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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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李伟,男,1992年生,湖北大悟人,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22-09-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7-25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ian De Jun During the Mid-late Tang and Liao Dynasties

  • LI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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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date: 2022-09-13

  Online published: 2024-07-25

摘要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关键词: 天德军; 丰州; 中晚唐; 辽代

本文引用格式

李伟 .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J]. 历史地理研究, 2024 , 44(2) : 151 -159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20301

黄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有一段较长距离向东流的河道,古称“河曲”。河曲附近区域即今河套平原,是一条农牧交错带,自古就是中原王朝与塞外少数民族争夺的重点地区。唐朝先后设置了东、中、西三受降城,并由天德军、丰州、胜州等军事、行政机构经略此地。五代初,这一地域逐渐被契丹控制。严耕望在讨论唐代这一区域的交通路线时,对相关城址地望及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多有分析。(①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第214—217、249—253页。)李鸿宾讨论过三受降城与唐朝北边的防务问题,考述了朔方诸军,并宏观分析了河套区域在唐朝前后期的战略地位及其转变。(②李鸿宾: 《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中国长城学会编: 《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53页;《唐前期朔方诸军考述》,侯甬坚等编: 《统万城建城一千六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5年版,第154—157页;《河套区域在唐朝前后期的战略地位及其转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胡康对这一地区的整体边防形势比较关注。(③胡康: 《安史之乱前后的唐北边边防与蕃部动向》,《文史》2022年第4期;胡康: 《唐天宝年间的北疆边防与边地经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4期。)郭声波、李晓杰、余蔚也曾梳理和考辨过该区域不同时段的政区沿革与地望。(④周振鹤主编,郭声波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142页;周振鹤主编,李晓杰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周振鹤主编,余蔚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6—375页。)尤其《王逆修墓志》出土后,天德军城地望所在引起关注。(①张郁: 《唐王逆修墓发掘纪要》,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515页。)王北辰、赵占魁、孟洋洋等还讨论过西受降城的相关问题,张虎、付先召则分析过天德军相关的建制沿革。(②王北辰: 《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兼考唐西受降城》,《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370页;赵占魁: 《内蒙古后套平原古城考——兼与王北辰先生商榷》,《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3年第4期;孟洋洋: 《唐代西受降城地望考——兼论西受降城在北疆治理过程的作用》,《唐史论丛》第28辑,三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111页;张虎: 《唐代西受降城、天德军的置废和建制沿革考述》,《阴山学刊》2011年第3期;付先召: 《唐天德军都防御使辖区考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关于这一区域入辽后的情形,樊文礼认为辽朝在丰州之外,并未设置天德军。(③樊文礼: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樊文礼: 《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总体上,这一时期河套东部地区的政区沿革、地望情况已较清晰,但西部天德军防御使所在尚模糊,即晚唐天德军防御使的治所及辽朝是否单独设置过天德军这一政区还有待讨论。笔者因而尝试考辨中晚唐辽代的天德军史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中晚唐天德军防御使的治所移动

中晚唐时期,河套平原西部设有统县政区丰州,还有西受降城、天德军等军城,这些州、军、城均由方镇天德军防御使统辖。《元和郡县图志》“丰州”条下载都防御使管州一、军一、城二,即丰州、天德军、西受降城、中受降城。④⑤(④⑤〔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1页。)都防御使全称“天德军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押蕃落等使”,史料中多简称“天德军(都)防御使”或“天德军使”。随着其管辖范围变化,这一连串城、州、军名也有所变化。天德军与丰州都是天德军防御使的下属政区,但军事性质的天德军长官“天德军使”与方镇性质的“天德军使”并不相同。《元和郡县图志》中专门点明,“其都防御使及天德军使,理在西城,今移理旧天德军城”,即天德军防御使和天德军治所之前都在西受降城,编修《元和郡县图志》时移至旧天德军城。在“天德军”条下,这一行动出自元和八年(813)宰相李吉甫的建议,九年(814),朝廷最终认可了这一方案。所以目前关于晚唐政区的研究都认定天德军防御使及天德军治所在天德军城。不过,其中一些史料仍有疑窦之处,移治背后的军事考量也值得讨论。
天德军防御使设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九月甲午,以河东行军司马李景略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丰州西受降城都防御使”(⑥《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4页。)。《旧唐书·李景略传》载其设置缘由:“岁余,风言回纥将南下阴山,丰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略在边时事。上方轸虑,文场在旁,言景略堪为边任,乃以景略为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军西受降城都防御使。”(⑦《旧唐书》卷一五二《李景略传》,第4074页。)在此之前,河套西部地区属朔方节度使辖区,回纥南下,丰州战略地位上升,因此在河套西部独立设置方镇。
按照《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早在乾元年间,天德军便已由河套中部的天德军旧城暂移到永清栅,又移治西受降城。天德军防御使设置后,亦治西受降城,与天德军使同治。据防御使官职系衔可知,天德军在前,地位较高。特殊之处在于此时天德军防御使还兼任丰州刺史。一般情况下,方镇长官例兼治州刺史,不兼属州刺史。不过,考虑到丰州与西受降城距离较近,天德军防御使兼治丰州并非不可想象,且防御使不在丰州的情形下,也可以通过僚佐治理丰州。墓志材料也能证明此点。《唐故天德军摄团练判官太原府参军萧府君墓志铭并序》中说,志主萧炼“为邻境天德军使、御史大夫任公辟充团练判官”,不久之后“以永贞元年八月三日遘疾,终于丰州之官舍”(①墓志录文参周绍良主编: 《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4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42页。)。任公,即任迪简,贞元二十年(804)正月丙申,“天德军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卒,以其判官任迪简代领其任”(②《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第399页。)。任迪简任防御团练使后,又辟萧炼为团练使判官。团练使治西城,团练判官治丰州,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治理格局。这里称李景略官职为“天德军防御团练使”,此后多称“防御使”,可见设置之初朝廷并未对天德方镇的级别有所定论。
丰州与西受降城这种性质不同,军、民长官由一人兼任的情况也非初例。在未设置天德军防御使时丰州行政长官就兼西受降城使,如撰写于开元四年(716)的《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中提到“丰州都督、西受降城使吕休琳,胜州都督、东受降城使邵宏……”(③〔宋〕 宋敏求编: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蕃夷·讨伐》,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6页。)即丰州、胜州两地的行政长官兼任距其较近的东、西受降城使。郭子仪也曾兼任丰州都督、西受降城使。(④〔明〕 赵崡: 《石墨镌华》卷三《唐郭敬之家庙碑阴》,《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8611页。)李景略在担任首任天德军防御使前,“转殿中侍御史,兼丰州刺史、西受降城使”(⑤《旧唐书》卷一五二《李景略传》,第4073页。)。并非仅丰州如此,唐代边州刺史多兼任距离较近的城使。
丰州是唐朝在河套西部设置的唯一正式州郡,也是天德军防御使所辖唯一州郡。西受降城位居丰州前线,设置天德一镇且治西城、拱卫丰州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为了在军事防御中有效调动资源,统筹军、民,天德防御使还兼任丰州刺史,便宜行政。这一情形与唐代边疆其他方镇不同,其他方镇多辖数州时长官一般只兼治州刺史,如幽州、河东、振武、朔方等,但它们不兼属州刺史。
开元、天宝时期,朔方节度使统辖河套平原军、城,自东向西数,振武军、东受降城、中受降城、天德军、西受降城、定远城等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支援的防御体系。贞元以降,天德军使及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天德镇居河套西部,辖丰州、西受降城两地,振武镇居河套东部,辖东、中两受降城及单于都护府等地。天德一镇军事力量集中在西城周围,与振武镇治所单于都护府过远,河套中部天德军旧城处于荒废状态。天德、振武两镇之间的联系战时很容易被割断。
元和年间,李吉甫策划天德军防御使移治一事是河套平原边防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李吉甫为加强河套平原中部边防力量,主张将天德军防御使及天德军一并从西受降城迁至天德军旧城。其云:
天宝中安思顺、郭子仪等本筑此城,拟为朔方根本,其意以中城、东城连振武为左翼,又以西城、丰州连定远为右臂,南制党项,北制匈奴,左右钩带,居中处要,诚长久之规也。(⑥〔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第114页。)
天德军旧城可以统筹三受降城及周围方镇的军事防御。李吉甫的相关计划主要基于宏观的军事战略考虑,为实现这一目标,唐廷还将属振武节度使的中受降城划归天德军防御使。
检核史料,发现李吉甫移治计划一波三折。元和八年李吉甫上奏移兵天德故城后,户部侍郞、判度支卢坦与宰相李绛都表示反对。卢坦上奏:
西城张仁愿所筑,制匈奴上策。城当碛口,居虏要冲,美水丰草,边防所利。今河流之决,不过退就二三里,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其北枕山,与河绝远,烽候警备,不相统接。虏之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非所利也。(①《旧唐书》卷一五三《卢坦传》,第4092页。)
显然,西受降城在军事地形和社会经济等方面优于天德军旧城。严耕望考辨史料指出,西受降城在阴山山脉的狼山口或石兰计口南侧不远处,由西受降城西北出高阙至碛口的通道是唐代北达塞外最主要的交通线路;天德军城在乌梁素海东北岸,乌不浪山口为天德军北出通道,该谷地平坦开阔,易攻难守,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一条重要通道。(②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第214—216、227、252—253页。)一般军事防御上两城可以并重,但不难发现天德军城距离乌不浪山口还有很长距离,并不利于观察军事动向,而西受降城在山口不远处,这就不难理解上文李绛言“虏之唐突,势无由知”。但天德军城胜在其依托的区位可以有效联结河套平原上天德、振武两镇。
李吉甫的行为自然引起较大争议。在地方上,天德军防御使周怀义也持相同观点,反对移治。事实上,元和八年的讨论后不久,十月,回鹘南下至西受降城北的鹈泉。重臣李绛再次上奏反对:
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备,城池未固,饰天德则虏必疑,虚西城则碛道无倚。二可忧。夫城保要害,攻守险易,当谋之边将。今乃规河塞之外,裁庙堂之上,虏猝犯塞,应接失便。三可忧。(③《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27页。)
可见当时虽然唐廷内部李吉甫高度重视天德军城的战略价值,但反对者更看重西受降城在军事防御中的优势。
宪宗依然支持李吉甫。元和九年六月,朝廷任命燕重旰为丰州刺史、天德军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押蕃落等使。(④《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第450页。)《新唐书·卢坦传》有一条记载:“后数月,怀义忧死,燕重旰代之,遂徙天德,师人怨,杀重旰,覆其家。”(⑤《新唐书》卷一五九《卢坦传》,第4960页。)此处史源应为李翱所撰《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旧唐书》云,元和十年二月壬戌,“河东防秋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重旰”(⑥《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第452页。)。据此,燕重旰任丰州刺史、天德军都防御使乃是配合防御使移治天德军旧城。移治过程中军队发生哗变,更多细节《册府元龟》云:
元和中,河东防秋之卒杀丰州刺史燕重旰而归,初锷奉诏以兵二千助天德军,理中受降城,役罢将归,属有命留戍之。其将刘甫者,素易重旰而耻为之属,士卒思归,因重旰不虞,而纵杀之,并屠其家而去。(⑦〔宋〕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 《册府元龟》卷四一《将帅部六十二·行军法》,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8页。)
河东防秋之兵支援天德军边防属临时调动性质,但在元和九年朝廷调整边防布局时被留戍,引发不满,最终袭杀燕重旰逃归河东。
一些资料表明天德军内部也有力量参与此次哗变。燕重旰被杀后,朝廷任命李奉仙为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城中城都防御使。《册府元龟》载:
初,重旴之见杀也,麾下之众或启之,故不及备。从事有崔德玄者,总其乱众,而颇易置之。党乱者惧奉先至,而听于德玄。乃潜吿于奉先曰:“燕大夫之死,实德玄构焉。今又招扇诸部,以拒公矣。”(①〔宋〕 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 《册府元龟》卷四四九《将帅部一百十·专杀》,第5058页。燕重旰,仅《册府元龟》此条作重旴,其他史料皆作重旰,应为重旰。)
在河东防秋军哗变的情况下,天德军部分军士倒戈,重旰被杀。崔德玄又谋划拒绝李奉仙上任。天德旧城不利的经济、军事条件,重臣的反对,回鹘的南下,防秋军队的哗变,这些都影响了天德防御使移治。但宪宗似乎采纳了李吉甫的建议,《元和郡县图志》云,“诏从之,于是复移天德军理所于旧城焉”(②〔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第114页。)。《旧唐书·卢坦传》也说上述数人反对无效,“事竟不行”(③《旧唐书》卷一五三《卢坦传》,第4092页。),可见《元和郡县图志》中移治之事确实存在。1975年,内蒙古出土《王逆修墓志》,墓志提及志主王逆修长庆三年(823)死之前曾任天德等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候一职,死后葬于天德军南原五里。整理者指出,这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治所迁移之事完全吻合。(④参见张郁: 《唐王逆修墓发掘纪要》,第510—512页。)
天德军防御使移治天德军旧城后仍延续此前特例,兼丰州刺史一职。在元和八年李吉甫上奏后不久的元和十年(815)三月壬申朔,“以右金吾将军李奉仙为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城中城都防御使”(⑤《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第452页。)。穆宗长庆二年(822)正月庚子,“以晋州刺史李岵为丰州刺史,充天德军丰州东西受降城都防御使”;在敬宗宝历元年(825)五月庚午,“以右金吾将军李文悦为丰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文宗太和四年(830)九月丁酉,“前丰州刺史、天德军使浑鐬坐赃七千贯,贬袁州司马”;一直到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十月,以李珰为“丰州刺史,充天德军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使、本管押蕃落等使”(⑥《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第494页;《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第515页;《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下》,第539页;《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第695页。)。据此,大体可知晚唐宪宗后天德军防御使仍兼丰州刺史。
正因天德方镇与丰州密切联系,《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某些地方也以丰州为防御使治所,后世亦以天德军为丰州军额。在《元和郡县图志》目录中,“丰州,都防御使管州一、军一、城二;九原、永丰,天德军,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其中最先列出的九原、永丰是丰州辖县。核对目录中其他节度使辖区的记载,如“魏州,魏博节度使管州六。贵乡、元城、魏、馆陶、冠氏、朝城、莘、昌乐。相州,安阳、邺、成安、内黄、尧城、洹水、临漳、临河、汤阴、林虑”(⑦〔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目录,第4、11页。)。每个方镇都是先列出治州,再记载节度使名称和所管州数。由于前面已载治州,接下来会直接列出治州的辖县。显然,丰州即天德军防御使的治州。再看正文部分:“丰州,今置都防御使。管州一,军一,城二: 丰州,天德军,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县二。”(⑧〔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第111页。)接着叙述丰州政区沿革和辖县。以上考察了天德军防御使的设置、移治的大体情况。
此外,清代学者全祖望指出晚唐时期天德军被罢节,但所论有误。其云:“《沙陀列传》元和八年以回鹘过碛南,诏朱邪执宜屯天德。及国昌为鄜、延节度使,以回鹘寇天德,徙节振武。然则天德罢节而后,殆即以其军属振武,此《唐表》之所阙,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也。”①③④(①③④朱铸禹汇校集注: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二《答王十一兄敬朗论五代史天德军建节始末帖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2页。)《沙陀列传》见《新唐书》,原文载:“回鹘叩榆林,扰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又寇天德,乃徙节振武,进检校司徒。”(②《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6页。)因榆林前线吃紧,李国昌被任命为鄜延节度使,后天德防线形势严峻,他又调任振武节度使,并非因回鹘寇天德才从鄜延节度使徙振武节度使。全祖望又提到:“国昌拒命,天德入于吐浑。《沙陀列传》:‘国昌与党项战未决,大同川吐浑赫连铎袭振武,尽得其赀械。僖宗以铎领大同节度使。’然则赫连盖已先居天德,既破国昌,遂得云州,而以大同建节,天德亦当由振武徙隶大同。此亦唐表之所阙,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吐谷浑被突厥灭国后先是内附,迁居灵州,置安乐州;安乐州被吐蕃攻占后又迁徙朔方、河东之地。居于大同川的赫连铎应属后者,但这不代表其占据天德军乃至天德节度使辖区。他被任命大同节度使,也不能说明天德节度使为大同所并。

二、 辽代有丰州无天德军

讨论晚唐天德军可以更好地理解此后河东政权与契丹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上述政区格局一直延续到河东李晋政权初期。李晋设天德军节度使,显然由防御使升级而来。全祖望引用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与赫连铎争夺天德军的史事指出:“晋人起于忻、代之间,世有事于天德。……然则晋人未有天德,吐谷浑时足为雁门害。盖忻、代之有籍于天德如此。”这说明了天德军的战略地位对河东李氏政权的意义。虽然作者将天德军节度使视作天德军来讨论,但这一结论适用整个天德军节度使辖区。由防御使升级节度使,或许也是天德军地域重要性的反映。
根据《辽史》记载,神册五年(920),阿保机率军攻打的是天德节度使宋瑶。这次进攻显然以丰州为中心,而非针对天德军那座小城。《辽史》载:“攻天德军,拔十有二栅,徙其民。”(⑤《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50页。)李吉甫提到天德军城附近只天德旧城、永清栅这两座城。(⑥《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第114页。)十二栅的规模是就整个天德军节度使辖区而言。这一战役的结果是宋瑶失利,天德军节度使辖区自此入辽。余蔚接受天德军节度使治所在天德军城的传统观点,又见史料中此后中原王朝仍有天德军节度使,且与丰州对应,认为契丹攻占的是天德军城,而神册五年后天德军节度使治所迁移到丰州,五代诸朝仍控制着丰州。(⑦余蔚: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第367页。)此说不确。五代初期,河东李晋曾短期领丰州,天祐十七年(920)后对其失去控制。《旧五代史》载河东李氏在天祐十五年(918)秋八月辛丑朔“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校勘记云:“‘麟胜云朔’,按麟胜朔三州置振武军,云州置大同军,分属两镇,此处疑有讹倒,《册府》卷八、《通鉴》卷二七〇叙其事作‘麟胜云蔚’。另本书所列仅九镇,据《册府》卷八、《新五代史》卷五《唐本纪》尚有昭义,领泽、潞二州,节度使为李嗣昭。”(①《旧五代史》卷二八《唐书四·庄宗纪第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46、450页。)其说可从。此时契丹尚未攻占天德军,不应脱漏此地。神册五年天德军入辽。全祖望指出,天祐十八年(921)劝进皇位的藩镇中无天德。此外,庄宗灭梁时“唐国所有凡十三节度、五十州”,胡注指出十三节度有天雄、成德、义武、横海、卢龙、大同、振武、雁门、河东、护国、晋绛、安国、昭义(②《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纪一》“同光元年四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83页。),亦无天德。统计五代州县得失的《新五代史·职方考》中也不曾提到丰州。(③《新五代史》卷六《职方考第三》,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04—814页。)
天德军节度使系遥领性质。不仅五代有此职官,入宋后仍然设置,且化外节镇、境外节镇中都有“天德军丰州”(④〔宋〕 孙逢吉: 《职官分纪》卷四《诸路节镇防团刺史州》,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41页。)。北宋地理书中经常出现化外州,化外州在北方主要指被契丹、西夏等政权占领的州县。化外节镇指设置过节镇的化外州。由于北宋丰州内迁,设置于府州附近,所以化外州名单中不曾有丰州。但北宋内迁之丰州并未设置节度使,所以化外节镇中有天德军节度使(丰州)。这说明天德军节度使(丰州)之地至宋初尚未恢复。天德军节度使与丰州对应从一个侧面说明节度使辖区内唯一州郡丰州的重要性。
关于辽代丰州,《辽史·地理志》云:
丰州,天德军,节度使。秦为上郡北境,汉属五原郡。地碛卤,少田畴。……贞观四年分灵州境,置丰州都督府,领蕃户。天宝初改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丰州,后入回鹘。会昌中克之,后唐改天德军。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应天军,复为州。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
天德军,本中受降城。唐开元中废横塞军,置天安军于大同川。乾元中改天德军,移永济栅,今治是也。太祖平党项,遂破天德,尽掠吏民以东。后置招讨司,渐成井邑,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⑤《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五》,第580、581页。)
按照这一记载,辽朝设置了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和天德军两个政区,《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如此绘制。(⑥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金时期》“辽西京道”,第10—11页。)
关于“丰州”一条,很多学者发现此处隋唐丰州的沿革混入辽丰州,实际二者不在一地。樊文礼指出天德军条中“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一句显然指丰州,因此怀疑辽朝并没有设置天德军,这一条内容应与丰州合并,并做了论证。一是辽朝已设置云内州,《辽志》云内州地域与天德军下的记载重合;二是《辽史》中记载的天德军,衡以当时的地理形势,的确在丰州附近,而非《辽志》中的天德军。(⑦樊文礼: 《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其说大体可从。
笔者认为,天德军条中“太祖平党项,遂破天德,尽掠吏民以东。后置招讨司,渐成井邑,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这一整句所指皆是丰州。招讨司,即西南招讨司,有辽一代常驻丰州;而“破天德”,《辽史》中明确记载为破天德节度使宋瑶。
笔者还发现一些史料可说明辽朝在丰州之外或并未设置天德军这一政区。其一,《辽史·兵卫志》中的“五京乡丁”部分有一份州县名单。其中,西京道部分除没有东胜、云内、宁边三州外,与《地理志》所载州县基本相同,各县排列次序亦同,当依据政府簿籍而来。此名单中有丰州而无天德军,该处记载“西京大同府,统县七,辖军、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①《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第482页。)。志中所列十四州,加上东胜、云内、宁边三州,正为十七州,不包括天德军。之所以缺失上述三州是因这三州本无乡丁。将《兵卫志》中十四州乡丁数相加也正为三十二万二千七百。《地理志》西京道还有金肃军、河清州,《兵卫志》中也有金肃军防秋兵一千、河清军防秋兵一千(②《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第484页。),如果在这两军之西的辽、西夏交界处有一天德军,实不应在《兵卫志》中失载。其二,《契丹国志》中“州县载记”部分列举了节镇、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州,后载“辽东边远不记州十余县二百余外,见记五处: 金肃、河清、曷董、五花、振武”③④(③④〔宋〕 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 《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5页。),此亦有金肃、河清而无天德。又提到云中路控制西夏的一些军政机构,有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亦无天德军。其三,《三朝北盟会编》中引用《亡辽录》记载的辽朝行政区划名单,“刺史州七十、观察团练防御使州八”下开列名单中仍是有金肃、河清而无天德。(⑤〔宋〕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政宣上帙二十一》,宣和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丙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页。曹流对《亡辽录》所记辽朝州县多有讨论,参见曹流: 《<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比较研究》,《北大史学》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差异与变迁——<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刺史州异同探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3期。)
余蔚认为辽朝在丰州之外设置了天德军,主要证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两条记载。《长编》宋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1044)四月,监察御史里行李京言,“近闻契丹筑二城于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广袤数百里,尽徙缘边生户及丰州、麟州被虏人口居之,使绝归汉之路”。同样在四月,还有“边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⑥〔宋〕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仁宗》,庆历四年四月乙未、庚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74、3593页。)。余蔚认为此处西北是契丹西北,而“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广袤数百里”指被迁徙人口原来的居住地。李焘已将西北二城与天德军联系起来,他也认为西北二城之一为天德城。
这西北两城应是金肃军和河清军。《辽志》载两地情况:
金肃州。重熙十二年伐西夏置。割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属西南面招讨司。
河清军。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徙民五百户,防秋兵一千人实之。属西南面招讨司。(⑦《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五》,第587页。)
重熙十三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辽兴宗大举攻伐西夏。在此之前辽做了一系列准备,比如在重熙十一年(1042)有一些党项部人投奔西夏时,辽朝方面就曾派北院大王耶律侯哂“巡西边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镇之”(⑧《辽史》卷九二《耶律侯哂传》,第1507页。)。金肃州、河清军两城的设置显然与攻伐西夏这一重大军事行动有关。这样,“割燕民三百户”“徙民五百户”就可以和《长编》中的“尽徙缘边生户及丰州、麟州被虏人口居之”对应。二城位于北宋西北,地理上与北宋河东、西夏相邻,“广袤数百里”指两城的控制范围。将被虏人口安置在边防两城,他们安居乐业,自然会逐步消除逃归北宋之念。将《辽志》天德军认为是西北二城之一很难解释,这一区域实非契丹西北境。又,丰州(天德军)是契丹西南境控制夏国的重镇,在前线城堡之外,也需要进行战争准备。当年四月,“乞南、北府兵援送实威塞州户。诏富者遣行,余留屯田天德军”(①《辽史》卷一九《兴宗纪二》,第263页。)。丰州(天德军)与北宋边境较近,这些行为自会引起北宋相关官员戒备。不过,天德军在《辽史》中出现的频率要远高于丰州。其他节度州大体上是以州名出现的。这是比较怪异的一个地方。
综上,辽朝实际只设置了丰州(天德军),并未再单独设置一个天德军。北宋则先后在府州周围设置过两个丰州,前者在府州西北二百里,被元昊攻陷后,北宋又在府州萝泊川掌地复建丰州,这是目前学界已知的。

三、 结语

德宗贞元年间天德军防御使本就为加强丰州周围的军事防御力量而设,以应对回纥。虽然天德军防御使与天德军同治西受降城,但为在战争中有效统筹军、民,防御使亦兼丰州刺史一职。这与唐代方镇长官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该地长期的地方惯例。此后,天德镇的军事重心过于偏西,河套平原上东、西的振武、天德两镇联系很容易被割断。李吉甫借河毁西受降城一事策划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东移天德军旧城,以在军事防御中有效联系振武、天德两镇。移治后,唐武宗会昌初,回鹘南下阴山,天德、振武、河东等镇密切配合,有效应对了此次危机。严耕望曾指出,李吉甫相关举措等于放弃了河套西北地区,至于灵州到丰州,夏州到丰州、天德军的两条交通线更是废弃不用;但河套东北地区则以天德军为前哨、振武军为根据地、河东道节度使为后方支持,防制了回纥残部及其他北方民族。至此河套地区的军事防御不是一个完备的组织系统,而成为南北不相呼应的两个地区。(②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第320—321页。)但李吉甫并未完全放弃西受降城,他的计划里,该地仍应留守部分兵力。尤其天德军防御使仍兼丰州刺史,丰州与天德军的联系依然密切。天德军防御使移治后李吉甫又于经略军城置宥州,“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③〔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第107页。)。直至武宗会昌初回鹘南下,李德裕仍奏请修理此路。(④〔唐〕 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 《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四《论用兵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03页。)显然,联系河套南北,从夏州至天德军、丰州的交通路线仍在有效运转,河套南北似并未完全割裂。
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天德军防御使升为节度使。契丹在神册五年攻占的并不只天德军一城,而是整个节度使辖区。唐代设置丰州、天德军防御使主要是为在军事上应对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回纥部族。丰州入辽后这种战略地位不复存在,而丰州处于辽与党项对抗的最前线,辽朝对其的统治并不稳定,因此将其东迁。此后,中原王朝史料中天德军节度使皆为化外节镇,不曾实际领有。按照《辽史·地理志》记载,辽朝设置了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和天德军两个政区。但实际上相关文献存在错简,根据多份辽代州县名单可证辽代只设置了丰州,并未单独设置一个天德军政区。辽朝在太祖神册元年、五年两次用兵夺取胜州、丰州后已全有中原王朝北部疆域的塞外之地,为进一步进入塞内汉地扩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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