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学史

《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与南宋庆元火灾

  • 来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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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波大学宁波城市文明研究院,浙江宁波 315211

来亚文,男,1990年生,河南息县人,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宋史、地图学史等领域研究。

收稿日期: 2023-03-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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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文明研究院第一轮自设课题(CSWM202215)

The Conflagration in Qingyuan Fu City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flected on The Map of Two Lakes in Qingyuan Fu City

  • Lai Ya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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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date: 2023-03-13

  Online published: 2024-07-22

摘要

《敬止录》收一摹写本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名《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南宋嘉定十三年八月,庆元府城(属今浙江宁波)南部遭遇严重火灾,日、月二湖虽为城市水库,湖域却因沿岸大族宅邸的占据而日益缩小,知府俞建于火灾次年组织绘制该图,目的在于界定城市水域,以保障居民生活与防火用水。地图详绘了嘉定间庆元府籍朝廷政要聚居的二湖及其周边街区,展现了湖域在四明大族庄园扩张的背景下再度萎缩的景象。该图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同为描绘火灾后庆元府城景象的地图,极具史料价值。

本文引用格式

来亚文 . 《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与南宋庆元火灾[J]. 历史地理研究, 2024 , 44(2) : 94 -108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074

宋代印刷业发达、文化事业兴盛,至今仍有一定数量的地图以石刻或版刻古籍形式留存。近来学界对传世地图资料多有整理与研究(①代表性成果如李孝聪主编: 《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版;成一农汇编: 《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李孝聪、钟翀主编: 《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总目提要》,中西书局2020年版等。),古旧地图作为一种新史料日益受到重视,与宋代地图相关的成果也颇为丰富。学者们针对不同地图,如北宋吕大防《长安图》残图、南宋《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石刻地图,以及《咸淳临安志》所附“京城四图”等地方志版刻地图的绘制时间、版本流传、考证复原、要素分析等都有所探究。(②相关成果如汪前进: 《对<平江图><静江府城图><长安城图>的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1期;汪前进: 《<静江府城图>的成图时间、作者及地图要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4期;[日] 伊原弘撰,钟翀译: 《唐宋时期浙西城市的变迁——宋<平江图>的解读》,《都市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姜青青: 《<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王树声、崔凯、王凯: 《北宋吕大防<长安图>补绘研究》,《城市规划》2016年第12期等。)
除了传世宋版城市地图,后世方志转录或摹写的地图亦具研究价值(①钟翀: 《宋元版刻城市地图考录》,《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钟翀: 《今存<永乐大典>之宋元城市图渊源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0期。),在较为真实地展示宋代地图原貌的同时,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核心史料之一,如明代方志摹绘宋代《江阴志》所附《官治图》就是考证复原宋代江阴军城的重要依据(②来亚文: 《宋代江阴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史林》2019年第2期。)。《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下文简称“《二湖丈尺图》”)即一经后人摹写才得以保留的宋代城市地图,图中地理范围涵盖南宋庆元府城(南宋庆元元年升明州为庆元府)南半部分,展示了城内日、月二湖等河湖水系的形态和测量数据,以及水系周边的街道、桥梁、坊牌、寺庙、宅第等要素,是考察南宋庆元府城珍贵的图像资料,但目前尚未受到学界关注。(③现已出版古旧地图集如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 城市地图》(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版)、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编《浙江古旧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年版)、宁波市档案馆编《地图上的宁波》(中国地图出版社2017年版)等皆未收录该图,仅新编《名城宁波历史图典》(宁波出版社2019年版)收入,但未作任何文字说明。日本学者山崎覚士在《宋代明州城の復元図作成にむけて》(《海港都市研究》第7期,2012年,第77—82页)、《宋代明州城の都市空間と楼店務地》(佛教大学《歴史学部論集》第3号,2013年)等专门研究南宋明州(庆元府)城市地理的论文中同样未参考该图。)

一、 《二湖丈尺图》的版本与流传

《二湖丈尺图》收于《敬止录》中。该书为现存最早的鄞县方志,编纂于明末清初,约成书于清顺治初年,作者为鄞县人高宇泰(1614—1678,别字隐学),成稿后未能刊刻,只有抄本传世。现存抄本约9种,最完整者为国家图书馆藏烟屿楼校本。该版本由道光十九年(1839)鄞县人徐时栋重新编次,徐氏所据稿本收录了《二湖丈尺图》,但因其藏书处失火,新校本未及收录此图时,原稿本便已被烧毁。徐氏为此作诗抒恨:“宝庆未刻图,亦得假储藏。嘉定失《丈尺》,谁能补其亡?”又旁注:“嘉定《日月湖丈尺图》载之高隐学《敬止录》稿本中,余以斯世所寡有,且亦宋时物,拟附刻诸宝庆图后,今吾家《敬止》稿本已为灰烬,世所传抄皆无此图,是可恨也!”(④〔清〕 徐时栋: 《烟屿楼诗集》卷九,宁波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正如徐氏所说,《敬止录》存世诸本如伏跗室藏冯贞群1930年校抄本(现藏浙江图书馆)、孙翔熊蜗寄庐捐赠清抄本(现藏天一阁博物馆)等各版本均无此图,幸而朱氏别宥斋捐赠小隐山庄抄本(现藏天一阁博物馆)有所收录(⑤沈建国: 《<敬止录>版本与成书探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此本徐氏应未曾见,这也是笔者目前所见《二湖丈尺图》唯一摹写本(⑥朱氏小隐山庄抄本《敬止录》影印本见《天一阁藏历代方志丛刊》第26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按: 另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因该馆“抄本、稿本不提供阅览服务”,故是否保存《二湖丈尺图》尚难确知。),因此极具史料价值。
徐氏称《二湖丈尺图》为嘉定《日月湖丈尺图》,康熙《鄞县志》、乾隆《鄞县志》等文献同样以“宋嘉定间《丈尺图》”名之,显将该图成图时间定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从小隐山庄抄本《敬止录》所附《二湖丈尺图》(图1)来看,图左侧跋文云:“朝清(⑦按: 当为“请”之讹。)大夫直徽猷阁知庆元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俞。”《宝庆四明志》载:“俞建,朝请大夫直徽猷阁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嘉定十三年四月初五到任,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被旨赴行在奏事。”(①《宝庆四明志》卷一《叙郡·郡守》,《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06页。)可见正是俞建主持绘制了此图,前人也以此判定《二湖丈尺图》绘于南宋嘉定间。然自嘉定间至《敬止录》成书的清代初年已约四百年之久,为辨其真伪,还需考察其流传情况。
图1 小隐山庄抄本《敬止录》所录《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

资料来源: 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会编《名城宁波历史图典》,宁波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145页。

虽然小隐山庄本《敬止录》所附《二湖丈尺图》大约是该图唯一传世版本,但其他文献多有文字内容转录,其间可窥见不同地图版本的身影。清代康熙、乾隆、咸丰、同治年间所修四种《鄞县志》及民国《鄞县通志》虽皆未刻绘《二湖丈尺图》,却全文收录了原图中关于庆元府城内日、月二湖的测量信息。五志所录文字完全一致,以其对比今本《二湖丈尺图》,可对地图文本进行互校。今录康熙《鄞县志》原文校以今本《二湖丈尺图》文字如下(注: 引文方框内文字为图中有、志中无;下画曲线文字为志中有、图中无;下画直线,后以括号注释者,二者文字不同)。
日湖,宋嘉定间《丈尺图》: 甬水门东锦照桥取(①按: 引文中“取”字为“取向”之简称,某地取向某地若干丈尺,意即某地至某地距离几何。)浮木桥一带湖港,长一百一十丈八尺;方七太屋后取竹墅三丈二尺;赵侍郎水阁取南城下七丈九尺;林春坊庄屋前取菜园侧三丈五尺;浮木桥取延庆寺桥二丈九尺;延庆寺桥取采莲桥七十四丈五尺;延庆寺荷花池取西官路三丈四尺;池中取官路二丈六尺;延庆寺墙取西荷花池一十二丈六尺;荷花池取采莲桥港口五丈五尺;采莲桥取捧花桥一带小湖长五十八丈;陈少师(图作“阁学”)屋基侧取西一十二丈六尺;陈阁学门楼基取西九丈一尺;楼辂院屋基取西一十六丈八尺。
月湖,宋嘉定间《丈尺图》: 南城下至竹洲五十一丈,竹洲取湖心寺前三十八丈八尺,湖心寺后至逸老堂一十九丈五尺,湖亭外椿取碧沚八十八丈一尺,碧沚取(图作“至”)红莲阁四十一丈,楼三学士宅取楼安抚宅(图作“楼府”)后四十九丈六尺,南城下至楼安抚宅(图作“楼府”)后西南阁阔六丈三尺,自此取南水门一百四十七丈六尺。锦里桥取竹洲西岸七(图作“九”)丈三尺。汪尚书宅取竹洲东岸九丈九尺,徐运使宅取前湖心寺西岸二十一丈。赵敷文赁屋取湖心寺东岸四丈四尺,杨侍郎宅前取湖亭西岸二十一丈,冯统制宅取湖亭东岸一十八丈八尺,丰尚书宅凹处(图作“自此”)至观音桥五十六丈八尺,感圣桥至(图作“取”)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尺,碧沚东岸至史越王府(图作“魏王府”)八丈二尺,史越王府(图作“自此取西”)至史丞相府基街五十一丈九尺,船坊取西至民屋后二十二丈七尺五寸。(②康熙《鄞县志》卷六《形胜考·川》,宁波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112页。)
康熙《鄞县志》引文未注明出处,但康熙志编修时多有参考《敬止录》(③全祖望云:“有《敬止录》,则甬上旧闻也,考证最博……其后闻性道所改正者,皆本之。”参见〔清〕 全祖望: 《鲒埼亭集》卷一四《碑铭九·明故兵部员外郎蘖庵高公墓石表》,朱铸禹汇校集注: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可能是录自其他版本的《敬止录》附图。乾隆《鄞县志》中以夹注形式说明这段文字出自“成化志”(④乾隆《鄞县志》卷四《水利》,《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明成化年间宁波府志有成化初年成书的《宁波郡志》(⑤《浙江方志考》《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均认为《宁波郡志》成书于成化四年,《宁波通史·元明卷》认为当成书于成化元年,参见钱茂伟、毛阳光: 《宁波通史·元明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及成化十三年(1477)增补的《宁波府简要志》,详查两种志书,并无这段文字和《二湖丈尺图》的任何记载,遂不知乾隆《鄞县志》据何作注。同治《鄞县志》云:“《钱志》(笔者按: 即乾隆《鄞县志》)征引旧籍,间有篡改,失其本意,或原无此文,而随手填注;或语出彼书,而妄注此目。”(⑥同治《鄞县志·凡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但咸丰、同治《鄞县志》引这段文字亦注出自“成化志”,疑均为“妄注”,虽无法判断上引究竟出自哪版《二湖丈尺图》,但可确信至晚在康熙年间《二湖丈尺图》尚有其他版本传世,或因此图只是府城局部地图,原图未收于各官修方志。从其他文献对该图内容的引用可知清代学者毫不怀疑此图摹绘自宋时旧图,如鄞县学者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中考证宁波府城地理时便多次参考该图(⑦“自采莲桥取捧花桥一带五十八丈为小湖,嘉定间图可考也……嘉定间图,丰尚书宅至观音桥五十六丈八尺,感圣桥至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尺。”参见〔清〕 全祖望: 《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七《杂问》,朱铸禹汇校集注: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779页。),徐兆昞《四明谈助》也频繁引用此图。清代鄞县诸儒多知此图,其所见很可能皆出自《敬止录》。

二、 《二湖丈尺图》的绘制时间

已知《二湖丈尺图》最早出自《敬止录》,在小隐山庄本《敬止录》中,该图被录于第3册《胜迹考·附碑刻墨迹》残卷最后一叶,首页为右半幅,次页为左半幅,图前为“碑刻墨迹”部分内容。从国图藏烟屿楼校本来看,这部分内容包括《唐刺史裴儆德政碑》等22种碑刻墨迹条目,故《二湖丈尺图》应摹绘了已佚的宋代碑刻地图,这在《敬止录》中亦有佐证,作者高宇泰在考证“感圣桥”位置时称:“按宋刻‘月湖图’,感圣桥近有保圣、崇教二寺。”(①〔清〕 高宇泰: 《敬止录》卷六《山川考三》,宁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按: 宁波传世文献的宋刻本皆无此图的任何记载,且文言中“宋刻”一般专指宋代刻石,后加“本”字才指宋刻本文献。)明言他所见的《二湖丈尺图》为宋代石刻,或许是作者于里巷之间发现该图碑,故未见自宋至明的其他传世版本。然书中并未介绍更多信息,因此尚需根据图中内容予以分析。
上文述及《二湖丈尺图》跋文署名为嘉定十三年四月初五到任、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离任的庆元知府俞建,如此图不伪,则成图必在这一时段,且图中地物不晚于此时间点。详考图内地名,图左下方绘有“广惠寺”(即广慧寺),该寺于绍定元年(1228)正月十三日更名为“万寿寺”,其街口“广慧坊”也随之更名“万寿坊”,图中皆为旧名,应为绍定之前成图。图中政治人物的宅邸标明了宅主官职爵位,亦是考察绘图时间的关键线索。笔者整理出图中出现的重要政治人物府宅及其相应信息(表1),可从中考证此图绘制时间。
表1 《二湖丈尺图》中政治人物的宅邸信息
区 域 编号 图中地名 宅 主 备 注
月湖西岸 1 丞相府基 史弥远 嘉定元年为右丞相,“嘉定十四年八月诏右丞相史弥远赐第,遵淳熙故事,赐家庙,命临安守臣营之”。(《宋史》卷一〇九《礼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34页)
2 杨侍郎宅 不明
3 徐运使宅 不明
4 史春坊宅 史弥宁 《四明谈助》等失考,按弥宁为史浩之侄,嘉定中以国子舍生莅春坊事,故云“史春坊”。(〔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8页)
5 赵观文府 赵彦逾 赵彦逾晚年进观文殿学士,康熙《鄞县志》卷七载:“锦里桥,竹洲之西,宋学士赵彦逾宅此。”(《利济考·河》,第138页)
6 舒官人宅 舒亶 据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八《嬾堂记》考证,舒亶家族居于“岙底”,清时居民尚称其地为“舒官人巷”。(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089页)
7 楼三学士宅 楼钥 全祖望《句余土音》卷中《双湖竹枝词》原注:“楼宣献公,当时称‘楼三学士’。”楼宣献公即楼钥。(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421页)
月湖东岸 8 史魏(越)
王府
史浩 史弥远之父,淳熙十年封魏国公,嘉定十四年八月“乙丑,追封史浩为越王”(《宋史》卷四〇《本纪第四〇》,第777页)。
9 丰尚书宅 丰稷 《甬上族望表》有西湖丰氏(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640页),其中“清敏公”丰稷为北宋末工部、礼部尚书,故称“丰尚书”。
10 冯统制宅 冯湛 冯湛为御前诸军副都统制,故称“冯统制”;《鲒埼亭集》卷四《湖语》:“由均奢桥北直抵柴巷,皆冯制使宅。”(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4页)
11 赵敷文赁屋 赵伯圭
赵师夔
《甬上族望表》不载,《乾道四明图经》卷一二《太守题名》载赵伯圭为敷文阁直学士,师夔为朝奉郎充敷文阁待制,父子均于孝宗朝知明州,故“赵敷文”疑即其人。(《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981页)
12 释褐状元坊 宣缯 嘉泰七年因宣缯中状元,故为之立坊,嘉定十四年八月壬戌(十一日),宣缯同知枢密院事。(《宋史》卷四〇《本纪第四〇》,第777页)
13 汪尚书宅 汪大猷 西湖汪氏代表人物,累官至权吏部尚书,故称“汪尚书”,子立中,嘉定七年中进士,为立符桂坊。(《宋史》卷四〇〇《汪大猷传》,第12145页)
14 楼参政府 楼钥 楼钥嘉定初年任参知政事,故称“楼参政”。
15 楼安抚宅 楼璹 楼璹,楼异子,绍兴二十五年任淮东安抚使。据徐兆昞考,楼璹居竹屿,“坐西滨湖,宅后正对隔湖楼三学士宅”。(《四明谈助》卷一九《南城诸迹三上》,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页)
16 杨县尉宅 不明
日湖周边 17 竹墅 高衍孙 高衍孙为嘉定县首任知县,其宅“旁植水竹奇石,号曰‘竹墅’”。(〔清〕袁桷著,王珽点校:《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书高使君脉图后》,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4页)
18 方七太屋 不明
19 赵侍郎水阁 赵粹中 徐兆昞考证为孝宗朝吏部侍郎赵粹中,由密州徙居于鄞。(《四明谈助》卷二一《南城诸迹上》,第696页)
20 林春坊庄屋 不明 《甬上族望表》载宋代四明林氏唯有名臣林保,《开庆四明续志》载“西止团桥林保门前”(卷七《排役》,《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第6001页),可知林保居团桥侧。明代南湖林氏皆云林保之后,此疑为林保族人。
21 蒋金紫宅 蒋浚明 奉化人,北宋金紫光禄大夫,故称“蒋金紫”。
22 陈阁学
门楼基
陈居仁 陈居仁晚年为华文阁直学士,疑即“陈阁学”。
23 楼辂院宅 楼璹? 徐兆昞以为楼璹宅(《四明谈助》卷二六《南城诸迹六上》,第884页),然璹未尝任职车辂院,姑存俟考。
其他区域 24 林侍郎宅 林祖洽 林保之孙林祖洽嘉定四年正月除户部侍郎,“林侍郎”当即祖洽。
25 王知府宅 不明
其他区域 26 赵安抚宅 赵善湘 按:赵善湘于嘉定十二年兼任淮南西路安抚使,十四年十二月知建康府(《宋史》卷四一三《赵善湘传》,第12401页),嘉熙四年为赵善湘立锦勋坊,在城隍庙东,与图中位置相符。
27 史枢密府 史才 据《宝庆四明志》卷一〇《叙人下》,史才为史浩叔父,绍兴二十三年签书枢密院事,疑即“史枢密”。(《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125页)

注: 表中序号与图3中序号对应,表示各官宦宅邸在实测地图中的位置。

表1可见,《二湖丈尺图》中所涉政治人物官职爵位任期并无晚于俞建离任时间(即嘉定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者,且主要活跃于嘉定年间。关键人物如赵善湘于嘉定十二年兼任淮南西路安抚使,图中称“赵安抚”,嘉熙四年(1240)为之建“锦勋坊”,不见于图中。又如史浩于嘉定十四年八月乙丑日(十四日)追封越王,今本《二湖丈尺图》作“史魏王府”,各地方志引作“史越王府”。史浩生前封魏国公,绍熙五年(1194)死后追封会稽郡王,未曾封魏王,今本《二湖丈尺图》当误(①按: 其他文献亦偶有称史浩为“史魏王”者,如《舆地纪胜》卷一《两浙东路》载:“乾道中,史魏王守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6页);又有称史弥远为“史魏王”者,如《梦粱录》卷一九《园囿》载:“史魏王弥远出刺宁国府”(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333页),皆误。),并可知绘图时间应在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八日之间。又,今本《二湖丈尺图》有“丞相府基”,与其他宅邸之名不同,此处多一“基”字,当为在建府宅,与《宋史》所载“嘉定十四年八月,诏右丞相史弥远赐第”相符,则《二湖丈尺图》成图时间可判定在当年八、九月间。
由此,《二湖丈尺图》为南宋时地图无疑,成图时间比绘于绍定元年的《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早7年(②按: 《宝庆四明志》初修于宝庆三年,绍定元年成书,次年刻版,现存最早版本为国家图书馆藏咸淳八年后的增补本,其所附《罗城》等图究竟绘于初修时抑或增补时,学界未予考证。《罗城》图中未标出嘉熙四年新立的“锦勋坊”。《开庆四明续志》载美禄坊“续改衮绣坊”“恤仁坊今改施仁坊”,《罗城》图中皆为旧名。图中又有“万寿坊”,此坊为原“广慧坊”所改,本因广慧寺而立,绍定元年正月十三日更名“万寿寺”,坊随之改名,可知《罗城》图绘于绍定元年《宝庆四明志》成书时。),为现存最早的宁波城市地图。该图反映了嘉定十四年庆元府城南部日、月二湖周边的地理情况,可与绍定《罗城》图互为佐证,是研究南宋庆元府城的重要地图资料。
今本《二湖丈尺图》作为摹写本,细节上与南宋原图有所不同。如图中有误将“史越王”写作“史魏王”、“美禄坊”写作“黄禄坊”、“楼安抚宅”写作“楼家抚宅”等摹写错误,且绘图线条粗糙,图中楼阁、桥梁等处虽有意描画其建筑形象,却绘制得毫无美感。笔者详细比较图中字迹与小隐山庄《敬止录》抄本的其他文字,二者颇为相似,当系该本抄录者摹写。

三、 宋代日、月二湖地位与湖域的变化

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及其他方志地图不同,《二湖丈尺图》虽为庆元府官方组织绘制,但却并未绘出府城全貌,更未以府衙或附郭鄞县县衙为中心,而是以城内日、月二湖等水域为主要内容。宋人专门为河湖绘图者不少,如杭州西湖有《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传世。明州(庆元府)此类地图亦有绘制,如北宋曾巩作《广德湖记》云:“鄞县张侯图其县之广德湖。”元祐八年(1093)刘珵治理月湖并主持绘图,舒亶专门作《西湖记》“以冠诸图”(①《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广德湖记》《西湖记》,《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956、4959页。),南宋宝庆二年(1226)胡榘治理东钱湖,公文云“东湖画图,内已贴说”(②《宝庆四明志》卷一二《叙水·鄞县志·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152页。)。古人兴修水利前后为水利施工或水域经界时常作图,《二湖丈尺图》应同属此类水域专题地图(③全祖望考证宋代月湖十洲的位置时云:“刘户部所作图已无存者,嘉定间县境图则阙之。”参见〔清〕 全祖望: 《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九《鄞西湖十洲志》,朱铸禹汇校集注: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825页。按: 全祖望视《二湖丈尺图》作“县境图”,显误。)。
日、月二湖在宋代明州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二湖既是达官显贵聚居并被赋予种种文化意象的城市园林,也是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火灾防治的水库。在人文景观塑造方面,南宋中后期,聚居月湖沿岸的史氏执掌朝政,楼、汪、丰等大族亦活跃政坛,形成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④〔宋〕 张端义: 《贵耳集》卷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22页。)的局面,月湖遂为庆元府城内国家级的政治核心区,其地位实际超过了府衙所在的子城,甚至“细湖”“西湖”的旧名也大约在嘉定年间被“日湖”“月湖”这类雅名所取代(⑤按: 查北宋舒亶所作《西湖记》《西湖引水记》和时人所作诗文;南宋《乾道四明图经》以及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楼钥《攻媿集》等文献,皆只见“西湖”之名,而无“月湖”,今本《二湖丈尺图》中标有“月湖”二字,如非摹绘者添入,则为最早出现“月湖”之名的地图;《宝庆四明志》是最早记载日、月二湖之名的方志,故“日湖”“月湖”当得名于史弥远掌权的嘉定年间。),以营造出日月汇聚城中的意象。时人还将“四明”之名的由来附会在日、月二湖上,又将月湖中十个小洲比作道教传说中的海上十洲(⑥《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公宇》:“四明之所以得名者,以有日、月二湖。月湖之所以奇绝者,以其中有十洲。十洲,神仙所居也,此取象焉。”参见《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025页。),以此塑造二湖这一四明大族汇聚之地的文化地理意象,使之成为明州城中又一文化中心。因此,对月湖水域的治理和保护实属重要工程,这是俞建主持绘制《二湖丈尺图》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水利方面,维持月湖的水域面积是保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需求与火灾应对的关键。明州城的水源主要在西南远郊的四明山区,北宋舒亶《西湖记》云:“明为州,濒江而带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饮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蓄以备旱。”受地形影响,明州城水易泄入江,故至晚在宋代,城内东隅已有名为“水喉”“食喉”“气喉”的三座水闸(图3)控制城内水位,旱时蓄水于日、月二湖,涝时则泄水于鄞江。宋时日、月二湖水质较好,“湖之支派缭绕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甚至城内酒务皆从中汲水酿酒。城北又开凿蛟池、蜃池、清澜池等储水池“以为御火备”(⑦《乾道四明图经》卷一《总叙》,《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880页。),城内各处皆与二湖相通,因此确保二湖储水量尤为重要。
图3 嘉定、绍定年间庆元府二湖周边官宦宅邸与失火地点分布示意

资料来源: 依据民国《鄞县通志》所附《鄞县城厢图》(1936)绘制。因1936年古河道多已消失,又据清《宁郡地舆图》、1883年日绘《浙江省宁波府城图》、1914年《最新宁波城厢图》等资料考证补绘。

然而,日湖和月湖的水域面积在宋代总体是逐步萎缩的。北宋元祐九年(1094)舒亶所作《西湖记》详细记录了北宋前中期月湖的变化过程。据舒亶描述,城内之湖有南隅与西南隅二处,南隅之湖(即日湖)在他所处时代便已“废久矣”,西南隅之湖(即月湖)本无任何人造景观,大中祥符年间,章得象知明州(⑧按: 《宋史》及《乾道四明图经》等文献记载,章得象(郇国公,故称章郇公)从未知明州,舒亶此文称“章郇公尝倅是州,实创之,有记在焉”,别无文献可证。参见《宋史》卷三一一《章得象传》,第10204页;《乾道四明图经》卷一二《太守题名记》,《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979页。),于湖之北端筑堤,在堤上修建“红莲阁”,于是月湖北端成陆;天禧年间(1017—1021)李夷庚知明州,于湖中央建造二桥“绝湖而过”(桥名“憧憧”,即《二湖丈尺图》中的东湖、西湖二桥),以便月湖两岸交通。北宋知州钱公辅(字君倚,1061年前后在任)于二桥间新建众乐亭,亭四周扩建湖心岛,是时该岛南侧已有小洲,此后逐步扩大。其后30余年间,“湖辄浸废不治,其亭(笔者按: 即众乐亭)南既堤以为放生池,濒湖之民又缘堤以植菱芡之类,至占以为田,淀淤芜没,几不可容舟”。时人据众乐亭南之小洲再筑一堤(约在《二湖丈尺图》中“湖心寺”一带),月湖因此一分为二,堤以南几乎被沿湖居民围垦殆尽,元祐八年知州刘珵到任,“适岁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①《乾道四明图经》卷一《记·西湖记》,《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958页。),利用淤泥营造10个景观岛,所谓“十洲”由此形成,于是刘珵组织绘图以界定湖域,才暂缓了月湖的萎缩速度。据全祖望考证,这十洲“大抵中央得四,而东西两岸各分其三”(②全祖望所考证的十洲位置: 湖中央自北向南分别为芳草洲、柳汀、花屿、松岛;月湖东岸自北向南分别为菊洲、月岛、竹屿;西岸自北向南分别为芙蓉洲、雪汀、烟屿。参见〔清〕 全祖望: 《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九《鄞西湖十洲志》,朱铸禹汇校集注: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825—1826页。)。十洲景观在淳熙八年(1181)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完稿时尚存(③宋人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三九《四明新第上梁文》载:“伏以四明一湖适潴郭内,十洲三岛俱峙水中。”又卷四一《骚辞·葬五世祖衣冠招魂辞》载:“郡有西湖之胜绝兮,十洲三岛错乎城之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41、851页)所谓“十洲三岛”是道教海外仙山的象征,月湖内实即只有十洲。),而《二湖丈尺图》中除4座湖心岛仍在,其余皆无,可见其他6座小洲已并入月湖两岸。这与湖滨大族豪宅庭院的修建显然相关,如月湖中央4洲中的芳草洲、松岛2岛(图2“碧沚”“竹洲”处)及湖东岸的菊洲(图2史越王府处,今宝奎巷一带)、月岛等处皆有史氏宅邸,全祖望“谁移洞天,跨湖为薮。曰惟史氏,十居其九”(④〔清〕 全祖望: 《鲒埼亭集内编》卷四《语·湖语》,朱铸禹汇校集注: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3页。)之语,并非妄言。又如月湖东岸“竹屿”本在湖东南隅,《二湖丈尺图》中却标为“楼安抚宅”(⑤此处在《二湖丈尺图》中仍被绘为三面环水状,全祖望记录一条湮塞河道为竹屿与湖岸之间的分隔遗迹,且直至晚清民国尚有断头浜残留;“芙蓉洲”在湖西北隅,民国时有地名遗留,等等。),这一带皆为楼氏庄园,“楼参政府”的宅主楼钥自述:“城内一湖,旧有十洲三岛,最南一处适与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锦照堂。”(⑥〔宋〕 楼钥: 《攻媿集》卷三三《乞增葺锦照堂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01页。)正是楼氏占据竹屿的明证。再如湖西岸的雪汀、烟屿旧址,《二湖丈尺图》中标为“赵观文府”“史春坊宅”“徐运使宅”等官宦宅邸。这展示了南宋中期月湖的变化过程: 在四明籍官员权倾朝野之时,营建于北宋的景观岛因被湖滨大族等居民所占而消失了六成。《二湖丈尺图》所记录的便是此背景下月湖水域再度萎缩的历史画面。
图2 《二湖丈尺图》所绘区域推定复原

资料来源: 图中南宋月湖与细湖依据《二湖丈尺图》图界推定,月湖湖心岛范围根据《二湖丈尺图》测量数据推定。对比南宋和民国时期,可见嘉定年间月湖总体略宽,湖心岛更小,宋以后月湖形态比较稳定。宋以后日湖南部变化甚微,北部细湖(属于日湖)则比后世宽。

利用近现代尚未发生形态剧变时的城市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结合《二湖丈尺图》的测量数据(⑦南宋时两浙通行浙尺,1浙尺约折合今27.4厘米,1丈合10尺,图中测量数据均以此换算,下同。参见郭正忠: 《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和相关史料绘制地图,可相对准确地复原嘉定十四年庆元府城南部景观(图2)。对照实测图可知《二湖丈尺图》采取示意图形式: 城市街区比例缩小,日、月二湖比例放大,湖域面积占全图近一半。实际湖区只占绘图区域的五分之一左右。嘉定十四年的月湖北至红莲阁;西北至感圣桥、观音桥所在的“丞相府街”;西南至锦里桥所在街巷;东北至史越王府、丰尚书宅等宅第;东南至汪尚书宅、楼安抚宅。复原图清晰展示了靠近月湖两岸6处湖心岛消失的景象: 曾经的“十洲”景观已大多成为湖滨大族的私家园林,正如全祖望所说:“翠桷画帘,东西相望。如云祁祁,以为湖幛。下户寒门,蔑从依傍”(①〔清〕 全祖望: 《鲒埼亭集内编》卷四《语·湖语》,朱铸禹汇校集注: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4页。)。
此外,《二湖丈尺图》首次展现了庆元府城南部的详细河道,其中部分(如自湖桥斜趋章耆巷桥的河道、广济桥以东至吴栏桥的河道)在后世各种地图中均不见踪迹。吴栏桥下断流的河道或许表明,流经城市中心地带的河道正经历着被居民侵占的过程。

四、 嘉定、绍定年间的庆元大火

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十三日,即《二湖丈尺图》成图前一年,庆元府城发生火灾,日、月二湖的萎缩以及城市河道的淤塞,无疑是这场大火未能及时被遏制的重要因素,也是俞建主持绘制《二湖丈尺图》的直接原因。《宋史》载: (嘉定十三年)“八月庚午,庆元府火,燔官舍、第宅、寺观、民居甚众”(①《宋史》卷六三《志第一六·五行二上·火》,第1384页。)。这场正史一语带过的火灾实际极为严重。毁于此次火灾的地物仅见载于《宝庆四明志》者便有30处(表2),其中官舍5处,佛亭1座,桥梁4座,各类庙宇20座。这30处失火地点呈现以城南延庆寺为轴心,西北至子城南,东北至东寿昌寺及市舶务的扇形分布特征,又以延庆寺至子城一线分布尤为集中(图3)。虽不知起火原因,但可以推断起火点很可能在日湖之滨的延庆寺一带(②《宝庆四明志》记载:“寺之大悲阁有辟支佛舌舍利并普贤菩萨像,皆礼所立,嘉定十三年,僧以像小欲修之,剖其脏,书云‘动此者水火为灾’,未几,寺火像灭。”参见《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131页。方志专门记载了这一故事,而与其他被烧毁地物只载“嘉定十三年火”不同,从侧面反映了延庆寺一带可能是火起的地点。),火势由南向北蔓延。
表2 《宝庆四明志》所载嘉定十三年火灾被焚地物信息
序号 建筑名称 位置 火灾后状况(绍定年间) 丈尺图
1 延庆寺 子城南三里 史弥远重建 绘出
2 白龙庙 延庆寺东 嘉定十五年(1222)复立 未标
3 开元寺 鄞县南二里 废为民居,唯五台戒坛重建 绘出
4 奉圣院 子城东南二里 重建 未标
5 戒香十方寺 子城西南二里半 重建 绘出
6 普照院 子城西南二里半 重建 绘出
7 西寿昌院 子城南一里半 废为民居 绘出
8 天封院 鄞县南一里 废为民居 绘出
9 大中祥符寺 子城南一里半 废为民居 绘出
10 景德寺 子城东南二里 废为民居 未标
11 兴法院 子城东南二里 半为民居 未标
12 兴教院 子城东南二里 重建 未标
13 宝云寺 子城西南二里 史浩功德寺,重建 绘出
14 镇明岭佛亭 镇明岭上 市民重建 绘出
15 药师院 太平兴国寺右 废为民居 绘出
16 太平兴国寺 鄞县西南一里半 民多占,居教院重建 绘出
17 经藏院 太平兴国寺子院 徙建于旧寺东偏 未标
18 吉祥院 鄞县东南一百步 重建 未标
19 都作院营 子城南二里 移建于威果三十指挥营侧 未标
20 市舶务 来安门内 通判王梃重修 未标
21 不隶将旧营 子城东南 移建于忠顺官寨 未标
22 广福院 子城西南一里半 重建 绘出
23 廨院桥 曾家汇南 重建 未标
24 广慧寺 子城东南一里 重建 绘出
25 司户参军 子城东南半里 重建 绘出
26 东寿昌院 子城东南一里 重建 未标
27 四明桥 府南90步 桥上亭废 绘出
28 司理参军 子城南35步 赵汝瑕重建 未标
29 永济桥 路分衙前 桥上亭废 未标
30 府城隍庙 子城西南50步 俞建重建 未标

注: 表中序号与图3中序号对应,表示失火点位置。

绘制于火灾次年的《二湖丈尺图》对日湖与延庆寺的描绘颇为细致,图中标注延庆寺距离西侧荷花池(①成化《宁波府简要志》载延庆寺在“府治东南日湖中”,此“荷花池”在延庆寺附近,应属日湖范围。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五《寺观志》,宁波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页。)12丈6尺(约合今34.6米),荷花池距离西侧官路3丈4尺(约合今9.3米),官路西侧标注“延庆菜园”。延庆寺一带起火,很难越过西侧这片空旷区域而向西延烧,被约束的火势向北呈扇形蔓延。受灾寺庙中,被彻底焚毁后完全废为民居者(景德寺、西寿昌院、天封院、大中祥符寺、药师院等)皆在延庆寺北偏西方向,官员“第宅”受灾同样以延庆寺以北者最严重。(②按: 《二湖丈尺图》中延庆寺北侧第宅有“陈阁学门楼基”“陈阁学屋基”“楼辂院屋基”三处,与其他官员府宅不同,此三处皆多一“基”字,当与上述“丞相府基”相似,意为建筑基地,极可能因火被毁或正在重建。)延庆寺至子城一线的火势以被明代人称为平桥河的河道(即宋代竹行桥—市心桥—新桥—捧花桥一线)及其沿河街道(大致对应今宁波市解放南路)为轴线展开,或许南北向街道形成通风道引导了火势走向,史弥远之父史浩的功德寺也毁于此灾,最终大火一直烧至子城与鄞县县衙之南。
虽然《二湖丈尺图》上没有与嘉定十三年火灾相关的直接记载,但大部分受灾区域都被绘于图内(图3)。《宝庆四明志》所载失火点半数被标于图中,加上《二湖丈尺图》的内容主要是官府对城市水库区域的界定,因此该图应绘于灾后重建背景下。
城市用水储备量是古代城市火灾应对能力的关键衡量因素,嘉定庆元府大火后,水利工程成为灾后重建的重点,河湖疏浚与堰闸修缮又是水利施工的主要举措,因此它山堰来水(后世称“南塘河”)与日、月二湖在火灾后受到关注。它山堰之水北上流入南水门,是二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时人言:“水自南门入,实流离宫,遇涸则火,此渠所关尤重,不当俟其涸而后浚。”(③《宝庆四明志》卷四《叙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035页。)古人以八卦之中南方“离”位为火,由南向北的火势或更令时人深信不疑。次年,上游乌金堨的重修应也以此次火灾为契机,史载“耆老合词以请,少保大丞相鲁公素知本末,慨然下其事于郡”(④〔宋〕 魏岘: 《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四明重建乌金堨记》,《宋元四明六志》第1册,宁波出版社2023年版,第76页。),并由任职于泉州市舶司的水利专家魏岘规划修缮。史弥远或对这场大火也尤为在意,他在火灾次年新建的宅邸特意避开了闹市,选址于月湖西岸四面环水之地。《二湖丈尺图》展示了知府俞建灾后一年内所做的善后工作: 由官方测量、界定二湖水域范围,并刻碑公示。这是当时地方官员疏浚河湖后的一般做法,如上述刘珵治理月湖后亦曾绘图标界;又如《二湖丈尺图》中“赵安抚宅”的主人赵善湘于嘉定十五年知镇江府时也曾因城内放生池被居民侵占而“命坊吏竿而步之”,又在疏浚放生池之后刻碑记录其事,并“图其曲折之形于碑阴以备他时考订”(①《嘉定镇江志》附录,《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55页。)。可见刻图标界是宋代的常见做法,被《敬止录》列于《碑刻墨迹》目下的《二湖丈尺图》显然亦属此类石刻地图。
《二湖丈尺图》成图后一个月内俞建便离任赴临安述职了,庆元府城的河湖水系因此并未全面疏浚。七年后的绍定元年正月十三日(①《宝庆四明志》卷一一《叙祠·寺院》载:“绍定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赐今额,是日东北厢火,环寺皆延燎,而寺独存。”参见《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130页。),府城因居民用火不慎,再罹回禄之祸。这次火灾大约从府衙所在子城向东南方延烧至东渡门、灵桥门一带(图3)(②《宝庆四明志》详载了此次火灾被毁的地物,明显呈现出自子城东南侧向东渡门、灵桥门一带扩散的分布特点,又《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市舶务”条载:“绍定元年正月,火自务之西北延燎于南,务独免,而前门毁。”可知火势延烧方向。参见《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022页。),火势之大令“救焚者束手无措”,受灾区主要集中在府城东北厢,《宝庆四明志》记载东北厢几乎所有坊牌、桥梁均因火毁而重建,部分受灾区和嘉定灾区重合。庆元府城短短七年内的两次严重火灾令官府下定决心整治城内防火系统。史载,官府“既而掘视古沟,率在居民卧室之内”,这被视为火灾无法扑灭的主要原因。时知庆元府的胡榘于灾后向朝廷申请疏浚城内河道,于是“令下,禁塞水同者,食喉、气喉两碶桥浦不许立屋。凡街衢巷陌经火者,悉从厘正而并渠之”(③《宝庆四明志》卷三《叙郡下·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020—5021页。)。胡榘在全面疏浚城市河渠之后同样组织绘制了一幅地图,即绍定元年成书的《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图4)。
图4 国图藏咸淳八年(1272)后增补本《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
绍定元年的大火在《罗城》图中亦有迹可循。虽然《罗城》图是为地方志所作,但同样未重点描绘衙署区,而将府城东部放大,图幅竟占全图一半,这片区域也正是绍定大火的受灾区。宋版《罗城》图在“万寿寺”和“天庆观”下方皆标有矩形记号(图4箭头指示处),这种标记与其他印刷着墨不均匀所致的黑线明显不同,而失火区域恰在两处标记以北。可见《罗城》图与《二湖丈尺图》相似,均保留了城市火灾的痕迹。

五、 余论

宋代城市火灾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都远胜前朝。(①参见包伟民: 《宋代城市研究》第八章《发展瓶颈》,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82—390页。)地方为应对火灾,在社会组织方面划分厢区,设置厢官负责警报火情并及时组织灭火,庆元府城内的4厢便具备消防区划的性质。在城市建设方面,为隔离火势,官府常组织建设具有一定宽度并开通水渠的街巷,名为“火巷”。(②如南宋绍兴三年诏令临安府“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巷一道,约阔三丈,委知通躬亲相视,画图取旨,即不得夤缘骚扰。”参见〔宋〕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 《宋会要辑稿·瑞异二》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2页。)上文所述“凡街衢巷陌经火者,悉从厘正而并渠之”便是开辟“火巷”的举措,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两次严重火灾的发生并非纯属偶然事件,应归因于城市建筑过于密集,民居侵占街道与河渠,导致河湖水系日益萎缩、湮塞,从而在火起时有缺水之患。南宋时,四明大族的鼎盛及其社区的扩张对城市水域和普通市民居住区势必造成挤压,这也是杭州(临安府)城进入南宋后火灾频繁且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经过两次大火,日、月二湖和东部闹市的水利问题先后得到整治,街区迅速重建,社会空间的渐变最终作用于城市的物理空间,其后直至宋末,文献中也再未见庆元府城发生严重火灾的记录。
分别绘于1221年和1228年的《二湖丈尺图》与《罗城》图,以图像形式记录了庆元府城火灾之后的景象,其中《二湖丈尺图》因被后世文献摹绘誊录得以保留,作为少见的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该图除了徐时栋所谓“斯世所寡有”的特点外,还隐藏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正如学者所论,中国传统地图并不能简单以是否科学或准确来衡量价值(③参见成一农: 《“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 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附录三《“科学”与“非科学”,“客观”与“主观”——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4—365页。),“‘好’的地图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利、责任和感情”(④[美] 余定国著,姜道章译: 《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地图的隐喻、修辞等“文本”属性(⑤J. B. Harley, Deconstructing the map, Cartographica, 1989, Vol.26, Issue 2.),是这种图像史料的核心价值所在,值得持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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