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东魏肆州长城新探

  • 王兴锋 1, 2
展开
  • 1.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 2.贵州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贵州贵阳 550025

王兴锋,男,1984年生,陕西宝鸡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22-10-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2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19ZDA188)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Sizhou Great Wall in Eastern Wei Dynasty

  • Wang XingFeng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 2.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0-27

  Online published: 2024-10-21

摘要

东、西魏对峙,加之柔然再次崛起,形成了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东魏出于军事安全考虑,在今山西忻州北部和中部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和恒山余脉营建肆州长城。肆州长城东起土隥,西至马陵戍,长城的营建保障了沿线交通特别是恢河谷道的畅通,对于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意义。

本文引用格式

王兴锋 . 东魏肆州长城新探[J]. 历史地理研究, 2024 , 44(3) : 13 -24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20354

Abstrac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ei dynasties, along with the resurgence of the Rouran, established a tripartite political pattern. Driven by military security concerns,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constructed the Sizhou(肆州)Great Wall in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what is now Xinzhou(忻州), Shanxi. This wall included areas around Luya Mountain(芦芽山), Guancen Mountain(管涔山), Yunzhong Mountain(云中山), and the remnants of Hengshan(恒山). The Sizhou Great Wall’s construction spanned from Tudeng(土隥) in the east to Maling Garrison(马陵戍)in the west, ensuring the smooth flow of transportation along its route, particularly for the restoration of valley roads. This was of decis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个地方性政权。东魏(534—550)初建,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与宇文泰所掌控的西魏分立对峙。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权臣高欢主持举役构筑肆州长城。据《魏书·孝静纪》载:“(武定元年秋八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①《魏书》卷一二《孝静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6页。《北史》《北齐书》和《资治通鉴》亦有相同记载,此不赘述。)学术界称这段长城为“肆州长城”。诸史关于东魏肆州长城的记载过于简略,后世学者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也集中于长城的起讫及其走向。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文献记载、考古调查的古长城遗址与文物资料,试对肆州北山、西端马陵戍与东端土隥的地理方位进行考证,并探索该长城在晋北地区构筑的目的及其交通意义,以期有助于深入对古代长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一、 肆州长城与“肆州北山”

肆州长城构筑在“肆州北山”,即东魏肆州北部的山梁上,因此,肆州长城的走向与地理分布取决于肆州及其北山位置的判定。《中国历史地图集》“东魏”图将肆州北山标示于今宁武西南的管涔山、汾水源头两侧。(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东魏”,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页。)艾冲认为肆州北山是今汾河与桑干河的分水岭,在今宁武县南部。(②艾冲:《北朝诸国长城新考》,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42页。)《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中则指肆州北山在今忻州境内恒山山脉。(③段清波、徐卫民编著:《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页。)可见肆州长城及北山定位应大体无误,但不够精准。
准确考证肆州北山的地理位置,首先在于探究东魏时期肆州政区建置演变及其地域范围。东魏肆州政区,据《魏书·地形志》载:“肆州,治九原。天赐二年为镇,真君七年置州。领郡三,县十一。”(④《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第2473—2475页。)北魏时期的肆州治九原(今山西忻州忻府区)(⑤肆州治所地望及其范围,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东魏”,第6—62页;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59—660页。北朝时期肆州政区及其辖境演变亦可参见祁剑青:《肆州沿革考》,《唐都学刊》2013年第4期。),下辖三郡: 永安郡,治定襄(今山西定襄县);秀容郡,治秀容(今山西忻州西北);雁门郡,治广武县(今山西代县阳明堡镇古城村西)。(⑥国家文物局主编,山西省文物局编制:《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页。)东魏承袭北魏建置,仍领有永安、秀容和雁门三郡。(⑦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1110页。)对照肆州下辖三郡治今地方位,结合“山川形便”的政区划界原则及《中国历史地图集》划定的肆州政区范围(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并、肆、恒、朔等州”“东魏”,第52、61—62页。),推测东魏时期肆州大致范围北至恒山、东至五台山、南至系舟山、西至芦芽山,主要包括今忻州忻府区、原平市、宁武县、代县、定襄县、五台县、繁峙县、静乐县,还囊括岢岚、五寨和神池三县的东部,以及太原阳曲县北部。
肆州地域既已明晰,“肆州北山”地理位置也迎刃而解。肆州北山由肆州地域北境、西北境和西境一系列山脉组成,即分布于今原平市、宁武县、代县、繁峙县以及岢岚、五寨、神池三县东部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和恒山余脉。
1998年,忻州文管处李隽指出肆州长城东起忻州,西至静乐县北,长75千米,但此一段已无迹可觅。(⑨李隽:《忻州长城小考》,《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肆州长城在今忻州原平和宁武地区云中山山梁上仍有遗迹。据《资治通鉴》载:“(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号三十万,自扬武谷而南,旌旗不绝五十余里。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婴城自守,虏骑过城下,亦不诱胁。”胡三省注:“扬武谷在代州崞县。薛《史》: 阳武谷,在朔州南。《考异》曰: 代州今有杨武寨,其北有长城岭、圣佛谷。今从《汉高祖实录》作‘扬武’。”(⑩《资治通鉴》卷二八〇“高祖天福元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48页。)扬武谷,亦称“杨武谷”或“阳武谷”。今原平市崞镇以西有道路通阳武河峡谷,即扬武谷道。(⑪谭其骧将扬武谷标注在今代县西南、忻州西北,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晋”,第86页。)扬武谷道从宁武东南沿今阳武河谷进入忻定盆地,是塞北与太原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扬武河(今称“阳武河”)属滹沱河一级支流,发源于今原平市西部的云中山区,上游南、北两大支流于轩岗镇马圈村,东汇为阳武河干流。马圈村东有“阳武口”,是阳武峡谷的出入口,即宋代杨武寨所在地。(①谭其骧将杨武寨标注在今代县西南、忻州西北,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河东路”,第16—17页。杨武寨具体位置,参见李广洁:《山河形胜——山西历史军事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考异》提及今阳武口(宋代杨武寨)之北有长城岭,又据清乾隆《崞县志》载:“长城梁,在县治西四十五里,始于赵武灵王,至秦始皇更增筑,今遗址犹存。”(②参见乾隆《崞县志》卷四《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14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光绪《续修崞县志》卷一《舆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14册,第344页)有相同记载。雍正《山西通志·古迹四》代州崞县条仅言为秦始皇筑,“长城梁,西四十五里。始皇筑,址存”,参见雍正《山西通志》第2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02页。)清代崞县即今原平市崞镇。崞镇之西45里在今轩岗镇地域。查今轩岗镇阳武口以北5千米有一地名“长城梁”,应是此地。综上可知,长城岭,即今长城梁,在今原平市轩岗镇云中山脉山梁上,因其地有古长城遗迹而得名。
除乾隆《崞县志》外,乾隆《宁武府志》亦载:“古长城,在楼子山上有古长城遗迹。明正德中兵备张凤羾立石山下,曰紫塞长城,或疑为六国赵时所筑之旧。”(③乾隆《宁武府志》卷九《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11册,第135页。《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四七《宁武府》“古迹”条有相同记载,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第9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8页。)楼子山,管涔山诸峰之一(④乾隆《宁武府志》卷二《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11册,第43页。),在今宁武县东寨镇东寨村,汾河源头在该村之西。楼子山以北2千米即管涔山主峰,可见管涔山梁上亦有古长城遗迹分布。
上述两处长城遗迹,最早见于明代尹耕《九宫私记》:
余尝至雁门,抵岢岚、石,见诸山多有斫削之处,迤逦而来,隐见不常,大约自雁门抵应州,至蔚州东山三涧口诸处亦然。问之父老,则曰古长城迹也。夫长城始于燕昭、赵武灵,而极于秦始皇。燕昭所筑者,自造阳至襄平。武灵所筑者,自代、并、阴山至高阙。始皇所筑者,起临洮,历九原、云中,至辽东。皆非雁门、奇、石、应、蔚之迹也。及读史,显王二十六年,有赵肃侯筑长城事,乃悟盖是时三胡并强,楼烦未斥,赵之境守,东为蔚、应,西则雁门,故肃侯所筑。以之,则父老所谓长城者,乃肃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⑤尹耕《九宫私记》之语见于光绪《蔚州志》卷五“古迹”条,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尹耕在明朝嘉靖年间亲见雁门关至岢岚州之间有断断续续的古长城遗迹,则原平、宁武地区的长城遗迹晚至明代仍见诸史籍。对于这一地区长城遗迹的营建年代,尹耕判定为战国赵肃侯时期,后世史籍如《崞县志》《宁武府志》等皆承其观点。但据笔者研究,赵肃侯时期赵国未有营建长城之举。(⑥王兴锋:《战国时代赵南长城始建年代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4辑。关于这两处长城的营建年代,黄麟书判定为东魏肆州长城,参见黄麟书:《秦皇长城考》,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251页。赵杰认为其指北齐长城,参见赵杰:《山西早期长城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6—27页。)这段长城遗迹应为东魏肆州长城,抑或北齐在东魏肆州长城基础上建造的内长城。(⑦艾冲:《中国古长城新探》,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2000年夏,山西省文物局长城调查组对宁武县、原平市境内这两处长城遗迹所在展开实地调查,又发现了延绵数十千米的长城遗址。长城遗址起自宁武县西南7.2千米的榆庄乡榆树坪村,沿管涔山东坡蜿蜒而上,即“楼子山古长城”。又经硫磺沟村至苗庄村与苗庄古城北墙相连,继而跨越恢河河谷沿凤凰山西坡而上,经东坝沟、东庄乡三张庄后村,于三张庄后村东5千米处进入原平市轩岗镇北梁上村,即“长城梁”(“长城岭”)。最终止于官地乡黑峪村北300米处。这段长度超30千米的长城遗迹分布于今宁武县、原平市辖域6个乡内,大体呈东西走向。长城建筑多为就地取材,墙体主要是片石垒砌,也有部分为黄土夯筑。(①山西省文物局长城调查组:《东魏肆州长城》,《文物世界》2001年第3期。)依据这段长城的方位和走向,综合“肆州北山”文献记载及相关考古遗迹可知,分布于今原平市和宁武县等地的长城遗迹正是东魏时期的肆州长城。

二、 肆州长城西端——马陵戍的地理位置

肆州长城考古遗迹的发现与“肆州北山”的定位为肆州长城的研究,特别是长城西端马陵戍的地理位置判定提供了新的契机。对于肆州长城走向的判定,马陵戍地理位置的考证十分重要。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马陵戍,在(静乐)县北。”(②〔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〇《山西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35页。)此观点影响极大,1931年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依据顾氏记载,指出肆州长城西端马陵戍在今山西静乐县。(③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43页。罗哲文、景爱、朱大渭等亦持马陵戍在今山西静乐县的观点,参见罗哲文:《长城》,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朱大渭:《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读史方舆纪要》以明代两京十三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对其建置沿革、道里方位、城邑布局、自然山川形势等详加考论,但其所载静乐县是明后期至清初的行政建置,与今静乐县辖区或不一致。1979年,李文信结合东魏肆州辖境,认为马陵戍在忻州市静乐县北的汾水源头。(④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下)》,《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按:该文将汾水源头定在静乐县的说法有误,汾水源头应在宁武县东寨镇雷鸣寺泉,参见山西省水利厅编纂:《汾河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1994年,艾冲提出与诸家不同的观点,以高欢多次巡幸的天池为参照点,认为马陵戍不在今静乐县,而在今五寨县东部山上。(⑤艾冲:《北朝诸国长城新考》,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7页。)五寨县东部的山岭应指芦芽山。赵杰考虑到宁武县苗庄古城战略地位重要,认为该古城为马陵戍所在。(⑥赵杰:《山西早期长城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04页。笔者认为苗庄古城不是马陵戍,而是北朝楼烦关故址。)翟飞依据《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探明了明清时期静乐县辖境,参照明清静乐县北部地形地貌,同时结合山西省文物考古调查资料,推断马陵戍在今五寨县南部的荷叶坪。(⑦翟飞:《北朝时期北疆地带边防设施的考古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01—102页。)综上,前辈学者关于马陵戍地望诸说虽失之于笼统,但仍为该问题的破解提供了重要线索。
有赖于肆州长城考古调查的深入,笔者综合多种文献对马陵戍重作考订,进而判定肆州长城的走向。首先是马陵戍的地望。山西省文物局长城调查组在今宁武县、原平市实地勘查,将肆州长城遗址最西(南)端判定在宁武县榆庄乡(余庄乡)的榆树坪。(⑧山西省文物局长城调查组:《东魏肆州长城》,《文物世界》2001年第3期。)榆树坪,属管涔山系。管涔山跨越宁武、五寨和岢岚等县,其走向自榆树坪继续向西南延伸至荷叶坪。荷叶坪是管涔山的最高峰,其南麓在岚漪河上游东川河北岸,是“肆州北山”的最西(南)端。与此对应,肆州长城遗迹亦沿“肆州北山”,即管涔山山脊盘亘交错,由榆树坪蜿蜒而上,经黄草梁、芦芽山至荷叶坪。考古工作者在荷叶坪发现肆州长城遗迹接连向西延伸进入岢岚县,经黄土坡、正虎沟,止于王家岔乡王家岔村东北约50米的山梁。(①国家文物局主编、山西省文物局编制:《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册,第655页。)王家岔乡王家岔村亦位于岚漪河上游东川河北岸、荷叶坪(管涔山)南麓,也是“肆州北山”最西(南)端。因此,透过肆州长城的遗迹分布、管涔山系的走向及王家岔乡王家岔村的地理方位推断,肆州长城的最西端马陵戍在王家岔乡王家岔村一带。
其次是马陵戍的形态。《资治通鉴》胡注“马陵,盖东魏置戍之地”(②《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纪十四》“梁武帝大同九年十一月”条,第4920页。),所言不误。马陵戍是东魏在肆州长城西端构筑的军事要地,也是重要的屯兵之处。据考古调查,王家岔段长城由规整的片石垒砌,长约2千米,西与岚漪镇窑子坡段长城相接,东向正虎沟、黄土坡方向延伸。这段长城保存最完整处高约4米,底宽4米,顶宽2.2米。长城两侧墙面上有7—8排方形椽孔,呈梅花点排列,孔距0.35米,排距0.35—0.4米,椽孔边长约0.15米,一些椽孔内部还残存朽木杆。(③国家文物局主编、山西省文物局编制:《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册,第655页。)这些证据表明长城之上应曾建有高大军事设施。此外,王家岔部分地段还发现残高0.4—0.75米、顶宽0.75米的女墙痕迹。(④国家文物局主编、山西省文物局编制:《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册,第655页。)长城墙顶构筑有女墙,可以作为战斗掩体,也可以用于观察敌情,是肆州长城防御体系中主要的攻防设施之一。这些特征均表明王家岔段长城具有重要军事地位。肆州长城遵循“因地形,用制险塞”原则设计、施工,从长城墙体布局到“戍堡”“城障”选址,无一打破此原则。(⑤“因地形,用制险塞”出自《史记》,参见《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65页;董耀会:《以险制塞——长城修建的空间原则》,《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8日,第3版。)而马陵戍通过选择在王家岔村东北这一易守难攻的山梁上修建高大、坚固且连续的长城墙体强化自然险阻,加强军事防御能力。
此段遗迹在王家岔村西转向西北后,经北沟村西南、岚漪镇红眼沟村南、武家沟村南、高家沟村南等地与窑子坡段长城接连。(⑥赵杰:《山西早期长城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44页。)王家岔段以西的长城遗迹应是北齐构筑的内长城或隋朝修缮的长城遗址(⑦艾冲:《中国古长城新探》,第69页。),这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2007年,岢岚县大庙沟村农民在犁地时发现一方隋朝构筑长城的刻石,该刻石保存较完整,长41厘米、宽21厘米、厚9厘米,上刻“开皇十九年七月一日檗州元氏县王□黎长口领丁卅人筑长城廾步一尺西至□□□□□□”,文字竖写,刻有方格。(⑧文宣:《山西岢岚县发现隋朝筑长城刻石》,《中国文物报》2009年9月18日,第2版。)大庙沟村位于窑子坡西边,长城遗迹在村南。该刻石表明,隋代曾对东魏、北齐长城进行了重新修缮与利用。
再次是马陵戍的地缘价值。在王家岔村构筑马陵戍,以居高临下之态势扼守岚漪河谷道,这在晋北交通格局中有重要意义。《读史方舆纪要》载,岚漪河“在(岢岚)州城西南。源出州东五十里黄道川北之分水岭,经乏马岭西,与舟道沟水合流,又西南合巨麓岭水,西流经兴县界入大河”(⑨〔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〇《山西二》,第1863页。)。顾氏所论岚漪河源头及其流域水道分布与今无异,该河自岢岚州(治今岢岚县城)上游有三条支流,分别是舟道沟水(今北川河)、黄道川(今东川河)和巨麓岭水(今南川河)。其中黄道川(今东川河,又称“东口子河”)是巨麓岭(今万松岭或松子岭,在今岢岚县南大涧乡一带)与肆州北山(今荷叶坪)的分水岭,也是东魏时期肆州的西界。
汾州在肆州(北山)西南面,治西河(今山西汾阳),东北以东川河为界与肆州相邻。(①谭其骧将汾州北界画至偏关河,致使汾州辖域过于狭长。依比例尺计算,汾州南北竟长达430千米,而东西仅120千米,这样的辖域恐不确。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并、肆、恒、朔等州”,第52页。)北朝时期汾州地域稽胡人口众多,他们恃险而居,常常招诱编户汉民逃亡其地,甚至截断交通道路,骚扰邻近州郡,威胁东魏、北齐统治。(②早在北魏时期,汾河流域及吕梁山区已有稽胡(山胡)记载。北魏、东魏与北齐时期,汾、肆二州的稽胡又称为“汾胡”“山胡”“河西胡”等。相关研究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7页;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严耕望:《佛藏所见之稽胡地理分布区》,《大陆杂志》1986年第4期;田毅、王杰瑜:《南北朝时期吕梁山区的稽胡叛乱与行政区划变迁》,《山西档案》2015年第6期;刘莹:《北朝稽胡的“统一”》,《唐研究》第2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9—150页;谢守华:《隋唐之际稽胡族群的地域结构与政治动向》,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34辑,三秦出版社2022年版,第83—98页。)史载,北魏“汾州山胡旧多劫掠,自(元)徽为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扰邻州。汾、肆之人多来诣徽投诉,愿得口判”(③《北史》卷一八《拓跋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73页。)。北魏后期汾州稽胡叛乱频发。据《魏书·尔朱荣传》载:“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荣并灭之。”(④《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第1645页。)唐长孺发现,这条引文中“乞”字下有脱文,“瓜”字亦疑有误,或为“汾”字。(⑤步落坚,即步落稽,简称“稽胡”,又称“山胡”,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7页。)可从。又据《北史·韦孝宽传》,“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⑥《北史》卷六四《韦孝宽传》,第2263页。)。稽胡实际分布范围并不局限于“汾州之北,离石之南”的狭小空间里,邻近的肆州亦存在其族群的活动轨迹。北魏孝昌年间(525—527)刘蠡升在云阳谷自称天子,致使“汾、晋之间,略无宁岁”(⑦《周书》卷四九《稽胡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97页。云阳谷,在今吕梁山脉的山胡之地内,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罗新:《新见北齐薛丰洛墓志考释》,《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5页。)。东魏建立后,高欢在天平二年(535)讨平刘蠡升。
值得注意,刘蠡升自称天子时肆州“秀容人五千户叛应山胡,复以市贵为行台,统诸军讨平之”(⑧《北齐书》卷一九《高市贵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54页。)。肆州秀容在今山西忻州西北,此处五千户人响应的“山胡”应指刘蠡升之乱。虽然高欢派遣高市贵统率诸军将秀容稽胡讨灭,但汾州稽胡仍有小规模叛乱此起彼伏。天平三年(536)九月,高欢发兵平定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的反叛。(⑨《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19页。)其后,高欢又在肆州长城完工的次年,即武定二年(544)十一月,再次出兵平定稽胡。最终,在肆州长城马陵戍营建之后,稽胡不再爆发叛乱事件。
岚漪河谷道,既沟通了吕梁山东西两麓,又是连结东魏汾、肆二州的交通要道。(⑩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地区》篇三七“太原北塞交通诸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5—1358页。)岚漪河自东向西流经岚县、兴县汇入黄河,其西端正是黄河渡口合河津(今山西兴县裴家川口)。东魏在岚漪河上游东川河之北的王家岔村营建马陵戍,其目的在于保障谷道的畅通,防范稽胡等族群对岚漪河谷道以及肆州地域的侵扰。

三、 肆州长城东端——土隥的地理位置

肆州长城东端土隥[戍]地理方位的重要线索始见于宋代。《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十一月”条载高欢督筑肆州长城之事,与《魏书》《北齐书》《北史》中文字基本相同,仅将“土隥”改为“土墱”,缘何?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土墱”引《元丰九域志》曰:“代州崞县,有土墱寨。”(①《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纪十四》“梁武帝大同九年十一月”条,第4920页。)据《元丰九域志》载,代州崞县有四寨,其中之一为土墱寨。(②〔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四《河东路》,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8页。)土墱寨是宋为抵御辽军侵扰在宋辽边地修筑的军事寨堡。司马光、胡三省等学者将宋代“土墱寨”认作北朝时期的“土隥”,这可能是宋初以降长期流行的观点,《资治通鉴》因而作此更改。后世学者不明所以,大多承袭这一主张。如清初《读史方舆纪要》载“土墱寨,在县西北”,后将东魏武定元年高欢筑肆州长城“东至土墱”与北宋雍熙三年(986)土墱寨之战并列叙述。(③〔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〇《山西二》,第1861页。)显系视二者为一物。王国良谈及肆州长城东端土隥,亦参诸《元丰九域志》《读史方舆纪要》相关记载,认定“土隥”即宋代土墱寨。(④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第43页。)寿鹏飞注“土墱,今山西崞县有土墱寨”,亦持相同观点。(⑤寿鹏飞:《历代长城考》,1941年,第12页。)李文信认为土隥戍在今代县崞阳镇西北,其地正在吕梁山脉中。东由土隥寨,西到马陵戍,系东北西南的走向。(⑥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下)》,《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景爱论述肆州长城东端起点时将“土隥”改为“土磴”,依据可能是《宋史·张齐贤传》的“土磴砦”。景爱又云“土磴”也称“土寨”,在崞县(今崞阳镇)西北,系云中山北端。(⑦景爱:《中国长城史》,第224—225页。)但无论文献记载还是在今崞阳镇皆无“土寨”。景爱所谓“土寨”仍指宋代土墱寨。追溯学界观点可知,诸家皆将宋代土墱寨认定为肆州长城东端之土隥。
讨论宋代土墱寨与北朝“土隥”的关系,需要先判定宋代土墱寨的地理位置。《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注在今山西宁武县东北盘道梁。(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河东路”,第16—17页;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此外,严耕望“唐代河东太行区交通图(北幅)”将土墱标在今宁武县东北、明长城的北侧,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地区》篇三七“太原北塞交通诸道”,图18。)《山西历史地名词典》中,宋代土墱寨在今原平市崞阳镇北12.5千米的土屯寨(村)。(⑨刘纬毅:《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笔者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及地理形势等分析,倾向宋代土墱寨在今土屯寨。
寨,又称“砦”,是宋朝为抵御外部武装侵扰修建的军事聚落。(⑩关于宋代军寨的研究参见顾吉辰:《宋代城寨制度考述》,《洛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吕卓民:《简论北宋在西北近边地区修筑城寨的历史作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宋代的寨分为军队屯驻需要构筑的军寨和民间为在战乱中求得自保自发修筑的民寨。土墱寨应属军寨,是宋朝边防体系的组成部分,为抵御辽朝军队侵扰而修建。《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皆载崞县有四寨,其中之一为土墱寨。(①《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33页。)唐宋时期的崞县属代州,在今山西原平市崞阳镇。该地在今恒山(雁门山)以南,是宋朝北方边地,亦为宋、辽两军竭力相争的战略要地。
北宋雍熙三年(986),宋军雍熙北伐失败后,辽军在崞县发动反攻战役,史称“土墱寨之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雍熙三年,辽军入寇代州(今忻州代县),代州知州张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誓众感慨,一以当百,敌遂却走,循胡卢河南而西······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墱寨,掩击,大败之”(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26—627页。)。关于此战,《宋史·张齐贤传》亦有载:“(张)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誓众慷慨,一以当百,辽兵遂却。”其后,张齐贤“乃闭其使密室,中夜发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帜然刍。辽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矣,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兵二千于土磴砦,掩击,大败之”(③《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第9153页。)。辽军入寇代州,张齐贤率两千厢军击退辽军。随后辽军沿胡卢河(今滹沱河)南下至土墱寨,又被张齐贤所败。透过土墱寨之战中辽军的进兵路线可知,土墱寨故址位于今滹沱河流域西边邻近地区。又据《武经总要·前集》,“土燈寨,距河五里,西至石铁寨三十里,北至契丹寰州界,有谷路三,皆通行人”(④〔宋〕曾公亮等著,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七《边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7页。),即可知土墱寨在今滹沱河西2.8千米左右,并有山间谷道通寰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州)。(⑤宋代一里相当于今561.60米,宋代五里约折合今2808米,参见黄盛璋编制:《历代度量衡换算简表》,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附录,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但今宁武盘道梁北面皆平原之地,盘道梁距滹沱河超过30千米,无险可守,北行直达寰州治所,未见谷道。而土屯寨,在今原平市崞阳镇北约10.5千米的恒山山脉之南,山间倒有多条谷道通往寰州地域,且更靠近滹沱河,有数条沟河从南面流经注入滹沱河。综上,土屯寨更符合《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武经总要》等中关于宋代土墱寨的记载。然而,土屯寨及其周边并未发现长城遗迹,故将宋代土墱寨认定为东魏肆州长城东端的土隥并不成立。
宋代土墱寨并非肆州长城东端的“土隥”,但土墱寨位置的明确可为判定土隥地理方位提供重要线索。“隥”通“墱”“磴”,指形似阶梯的险峻山坡。宋代土墱寨,亦因“土墱”得名。据光绪《山西通志》载:“土隥,旧志并以为盘道梁。据北人之路而言,实则宋四砦皆在山前。······依地形核之,当在(崞)县西北三十里之庙岭。”(⑥光绪《山西通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941页。)“宋四砦”之一即土墱寨,清代崞县在今崞阳镇,而崞阳镇西北30里今有庙岭梁村,属原平市段家堡乡。庙岭梁村因位于庙岭梁之南得名,笔者考其地形与清代庙岭一致,并与肆州长城东端“土隥”吻合,大致范围在今崞五线(S305)以北、官地村之南,东至土屯寨村,西至今段家堡乡,东西长约16千米,南北宽约3.5千米。(⑦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东魏”,第61—62页。)山西省文物局长城调查组对忻州市长城遗址实地勘查,在原平市段家堡乡黑峪村北面的山梁上发现一处障城遗址,遗址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20米,南北宽25米,墙体全部为版筑土夯,障城周围采集到素面板瓦、陶片等遗物,与苗庄古城、长城遗址建筑年代一致。(①调查组仅推测该障城遗址有可能是土隥,对于该障城的建造缘由及意义并未提及。参见山西省文物局长城调查组:《东魏肆州长城》,《文物世界》2001年第3期。)障城是长城沿线用于屯兵、防守、巡逻、警戒和反击突袭之敌的城堡。黑峪村所在的段家堡乡就在庙岭梁西端,属“土隥”范围,该地山大坡高,“黑峪”本意指山谷,引申义是山谷或峡谷开始的地方。黑峪村障城遗址位于滹沱河之西、恒山与云中山的交接之地,是太原北上代县经雁门关出塞的必经之地,有重要战略意义。此道先秦时期业已开通,北朝人所撰《入塞图》与《冀州图》皆有太原西北出塞之里程,即严耕望所谓“太原北出雁门关西北通单于府及河上三城道”(②〔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36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地区》篇三七“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第1336—1358。)。东魏将肆州长城东端延筑至黑峪村障城遗址,其意义在于扼守晋阳的出塞交通。综上所论,黑峪村障城遗址才应是肆州长城的东端土隥[戍]。

四、 肆州长城构筑的目的及其意义

东魏武定元年(543),高欢出于军事安全考虑,在今山西忻州北部和中部(包括今原平、宁武、代县和繁峙四县北部,以及岢岚、五寨和神池三县东部)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和恒山余脉营建肆州长城,西起马陵戍(今岢岚县王家岔乡王家岔村),东至土隥(今原平市段家堡乡黑峪村)。长城,是一个王朝或政权为维护控制已有地区政治和军事所建。(③景爱认为“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系古代边境御敌的军事工程”,参见景爱:《中国长城史》,第25页。艾冲的定义为:“长城,是中国古代多个王朝构筑的护卫特定地域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参见艾冲:《简论长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容》,《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28辑,三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页。)东魏构建肆州长城的目的和功能与其他朝代也类似,主要有三: 护卫特定地域、御敌于长城之外和扼守交通要道。
第一,肆州北山长城承担着护卫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的军事功能。(④朱大渭认为肆州长城是高欢大丞相府所在地晋阳西北面的屏障,参见朱大渭:《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高峻延绵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与恒山横亘在今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以北,长久以来这道天然屏障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步伐,保护着晋北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稳定,成为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侵扰的重要防线。
东魏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南),高欢则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建立大丞相府遥控东魏政权。(⑤关于北朝时期太原之地位研究,参见劳幹:《论北朝的都邑》,《大陆杂志》1961年第3期;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93—101页;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152页。)晋阳位于太原盆地北部,是东魏的实际政治中心,秦汉以来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和交通中心,北、东、西三面群山巍峙,北靠系舟山、云中山,东据太行,西依吕梁,南接临汾盆地,汾水自北向南纵贯全境,可谓“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地区》篇三七“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第1335—1336页。)。《北齐书·神武纪》载,高欢“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⑦《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第9页。)。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表里山河”的地理优势是高欢常居晋阳并将其作为大本营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时期的晋阳在军事上拥有西向关中、北抗柔然的重要地位,于邺都有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一旦邺都有变,高欢可轻易掌控。(①东魏北齐时期晋阳与邺城之间交通便利,参见段彬:《东魏北齐时代的并邺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1辑。)晋阳之北的忻定盆地,行政中心在肆州(治九原城),亦是东魏、北齐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和军事驻防区。中国古代长城的构筑遵循“因地形,用制险塞”的原则设计和施工,其走向与布局充分考虑所经区域具体的地势、地形和地貌的特点。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将长城构筑在肆州北山(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与恒山)山脊上或山脉南北邻近的冲要地带,与外侧河川沟谷一起成为天然屏障,由此奠定了可靠的军事地理基础。肆州长城作为东魏护卫晋阳及忻定盆地的军防工程体系,是人工构筑的军防设施与自然险阻的有机结合,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柔然、西面劲敌西魏和北周侵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武定元年(543),东魏在“肆州北山”营建长城以护卫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免遭敌侵犯。景爱结合武定元年前东、西魏战事,指出肆州长城西南—东北的走向防御的应是西魏。(②景爱:《中国长城史》,第225页。苏栓斌赞同此说,参见苏栓斌:《宁武的长城》,《万里长城》2012年第4期。)赵杰、翟飞等依据东魏初期历史背景及肆州长城的走向和空间分布综合考量,认为其主要防御北方柔然。(③赵杰:《山西早期长城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00页;翟飞:《北朝时期北疆地带边防设施的考古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03页。)笔者认为肆州长城延绵伸展,其建造与修缮并非针对单一对象,它主要取决于北朝后期东魏、西魏和柔然三方的攻防形势。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东、西魏分立,政治格局形成对峙。柔然可汗阿那瓌则乘镇压六镇起义之机再度崛起,成为影响北方政治格局的一支重要势力。柔然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以骑兵流动作战为主要方式,土地固守观念相对淡薄,长于进攻而非防守。东魏既需借柔然之力对抗西魏,又忌惮柔然坐大威胁自身。在这种三足鼎立格局下,东魏营建长城不失为一项巩固国防之举。
第三,肆州长城扼守了交通要道。它选址于高大陡峭的山险之上,可以有效防御敌人进攻,但山间沟谷连接长城内外,成为防御中的薄弱环节,易给敌人留下通路。翟飞在论证肆州长城走向时注意到它紧控山谷、河谷等要道,其交通价值可见一斑。(④翟飞:《北朝时期北疆地带边防设施的考古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01页。)东魏在构建肆州长城时,必然加强天然沟谷的军防设施建设,如构筑城堡、关城和烽燧等以扼守交通要道,保障长城地带畅通,建立交通优势,又可将来犯之敌隔绝于长城之外,阻遏其入侵。
东魏、西魏、柔然三方对峙格局形成后,东魏将治理重点转移到内务与外交方面,高欢大力推行“招抚四裔”政策,不失时机地利诱柔然、吐谷浑等部族。柔然和吐谷浑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决定与东魏建立友好关系互为外援。据《北史·吐谷浑传》载:“兴和中,齐神武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义,征其朝贡。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又荐其从妹,静帝纳以为嫔。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檦使于其国。夸吕又请婚,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此后朝贡不绝。”(⑤《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第3186页。)早在东魏天平四年(537)柔然就向东魏遣使朝贡,其后的兴和年间(539—542),不仅柔然继续遣使东魏,吐谷浑首领夸吕亦首次派遣使者赵吐骨真出使。笔者结合《魏书·孝静纪》相关记载,推知赵吐骨真与柔然、高丽使者一同出使东魏应在兴和四年(542)。(⑥《魏书》卷一二《孝静纪》,第306页。)《北史》载,吐谷浑使臣“假道蠕蠕”,也即绕过西魏控制区,借道柔然抵达东魏,并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
关于吐谷浑、柔然遣使东魏的路线,已有学者做了细致研究。王文楚认为吐谷浑使者进入柔然控制区域,再向东南穿越阴山隘口后,既有秦汉时期就已形成经由昆都仑沟的“稒阳道”,又有北魏时逐渐兴起经蜈蚣口的“白道”,最终通向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古城)地区。(①王文楚:《从内蒙古昆都仑沟几个古城遗址看汉至北魏时期的阴山稒阳道交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30页。周松、朱悦梅和康维的等学者在探讨吐谷浑遣使东魏路线问题上依旧沿袭王文楚之观点,参见周松:《吐谷浑遣使东魏路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朱悦梅、康维:《吐谷浑政权交通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页。)
北朝时期,吐谷浑使臣入塞,穿越阴山谷道后,要想抵达晋阳(今山西太原)和邺城,最为便捷的是自马邑(今山西朔州)沿恢河与汾河河谷进入太原,此道即严耕望所谓“太原西北汾水出楼烦关道”(②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地区》篇三七“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第1358—1366页。)。兴和三年(541)四月,东魏将兰陵公主嫁与柔然庵罗辰,元寿等人护送兰陵公主自晋阳(今山西太原)出发,就是沿恢河河谷经楼烦城(今山西宁武苗庄古城)至新城(今山西朔州梵王寺村古城),继而出塞前往柔然可汗庭。东魏、北齐其时尚未置“楼烦关”,故而称“楼烦道”较为合适。
图1 北朝时期肆州长城示意

资料来源: 高程数据采自CGIAR-CSISR TM90m DEM数据,https://srtm.csi.cgiar.org/;图中地名定位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朝“东魏”图(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南北朝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页)。

笔者注意到肆州长城在榆树坪一带以大约90度弯角折而向东,经硫磺沟村至苗庄古城,然后跨恢河河谷向东延伸,由三张(庄)村进入原平市轩岗镇北梁上村,止于土隥(段家堡乡黑峪村障城遗址附近)。苗庄古城位于云中山与管涔山(芦芽山)两座山脉交结之地的恢河西岸,该古城南经恢河与汾河谷地可至太原,正北经阳方口进入大同盆地去往朔州、大同。从军事布防看,武定元年肆州长城的构筑充分酌量了楼烦城的交通与军事防御价值。考古勘查也发现苗庄古城的防御重点在北方。(①山西省文物局长城调查组:《东魏肆州长城》,《文物世界》2001年第3期;国家文物局主编、山西省文物局编制:《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郭银堂、刘小胖、张建华:《宁武苗庄古城及长城考》,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东魏构筑肆州长城时增筑了西城,形成东、西两城的城池格局以增强军事防御能力,其目的当是护卫恢河谷道交通的安全与畅通。就在吐谷浑使者赵吐骨真出使东魏的第二年,东魏肆州长城正式竣工,其后吐谷浑使臣“频来东魏”,且“朝贡不绝”。(②《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第3186页。)公元542—553年这12年间,吐谷浑至少8次遣使东魏和北齐,这期间东魏员外散骑常侍傅灵檦也出使吐谷浑。
东魏、北齐与吐谷浑交往频繁、和亲不断,等级也越来越高。东魏孝静帝娶吐谷浑可汗夸吕的从妹为容华嫔,夸吕也娶东魏广乐公主为妻。营建肆州长城,为沿线交通特别是恢河谷道的通达创造了条件,也使双方政治关系日渐密切。

五、 结语

东魏武定元年,高欢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在今山西忻州市北部、中部(包括今原平市、宁武县、代县、繁峙县北部及岢岚县、五寨县、神池县东部)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和恒山余脉营建肆州长城。肆州长城西至马陵戍(今岢岚县王家岔乡王家岔村),东至土隥(今原平段家堡乡黑峪村障城遗址)。随着军防体系的建立和健全,肆州长城不仅在防遏外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更保障了长城内外及恢河给谷地交通的畅达。对东魏肆州长城的再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北朝时期的军事、民族和交通地理诸方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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