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历史地理研究 >

2024 , Vol. 44 >Issue 2: 123 - 136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282

地图学史

民国时期日本制印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研究

  • 双静如 ,
  • 张萍
展开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双静如,女,1993年生,山西交城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萍,女,1965年生,江苏连云港人,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经济地理学、西北区域历史地理、GIS与数字人文研究。

收稿日期: 2023-08-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7-22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近代德国测绘中国地图的整理与研究”(22VJXG019)

收起

A Stud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the Topographic Maps of Shaanxi Province Produced and Printed by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 Shuang Jingru ,
  • Zhang Ping
Expand

Received date: 2023-08-22

  Online published: 2024-07-22

Fold

摘要

民国时期,日本制印的陕西省地形图现存9套,共计458幅。其中,3套翻印图和2套编绘图主要基于民国政府制陕西省的《十万分一图》和《五万分一图》复制或改绘而成。这些图包含了中、日两种形式的纪年。每幅《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由2—4幅民国政府制《五万分一图》等比例缩制。与现存民国政府制及日本翻印的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相比,这套图地形要素更丰富、精准。其余4套测绘图仅标注日本纪年,其地形要素源于日军航摄。厘清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可作为近代军事地形图的文献来源及资料特征的案例参考。

关键词： 民国; 日本制印地形图; 陕西省; 信息来源

本文引用格式

双静如 , 张萍 . 民国时期日本制印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研究[J]. 历史地理研究, 2024 , 44(2) : 123 -136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282

日本制印的陕西省地形图是日本为侵略中国于1936—1945年(图中多标记为昭和十一至二十年)集中测绘、编绘、复制并制版、发行的一批军事地形图(以下简称“日制陕西省地形图”)。这批地形图现藏于中国多个机构或数据库,其中以自然资源部陕西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以下简称“陕西”)、台湾省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以下简称“台湾”)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北京”)的资料较为系统。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并未大量入陕,在陕测量并绘制大量地形图可能性极小,因而这批现存的地形图可能与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的掠夺及盗测有关。①(①《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测绘史(第2卷)》,测绘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482页。)不少国内外学者从测绘史角度梳理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测绘历程,如日本学者高木菊三郎、小林茂、牛越国昭、小岛宗治等②(②[日] 測量·地図百年史編集委員會: 《測量·地図百年史》,日本測量協会1970年版;[日] 高木菊三郎: 《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藤原彰編: 《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三十)》,不二出版社1992年版;[日] 小林茂: 《近代日本の地図作製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 「外邦図」へのアプロ-チ》,大阪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日] 小林茂: 《外邦図——帝国日本のアジア地図》,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版;[日] 牛越国昭: 《対外軍用秘密地図のための潜入盗測——外邦測量·村上手帳の研究》(四編),同時代社2009、2011、2014、2015年版;[日] 小島宗治: 《航空測量私话空~空と写真と戦いと~》,《空間·社会·地理思想》2014年第17号,第51—58页。),以及国内学者如武向平、沈克尼、许金生等。①(①武向平: 《日本陆地测量部盗绘中国兵要地图研究》,《军事历史》2019年第3期;沈克尼: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地图盗测》,《地图》2017年第6期;许金生: 《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许金生: 《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1868—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高木菊三郎、小林茂、武向平及沈克尼的研究都简单提到了日本对陕西省地形图的掠夺与盗测。《陕西省志·测绘志》②(②陕西省测绘局编著: 《陕西省志》第39卷《测绘志》,西安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中也简要介绍了日本在陕西省的侵测。但目前对于日本是如何测制陕西省地形图的研究仍显不足,涵盖图幅也相对有限,尤其现存地形图的制图依据仍值得探究。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地图制图依据展开研究,如任玉雪、邓发晖分析了《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中包括陕西省军事地形图在内的4088幅中国地图,梳理了地图来源,判断它们主要由中国政府测绘,被日本窃取后加以改制和发行。③(③任玉雪、邓发晖: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所收地图来源分析》,《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邓发晖: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研究——兼论中国近代以来的军事测绘(1903—1945)》,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该研究集中于五万分之一地图,实际单拎日制陕西省地形图情况更加复杂,它们数量庞大,比例尺为两千分之一至五十万分之一不等,各图制图依据不一。且关于日本在陕西省测制地图的原始档案罕见,在此情况下,只能依据地图内容来分析其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即地形图的制图依据。这一研究困境也契合日本学者长冈正利的观点,即现存由日本陆地测量部所绘制的“外邦图”属于军事机密,其原始文献资料极为稀缺。即使有部分留存,也只是零星片段,系统的原始资料仍未明晰,因此,欲深入了解这类地图的测绘过程,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便是通过地图本身及索引地图进行研究。④(④[日] 長岡正利: 《陸地測量部外邦図作成の記録》,《地図》1993年第4期。)这已成为地图学史研究的一种通用范式。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民国政府制印陕西省地图等为参照⑤(⑤文中民国政府的制印工作包括测绘、编绘、制版、复制等,本文参考的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基本来源于陕西、台湾、北京三地,其中陕西藏地形图为内部资料。),从地图测制方法入手,厘清这批日制地形图的信息来源,以及日军测制该类地图的过程,同时探讨该批地形图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史料与学术价值,以便学界研究和利用。

一、 民国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统计与基本信息

据笔者统计,三地共藏民国日制陕西省地形图9套,其中十万分之一图4套、五万分之一图2套、五十万分之一图1套、二万五千分之一图1套、二千分之一图1套,共计692幅。按图表、图番(图号)及接图表统计,当有581幅不同地形图,但部分可能遗失,再除去重复图幅,现存458幅。⑥(⑥图表(整套地形图的接图表)实际是由若干个接图表(每幅地图的接图表)组成,反映了某一套地图中所有分幅地图的接合关系、所在位置及该图包含的重要地物等。1941年前,各省局队对图表命名不同,有接合表、接对表、集合表和图目等名称,1941年后军令部规定将这些名称一律改称“图表”。参见《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测绘史(第2卷)》,第266页。)比对可知这批地形图有两大特点: 一是测绘信息混杂,有些地图的测图、制版时间及测绘机构为中式和日式混合注记;二是信息来源不明确,地图或基于航摄资料绘制,或参考一种或多种地图编绘,或利用已有地图复制。作为一种文献资料,这些地图的信息来源与资料特征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内容。
笔者主要依据地形要素(包括地物及地貌)、注记与整饰要素等考察日制地形图的信息来源。①(①有些图幅备考内容中注有标高信息,属于地形图的数学要素,因其位于图廓外,本文将其视为整饰要素来分析。参见臧立娟、王凤艳主编: 《测量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鉴于整饰要素(图1)均位于图廓外,地形要素与注记位于图廓内,本文采取由外而内的方法,先分析整饰要素,再分析地形要素与注记。
图1 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整饰要素示意

资料来源: 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https://map.rchss.sinica.edu.tw/),资料识别码: map_moi1_20461。

表1统计了三地所藏各套民国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测图、制版、发行、复制时间等整饰要素及数量。②(②这批日制地形图中仅《要图(十万分一陕西空中写真测量)》《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两套图可依据每幅地图所绘的图表直接确定整套地图的理论数量。但由图1可知,这些日制地形图右上角标了该幅地图的图番(图号),左上角标了接图表。据图番及接图表可得日制地形图的图表,从而确定表1中其余各套地形图的理论数量。)从表1可知,这批日制地形图测绘信息混杂标注的现象主要在整饰要素中出现,即测图和制版时间以中、日纪年混合标注。部分图幅虽然制印时间为日本纪年,但备考内容仍包含中国纪年信息,可以说明地图的制图资料。该批图按整饰要素可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据已有地图复制而成带有中国纪年的翻印图,共3套;二是据一种或多种地图资料重新编绘而成、有中国纪年的编绘图,共2套;三是据实测资料绘制而成、只有日本纪年的测绘图,共4套。由于整饰要素标注混乱,凭借单一要素很难判断这批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因而加入地形要素等内容,以期对日制地形图与民国政府制印地图加以分辨。
表1 民国日制陕西省地形图基本信息统计 (单位: 幅)
地图
类型		 地图名称 理论
数量		 现存
数量		 各地藏
图数量		 测图时间 制版时间 发行时间 复制时间 制版
单位		 藏图地①(①因台湾收藏了多个机构的地形图资源,现藏图幅中有大量重复地图,本文统计的《陕西省十万分一图》、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主要参考其地政司藏图,《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要图(十万分一陕西空中写真测量)》《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参考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台湾扫描件),剩余地形图参考其人社中心藏图。)
测
绘
图		 肤施(延安)附近要图(陕西省)②(②该图的比例尺为两千分之一。) 1 1 1 昭和十三年(1938) O 陕西
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 14 14 14 昭和十七年(1942) N 台湾
五万分一××—××间空中写真测量路线图③(③表1中“××—××”表示路线起止地点的名称。本文所统计的路线图分10段,分别为宝鸡—天水间(14幅)、汉中—双十铺间(7幅)、咸阳—凤县间(14幅)、安康—城固间(10幅)、城固—江口镇间(4幅)、扶风—武关河间(4幅)、西安—洵阳间(8幅)、卢氏—蓝田间(11幅)、陕西四川省境附近(13幅)、汉中—保宁间(10幅)。) 95 90 90 昭和十七年至十八年
(1942—1943)		 N 台湾
要图(十万分一陕西空中写真测量) 23 23 23 昭和十四年至十五年
(1939—1940)		 M 台湾
翻
印
图		 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 177④(④据现存地形图图番及接图表难以确定这套图的总量,但该套图被日本收录于《中国大陸五万分の一地図集成》中,据任玉雪等人的研究知其至少有177幅。参见任玉雪、邓发晖:《<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所收地图来源分析》,《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 116 86 民国三年至八年(1914—1919) 昭和十三年至十六年
(1938—1941)		 昭和十三年至十六年 M 陕西
78 M 台湾
陕西省十万分一图⑤(⑤有部分地形图所注整套地形图图名为《民国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 186 138 99⑦(⑦该套图目前无法查阅,暂不作深入研究。据《中国近现代地图学史》载:“日本……翻印我国湘、鄂、晋、豫、冀及内蒙等省区1∶100000比例尺地图,呈‘假制1∶100000比例尺地图’。”可知,日本《假制十万分一图》是依据民国政府测绘地图复制。参见廖克、喻沧:《中国近现代地图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 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
(1926—1927);民国二十四年(1935)		 昭和十二年至十四年
(1937—1939);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
(1931—1936)		 昭和十二年至十四年 昭和十七年至二十年
(1942—1945)		 M、N 陕西
136 台湾
77 北京
假制十万分一图⑥(⑥可供查阅的日制地形图有101幅,其中“上官镇”属《民国制甘肃省十万分一图》,“安边堡”属《民国制绥远省十万分一图》,剔除这2幅,则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有99幅。) 31 31 31 昭和十二年至十四年 M 台湾
编
绘
图		 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 42 33 37 昭和十六年 昭和十六年 昭和十七年 M、N 台湾
东亚五十万分一图 12 12 9 昭和十一至十三年(1936—1938) 昭和十三年 昭和十七年 M、N 陕西
11 M 台湾
总计 581 458 692

注: 表中各套地图名称基本以图番信息确定,如“洵阳坝”的图番为“陕西省十万分一图(陕西南部)二十一号”,则“洵阳坝”所在的整套地形图图名为《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各套地形图的理论数量指依据图表确定的数量,现存数量指除去重复地形图外的数量。本文将各地所藏同一套地形图中图名、图番相同的地图视为重复图幅。M、N、O分别表示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测量班、甲集团参谋部第二课。

二、 有中国纪年翻印图的信息来源

整饰要素包含中国纪年标注且可查阅的2套翻印图,即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177幅)、《陕西省十万分一图》(186幅),现各存164幅、235幅①(①235幅地图仅包含陕西、台湾所藏的图幅。这235幅地形图中,173幅同时注有中国测图(10幅)或制版时间(163幅)与日本制版、发行时间,62幅仅注日本复制时间。这173幅地图中,8幅注有《昭和十二年制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陆地测量总局调制)同十二年发行》的地图,既有测图(调查)时间,又有制版时间,还兼有中国测绘机构信息,本文计入含有中国测图时间的地图。现存138幅地形图中,114幅同时注中国、日本制版时间,24幅仅注日本复制时间。),除去重复图幅,前者有116幅,后者有138幅。这两套图大部分图幅的测图、制版时间为中、日纪年混注,信息来源以复制为主。
要分析翻印图的信息来源,先应确定民国政府测绘陕西省相关地形图的情况。民国时期陕西省《十万分一图》②(②现存陕西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中,陕局制版地形图的图号均为“十万分一图××行××列”,总局制版地形图的图号大部分为“十万分一图××行××列”,少量为“十万分一晋陕豫边界图”等,本文参考大多数图幅图号信息,统称两版地形图为《十万分一图》。)共完成两个版本,一版由陕西陆地(军)测量局(以下简称“陕局”)于1915—1920年勘测而成,可能还参考了方志等材料,共199幅③(③据陕局制印图表确定,该图表无具体编号,本文参考其所在整套图的索书号说明。还需说明的是,北京将整套陕局制印地形图命名为《陕西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与本文依据图号确定的“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略有不同,但两者实指同一套地图。参见陕西陆军测量局: 《陕西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29年,索书号: /215/1929。);另一版由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以下简称“总局”)于1929—1936年在陕局勘测图的基础上翻印完成④(④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 《全国测量会议报告》,1930年,第114—115页。)。1930年前,总局制版整套地形图的数量也为199幅;1930年起,总局陆续改制这套地形图,并且修改了部分陕西省界处图幅的图名;至1931年,整套地形图数量增至201幅⑤(⑤据总局1931年制版图表确定。参见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https://map.rchss.sinica.edu.tw/),资料识别码: map_imh_3438。);1935年,全省地图改制完成,整套地形图的数量达到204幅。①(①据总局1935年制版图表确定。参见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https://map.rchss.sinica.edu.tw/),资料识别码: map_moi1_19527。)
民国时期,陕西省《五万分一图》②(②现存陕西省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所注图号中无注明整套地形图图名,本文将其命名为《五万分一图》。)编绘时全省的测绘工作并未完成,1915—1947年陕局和陕甘测量总队测绘关中、汉中地区283幅地形图③(③陕西省测绘局编著: 《陕西省志》第39卷《测绘志》,第7、323—324页。),所测地形图有新旧图廓之分④(④《五万分一图》新旧图廓图的本质区别是旧图廓地形图无统一投影,也未按经纬度分幅,图廓大小为宽36厘米、长46厘米;新图廓地形图采用了兰勃特投影,以经差15'、纬差10'分幅。)。结合现存地形图来看,陕局的测绘工作集中于1914—1920年,主要对关中地区的旧图廓地形图进行测绘;陕甘测量总队的测绘工作集中于1940—1942年,主要测绘汉中等地的新图廓地形图。总局翻印了这两部分地形图且基本未作修改,故总局制印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即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旧图廓)和陕甘测量总队所测《五万分一图》(新图廓),新旧图廓地形图也均有了两个版本。
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177幅)被收录于《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中,1986—1992年在日本出版。目前统计的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均为旧图廓图幅,可以确定其信息来源为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
日制有中国纪年的翻印图《陕西省十万分一图》比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信息来源复杂。前者杂糅了同一机构不同时期制印的地形图内容,部分地形图还增加了新要素,少数图幅改制了地形要素,需要仔细辨别、梳理。
逐幅比较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与民国政府制印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中的同名地形图发现,日制地形图是以总局制版地形图为基础复制而成。不过,复制内容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整饰要素的复制与新增,二是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复制。

(一) 整饰要素的复制与新增

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复制了总局制版地形图的图名、制印时间、标高与图式等整饰要素,部分地形图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要素。从图名来看,大多数日制地形图为复制总局制印地形图而成。在测绘之前通常以图表形式规划好图名,其命名方式采用图内显著地物或地貌。图表中所示地形图图名按测绘者主观意愿设计,因而是分析地形图信息来源的重要参考。现存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图幅不全,也无图表信息,但据其接图表及图番信息可得该套图的图表(图2),该图表包含了186幅地形图的图名信息。⑤(⑤据现存图幅判断,日本制印整套地形图的过程是: 1937年制印西安近旁的64幅地形图,1938年开始改制这64幅地形图(主要集中于陕甘边界),并增加陕西北部地形图67幅、陕西南部地形图55幅,至1941年,整套地形图数量为186幅。1942年起,日本重复制印整套地形图。)
图2 1937年后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图表

资料来源: 依据现存1937年之后日制地形图所记录的接图表及图番信息绘制;其中“西安县”对应陕局、总局所制图表中“长安县”图名。

将这186幅地形图图名与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对比,发现日制地形图与陕局制印地形图图名(陕局制版图表所示图名)相同的比例达80%,与总局制印地形图图名(总局1935年制版图表所示图名)相同的比例为96%。由图2可见这套日制地形图的图名相当一部分为自然村村名,由于自然村数量庞大,如果不是相同的测绘规划和测绘数据,很难出现图名高度一致的现象。这些图名与陕局、总局测绘地图相似度都很高,不能直接判断地图来源。不过,据省界处以邻省县城或市镇命名的地形图图名来看,该套图应是利用了总局制版的地图,因为陕局测制的地图无邻省县镇命名现象。
综合整饰要素内容,包括日制地形图中所注中国制印时间、标高与图式等,可知日制地形图基本以总局1929年后制印的地形图为模板进行复制,部分地形图在复制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整饰要素。以台湾藏日制“鄜县”图幅为例,将其所注的整饰要素与北京藏总局、陕局制“鄜县”比较,详见表2。
表2 日制“鄜县”图幅与民国政府制“鄜县”图幅比较
类别及编号 制版机构 测图时间 制版时间 发行时间 复制时间 图 式 标 高 新的整
饰要素
日制map_
mil_20426		 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 昭和十三年(1938);民国二十年(1931) 昭和十三年 民国六年(1917) 陕西陆军测量局原点三百九十七米假定起算 有方眼、接合线①(①方眼即图中两端带编号之纵横线所成方格网,接合线指图中线条最宽之虚线。)
总局制/215/
1935(76)		 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 民国二十年 民国六年 自陕局假定点以三百九十七公尺起算
陕局制/215/
1929(80)		 陕西陆军测量局 民国六年(1917) 民国十八年(1929) 民国六年 自本局假定点以三百九十七米达起算
由表2可见,日制“鄜县”图的中国制版时间、图式、标高与总局1931年制“鄜县”图一致,前者以后者为模板复制,但新增了方眼及接合线。①(①方眼及接合线虽位于图廓内,但不涉及地形要素属性,本文将其归为整饰要素。)查看日制“鄜县”图可发现,图左侧还注有:“使用上ノ注意: 一、本方眼ハ經緯度方眼(約四粁)トス。二、茶褐色ノ—-—ハ槪ネ縮製圖(ヌハ寫眞測量圖)ト民國製圖トノ接合線ヲ示ス。”[使用时请注意: 一、本方眼经纬度方眼(约四千米)。二、茶褐色的线为缩制图(或写真测量图)所示空间范围边界线在民国图中的位置。]现存日制地形图中还有114幅加入方眼,34幅加入接合线,约占整套日制地形图的80%。方眼的插入旨在为读者提供平面直角坐标系②(②[日] 高木菊三郎: 《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藤原彰編: 《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三十)》,第275—277、288—290页。),以便使用;接合线为日军缩制图(或航测图)所示空间范围的边界线在民国政府制印地图中的位置,证明了日军在陕西省存在盗测的事实。③(③盗测范围涉及米脂、绥德、吴堡、清涧、延川、延长、宜川、富县、旬邑、永寿、乾县、泾阳、华县、洛南、商南、镇安、柞水等县。)

(二) 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复制

据目前所统计的地形图分析,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复制大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大部分日制地形图地形要素及注记以总局1929年后制地形图为基础复制。截取1938年日制“鄜县”图与1931年总局制“鄜县”图同方位局部图比较(图3),可以发现两图所绘地形要素与注记高度一致。
图3 “鄜县”图幅地形要素及注记示意

资料来源: a) 台湾藏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之“鄜县”;b) 北京藏总局版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之“鄜县”。

图3中不规则面状地物为鄜县县城,圆形符号地物为人口规模最小的村庄,各村庄间有小径相连。“卍”符号地物表示庙宇,深色曲线符号地物为河流,其余曲线为等高线,锯齿状虚线符号表示河流两岸的沙滨等地物。通过两图中地形要素及注记的高度一致,可确定日制“鄜县”的信息来源为总局制“鄜县”,这种情况在存图中占绝大多数。
第二,陕豫、陕山交界处的少量日制地形图,其地形要素和注记复制于总局1929年制地形图。陕豫交界处个别图幅还对地形要素进行了修改。如台湾藏“昭和十七年复制”的“华岳”图中绘有少量河南省的内容,经比对发现,该图中陕西省的地形要素源于总局1929年制“华岳”图。又如台湾藏“昭和十七年复制”的“商南县”图,图中商南县的地形要素在复制总局1929年制“商南县”图过程中省略了“普峈村”“双庙”“宝和寨”等聚落,省界也利用了日军航摄边界线(接合线)。
因此,从整饰要素和地形要素来看,整套日制地形图的图幅信息来源大部分为总局于1929年后制印的地形图,仅陕豫、山陕交界处少量图幅为总局1929年制印内容,陕豫交界处个别图幅还对地形要素进行了改制。此外,约有80%的地形图在复制基础上增加了方眼及接合线。

三、 有中国纪年编绘图的信息来源

这批日制地形图中有2套日本利用民国政府制印地图改制而成的编绘图,分别为《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42幅)和《东亚五十万分一图(陕西部分)》(12幅),现存分别为37幅、20幅,除去重复图幅,前者有33幅,后者有12幅。与翻印图不同的是,编绘图的中国纪年信息出现于整饰要素的备考内容中。此类地形图信息来源以改制为主,分缩制与改绘两种。

(一) 基于民国政府制印地图的缩制

基于民国政府制印地图缩制的日制地形图是《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以下简称“缩制图”),该图根据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缩制而成,个别图幅加入日本航测资料。对比直接翻印的《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缩制图中所绘地形要素更为丰富,且精度高,利用价值更大。
以现存缩制图“渭南”图幅为例。通过比较地形要素及注记,可确定其信息来源主要为陕局1915年所测《五万分一图》中“渭南县”“厚子镇”“临潼县”“洩湖镇”4幅图(但不能确定《五万分一图》的测绘主体》),图中西北方向铁路及渭南县城以北方向的聚落形态信息来源为1942年日军的航测成果。
再以对比整饰要素、地形要素及注记等,来判断其余缩制图的信息来源是否也为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首先,从整饰要素看,两者均以陕局假定标高97米起算,均利用了1914年图式。又据接图表及图番信息,缩制图与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覆盖的空间范围一致,均为关中区域。所以,陕局的《五万分一图》大概率为缩制图的基本制图资料来源。其次,两者地形要素及注记高度相似。以缩制图“长武”为例,该图依陕局《五万分一图》中“长武县”“洪铺”两图等比例缩制,并完整保留这两图中所有地形要素,其中地物基本以真形呈现。如缩制图中长武县县城呈矩形,翻印图(《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之“长武县”)中长武县县城近方形,参照陕西省地政局1943年所测五千分之一《长武县城》图①(①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https://map.rchss.sinica.edu.tw/),资料识别码: map_moi1_33296。)可知,矩形的县城形态更为准确。最后,缩制图中长武县城北侧聚落依次是“大吉堡”“天水堡”,翻印图中“大吉堡”缺失。可见,缩制图所绘地形要素较翻印图更丰富、准确,史料价值更高。《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的信息来源主要是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个别图幅还加入了日本航测资料。

(二) 基于民国政府制印地图的改绘

日制地形图《东亚五十万分一图》陕西部分(以下简称“改绘图”)基于3套民国政府制印地图改绘而成,即陕西省1915—1917年《十万分一图》、1915—1917年《二十万分一图》和1931年《五十万分一图》。②(②这12幅《东亚五十万分一图》备考内容所注的制图依据共有7套地图,除文中所列3套以外,还有《绥远省十万分一图》《四川省十万分一图》《湖北省十万分一图》《五十万分一中国舆图》4套。笔者分析,《东亚五十万分一图》图中的绥远省、四川省、湖北省及甘肃省的内容分别依据这4套地图绘制。)这3套地图资料的原始测绘机构均不明晰,从制印时间(即1915—1917年、1915—1917年、1931年)推测为陕局制印。与缩制图不同,改绘图采用日本图式编绘,并在图中加入了新的注记内容。笔者将这3套地图资料呈现的中国制印时间与陕局制印相关地图的时间作比较,详见表3。
表3 《东亚五十万分一图》标注的中国制印时间与陕局制印地图时间比较
地 图 中国制印时间 陕局制印地图时间
测绘时间 编绘时间
(陕西省)十万分一图 1915—1917 1915—1920 —
(陕西省)二十万分一图 1915—1917 — 1926前
(陕西省)五十万分一图 1931 — 1931
由表3可见,改绘图中所载地图资料的中国制印时间与陕局制印地图的时间吻合,陕局制印的3套地图极有可能是改绘图的制图参考。需要说明,陕西省《二十万分一图》③(③现存陕局所制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图廓右侧无注明图号,仅注有“民国图”,本文依据其备考信息中的“图式据二年二十万分一图”将整套图命名为《二十万分一图》。)依据陕局所测《十万分一图》进行编绘,并于1926年前完成④(④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 《陆地测量工作纪要》,1931年。),目前仅见台湾藏有25幅编稿图。陕西省《五十万分一图》也是陕局依据已有地图资料编绘而成,关中地区依据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陕北、陕南两区域依据陕局所测《十万分一图》得到,在此基础上,图中增加了邮局、电报局等地形要素。⑤(⑤日制地图中所载的陕西省《五十万分一图》即陕局所制《陕西省全省舆图》(图廓上方名称),也称《五十万分一民国图》(图廓右侧名称)。参见陕西省陆地测量局: 《陕西省全省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31年,索书号: /215/1931.09。)因此,改绘图制图资料应为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五万分一图》《五十万分一图》。
逐幅比较改绘图与陕局制印地形图发现,改绘图整合了陕局制印3套地形图的地形要素及注记,并增加了新的注记。以陕西藏日制“西安”为例,据其备考内容可确定该图依据1915—1917年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绘制。将该图与陕局1915年勘测的“永寿县”“乾县”图比较,发现它们的聚落、河流、道路、庙宇等地形要素基本一致,只是前者采用了日本图式对这些地形要素进行改绘。且前者保留了后两者中聚落、庙宇及河流沙地、县道及乡村道等信息,并将县道、乡村道改制为野炮道、驮马道两个等级,将“⦾”符号表示的“监军镇”聚落归为小市街、巨邑,人口小于1000人的聚落都归为村落,还省略部分“○”符号表示的聚落。如此高度相似的内容,足以说明“永寿县”“乾县”两图是“西安”图的主要信息来源。
此外,其余改绘图中邮便局、电信局要素源于陕西省《五十万分一图》。图中部分县城的名称注记由古地名与民国地名混合标注,如“西安”县图幅中“大荔县”标注为“同州(大荔)”。
《东亚五十万分一图》陕西部分在改制陕局测《十万分一图》《五万分一图》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基础上,一方面增加了陕局所制《五十万分一民国图》中部分邮便局、电信局等要素,另一方面添加了新的注记。

四、 仅标注日本纪年的测绘图的信息来源

《肤施(延安)附近要图(陕西省)》(1幅)、《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14幅)、《五万分一××—××间空中写真测量路线图》(95幅,现存90幅)、《要图(十万分一陕西空中写真测量)》(23幅),是仅标注日本纪年的4套测绘图。这批测绘图的信息来源以日军航空摄影成果为主,地物注记参考了民国政府制印的地图。这批图因利用了航摄资料,地形要素绘制精度优于翻印图及编绘图,对研究城乡聚落发展史、城乡聚落形态及城镇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针对日军在陕西省的航空摄影测量,文献中留下了部分记录。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广泛开展空中摄影测量,利用陕西西安以北,河南信阳、开封,江苏徐州等地区航测资料,绘制十万分一空中写真测量应急战用地图作为已有地图的补充。①(①[日] 高木菊三郎: 《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藤原彰編: 《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三十)》,第282页;[日] 小林茂: 《近代日本の地図作製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 「外邦図」へのアプロ-チ》,第231—235页。)据存图来看,这些应急战用地图中有宜川附近的15幅、西安北方的8幅。1942年,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测量班在华县至咸阳的渭河以南地区进行航摄,测绘得二万五千分一地形图14幅。②(②陕西省测绘局编著: 《陕西省志》第39卷《测绘志》,第121页。)除盗测以外,日军还秘密调查,获取陕西省的情报资料,用来补充地形图的附记说明。如日军的外务省情报处编制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史》一书记录的西北特区及延安抗日大学的资料③(③[日] 外務省情報部: 《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七年史》,1938年,第655—716、793—798页。),很可能就是《肤施(延安)附近要图(陕西省)》附记中提到的参考资料。
图中大量地物注记均为中文④(④因《肤施(延安)附近要图(陕西省)》图中仅突出延安县城形态,地物注记内容很少,无法与其他图的注记比较,所以这里指其他3套测绘图。),且与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中地物注记高度一致。这些注记大多为陕西省的村镇等小地名,在战乱年代,对于秘密盗测陕西的日本测绘机构来说,要在短时间内调查清楚这些小地名显然不容易,因此这批测绘图的地物注记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民国政府测绘地形图的内容。关于这一现象,日本学者石原润曾指出,在1926年之前,日本测绘的中国地形图在图式上虽然较为精确,但在村落位置和地名上存在许多错误。相比之下,民国政府所测的地形图虽然图式不够精确,但内容上基本正确。因此,日本参照民国政府所制地形图制印的中国地图,尤其是在1926年之后制印的地图,在图式和内容上都相对更优。⑤(⑤[日] 石原潤: 《はしがき: 「外邦図」のこと》,《外邦図研究》2004年第2期。)经比对,《要图(十万分一陕西空中写真测量)》参考了总局制版《十万分一图》的地物注记。如台湾藏日制“延安”图幅中延安县城西南侧的村落名称“皮家圪塔”“柳树”与北京藏总局所制“肤施县”图中注记完全相同,与陕局所制“肤施县”图中注记(“皮家圪堵”“柳树巷”)略有差异,可见该套图的地物注记应是借鉴了总局制版的《十万分一图》。
同样,《五万分一××—××间空中写真测量路线图》《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的地物注记均参考了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的内容。不过,日军在绘制《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时更换了一些聚落名、山名、河川名,用方框标注,并在每幅图下备注“郡落名、山名、河川名ニシテ梓ヲ附シアルモノハ假名トス”[聚落名、山名、河川名制版时附了假名]。如台湾藏日制“渭南”图幅中位于县城西侧“五里铺”“周李家”之间的聚落“闫家”①(①依据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中“渭南县”图幅确定“五里铺”“周李家”之间的聚落为“闫家”。“渭南县”图幅参见地图数位典藏整合查询系统(https://map.rchss.sinica.edu.tw/),资料识别码: map_mil_03269。),被日军更换为“大 栗 村”。至于其原因还有待探讨。就地形要素及注记来看,现存4套日制测绘图地形要素来源于日军的航摄成果,图中地物注记则参考了民国政府所制地形图。

五、 结论

总之,民国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大体分为三类: 复制、改制及航摄。其中,复制、改制的基础主要为民国政府制印的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五万分一图》,其次为陕西省《五十万分一图》。基于这3种地图资料并结合日军航摄成果,日本共制印了9套地形图。各套日制地形图的信息来源详细情况如下(图4)。
图4 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结构示意
(1) 翻印图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的信息来源为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翻印图《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的信息来源为总局制版《十万分一图》,不过,部分翻印图增加了方眼及接合线,整套翻印图糅杂了总局不同时期制印地形图的内容,少量翻印图改制了地形要素。
(2) 编绘图《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的信息来源主要是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少量信息来源为日军的航测资料。编绘图《东亚五十万分一图》陕西部分在改制陕局所测《十万分一图》《五万分一图》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基础上,一方面增加了陕局所制《五十万分一图》的部分邮便局、电信局等要素,另一方面添加了新的注记。翻印图、编绘图共同的特点为整饰要素中载有中国纪年时间。
(3) 测绘图的地形要素信息来源为日军航摄成果,但图中地物注记参考了民国政府制印地图内容。测绘图整饰要素中的时间均为日本纪年。
从地图学史角度讲,学界对近代外国测制的中国地图普遍存在一些误解。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地图测绘技术更好,绘制更精确,实际情况是近代外国所测的中国地图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信息来源复杂,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地图分类讨论。
以民国时期日制陕西省地形图为例,现存458幅地形图中,约有72%的图幅基于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绘制。剩余约28%的地形图,虽然其地形要素源于日本航摄资料,但地物注记参考了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①(①此处的72%、28%分别依据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制印以及依据日本航测资料绘制地形图的数量除以现存地形图总量(458幅)所得。)日本测制陕西地形图所参考的地形图在民国时期被视为军事机密,日本从合法渠道获取的可能性很小,大部分为战时掠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陆地测量局掠夺了大量关中地区《五万分一图》。②(②据藤原彰编《外邦兵要地图整备志》附图可知。参见[日] 陸地測量部: 《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藤原彰編: 《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三十)》。)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南京并掠夺了陕西省《十万分一图》203幅、《五万分一图》4幅。③(③[日] 高木菊三郎: 《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藤原彰編: 《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三十)》,第219—222页。)后来日本为实施所谓“西安作战”“四川作战”计划,复制、改制了这批地形图。④(④沈克尼: 《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100年来日本对中的战场调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70页;[日] 長岡正利: 《陸地測量部外邦図作成の記録》,《地図》1993年第4期;[日] 高木菊三郎: 《外邦兵要地図整備誌》,藤原彰編: 《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三十)》,第319—320页;[日] 小林茂、村山良之、宫澤仁: 《外邦図および日本軍撮影空中写真のデータベース化とその課題——戦前期の地域資料の活用に向けて》,《外邦図研究》2008年第5期。)
不可否认,现存日制陕西省地形图很大一部分的绘制精度要高于民国政府所制地形图。民国时期,中国在陕西省实施航空摄影测量次数少、范围小,基本局限于咸阳、西安、潼关等地区。而4套日制测绘图可以更大范围填补高精度地形图测绘的空白。另外,《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相比民国政府制《十万分一图》,所绘地形要素更为丰富,精度更高。图中乡村聚落不仅数量多,而且全部以真形呈现,对研究乡村聚落甚有价值。缩制图中的地形要素是据陕局《五万分一图》缩制,一幅缩制图包含2—4幅《五万分一图》的内容,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当然,近代日本依据中国测制地图来制印地图的现象并不局限于军事地形图,也存在于其他类型地图,如近代日制中国城市地图的信息来源就涉及西方列强或国人所测地图。⑤(⑤钟翀: 《日本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地图作为一种重要文献资料,要想更有效利用其中的地理要素,充分发挥其价值,必须明确其信息来源和绘制精度。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本文深入分析了民国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以期作为学界引用相关地图时的可靠参考,也为探讨近代军事地形图的文献来源及资料特征提供一个代表性案例。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