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图制作相对的地图使用以往不是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也不甚深入。例外是在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一书第四章《图绘天下,如指诸掌——宋王朝的国家地图事业》。这一章主要从国家层面讨论宋朝地图绘制的情况,并对军政、边备、河工及以营建城池为主的工程等各类政务活动中地图的使用进行了细致论述,认为宋朝已经形成在日常政务中使用地图的制度性规定,如工程方面“实际上宋代城池修筑(包括其他各类营造事业),除了在竣工以后绘制地图奏进以外,在工程之前多需测绘地图……因此,在修筑兴工之前测绘城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依此计算工料,这是地方官守申报朝廷之必要材料” ①(①潘晟: 《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93页。)。潘氏还梳理文献,分析公牍中地图使用的整体情况及方式,认为“综观两宋史籍,此类因公牍而上之地图,绘制之频繁实超出今人之想象,当时几近事事为图” ②(② 潘晟: 《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第188页。),又有“此类公务地图往往作为奏札或公牍的一个部分,多与公文偕上”“在图幅较少的情况下,一般多附于公牍之后”“不少情况下地图往往独立成册与公牍同时奏进,或先期呈上,或后此而缴纳” ③(③潘晟: 《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第188—189页。);“对于图绘难以表达的内容,往往通过在图上粘连‘签贴’的形式用文字补充说明” ④(④潘晟: 《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第190页。)。他认为,宋朝“无论是军事还是民政,绘制地图皆为说明与解决政务之重要手段” ⑤(⑤ 潘晟: 《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第188页。)。不过,虽然了解了宋代地图的使用情况,但这种现象是否可以推及宋代前后?潘晟所研究的基本是中央政务或者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务处理中对地图的使用情况,那地方政务处理以及民间情况又是如何?
欧洲地图普及的时间相对较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第一分册第二十三章《欧洲的地图出版中心,1472年至1600年》通过量化统计认为,“1500年,每1400人有一幅地图;到1600年,每7.3人拥有着一幅地图……如果我们将对比限制在欧洲的文化核心地带,毕竟那里生产了超过90%的地图(并且,推测,大部分地图都留在那里),那么数字将更为令人惊讶: 1500年每720人拥有一幅地图,1600年每4人拥有一幅地图。这些数字,尽管它们非常粗糙,但标志着欧洲人意识中地图潜力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到的是,中世纪的一个居于边缘的类型,不可能被任何人,而只是被少数学者所了解或使用,而现在变成普通的事物,成为一种来自任何行业的普通欧洲人都认可和使用的东西。这一变化如此显著,由此,将其称为一场革命并不夸张” ⑥(⑥罗伯特·卡罗: 《欧洲的地图出版中心,1472年至1600年》,[美]戴维·伍德沃德主编,成一农译: 《地图学史》第三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第一分册,第886页。)。该书在“地图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政府管理中的用途”部分用五章篇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地图在政府管理中使用的情况,大致将地图的普及与民族国家和国家权力结构的演变联系起来。第二十六章《地图与现代早期的国家: 官方地图学》总结:“总体而言,王公对待地图、球仪、图景和其他地图学工具的态度,似乎在文章所研究的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一个在地图的制作、传播和使用方面发生了同样深刻变化的时期。在15世纪晚期,地图仍然主要是少数熟练从业人员的手艺。它们是昂贵和珍稀的,并且结果它们因为与宗教相联系而得到了尊重。两个世纪后,地图的制作,一直在增加,已经大部分由专业化的政府官员承担。或者,至少,由其利益通常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个人或者代理机构所承担。技术进步还意味着,地图被广泛传播,可以被接触到,并且容易转化为日常物品。在这一可以被称为地图学的商品化的过程中,地图相对的被去掉了神秘的外衣,失去了它们之前拥有的一些精神特质。它们从国王的艺术馆转移到了行政管理人员的橱柜中,因为它们成为政府行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确实,拥有地图和使用地图成为运营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过程的一部分。到这一时期末,旧有的魔法——查理五世的‘欢乐与快乐’——已经消失,只是被新的魔法所取代,即,正如本章所试图描述的,其与国家权力的新兴学说和民族国家的地图学发明密切相关。” ①(①理查德·L.卡甘、本杰明·施密特: 《地图与现代早期的国家: 官方地图学》,[美]戴维·伍德沃德主编,成一农译: 《地图学史》第三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第一分册,第969页。)
通览该书,对地图使用的研究渗透到各个部分。第二十章在讨论航海技术和习惯时将航海图使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第二十四章讨论文艺复兴时期作为教育工具的地图使用;第二十五章从文艺复兴时期受过教育的精英对地图的使用以及现代早期学术发展中地图的功能入手,讨论作为图书馆藏品以及收藏品的地图;第三十二章则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流行的绘制在室内的成套地图,提出它们“整体上贡献于统治者的政治视觉肖像,贡献于市政当局的宣传信息,以及教皇和红衣主教的宗教热情。它们的隐喻含义是通过绘本地图与历史、神话、动物、植物和宗教图像的交互作用而被创造的,并且只能通过对容纳它们的房间的亲身体验而得以领会。只是从地图学的角度考虑成套的绘画地图,或者将它们简单地作为一种艺术类型,都错失了它们丰富的内涵: 尽管它们的地图学内容是过时的,它们对于现代发现和航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它们高度概括了文艺复兴时期地图绘制的象征意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中地图绘制的深刻意义” ②(②弗兰切丝卡·菲奥拉尼: 《文艺复兴时期成套的被绘制的地图》,[美]戴维·伍德沃德主编,成一农: 《地图学史》第三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第一分册,第1175页。)。
反观中国,日常政务处理中使用地图的现象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且涉及的类型众多。例如使用“舆地图”分封诸侯王,汉武帝“(元狩六年)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 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制曰:‘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③(③《史记》卷六○《三王世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51—2553页。)又如在某些军事行动或者“外交行动”中搜集相关地区的山川形势信息并绘制地图,以为未来相关活动储备信息,如《汉书·李广传》有“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 ④(④《汉书》卷五四《李广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1页。)。再如在处理与兴建水利设施有关事务时使用地图,典型的有《汉书·西域传》中载:“渠犁,城都尉一人……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⑤(⑤《汉书》卷九六下《西域列传》,第3911—3912页。)处理地方政务使用地图见载于《水经注疏》:“(汉光武庙)庙侧有碑,述河内修武县张导,字景明,以建和三年为巨鹿太守。漳津泛滥,土不稼穑,导披按地图,与丞彭参、掾马道嵩等,原其逆顺,揆其表里,修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绩有成,民用嘉赖。题云《漳河神坛碑》。而俗老耆儒,犹揭斯庙为铜马刘神寺。是碑顷因震裂,余半不可复识矣。” ⑥(⑥〔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 《水经注疏》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62—963页。)
此外,1986年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的“天水放马滩地图”,绘制时间为战国秦惠文王后元十年至秦昭襄王八年(前305—前299)。图中绘有山脉、河流、沟溪、关隘、道路、山名、寺庙,注记山川、关隘和乡里聚邑名称,并注明乡里聚邑间的交通里程。绘制于西汉吕后七年至文帝十二年间(前181—前168)、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马王堆地图”中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绘有8个县城、74个可辨认的乡里,分别以方框和圆圈符号表示,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大道与小路,河流用线条粗细区分源流,在河口处注出河名,部分河流源头标注“某水原”,用三种不同方式表示山岭。从绘制内容和墓主身份来看,可以大致确认这些出土于墓葬的地图是地方上使用的地图或者它们的摹本。
潘晟所言“无论是军事还是民政,绘制地图皆为说明与解决政务之重要手段”大致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古代文献中有官员在地方日常政务处理中使用地图的众多记载。以宋代为例,《宋史·赵希言列传》载:“希言字若讷,惠王令懬元孙也。淳熙十四年登第。调衢州司户,合郡民以计,表其坊里,标其户数,为图献于守,守才之。” ①(①《宋史》卷二四七《赵希言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750页。)《宋史·王罕列传》载:“罕字师言,以荫知宜兴县。县多湖田,岁诉水,轻重失其平。罕躬至田处,列高下为图,明年诉牒至,按图示之,某户可免,某户不可免,众皆服。” ②(②《宋史》卷三一二《王罕列传》,第10243页。)《宋史·王安中列传》记:“有徐禋者,以增广鼓铸之说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东南九路铜事,且令搜访宝货。禋图绘坑冶,增旧几十倍,且请开洪州严阳山坑,迫有司承岁额数十两。” ③(③《宋史》卷三五二《王安中列传》,第11125页。)《宋史·赵尚宽列传》有:“嘉祐中,以考课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经五代乱,田不耕,土旷民稀,赋不足以充役,议者欲废为邑。尚宽曰:‘土旷可益垦辟,民稀可益招徕,何废郡之有?’乃按视图记,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 ④(④《宋史》卷四二六《赵尚宽列传》,第12702页。)《历代名臣奏议》中收录的“知江州袁燮上便民策”中记:“臣承乏偏州,适当旱歉之余,爰俾僚属条陈救荒之策。每都必为一图,地名山川、桥道寺观之属咸具而列。饥民居处,及户口之数,于其间历历明白。按图而视,无得隐者,所以堤防奸弊责其实也。” ⑤(⑤《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七○《选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8页。) 单锷《吴中水利书》中记:“今所画三州江、湖、溪、海图一本,但可观大略。港渎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见其详,莫若下苏、常、湖诸县,各画溪、河、沟、港图一本,各言某河、某渎通某县某处,俟其悉上合而为一图,则纤悉若视于指掌之间也。” ⑥(⑥〔宋〕单锷: 《吴中水利书》,墨海金壶本。)这些例子涉及地方政务类型繁多,如统计户口、确定田亩的边界、修建水利工程、救荒等。
宋代一些官箴书也强调地图在地方政务中的重要性。如《州县提纲》中载:“迓吏初至,虽有图经,粗知大概耳。视事之后,必令详画地图,以载邑井都保之广狭,人民之居止,道涂之远近,山林田亩之多寡、高下,各以其图来上。然后合诸乡邑所画总为一大图,置之坐隅,故身据厅事之上,而所治之内,人民、地里、山林、川泽俱在目前。凡有争讼,有赋役,有水旱,有追逮,皆可以一览而见矣。昔吕惠卿虽不足言,观其以居,常按视县图,究知乡村、地形、高下为治县法,盖亦有所见也。” ⑦(⑦〔宋〕佚名: 《州县提纲》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38页。)这段文字提到的地方政务中使用地图的情况与上文所引例子也基本相合。随着留存文献和史料的增加,到明清时期,尤其清代可以找到大量日常政务处理中使用地图的例子,如上文提及以《淡新档案》《巴县档案》和《南部县档案》为代表的地方档案。
仅以这些证据论断与欧洲相比中国古代在政务中对地图的使用相对较早可能为时尚早,且不宜夸大中国古代日常政务处理中使用地图的普遍性。上文讨论王朝时期日常政务中使用地图的情况,出发点在文献记载或留存的相关地图,这些研究聚焦于“有”和“存”,忽视了文献中通常不会直接记录相反的情况,由此得出“无论是军事还是民政,绘制地图皆为说明与解决政务之重要手段”的认知,就会出现偏差。如果转换视角,可见记录王朝日常政务的文献通常缺乏对地图的记载。比如,《唐六典》《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典志著作中几乎都没有地图①(①但清朝编纂的多部《会典》中收录有数量不等的地图。);官修地理总志,如《元丰九域志》中没有地图,《大明一统志》中虽然收录有地图,但都是示意性的“天下总图”和“省图”,到《大清一统志》才有更详细的地图。查阅宋代直至清末的官箴书也会得出类似结论。
虽然以上文引用的《州县提纲》为代表的官箴书提到了地方官要绘制地图,但这类官箴书数量并不多。那些详细介绍担任地方官后处理日常政务时的各类注意事项,甚至公文格式的官箴书中就没有提到地图。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官员曾将他们任职时撰写的公文编撰成书,这些公文只有极少部分提到处理具体政务时曾使用和绘有地图。检索众多存留至今曾任职的士大夫文集,也会得出近似结论。此外,虽然没有学者汇总《巴县档案》和《南部县档案》中记录的案件或行政事务中使用地图的现象,但从笔者过目的资料看,使用和绘制地图的案件比例同样不高。因此,如何对中国古代政务处理中地图使用的普遍性进行评价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往对政务处理之外地图使用的研究几乎空白,虽有些简单的例子及值得讨论的问题,如经史子集类著作中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地图,但不少作为书中插图的地图,其内容与文本并不对应,不得不怀疑这类地图是否被阅读,它们被使用的方式或许与今天书中插图的功能不一致②(②如十五国风地图,参见成一农: 《“十五国风”系列地图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那它们的功能是什么?作者、出版者赋予它们的功能又是什么?虽然宋代以降民间日用类书中有大量供民间使用的地图,但不清楚它们作为插图的实用性及真正被阅读和使用的广泛程度。现在可以确定一些单行地图流传在民间,如《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但同样不太清楚这类印制地图的目的。它们很可能并不只是提供知识,至少提供知识并不是它们最初被制作的目的。其流传和使用范围也尚缺乏讨论。③(③成一农: 《<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研究——从知识史角度的解读》,《形象史学》第15辑,第279页。)现代地图使用涉及面广泛,还会辐射地图之外的众多研究领域,但研究者需要意识到不能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待古人使用地图的方式或赋予地图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