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了西周早中期的鄂在今湖北随州境,随之而来的就是文献所见西周中期夷王时熊渠“伐鄂”的问题了。《史记·楚世家》载: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关于熊渠伐鄂之地“庸”的意见比较一致,多认为位于鄂西今湖北竹山县。有争议的是“杨粤”与“鄂”。关于“鄂”地的讨论主要还是聚焦于上文提及的西鄂与东鄂说两种。前者如《正义》引刘伯庄语:“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又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后者如《集解》引《九州记》曰:“鄂,今武昌。”《正义》引《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李学勤、张正明、蔡靖泉、杜勇等学者的研究均倾向于“东鄂说”,即“鄂”在今武汉江夏区至大冶市一带。①(①李学勤: 《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张正明: 《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蔡靖泉: 《鄂国史迹与楚人至鄂》,《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杜勇: 《新出金文与鄂国史地问题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持“熊渠伐鄂”东鄂说的学者认为西鄂说的问题在于地理方面。如果认为当时的楚都丹阳在丹淅之会,那么楚伐鄂就是由襄阳而下,随枣走廊行进,但是这样沿途要经过绞、谷、邓、唐、厉等国。如果认为丹阳在今湖北南漳一带,那么伐鄂路线大体得顺夷水(今蛮河)渡汉水,穿宜城平原、越大洪山,沿途则有曾经打败楚国的卢、罗等。
但是“东鄂说”也缺乏依据。从禹鼎铭文等来看,曾、鄂是比较接近的,这是熊渠伐鄂之“鄂”在东鄂(湖北鄂州)无法解决的。“东鄂说”大多还认为熊渠伐鄂是源于楚国想夺鄂东南地区的铜矿资源。但根据近来研究,楚国占领鄂东南及铜绿山可能肇始于楚文王时期。②(②陈树祥、罗晶晶、赵艺博: 《楚国经略鄂东南铜矿资源的考古学观察——以铜绿山等地考古发现为例》,《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上述对西鄂说的质疑未必可信。从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关系来看,公元前699年罗、卢联合打败楚国,时间是在西周之后的春秋早期。诸侯国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以此论证西周时期的罗、卢和楚国敌对缺乏说服力。又有文献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可见当时楚国和汉南诸国的关系应该比较稳定,熊渠攻打鄂国时应当没太多后顾之忧。因此,笔者认为熊渠伐鄂之“东鄂说”是缺乏依据的。
不过,从地理的角度看,“西鄂说”也难以成立。近年,有学者提出“熊渠伐鄂”随州说的看法。③(③罗运环: 《安居新出鄂侯诸器与楚熊渠所伐鄂》,《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1—112页。)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试进一步加以分析。
“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一言中,除庸、鄂二处,“杨粤”一地也值得推敲。《索隐》云:“有本作‘杨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谯周亦作‘杨越’。”关于其地所在,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扬越”(或“扬粤”“杨越”“杨粤”)为先秦文献中常见的词语,如:
(1) “扬越”,《史记·南越传》载:“秦时初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越杂处。”
(2) “扬粤”,《汉书》卷九五载:“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颜师古注:“本扬州之分,故云扬粤。”
(3) “杨越”,《史记》记载吴起在楚国变法时有“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
(4) “杨粤”,《汉书》卷四九载:“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
据此,有学者指出作为古地名的“扬越”,广义泛指江南以至岭南广大地区,如上述《楚世家》熊渠所伐之“扬粤”;狭义的“扬越”则限于岭南地区,即包括秦代所置的桂林、南海、象郡三地。①(①陈国生: 《“扬越”我见》,《天府新论》1999年第1期。)因对“扬越”理解不同,对于《楚世家》熊渠伐“扬粤”所在,此前争议较大,如石泉认为杨粤应当在汉水中游两岸地。②(②石泉: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191页。)其具体思路及不同意见略举如下。
一是从族名角度分析。有学者认为“杨粤”是南方越人的一支。据《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集解》引张晏曰“扬州之南越”,《正义》有“夏禹九州,本属扬州,故云杨越”,再结合“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由此许多学者认为此杨粤在鄂东南、赣西北一带。陈树祥等则认为楚君熊渠在西周夷、厉世兴兵所伐之扬粤(越)地望,大概属扬越人西境,即今汉川南河乌龟山遗址至武昌放鹰台遗址一带的扬越人散居地。此外,李家浩认为“越章”可能是“杨越”的倒文③(③李家浩: 《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酓𦛛、酓执和酓綖》,《出土文献(第3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页。),即“杨越”是对应“章越”,但并未详细指出其所在。
二是从地理角度考虑。或认为“杨”指汉水中游的杨水,“杨越”即杨水流域的越人。据《水经注·沔水》载,“陂水又径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水……杨水又东入华容县……杨水又北径竟陵县西……杨水又北注于沔”,可知杨水流经江陵、华容、竟陵一带,北上注入汉水,流域大概在今荆州、天门一带。④(④〔北魏〕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9—670页。)或认为“穴”(匣纽质部)、“粤/越”(匣纽月部)古音接近,由此“杨粤”即“钖穴”,为鄂西北汉水流域古麇国所在。⑤(⑤叶植: 《试论楚熊渠称王事所涉及到的历史地望问题》,楚文化研究会编: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405页。)或认为“杨粤”指“于中”,在河南内乡、邓县,与湖北襄樊间。⑥(⑥段渝: 《楚熊渠所伐庸、杨粤、鄂的地理位置》,《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依据上述几种思路,对“扬粤”所在大致可归纳为在今鄂东南、鄂中、鄂西北、豫西南四种。将其置于熊渠行军路线上看,以随州为终点,那么这几种情况都有较大迂回曲折。如依据第一种,要从鄂西北到鄂东南,再折回到鄂西北;第二种是从鄂西北打到鄂中江汉平原地区,又折回鄂西北;第三种,由于“锡(钖)穴”一般认为在陕西东南的白河县①(①钱林书编著: 《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照此说,就要从鄂西北向西北方前进,攻打至白河县后折回东南攻打至随州一带;第四种,从鄂西北出发向北进军,打到楚国南阳故地一带再折东南,重新攻打鄂西北。
笔者认为,“庸”“鄂”均为国名,亦为地名,故此处的“杨粤”也可能是地名,并非“杨”地之“越”族。而熊渠伐鄂的路线也不至于有巨大转折往返。队伍一路向东,从西边的庸(湖北竹山)开始,攻至杨粤,最后打到鄂国(湖北随州),更显合理,那么“杨粤”当在庸、鄂之间。
因此,“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一句可能需要做新的解读。联系“杨粤”有“杨雩”“杨越”等异写,从“越”的用法来看,如《尚书·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殷遂丧,越至于今”,“越”意为“爰”②(②王云五主编,屈万里注译: 《尚书今注今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90页。),即“于是”之意。又如《尚书·无逸》载:“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孔传:“于是知小人之所依。”
所以笔者从文本断句着手,上引《楚世家》文句或可重新断读为:
新断读之“粤(越)至于鄂”,与《尚书·微子》之“越至于今”相类似。则文意变为“熊渠帅兵攻打庸、杨之后,于是就到达了鄂地”。
“杨”(喻纽阳部,三等)可读为“唐”(定纽阳部)。“杨”“唐”二者韵部相同,而声母喻定、为准旁纽,故古音接近。③(③王辉编著: 《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23页。)文献中也有诸多用例,如王辉列举《战国策·赵策一》中“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史记·赵世家》则“羊唐”作“羊肠”。还有战国货币中有地名“唐是”,可能就是文献中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的“杨氏”。又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载:“汤吴之道,禅而不传”,其中“汤吴”即“唐虞”。④(④白于蓝: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3页。)
由此,熊渠所伐之“杨”,也可能为先秦时期的“唐”。周代有姬姓唐国,《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7)记载“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杜注:“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⑤(⑤〔晋〕 杜预注,〔唐〕 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1页。)《水经注·沔水篇》释“安昌县”:“县,故蔡阳之白水乡也。汉元帝……分白水、上唐二乡为舂陵县。”⑥(⑥〔北魏〕 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5页。)《后汉书》李贤注载:“蔡阳县,故城在今随州枣阳县西南。”⑦(⑦《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上唐乡故城在随州枣阳县东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国也。”⑧(⑧《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05页。)学者多据此认为唐国在随州市西北唐县镇。⑨(⑨黄旭初、黄凤春: 《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此外,《水经注·涢水》又有唐国或在随州市西境、涢水西(北岸)的郧阳镇至环潭一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石泉提出春秋时期的唐国在河南唐河县南⑩(⑩石泉: 《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其后徐少华证成其说⑪(⑪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61页。)。也有学者综合考察相关资料,认为唐国存在由南至北、由湖北迁至河南的历程,最初居于湖北枣阳东南、随州西北一带,于两周之际北徙河南唐河。①(①叶植: 《汉淮间诸侯国及其与楚的关系初探》,王光镐主编: 《文物考古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按: 认为春秋时期的唐国在河南不在湖北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但若认为西周时期的唐国也在河南唐河,目前来看证据比较薄弱。笔者认为唐国存在迁徙之说当比较合理。)据此,则“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的历程,就是熊渠率军一路往东,从庸地(湖北竹山)起,攻下随州附近的唐国之后,继而打到在随州的鄂国。
除对断句的思考外,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楚世家》中“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的三王封地。这段记载发生在《楚世家》熊渠伐鄂之后,对于这一材料,随着清华简《楚居》的发现,出现两处争议。
一是《楚世家》熊渠三子的世系问题。由于《楚居》和《楚世家》所见熊渠三子世系存在差异,学者有了不同看法。如李守奎认为《楚居》所见熊渠及其三子,实际上是祖孙三代,证明《楚世家》世系不可信②④(②④李守奎: 《根据<楚居>解读史书中熊渠至熊延世序之混乱》,《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李家浩则认为《楚居》记载不能完全推翻《楚世家》熊渠三子之世系。③(③李家浩: 《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酓𦛛、酓执和酓綖》,《出土文献》第3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14页。)
二是熊渠三子封地的地理问题。随着《楚居》公布后随之而来的世系疑问,学界对《楚世家》熊渠封三子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李守奎依据《楚居》所载熊渠三子的世系,分析《史记·楚世家》的相关记载存在讹误,进一步指出“熊渠封三子”之说也不可信,可能并无其事。④对此,郑威也有近似意见,他认为“三子之王号最初可能仅是尊称或神号,经过长期的演化和整合,形成了三子皆称王的说法,并被《史记》吸纳和沿用,成为《楚世家》的一部分”⑤(⑤郑威: 《<史记·楚世家>熊渠封三子史料性质小考》,《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尽管学界在《楚居》现世后对熊渠封三子的问题有了很多新探讨,本文暂基于旧识讨论,不多做延伸。
第二,是关于清华简《楚居》熊渠居地“先在夷屯,后徙发渐”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楚居》中的“夷屯”即传世文献中的“丹阳”⑥(⑥李学勤: 《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至于其具体所在,有丹淅地区⑦(⑦杜勇: 《清华简<楚居>所见楚人早期居邑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湖北宜昌和枝江一带⑧(⑧李家浩: 《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的“夷芚”及其他——兼谈包山楚简的“芚人”等》,《出土文献》第2辑,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55—66页。)、湖北宜城市璞河镇一带⑨(⑨赵炳清: 《周昭王南征与楚国的地域范围》,《长江文明》2021年第1期。)、湖北保康聚龙山至司空山一带的蛮河附近⑩(⑩笪浩波: 《清华简<楚居>与楚国都城探研》,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01页。)等意见。也有学者认为河南淅川附近规模较大的周代遗址,或者淅川、西峡两县丹江以北、淅水下游两岸的较大型周代遗址,可能是《楚居》的“夷屯”⑪(⑪尹弘兵: 《楚族、楚国与楚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0页。)。还有学者认为“夷屯”的意思是“在夷水边围起的土台”,进而确定“夷屯”在保康蛮(夷)附近。至于“发渐”的地望,有宜昌、当阳至枝江一带⑫(⑫牛鹏涛: 《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汉水中游以西的宜城、南漳一带及其以南⑬(⑬夏麦陵: 《清华简<楚居>中夷屯和发渐地望试探》,罗运环主编: 《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鄀西部的山地区域而非其东部的南阳盆地⑭(⑭高崇文: 《从曾、鄂考古新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等说法,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具体所在尚不可知。
《楚居》熊渠先后居夷屯、发渐的记载,提供了《楚世家》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历史背景。结合《楚世家》所载战事及“庸”等的地理位置,则《楚居》“夷屯”在以丹淅地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发渐”应当也不会离此区域较远。由此,《楚居》所载熊渠先后居夷屯、发渐的地理位置与《史记·楚世家》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战事,是可以相互佐证的。
似乎可以推测,楚国攻打鄂国应与西周晚期鄂国率淮夷与周作战,导致周在鄂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动荡有关。在鄂国战败失利之后,楚国又趁机攻打鄂国及其附近之唐国。可能在唐败于楚,鄂双重战败于周、楚之后,才逐渐北迁至河南南阳地区。这亦即在河南南阳夏响铺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鄂国墓葬,与春秋唐国位于河南唐河之背景。当然,上述只是推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子父于卜噩(鄂)侯于盩城,歭兄(貺) 
(耳?)于宋伯。公姒呼疑逆中(仲)氏于侃。丁卯,疑至,告,姒赏贝,扬皇君休用作父乙。
(邾?),走百人。
侯”,一般释为“厉侯”②(②李学勤: 《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可从。也有学者释为“濮侯”③(③蔡运章: 《论太保玉戈铭文及相关问题》,《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或不确。上引李学勤文指出,此器反映了厉国之初封。“厉侯”还见于周昭王时期的中觯。④(④《集成》6514。)上述大保玉戈、中觯铭文都是关于“厉国”存在的明确记载,表明至迟在周昭王时期,厉国已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