个数据时段的顶峰,沙市、汉口、天津成为全国三大棉花出口港⑥(⑥按: 1931、1932、1935年棉花出口量出现波动,是受到洪涝灾害影响。),可反映出此时为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扩展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为1937—1940年,受战争因素影响,棉花出口数量逐年下降。需要注意的是,从汉口出口的棉花来源并非湖北一省,还包括陕西、河南、湖南等地的棉花。相比之下,沙市的棉花来源仅限于清代荆州府各县,即公安、监利、江陵、石首、松滋、枝江及宜都县,与上文《中国棉产统计》中棉花种植面积拓展的县份相对应。此外,在1929年之前,沙市的棉花首先出口至汉口,再进行二次出口。⑦(⑦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沙市棉花事业调查记》,金陵大学农业系1934年发行,第586页。)由此可知,整个湖北地区棉花出口数量的增长主要源于沙市港腹地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加。
图1 沙市、汉口港棉花出口数据(1876—1940)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历年沙市与汉口港出口数据整理。

但棉花种植面积的拓展并未触动江汉平原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查显示,1930年,江汉平原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85.19%,棉花占11.19%;1936年粮食作物占比为85.21%,棉花为13.16%;1949年粮食作物占比为84.30%,棉花为9.55%。①(①数据来源参见张心一:《湖北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统计月报》1931年第3卷第2期,第67—81页;洪其琛:《湖北之农产概况》,《中国统计学社湖北分社社刊》1937年第1期,第122—134页;李刚等主编:《湖北农村经济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91、197页。1930年的资料来自张心一的统计,张为当时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关于生产统计方面的负责人,学界认为其数据较有影响力;1936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学社湖北分社的数据,该社运用现代统计学知识,社员入社要求严格,其数据可信度较高;1949年的数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统计局所编制。粮食作物包括水稻、大麦、小麦、玉蜀黍、甘薯、荞麦、马铃薯、杂粮作物等。)
对各县种植结构变迁进一步细分(表1),可见在三时段的变动中江汉平原至少有三类种植趋向。第一类以粮食作物为主,其种植面积呈增长趋势,以安陆、大冶、当阳、汉阳、黄陂、黄冈、嘉鱼、京山、沔阳、咸宁、孝感、应城、枝江诸县为代表。第二类以棉花为主,其种植面积亦呈扩大趋势,以公安、监利、江陵、荆门、潜江、石首、松滋、云梦诸县为代表。第三类为多种作物种植趋向,即粮棉作物种植面积变动不大,无明显种植趋向,以武昌、汉川、蒲圻、天门、江夏、钟祥诸县为代表。若将各县的种植趋向反映在图2中,可发现以棉花种植为主的县份多为沙市港的核心腹地。
表1 江汉平原各县作物种植面积变动比率(1930—1949)
县 名 粮食种植变动 棉花种植变动 种植趋向
1936年较
1930年		 1949年较
1936年		 1949年较
1930年		 1936年较
1930年		 1949年较
1936年		 1949年较
1930年
安陆县 10.60% 0.30% 10.90% -8.94% -2.53% -11.48% 粮食
大冶县 9.85% -2.68% 7.17% -0.21% -5.85% -6.05% 粮食
当阳县 13.71% -2.41% 11.30% -2.38% 5.82% 3.44% 粮食
武昌县 3.35% -10.49% -7.14% -4.04% 4.46% 0.43% 混合
公安县 -27.67% 17.51% -10.16% 26.49% -21.40% 5.10% 棉花
汉川县 9.21% -11.41% -2.20% -9.29% 3.85% -5.44% 混合
汉阳县 -5.43% 13.86% 8.43% 0.79% -14.96% -14.17% 粮食
黄陂县 8.39% -3.15% 5.24% -5.83% 0.52% -5.32% 粮食
黄冈县 9.86% -3.70% 6.17% 4.56% -11.30% -6.75% 粮食
嘉鱼县 17.23% 6.60% 23.82% -15.81% -9.75% -25.56% 粮食
监利县 -12.02% 11.66% -0.36% 11.64% -13.77% -2.12% 棉花
江陵县 -17.42% 10.90% -6.53% 20.45% -14.81% 5.64% 棉花
京山县 8.24% -6.06% 2.19% -7.65% 0.48% -7.17% 粮食
荆门县 8.38% -10.31% -1.93% 2.75% 2.40% 5.15% 棉花
沔阳县 11.19% -0.67% 10.52% -11.54% -6.98% -18.51% 粮食
蒲圻县 -10.76% 8.97% -1.80% -1.97% 1.03% -0.94% 混合
潜江县 -10.35% 5.09% -5.26% 8.48% -9.00% -0.52% 棉花
石首县 -21.67% 6.12% -15.55% 19.20% -12.02% 7.18% 棉花
松滋县 -27.66% 5.56% -22.10% 25.71% -6.36% 19.35% 棉花
天门县 10.37% -12.85% -2.49% -12.48% 10.21% -2.27% 混合
江夏县 -3.55% -5.74% -9.29% -4.73% -0.56% -5.29% 混合
浠水县 5.49% -7.47% -1.97% -6.30% -0.57% -6.86% 混合
咸宁县 2.89% 0.32% 3.21% -8.37% 0.80% -7.57% 粮食
孝感县 4.29% 2.67% 6.96% -5.48% -6.29% -11.78% 粮食
应城县 7.75% -1.79% 5.96% -4.01% -2.37% -6.38% 粮食
云梦县 -6.66% 1.86% -4.79% 7.65% -8.16% -0.51% 棉花
枝江县 1.13% -0.06% 1.07% -3.22% -1.59% -4.81% 粮食
钟祥县 8.63% -9.22% -0.58% -2.62% 1.04% -1.58% 混合

资料来源: 张心一《湖北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统计月报》1931年第3卷第2期,第67—81页;洪其琛《湖北之农产概况》,《中国统计学社湖北分社社刊》1937年第1期,第122—134页;李刚等主编《湖北农村经济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91、197页。

图2 江汉平原作物种植趋向

资料来源: 根据图1数据及“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1911年县级政区数据(http://yugong.fudan.edu.cn/views/chgis_download.php)绘制。

1949年相较于1936年的数据显示,各县粮食作物面积增长,这与抗战爆发纱厂停工有关,在战争背景下,粮食价格高于棉花价格,农民舍棉种粮。时人有述:“八年抗战与三年解放战争之后,因交通阻塞运输困难,以及其他种种关系,粮价高涨而发生种粮与种棉之竞争。或因纱厂停闭外销困难,致原棉滞销,棉价过分低落,遂使棉农将原有棉田改种其他作物。” ①(①《湖北棉产调查概述(1949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GM008-001-0013-0001。)综上,近代江汉平原维持了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种植结构,但棉花种植重心由围绕汉口港向围绕沙市港转移。

(二) 种植分工体系的形成

近代以前,江汉平原农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人口增长压力下对于土地的开垦,但土地开垦的有限性催生了农产品的交易。步入近代之后,随着口岸开埠通商以及近代工业化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且在内部呈现粮食“酌盈济虚”的特征。表2为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各县粮食调查摘录,该项调查的时间在1935年前后,条目巨细,包含粮食的生产、消费、价格等诸多因素,具有一定参考性。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曾在20世纪30年代对湖北14县市粮食运销情形进行调查②(②按: 14县市包括武昌市、汉口市、宜昌、沙市、武穴镇、咸宁县(城内)、随县县城、襄阳县城、蒲圻县城、黄陂县城、老河口、樊城市、孝感花园、应山广水。),结果显示除武昌、汉口、宜昌及沙市地区有与上海、芜湖、江西、四川、湖南、河南等地的粮食贸易往来外,其余县份的粮食贸易多为临县互济③(③佚名:《湖北省之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7册,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30—24333页。)。
表2 1935年江汉平原各县粮食供需情况
县 份 有 余 不 足 总体供需 抵补方式
物 品 输出地 物 品 输入地
安陆 稻及小麦 汉口 黄豆 云梦、孝感 有余
大冶 稻、小米、高粱 湖南、江西、
河南		 不足
当阳 稻及小麦 宜昌、沙市 有余
鄂城 稻及杂粮 汉口及邻县 不足 棉花、麻纸
公安 黄豆 沙市 小麦、粟、
玉蜀黍		 尚足自给
汉川 小麦、芝麻 稻 天门、应城 不足
汉阳 稻、芝麻 不足
黄陂 稻及杂粮 有余
黄冈 稻 鄂城 杂粮 浠水、麻城 有余
嘉鱼 杂粮 汉口 稻 湖南 稻不足、
杂粮有余		 棉花、苎麻
监利 稻及杂粮 武汉 玉蜀黍、粟 有余 棉花
江陵 高粱、黄豆 河南、襄阳、
沙洋		 不足 土布、棉花
京山 稻、小麦、黄豆 汉口、天门、
汉川、应城		 高粱、
玉蜀黍、粟		 天门、应城 有余 棉花、黄豆、
药材、木材
荆门 稻 邻县 有余
沔阳 高粱、黄豆 武汉 稻 武汉、湖南、
汉口、荆门		 丰年有余
凶年不足		 捕鱼
蒲圻 稻、小麦 汉口、沔阳 不足 茶、麻
潜江 小麦、黄豆 汉口 稻 江陵 不足 棉花
石首 芝麻 武汉、沙市 有余
松滋 黄豆 湖南 堪足自给 棉花
天门 小麦、黄豆 汉口 稻 京山、钟祥 不足 棉花、蚕丝
武昌 小麦黄豆 汉口、上海、
澧州		 稻 湖南、江西 不足 黄豆、芝麻、
土布
浠水 小麦、黄豆 汉口 丰年能自给
咸宁 稻 沔阳、牌州 不足
孝感 稻、小麦、高粱 汉口 有余
应城 稻及小麦 武汉、临县 杂粮 武汉、临县 有余
云梦 稻 汉口 小麦 随县、环潭、
厉山		 有余
枝江 黄豆 沙市 稻 不足 棉花、芝麻、
黄豆、花生、
纸、布、
钟祥 稻、小麦、黄豆 汉口 高粱、
玉蜀黍、粟		 襄樊 勉可自给 棉花、布匹

资料来源: 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4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6年发行,第109—111页;《各县粮食调查(1935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LS024-001-0732(1)、 LS024-001-0732(2);北支事务局调查室《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各县别主要农产物需给状况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8年发行,第2页。

在表2中,粮食富余的县份包括安陆、当阳、黄陂、黄冈、监利、京山、荆门、石首、孝感、应城、云梦。这些县份在图2中呈现出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特征。与之相反,表2中显示粮食供给不足或勉强自给的县份,在图2中可见以棉花或多种混合作物种植为主。由此可知,粮食不足的县份将本地优势作物出口换取粮食,如鄂城、嘉鱼、监利、江陵、京山、潜江、松滋、天门、枝江、钟祥县皆以棉花作物抵补。因此,近代江汉平原各县作物种植呈现出地域分工的特征,此特征在18世纪已有迹可循,“对比长三角地区粮食多需安徽、江西等外省份接济,18世纪湖北省内粮食市场整合程度更高” ①(①颜色、刘丛:《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因其内部各县之间可自行调剂,减轻了运输成本。此种特征在近代贸易发展的背景下强化,如图3所示,粮食作物流转以港口为中心,在各县间调剂往来。相较于粮食作物的邻县互济,棉花的运销则有明显地域集聚性,虽有沙市、汉口两个重要集散地,但沙市港相较粮食吞吐表现出更强的“港口-腹地”集聚,此与棉花种植趋向对应。
图3 20世纪30年代江汉平原地区粮棉供销路线

资料来源: 根据交通部邮政总局编《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上)》(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489—497页)、“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1911年县级政区数据(http://yugong.fudan.edu.cn/views/chgis_download.php)绘制。

二、 江汉平原农民种植逻辑分析

(一) 作物种植的生态经济逻辑

基于江汉平原多水的特性,张家炎推论当地居民在长期种植劳作中有多种方式创新,尤其针对粮食作物。他进一步认为,当地农民进出市场并与市场产生联系,和市场因素相关性不大,更多考虑的是适应环境、降低风险,使种植效益最大化。①(①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第29页。)张家炎对江汉平原生态脆弱性的描述确是事实,但是随着荆江大堤加固后防洪能力增加,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航运业发展,江汉平原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文图1所反映的沙市与汉口两港棉花出口数量增加也为事实,不能简单认为该地区受市场因素影响不大。
究其缘由,张家炎在论证粮棉种植变动的过程中忽视了江汉平原内部的空间差异,而这与地形因素相关,地势的高低又影响土壤的湿度。江汉平原地势低洼地区往往土壤湿润,适合水稻生存,地势较高地区土壤则多富含砂质,更适宜棉花的种植。叠加江汉平原地形、棉花种植面积与棉花等级图层可以发现(图4),地势越高,棉花种植面积越大,棉花等级越高。荆州植棉之地,必属膏腴洲沙肥美之田②(②光绪《荆州府志》卷六《地理志》,光绪六年刻本。),沙市港周围县份地势较高,河流附近和低洼地区多粉砂壤土和粉砂黏壤土,如枝江县土地多含砂质,颇宜植棉③(③白眉初:《鄂湘赣三省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1927年发行,第312页。)。这些都有利于棉花生长,图4中江陵、公安、松滋、监利、沔阳等县棉花种植面积及等级位居前列。汉口港周围县份河网密布、地势低洼,如孝感地区土壤可分四类,高低红土壤、稻田土壤、低湿土壤及河砂土壤,有利于水稻种植。又有咸宁县山谷土皆为深灰黄棕色黏土或黏壤土,多种植水稻。④(④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豫鄂皖赣四省土地分类之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6年发行,第425页。)
图4 江汉平原地形及棉花种植面积、等级分布图(20世纪20—40年代) ①( ① 该文中的棉花种植面积数据采用了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所编《中国棉产统计》,该书收集了1923年至1946年历年的相关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了平均值。棉花等级的分类标准是基于1937年湖北省对掺水掺杂棉花进行取缔所调查的资料。该分类方法根据棉花的品种(中棉、美棉)和级别,分为上级、次上级、中级、次中级和下级。其中,按照美棉的上级定为10分,中棉的下级定为1分,进行排序。详见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汉口调查分部编:《湖北之棉花》,金城银行总经理处汉口调查分部1938年本,第12—25页。)

资料来源: 底图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1911年县级政区数据(http://yugong.fudan.edu.cn/views/chgis_download.php);地形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_全国分省DEM 90m数据(https://www.resdc.cn/data.aspx?DATAID=284)。

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加,根源在于棉纺织工业发展,棉花市场需求膨胀。近代以来,江汉平原先后有湖北纺织官局(后楚安公司承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汉口第二纺织公司、裕华纺织公司、震寰纱厂、申新纱厂、沙市纱厂建立,上述纱厂需棉量在20万—60万担左右⑤(⑤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2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发行,第66—67页。),当地纱厂的发展刺激了江汉平原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不仅如此,该区域逐渐成为全国棉花市场中的重要一环,而沙市与汉口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据森时彦考察,由于上海、汉口、天津这三大传统棉花市场难以满足因国内棉纺织业发展而产生的棉花需求,郑州、济南和沙市诞生了三大新的棉花市场,以供应国内棉纺织业需要的优质棉花。⑥(⑥[日]森时彦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从比较收益来看,种植棉花的收益远远高于粮食作物。笔者计算,沙市、汉口两港出口的棉花价格是米谷的7—8倍。⑦(⑦根据1912—1939年沙市与汉口海关报告中的价格计算。)1912—1935年的24年中,沙市主要出口的5种农副产品价格平均上升22.8%,其中棉花市场需求大,增长最快,达到38.1%。⑧(⑧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51页。)1915年沙市腹地棉花种植面积颇见扩充,这缘于从事棉花种植与出口者大获其利。⑨(⑨《民国四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15)》,《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68册,第570页。) 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的民族纺织工业进入“黄金时期”后期,纺织用棉严重匮乏,中国棉花市场价格暴涨。宜都、枝江、松滋、公安、江陵、石首等县农民牺牲米谷、高粱等作物而改植棉花,皆因农民渐觉悟种棉利益丰厚。⑩(⑩《沙市关民国十四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1925)》,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第187册,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版,第499页。)1924年公安县农民受棉花商人鼓动修理旧堤,填筑新堤,所开拓之地皆种植棉花,植棉面积较前一年增加30%。②(②《中华民国十三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4)》,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第185册,第8页。)
那么,为何江汉平原未出现棉花大面积挤占粮食作物从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民在有限技术条件下较难突破传统经济的束缚。据统计,1912—1949年间,湖北省遭受454次大小水灾和442次旱灾。③(③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3页。)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31年初夏,暴雨连绵经月,昼夜如注,湖北境内江河湖泊水位猛涨,江汉平原9个主要农作县有500余万亩农田被淹没①(①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41页。)。由于生态不稳定,当地农民形成不事积蓄、追求短期利润的生产生活模式,若要推广棉田,民众也多是在自然条件许可与市场供需稳定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杂粮旱地,以尽量减轻对水稻生产的影响。②(《②湖北棉产调查概述(1949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GM008-001-0013-0001。)虽偶遇旱灾年份农民也会易稻改棉③(③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十八年》,第54页。),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旱田及膏腴地间有种植棉花,非粮食作物觉不多见” ④(④《沔阳县粮食调查(1935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LS024-001-0732(1)。)。相较粮食,棉花无法食用,棉花市场也兴衰无常,一旦粮食价格波动或遇天灾人祸导致行情波动,将对农民家庭收入造成巨大影响,所以江汉平原的农户很容易放弃植棉。⑤(⑤⑥ 陈钧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第263页。)
当地政府也坚持最为稳健的农业政策。当政府处理棉作与稻作的土地竞争时,往往以保障粮食生产为原则。在政府看来,粮食是经济作物生产的保证,棉产区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往往是决定植棉面积与产量高低的重要因素。⑥

(二) 种植结构的港口与区位差异

随着贸易发展,口岸对腹地区域产生溢出效应,形成港口—腹地的经济空间发展模式。鉴于不同港口所处经济地位和区位优势不同,它们对腹地的反哺情况也有差异。江汉平原棉花在种植空间上的拓展,为港口与腹地的互动提供了新的案例。
有赖于交通优势,汉口集聚了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湖南等地的棉花。每年集散于汉口的棉花大约50万担,周转额达30万担之多,多运销至上海、青岛等地。从海关的流转数据来看,1871—1927年,经汉口流转的棉花数量远大于天津,其中1921—1927年天津流转棉花数量为522 223担,汉口则高达1 598 295担,是前者的3倍多。⑦(⑦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 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这充分体现了汉口的中转港地位,即直接对外贸易少,间接贸易多。⑧(⑧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53页。)
就市场距离而言,以上海为核心的江南市场、天津为核心的华北市场、广州及香港为核心的华南市场均可直接提供出口,以节省货物运输路程,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当时的三大棉花市场中,上海和天津为国内棉花流通的终端市场,汉口则作为中转市场。就影响与成效看,沿海地区的贸易成本通常低于内陆地区,其经济增长也往往更快⑨(⑨Pablo D. Fajgelbaum, S. J. Redding,“External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1870-1914”,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Vol.40, pp.1966-1986.),如沙市运往上海的棉花运费每担一元二角,而印度棉花运往上海只需一元⑩(⑩《最近长江流域之经济状况》,《经济评论》1934年第1卷第5号。)。
在整个工业链条中,汉口港与沙市港仅处于运输一环,缺乏如长三角或华北地区就地加工的市镇,与终端消费市场的距离过长,增加了农民承担的风险,从而导致该地区无法突破单一种植业的藩篱。以汉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茶叶为例,因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现代信息交流传递手段的缺位等,茶叶外贸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表现尤为突出⑪(⑪刘礼堂、宋时磊:《信息不对称与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的衰落——基于汉口港的个案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这遂加剧了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风险。
沙市、汉口两个港口在长江流域发挥的经济功能不同,这也反映在其各自的港口-腹地演变过程中。汉口港的棉花来源地并非一成不变。1901—1910年,在汉口港集散的棉花,50%来自汉口周围府县,主要是武昌、汉阳及黄州府、德安府,30%来自汉水流域,15%由沙市港转运,5%来自湖南省。之后10年,棉花来源发生重大变动,其中50%的棉花来自汉水及铁道输送,25%由本地供给,15%由沙市港转运,5%来自湖南,5%来自其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1900—1910年间汉口本地供应的棉花数量从本来的25万—30万担,减少到20万—25万担,而沙市港转运来的棉花则从5万—10万担增加到15万—20万担。①(①[日]濑户林政孝:《清末民初揚子江中上流域における棉花流通》,《社會經濟史學》2006年第71卷第6号。)到20世纪30年代,汉口周围县份所产棉花仅20余万担,沙市周围县份则可高达60余万担。②(②梁之军:《湖北之棉业》,《中国经济评论》1935年第2卷第8期。)
仔细分析可知,中国现代棉纺织工业与轮船运输未尽发达时,湖北棉花多聚于沙市,运销四川。进入20世纪20年代,湖北棉花运销方向由西向东发生逆转③(③李辉:《棉花之流动:近代荆沙地区的市场与社会(1896—1936)》,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9页。),汉口成为重要的棉花聚集地。在转变过程中,汉口港棉花来源越加广泛,不再依赖旧有产地。汉口周围县份因此少了植棉的动力,错失了发展良机。这种现象也与汉口经济区位密切相关,汉口扮演的是一个长距离贸易的中转角色,经济发展受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变动的影响。这导致其过于依赖远距离地区的经济状况,忽视了对周边县份的带动作用。
汉口港出口的大宗商品品类繁多,包括茶叶、桐油、棉花、禽、畜产品(牛皮、猪鬃和蛋品)、芝麻、粮食、药材、烟草、植物油、山货、丝、麻、木材、矿石及铁制品等。④(④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第29—45页。)沙市港的出口税额则几乎等同于其税收总额,尤其棉花出口为沙市港口贸易带来巨大增长。⑤(⑤Shasi Trade Report for 1929,《沙市海关档案》,荆州市档案馆藏,档号: 15-1-117-001。)据海关数据记载,1923—1938年,棉花出口占沙市港输出总值的92.23%。从1924年起,沙市进出口贸易连续17年出超。至1940年沦陷前,其出超数额达1.33亿元。⑥(⑥徐凯希:《近代荆沙地区植棉业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此外,沙市现代工业发轫也与棉花相关,如1929—1931年沙市棉检局、打包厂及纱厂相继成立。这种由贸易带动港口城市建设的案例,体现了港口与腹地之间的良好互动。相比之下,汉口自身区位特征决定其主要通过与上海联动影响内陆地区巩固自身地位,但这不利于构建以汉口为核心的经济圈。随着重庆、宜昌、沙市等港口开通与上海的直航,汉口的中转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堪为明证。
在传统经济时代,汉口以其自由的商业环境、良好的区位条件成为众多货物的集散地,奠定了它在国内物流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开埠之后,汉口的贸易发展很快,升至仅次于上海的通商大埠。但随着长江流域交通运输方式变革以及现代金融组织的发展,汉口与上海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其中因素众多,暂按下不表。仅就棉花种植趋向而言,汉口缺少核心腹地的支持。相对于长三角地区,江汉平原生态环境也不够稳定,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滞缓,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该地区经济转型所需的资金支持,从而无法突破经济发展的壁垒。

三、 结语

通过对江汉平原作物种植空间变迁进行考察,笔者发现,农民结合市场行情与生存需要,逐渐形成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粮、棉种植空间分异的格局。沙市、汉口港在长江流域发挥的经济功能不同,腹地地区的经济变迁存在差异,就棉花种植面积拓展而言,沙市港同腹地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以江汉平原为例,为近代经济史提供新的认知。
第一,农民的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经济理性表现得相对明显;在相对落后地区,农民的经济理性更倾向维持生计。①(①李红涛、付少平:《“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述与新的解释》,《社科纵横》2008年第5期。)但这种论述仍以追求经济效益作为衡量农民经营行为的不二法则,是落入了西方经济学家对于农民经营行为个案式研究的窠臼。在新旧交替的近代中国,生存理性的惯性与经济理性的刺激应是农民经营行为的一体两面。
第二,近代经济的发展动力在于外力诱导下内生性的力量重组。据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集聚和扩散,在宏观上则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②(②方书生:《经济区的形成与绩效: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1842—1937)》,齐鲁书社2020年版,第4页。)就此而言,江汉平原粮食作物与棉花种植空间的调整,无疑是一种内生力量的重组。明清时期,我国核心农业区已基本定型,传播与种植等外延性增长也趋于饱和。近代以降,在现有技术未有大幅度提高、资源有限且人口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空间层面,即农作物的种植替代和农产品的外向化、规模化。江汉平原粮食作物与棉花种植空间的分异,体现出港口贸易发展下腹地区域日益朝着世界的需求方向演进,棉花“自东向西”至“自西向东”的流动就是例子。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作物种植的空间优化,在内部达到经济收益与生存保障的平衡。就江汉平原农业生产而言,在历史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张力中优化种植空间的布局,并日益形成分工体系,无疑是一种农业进步。
第三,沿海与内陆的发展差异根源在两地对于传统要素的整合与优化。近代时期江汉平原农业经济的变迁,更多受制于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动,既非与传统耕作习惯的彻底决裂,又未急功近利地走向现代化,是一种合乎“中庸之道”的转折。这种方式在一个政治混乱、生态脆弱且经济波动的时代,更好地维持了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沿海与内陆发展路径不同,中部口岸所具有的转口特征虽然提高了农村的经济外向化程度,但也限制了农村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港口溢出效应随着与沿海距离延长而衰减。汉口的独特区位条件,使其过度依赖长距离贸易而忽视核心腹地的经营,这不仅是汉口在传统经济时代成为物流枢纽的经济基础,更成为其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障碍。在研究内陆地区经济转型之时,这一问题理应得到足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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