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时在北部边疆兴修漕渠、军仓,与这一时期北部边防形势密切相关。在中原各政权割据混战时期,北方草原上的柔然趋于衰落,突厥作为新的游牧势力强势崛起,佗钵可汗在位时“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⑤(⑤《隋书》卷八四《北狄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65页。),中原诸政权争相向突厥供奉,以期获得军事支持。公元581年,佗钵可汗去世,突厥帝国内部因汗位继承产生裂隙,最终沙钵略可汗继承大可汗之位。同年杨坚建立隋朝,他改变了自西魏以来一直实行的、以满足突厥对内地货物的要求来维持与突厥关系的策略,决心与突厥进行战争。^⑥(⑥吴玉贵: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5页。)面对中原政权态度的转变,沙钵略可汗率领大军多次南下侵扰隋朝北部边疆,掳掠牲畜,期望迫使隋朝对草原采取一种更为适当的政策。^⑦(⑦[美] 巴菲尔德著,袁剑译: 《危险的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3页。)

突厥南侵多由白道川越过阴山,再入参合陉进攻朔州与代州,隋朝军队也多由这条军事要道出兵。位于白道川与参合陉之间的土默特平原是突厥越过阴山南侵时重要的中顿点,也是隋朝发起进攻的起点,这一地区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能否控制这一地区深刻影响着战争结果。^⑧(⑧Jonathan Karam Skaff, 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 580-8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91.)开皇三年(583)四月,卫王杨爽率领隋军精锐在白道突袭沙钵略可汗,大胜而归。^⑨(⑨《隋书》卷一《高祖纪》,第19页。)此后,突厥内部沙钵略可汗与阿波可汗矛盾升级,互相攻伐,隋文帝趁机经营河套地区,构筑北部边疆防御体系。为抵御突厥侵扰,隋文帝对这片地区的经营策略主要有二。

其一,修筑长城的同时在北方边境配置较多兵力。^⑩(⑩吴玉贵: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96页。)一方面,于黄河左岸置数个军镇,开皇三年四月,卫王爽大破突厥于白道后,修筑原阳、云内、紫河等镇^⑪(⑪《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9页。)(图1)。

原阳镇,《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经》云“白道川当原阳镇北”^①(①〔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35页。),盖即汉原阳县地,约在今呼和浩特东南。云内镇,岑仲勉指其即北魏云中镇,避杨忠嫌名而改,应在古云中城^②(②岑仲勉: 《突厥集史》上,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页。),今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③(③王仲荤: 《北周地理志》附录《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73页。)。紫河镇,开皇五年(585)沙钵略可汗寄居白道川内时曾设牙帐于紫河镇^④(④《隋书》卷八四《北狄传》,第1869—1870页。),盖因临近紫河而得名,《隋书·地理志》载云州大利县“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⑤(⑤《隋书》卷三〇《地理志》,第853页。),《通典》所载紫河有二,一条发源于朔州善阳县,即今浑河,另一条为金河上游分支,单于大都护府金河县“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⑥(⑥〔唐〕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卷一七九《州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43、4745页。)。又《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云:“云中郡有紫河镇,界内有金河水,其泥色紫,故曰金河。”^①(①〔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第1034页。)如此,紫河镇应在金河上游。除诸镇外,还置有万寿戍,大业四年(608)四月,隋炀帝于万寿戍为染干可汗“置城造屋”^②(②《隋书》卷三《炀帝纪》,第71页。),此万寿戍建置时间不详。另外,于黄河右岸沿河险要关津处修筑关隘。开皇三年,黄河右岸修筑榆林关城^③(③《隋书》卷一《高祖纪》,第19页。),此城附近的黄河河道较窄,水流平缓,平时便于用船横渡,冬季又较易冰冻,可通过大批车马^④(④李逸友: 《内蒙古史迹丛考》,魏坚主编: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402页。),有君子津等非常重要的黄河渡口。古代,若河流与山川走向与防御方向大致平行,有限的通道会给敌人带来极大阻碍。隋文帝置榆林关,既可以防守黄河渡口,阻止敌人渡河,也可以控制关中地区北出河套、东至河东的通道,是这一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柱。按《元和郡县图志》载,隋文帝所置之榆林关在榆林城东三十里,东北临河。^⑤(⑤〔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第111页。)隋唐胜州榆林城已确定,在旧汉沙南县城址内,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城址。^⑥(⑥〔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第110页;李作智: 《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2年第2期;王乃昂、黄银洲等: 《鄂尔多斯高原古城夯层沙的环境解释》,《地理学报》2006年第9期。)城东直线距离约7千米处有天顺圪梁古城,地表散布唐代遗物,采用双重瓮城上下结构,具有更强的防御性^⑦(⑦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609页;李双、徐磊等: 《鄂尔多斯高原古代城址瓮城的类型学考察》,《草原文物》2017年第1期。),艾冲认为此即隋唐榆林关所在^⑧(⑧艾冲: 《隋唐时期“榆关”和“渝关”地望考辨》,《隋唐北疆史地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7—208页。此文中所言城坡古城即天顺圪梁古城。)。

其二,增设郡县以实现对此地的实际控制。开皇三年黄河右岸修筑榆林关后,同年置阳寿县,四年(584)置油云县,七年(587)置榆林县,十年(590)置富昌县,十八年(598)改阳寿为金河。^⑨(⑨《隋书》卷二九《地理志》,第813页。)至此,左岸并无郡县设置,仅有军镇。开皇十九年(599),突厥染干可汗内附,隋文帝命修大利城以处之^⑩(⑩《隋书》卷二《高祖纪》,第44页。);二十年(600),云州从河右岸移至左岸大利城,领大利一县,以右岸为胜州,治榆林,领富昌,金河、油云县废,仁寿二年(602)又置金河县,带关^⑪(⑪《隋书》卷二九《地理志》,第813页;卷三〇《地理志》,第853页。)(图1)。

开皇四年四月,军镇要塞构建基本完成,隋文帝设榆关总管府,加强这一地区的军事管理。是年末,榆关总管府改名为云州总管府^⑫(⑫《隋书》卷一《高祖纪》,第22页;参见岑仲勉: 《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55页。),“晓习边事”的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任“云州总管诸军事云州刺史”^⑬(⑬《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第1353页;周晓薇、李皓: 《隋代鲜卑族乞伏氏与贺娄氏之新史料——长安新见隋开皇十五年<娄叡妻乞伏氏墓志>》,《唐史论丛》第28辑,三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9页。)一职,统辖黄河两岸原阳、云内、紫河等十个军镇^⑭(⑭《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第1353页。)。隋代设总管府于战略要地以负责军事防卫,可兼辖数州,至仁寿末共三十六总管府,半数为抵御突厥而置。^⑮(⑮岑仲勉: 《隋唐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11页。)云州总管府为西北及北边八府中最重要的一个,因其处于与突厥交锋的前线,在北部边疆防御格局中十分重要,数次被隋文帝称为国之“北门”“重镇”^①(①《隋书》卷五三《贺娄子干传》,第1353页;《隋书》卷五五《杜彦传》,第1372页。)。

伴随着要塞的构筑和常驻军的设置,军需补给问题继之而起。开皇初,云州诸军镇的军粮应来自后方的转运般输。开皇六年(586),因“北接蕃境,常劳转运”,与云州总管府相邻的朔州总管府请求置屯田,使“民免转输之劳”^②(②《隋书》卷六一《郭衍传》,第1469页。)。之后,朔州总管郭衍择“沃饶地”置屯田,北方边地军屯迅速发展,至赵仲卿任朔州总管时,“于时塞北盛兴屯田”^③(③《隋书》卷七四《赵仲卿传》,第1696页。),军屯所得粮食成为边地戍卒军粮来源的一部分。云州总管辖内有无屯田并无明文记载,但府兵制下军屯所得粮食是北部边疆军需补给的主要来源,云州当也不例外。云州境内发展军屯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很充分: 年降水量为350—450毫米,热量充足,土壤为温带干草原栗钙土,又可引黄河水灌溉^④(④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编: 《内蒙古自治区及其东西部毗邻地区气候与农牧业的关系》,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121页。),后来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就在此实行了大规模营田^⑤(⑤《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73页。)。又有云州南部的窟野河河谷地带降水充足,属侵蚀性黄土丘陵地貌,土壤为适宜农业耕作的绵土,唐会昌二年(842)时李德裕也曾上书请在此设使和籴,以供军需。^⑥(⑥〔唐〕 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 《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四《要条疏边上事宜状》,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03页。)

既有军屯,就需构筑屯仓以存储边军粮草,张弓认为《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屯仓”就是设置在屯田营田之处的军仓^⑦(⑦张弓: 《唐代仓廪制度初探》,第80页。),而专门开凿平河水连通此军仓,说明此军仓规模较大,所存军粮有转运需求。专门开凿像平河水这样的漕渠以连接屯仓在隋代诸仓中较为常见,这是一种转运性较强的仓储模式。隋代六大仓中,黎阳仓与回洛仓已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两处仓城内均发现漕渠遗迹,且都与运河相通。^⑧(⑧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隋代回洛仓遗址2014年度考古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5年第2期;王炬、刘海旺: 《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9日,第7版。)不只隋代粮仓如此,唐时地位飞升的含嘉仓也是如此。《唐两京城坊考》载洛阳城有一条从含嘉城中流出向南注入漕渠的支渠,名为“泄城渠”,考古发掘发现其为当时漕运船只进出含嘉仓卸粮的唯一通道。^⑨(⑨刘婷: 《从考古发现看隋唐时期漕仓的变化》,《考古研究》2019年第1期。)隋唐时期,粮仓通过漕渠将仓城与运河连接,便于粮食转运与存储,这种结构多用于漕粮的节级转输。位于北部边疆的胜州榆林屯仓也采用了这种转运性较强的仓储模式,开凿了平河水来运输粮草,说明北部边疆存在一条军需补给水运线。而这条运输线具体如何展开,还需结合屯仓与平河水的位置进行分析。

《元和郡县图志》将平河水记于胜州榆林县下。唐时榆林县城在右岸,但榆林县境跨有黄河两岸,唐代诸地志中,将黄河左岸的金河泊、云中故城也都记在榆林县下。^①(①〔唐〕 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 《括地志辑校》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页;〔唐〕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卷一七三《州郡》,第4531页;〔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第109—111页。)结合隋代军镇、郡县建置,以及屯仓的性质与形制,本文认为屯仓与平河水应置于右岸。

首先,平河水“首受黄河”,说明平河水连接的屯仓与黄河距离较近,且附近没有其他可利用的河流。此“屯仓”是设于军屯处的军仓,应在前述云州总管府辖内军镇附近。原阳镇、紫河镇距黄河甚远,而距金河及其支流较近,若利用金河进行运输,无需耗费财力另外开凿漕渠连通黄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北巡榆林,“溯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②(②《隋书》卷八四《北狄传》,第1875页。),说明金河具备通航能力。考古人员还在金河左岸发现一座汉代城址,即沙梁子古城,城内发掘出一座大型仓储遗址。^③(③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举行2021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06-08]http://www.scio.gov.cn/xwfb/bwxwfb/gbwfbh/wwj/202307/t20230703_721995.html。)将粮仓置于此处,应是为了利用河流运输粮草。相比之下,右岸没有可利用且具备通航能力的河流,因此,在黄河右岸开平河水连接屯仓与黄河再补给左岸诸驻军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从地形考虑,黄河左岸诸军镇正当突厥由白道南下入侵之垭口,是抵御突厥侵扰的第一道防线,右岸则依靠黄河天险,可阻隔敌骑,更为安全。存储军屯粮草的屯仓选址首要考虑的应是安全性与防御性,以最大限度避免被敌人占领。而且统管左右两岸军镇的云州总管驻地在黄河右岸。隋代总管府可理解为非正式的一种军政合一机构,总管多兼当州刺史,具有一定行政权力^④(④周振鹤主编,郭声波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诸总管府中置有仓曹参军管理粮仓^⑤(⑤王仲荦: 《北周六典》卷一〇《总管府》,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8页。)。《隋书·地理志》将云州总管沿革记于榆林郡金河县条下^⑥(⑥《隋书》卷二九《地理志》,第813页。),开皇二十年云州移至河左岸大利城时,金河县废,则二十年前云州总管与云州治所应在黄河右岸的金河县。所以屯仓与平河水与云州总管府同设在黄河右岸的可能性更大。

最后,隋初云州所辖州县均置于黄河右岸。除了军屯外,当州租税也是边疆军队后勤补给的重要来源。开皇三年隋廷修筑榆关城后所置州县均在黄河右岸,云州境内黄河左岸并无州县设置,仅有军镇。直到开皇二十年才将云州从右岸移至左岸大利城,于右岸置胜州。^⑦(⑦《隋书》卷二九《地理志》,第813页;卷三〇《地理志》,第853页。)

综上,平河水与屯仓应置于黄河右岸。此屯仓作为北部边疆地区规模较大的军仓,安全性与军事防御能力是重中之重,其选址应考虑置于军城或州县城,依托其防御设施与军事力量保障军需补给的安全。根据目前考古发现,云州境内黄河右岸的隋唐城址,有前述十二连城城址(隋唐榆林县)、天顺圪梁城址(榆林关)和古城圪梁城址^⑧(⑧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第609页。),它们都有可能是屯仓及平河水所在。此三城中,古城圪梁城址在今魏家峁乡乡政府驻地北约6千米^⑨(⑨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第609页。),东距黄河直线距离约7千米。此地距离榆关总管驻地甚远,且此段黄河已进入山陕峡谷,水流湍急,不宜通航。天顺圪梁城址位于黄河西南岸被流沙覆盖的山坡上,西高东低,距今黄河直线距离约1.7千米。作为榆关关城及云州总管驻地,其防御性极强,城门开在西侧城墙,瓮城为防御性最强的双层结构,若粮仓置于此城内,平河水连通此仓时就需在东侧城墙开凿码头,势必会降低其防御性。此城外围还筑有一道高约1米的圆弧形土垅,但未见有豁口。^①(①李逸友: 《内蒙古史迹丛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第401—402页。)

所以,屯仓与平河水最可能位于十二连城城址,即隋唐榆林县城(图1)。十二连城城址如今虽也北临黄河,但隋唐时期并非如此。按《通典》所载,胜州西北到黄河二十里,北至黄河五里,东至河四十里^②(②〔唐〕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卷一七三《州郡》三,第4532页。),东北至黄河十里^③(③〔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卷三八《关西道》,第810页。)。李逸友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这段黄河故道至今仍有迹可循,它在土默特右旗程奎海村北向东流,经二道河村南,在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西南与大黑河汇合,回折东南流经托克托城西侧,再向东南流下。^④(④李逸友: 《内蒙古托克托城的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再者,屯仓所在地的选择有严格规定,唐令规定,“仓谓贮粟、麦之属……皆须高燥之处安置”^⑤(⑤刘俊文: 《唐律疏议笺解》卷一五《廐库》,第1139页。)。十二连城城址位于黄河右岸台地上,地势较高,规模较大,长1165米,宽1039米^⑥(⑥李作智: 《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6年第2期。),能满足设置屯仓的条件。另有研究发现此城曾为汉沙南县城址,城址内中部隔墙可确定为汉代修筑^⑦(⑦王乃昂、黄银洲等: 《鄂尔多斯高原古城夯层沙的环境解释》,《地理学报》2006年第9期。),说明开皇七年(587)的榆林城是以汉沙南县城址为基础而成。此处距离云州总管驻地阳寿县城仅7千米,隋时利用古城址新置榆林县,也应是为了维持此屯仓与运河的正常运转。

确定了屯仓与平河水的具体位置,这条军需补给运输线就明晰了。位于黄河右岸的屯仓存储着大量边军军需补给,隋文帝为将其更通畅地转运给北岸诸驻军,耗财耗力开挖平河水,将位于十二连城的屯仓与黄河连接。运输粮草的漕船自屯仓经平河水入黄河,顺流而下,至金河入黄河的河口处转而溯金河而上,可达云内镇、紫河镇、原阳镇等镇戍。此路线与大业三年隋炀帝巡幸榆林郡后“溯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的路线基本一致。

隋代平河水的主要功能是将右岸屯仓中的军屯粮草转运至左岸诸军镇。入唐后,唐玄宗开元时,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再次构筑与完善,平河水被重新启用,继续为黄河沿岸驻军运输军需补给。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开元初,平河水被用于向黄河左岸的军镇运输军需补给。景龙二年(708),为抵御突厥,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于黄河左岸构筑三受降城,置常驻军进行防御。东受降城“隔河便是胜州,相去数里”^⑧(⑧〔唐〕 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 《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三《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第280页。),辖兵7000人^⑨(⑨《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6页。)。右岸胜州都督府与左岸东受降城往往为一使所辖,如杨献、邵宏曾任胜州都督、东受降城使^①(①参见《大唐故右威卫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定州刺史上柱国杨公墓志铭并序》,胡戟、荣新江: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号;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6—707页。),又如唐隆元年(710)公孙思观“迁正议大夫,行胜州长史,兼充东授降城副使”^②(②《唐故正议大夫使持节武州诸军事行武州刺史上柱国公孙府君墓志》,墓志记其任职时间为“唐元年七月十日”,推测应为唐隆元年。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所: 《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05页。),开元九年(721)臧怀亮“复以本官兼胜州都督兼东受降城大使,朔方军节度副大总管”^③(③其后载“会六州胡叛,将兵讨除,诸军未至而特立殊效”,则其任此职应在开元九年。参见《大唐故冠军大将军左羽林军大将军上柱国东莞郡开国公臧府君墓志并序》,吴钢: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冯承宗曾任“胜州都督府司马兼东受降城营田副使”^④(④参见《唐故正议大夫行绥州别驾充本州团练蕃落等副使冯公墓志铭并序》,吴钢: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第52页。)。胜州都督府统管两岸军政,右岸胜州是左岸东受降城及单于都护府的后备区(图2)。

敦煌写本唐残卷开元《水部式》记载:“胜州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均出晋、绛两州,取勋官充。”^①(①王永兴: 《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第45页。)李鸿宾曾论及胜州转运水手负责的是内河航运^②(②李鸿宾: 《<水部式>与唐朝的水利管理》,《中国水利》1992年第3期。),任艳艳认为胜州转运水手的职责是为边军运输军粮和盐^③(③任艳艳: 《唐代胜州转运的设置——读敦煌所出<唐开元水部式>残卷》,《晋阳学刊》2008年第5期。)。然《水部式》规定胜州转运水手限额为120人,而自河东地区向河曲沿河诸州军进行军需补给运输时,发动的水手数可至千人。德宗贞元中,京北水运使薛謇在雁门负责筹措运输北部边疆军需补给,其溯黄河运输粮草时,“募勇壮且便弓矢者为榜夫,千有余人”^④(④〔唐〕 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 《刘禹锡集笺证》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刘禹锡集》与《文苑英华》(卷九一七《福州团练薛謇碑一首》,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825页)均为“京兆水运使”,丸桥充拓认为按后文其职责叙述及驻地代州,应改为京北水运使,参见[日] 丸桥充拓: 《唐代北辺財政の研究》,东京: 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107页。)。而且《水部式》规定的120人甚至少于黄河上渡桥所置的水手数,“河阳桥置水手二百五十人,陕州大阳桥置水手二百人”^⑤(⑤王永兴: 《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第45页。)。所以,胜州水手所负责的运段运输距离应较短,但其番期、待遇又与平河、海运水手类似,“二年与替”,“更给勋赐”,“胜州转运水手……其白丁充者,应免课役及资助,并准海运水手”^⑥(⑥王永兴: 《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第45页。)。综上,开元初胜州转运水手很可能是利用平河水,将军需补给自黄河右岸胜州运输至左岸东受降城及单于都护府。

第二阶段为开元中至天宝末,平河水是构成河曲地区军需运输水运线的重要一环。唐开元时,北部边疆防御体系进一步完善,开元中府兵制逐渐解体,职业兵构成北边驻防军队的主干,其军需补给主要由唐廷从后方调配。为了满足河曲地区诸常驻军的军粮需求,其中部分粮草由河东道太原府和籴提供。自河东太原至河曲地区黄河沿线诸州军的军粮补给线就此形成,自关内道北部灵州至胜州段黄河溯流水运线也应运而生。^⑦(⑦李佳: 《唐中后期河曲地区的黄河水运》,《文史》2022年第2辑。)

而据《朋友书仪》所载,平河水也是河曲地区黄河溯流水运线的一部分。敦煌写本唐《朋友书仪》中有大量与灵州、丰州、胜州相关的地名,如“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足风尘,黄河带九曲之源,三堡接斜川之岭”,“河边媚柳,接胜地而连阴,灵武浮萍,牧金花于紫水”,“长河入榆塞之关”,所描绘的生活场景也透露出其应是从事于黄河转运工作,“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某乙悬心塞外,驱驱役役于边州,积念思乡,凄凄骤骤于戍舸”^⑧(⑧赵和平: 《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附录《十二月相辩文》,《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其中,“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⑨(⑨赵和平: 《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附录《十二月相辩文》,《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西武”为灵武,“平河”即胜州平河水^⑩(⑩吴丽娱: 《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这条自开元中形成,自灵武至胜州的黄河两岸诸驻防军队的军需补给路线,由太原北出雁门关经参合陉,陆运至黄河左岸,经黄河溯流运输至中、西受降城和天德军,再远至经略军。胜州处于这一陆运转水运的关键节点,水陆转运交接的形势、籴粮运至胜州的时间、黄河此时段的水运状况、水运漕粮的规模等因素,都影响着陆运粮草是否能够顺利转入黄河运输至沿河州军。因此,和籴粮草会经清点后存储于粮仓中,待合适的时机再溯流运输至诸州军。胜州粮仓相当于自太原至河曲诸州军军需补给运输线的中转站,是陆运的终点,也是水运的起点。王承裕曾在开元中“任榆林郡都督府长史,兼充朔方道水陆运使”^①(①《唐故榆林郡都督府长史太原王府君(承裕)墓志铭并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 《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861页。),负责此条水运线的官职由胜州都督府官员兼任也是为了方便管理交接、组织运输等事宜。胜州也有大量役卒从事粮草转运,“榆多役士,长悬胜府之忧”^②(②赵和平: 《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附录《十二月相辩文》,《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在这一转运环节中,连接左岸的粮草与右岸胜州粮仓的便是平河水,所以《朋友书仪》中描绘黄河运卒的生活时才会记述其经平河水向南运输粮草之后常常又要向西行运输粮草至灵武。不同于开元中以前平河水转运水手仅负责黄河左右两岸的粮草转运,由勋官充任,此时水手由招募而来并负责自胜州至灵州全线的运输。《朋友书仪》的致书人便是由征募而来的黄河运卒,其自述“家之(乏)衣缨,长居兵役”,“望丰州之乡邑,地多运暮之营”^③(③赵和平: 《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附录《十二月相辩文》,《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吴丽娱认为此“暮”当作“募”,“运暮之营”即招募的运卒营地^④(④吴丽娱: 《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第三阶段,唐后期平河水不再承担运输任务,渐趋淤废。安史之乱爆发后,河曲黄河水运线暂停运作。唐德宗贞元中,伴随着北边军事防御体系及供军系统的再建,此水运线也恢复运行。但因为边疆防御系统重构,防御重心已从右岸胜州转移至左岸的振武镇,又令驻地在黄河左岸单于都护府的振武节度使统辖右岸的胜州。开成三年(838),“度支使杜悰奏:‘水运院旧制在代州,开成二年,省司以去营田、发运公事稍远,遂奏移院振武’”^⑤(⑤〔宋〕 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971页。)。可见,左岸振武军成为河曲地区黄河沿岸驻防军军需补给运输线的发运起点。会昌二年,李德裕上书请在右岸的胜州、麟州设使和籴以供军需,“如万一振武不通,便改充天德军运粮使。胜州隔河去东受降城十里,自东受降城至振武一百三十里。此路有粮,东可以壮振武,西可以救天德”^⑥(⑥〔唐〕 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 《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四《要条疏边上事宜状》,第303—304页。)。说明此时由河东运输而来的粮草一般通过振武军转运,无需再经黄河右岸集散,位于右岸的平河水也因此弃用。

隋文帝开皇三年,在白道川南的土默特平原及隔河相望的鄂尔多斯高原东北角之冲要处设置军镇驻守,构建抵御突厥的军事防线,并设立郡县以拱卫,实现对这片地区的实际控制。为维系这一边防线,在黄河右岸榆林城修筑了屯仓与平河水,其作用是存储军屯所获粮食及后方转运军需,并通过平河水经黄河及其支流运输至黄河左岸诸军镇。唐景龙年间,因北部边防线的构筑,平河水再次启用,通过平河水与黄河将军需补给运输至左岸驻军。开元中至天宝末,伴随着自太原至河曲沿岸诸州郡军需补给运输线的形成,平河水成为河曲溯流黄河水运线的重要一环。唐后期,河曲地区新的军需补给运输线已不再经右岸中转,平河水遂被弃用,逐渐淤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