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唐德宗朝保宁军节度的创立及其罢废

  • 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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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黄楼,男,1980年生,安徽蒙城人,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收稿日期: 2023-12-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21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olition of the Baoning Arm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e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 Huang 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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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History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06

  Online published: 2025-03-21

摘要

《新唐书》载德宗兴元元年赐号河东节度为保宁军,此说与史实不符,保宁军乃另一与河东军并立藩镇。建中年间,河东节度使马燧等讨伐魏博,取得一系列胜利后收降大量兵卒。泾师之变后河北行营解体,这批降卒被马燧带归河东,后德宗以其组建保宁军,命马燧为节度使。保宁军的创置既承认了马燧对降卒的控制,又避免了其被直接兼并。贞元初,马燧多次奏请保宁军并入河东军被拒;三年,马燧罢兵权,为安抚河东军,朝廷正式裁撤保宁军军号。保宁军前后仅存在四年,其置废反映出朝廷与河东军之间的政治角力,此为窥视德宗时期藩镇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引用格式

黄楼 . 唐德宗朝保宁军节度的创立及其罢废[J]. 历史地理研究, 2024 , 44(4) : 46 -55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412

Abstract

The New Book of Tang recorded that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Xingyuan, Emperor Dezong of Tang granted the title of Baoning Army (保宁军) to Hedong Jiedu (河东节度), but this statement did not conform to historical facts. Baoning Army was another fiefdom that coexisted with Hedong Army.In the period of Jianzhong, Ma Sui,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Hedong, and others launched a campaign against Weibo, initially achieving a series of victories and capturing a large number of Weibo’s surrendered soldiers. After the Jingyuan Army’s Rebellion, the Hebei Camp disbanded. Emperor Dezong of Tang organized the surrendered soldiers into the Baoning Army and appointed Ma Sui as the military govern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Zhenyuan period, Ma Sui repeatedly reques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oning Army into the Hedong Army, but all were rejected.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Zhenyuan period, Ma Sui was stripped of his military power, and the court officially abolished the military name of the Baoning Army. The Baoning Army existed for only four years, and its establishment and abolition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between the court and the Hedong Army.

《新唐书》卷六五《方镇表二》北都兴元元年条下:“赐河东节度号保宁军节度。”(①《新唐书》卷六五《方镇表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10页。)同卷载:“贞元三年,保宁军节度复为河东节度。”据新表,保宁军节度是兴元元年至贞元三年间(784—787)朝廷赐给河东军的军号。此说影响甚广,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即承其说,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更考证称“时马燧为节度使,赐军号以宠之。贞元三年,燧罢兵柄,因去军额”(②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廿二史考异》卷四七《唐书·方镇表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858页。)。然正史中并无河东军赐号保宁军的记载,甚至多有抵牾。勾稽史料,所谓保宁军节度,实为与河东军并立之另一藩镇,创置于兴元元年,由河东节度使马燧讨伐魏博时所得降卒组成。贞元三年,马燧罢兵权,保宁军并入河东军,前后仅存在四年。保宁军的置废为窥视德宗时期藩镇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拟就此问题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 河东军赐号“保宁军”说辨误

朝廷靠赐军号予藩镇始平定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无力彻底消灭叛军,只得授予叛军大将节度使,以换取其对朝廷的归顺;为安抚军心,相继赐以美名,用为军号。在安史旧将盘踞的河北地区,代宗任命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赐号昭义军;张忠志为恒、赵、深、定、易、冀六州节度使,赐号成德军;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节度使,赐号天雄军;李怀仙为幽、平、莫、妫、檀、平、蓟七州节度使,赐号卢龙军。此外,忠于朝廷、立下赫赫战功或者新归附的藩镇,朝廷也赐军号加以褒奖,诸如忠武、宣武、永平、天平、奉诚、感化等。藩镇赐号后不会随意改换,只有个别变更的情况。薛嵩死后昭义军辖地一分为二,相、卫、洺等州被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吞并,余下邢、磁二州及临洺一县并入泽潞节度使,昭义军号遂转归泽潞。天雄军本魏博镇赐号,因田承嗣屡拒朝命,朝廷便诏诸镇讨伐并削夺军号。宣宗大中年间,河湟地区收复,天雄军军号赐于秦州节度使,唐末天祐后复又改赐魏博军。藩镇军去军号或改易军号多与藩镇裁撤或叛乱有关。贞元初,河东军方有大功于国,兵强马壮,号有雄兵十万,朝廷何以骤去其军号?《新唐书·方镇表》此处记载颇为可疑。
传世文献中保宁军节度集中出现在德宗兴元元年及贞元初,且必与河东军关联。为便于讨论,条列相关史料如下:
(1)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载:“(兴元元年八月)河东保宁军节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检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马燧为奉诚军晋绛慈隰节度行营兵马副元帅。” (①《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5页。)
(2) 《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载:“及帝幸梁州,权、汇领兵还镇……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寻兼保宁军节度使。”(②《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第3695—3696页。)
(3) 《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载:“帝还京,李怀光反河中,诏燧为河东保宁、奉诚军行营副元帅,与浑瑊、骆元光合兵讨之。” (③《新唐书》卷一五五《马燧传》,第4888页。)
(4) 《陆贽集》卷八《马燧浑瑊副元帅招讨河中制》载:“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保宁军节度使、北平郡王马燧,操业端亮,器宇宏达,秉难夺之节,负不羁之才。” (④《陆贽集》卷八《马燧浑瑊副元帅招讨河中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3页。)
(5) 《册府元龟》卷一二九《帝王部·封建门》载:“(兴元元年八月)加河东保宁军节度观察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检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马燧奉诚军及晋慈隰节度并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 (⑤《册府元龟》卷一二九《帝王部·封建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54页。)
(6) 《全唐文》卷四三八《马燧·谕晋隰慈州檄》载:“ 兴元元年八月某日,河东保宁奉诚军行营副元帅北平郡王燧,檄告晋州要君廷珍、隰州毛君朝敭、慈州郑君杭及将士吏等。” (①《全唐文》卷四三八《马燧·谕晋隰慈州檄》,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68页。)
(7) 权德舆《司徒兼侍中上柱国北平郡王赠太傅马公行状》载:“兴元元年二月,李怀光贪天犯上,衡连逆泚,胁其人以河中叛……秋七月,皇帝既平大盗,乃清宫庙,加河东、保宁、奉诚等军行营副元帅,有诏许公与诸军同讨河中。” (②权德舆:《司徒兼侍中上柱国北平郡王赠太傅马公行状》,《权德舆诗文集编年校注》,辽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页。)
(8) 《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门》载:“贞元二年八月,李怀光平,诏曰: 河东保宁等军节度并管内诸军节度副元帅、检校司徒平章事、北郡王燧,惟岳降生,郁为时杰……嘉猷屡闻,能事毕备。” (③《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门二》,第1610页。)
(9)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载:“三年春……河东保宁等道节度使马燧来朝。” (④《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第5250页。)
兴元元年,马燧、浑瑊分为东西路副元帅,并力讨伐河中节度使李怀光。马燧一般被称为“河东保宁等军节度使”,中华书局两《唐书》点校本等“河东保宁”中间不加顿号,盖受《新唐书·方镇表》影响,以“河东保宁”为一镇。如果保宁军为河东军的赐号,应作“保宁河东节度使”或径书“保宁军节度使”。现有材料无一例外作“河东保宁节度使”,从书写先后顺序判断,保宁军是与河东军并存的另一藩镇。《旧唐书·马燧传》中明确记马燧自河北前线归镇后“兼保宁军节度”,二者非为一镇甚明。
保宁军非河东军军号,那此节度究竟位于何处?马燧又何以身兼保宁军节度使?这些关键问题前引史料完全没有涉及。不过,兴元元年马燧自河中班师归镇时,僚佐崔元翰代作一份奏表,直接涉及保宁军节度的处置问题。
《文苑英华》卷五八一崔元翰《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罢节度表》载:
臣燧言: 臣闻享其名者,必有其实,受其赏者,必有其功。臣以往年奉诏,东征田悦,寻又伏奉恩命,加臣魏博节度使。方将收其土地,抚彼黎人。致天诛以伸威,布王泽而施惠,不得不居其任,何事而辞?其后摧败虽多,剪灭则未。其贼偷延数刻,独保孤城。田悦以溃乱殒身,田绪以窘逼归款。圣恩复加弘贷,悉复旧封。以臣有擒制之所系缠,绥怀之所降附,人徒之众,将吏之多,特敕别置保宁军节度,仍以臣兼充其使。臣又方以劳来为事,实且慰安其心。寻蜀西讨河中,内清关辅,事殷任重,劳力焦神,正在忧虞,未遑辞让。今臣举军还镇,解甲息师,况当歉岁未康,疲人固苦,复虚兼二使,别创两军,职任既繁,禄廪愈倍。且臣非有收郡邑璧垒之实,不宜复加名位;非有保城池封略之才,不宜别开军府。而乃妄为繁费,谬积恩荣。在私心怀苟得之羞,于国典为虚授之失。伏乞罢保宁节度,停臣此使,以保宁军兵马隶属河东节度,则圣朝有省约之利,愚臣减盈满之忧。且臣尊爵大官,穷荣极宠,何待加兹一职,乃为被以鸿私。今保宁、河东,军兵马久同征行,以相和协,有同一体。不必异名,颇亦便安。伏希裁择,无任悃款之至。(⑤《文苑英华》卷五八一《崔元翰·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罢节度表》,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001—3002页。)
建中年间,马燧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河阳节度使李芃及神策军制将等奉诏出讨魏博节度使田悦,加马燧魏博招讨使名号。建中四年(783)六月,马燧又加“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魏博贝四州节度、观察、招讨等使” (①《旧唐书·马燧传》作“魏博贝四州”(第3695页),《册府元龟》卷三八五《将帅部·褒异门》作“魏博贝等州”,卷四三八作“魏博澶相四州”,权德舆《马燧行状》作“仍充魏博澶相四州节度招讨等使”,疑当作“魏博澶相四州”。)。马燧既为魏博节度使,所得魏博降卒皆为其军。奉天之难爆发后,诸镇自行归镇,魏博士卒也被将归太原。兴元元年,德宗降罪己诏,赦免河朔藩镇。田悦之子田绪继立归顺,恢复魏博旧封。马燧所加“魏博节度招讨等使”自然落下,麾下众多魏博降卒如何处置?德宗不肯白白放归田绪,特诏置保宁军节度,仍由马燧兼充节度使,此即马燧“河东、保宁军节度使”的由来。
崔元翰《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罢节度表》极具策略性。奏表中马燧名义上为国分忧,自请罢去保宁节度使头衔,实则请求正式吞并魏博降卒。为避免刺激朝廷,崔元翰最大限度地模糊保宁节度的藩镇属性,甚至标题中“保宁”二字都未直接出现。后人不仔细审读,容易将其与唐代官员谦让官爵的奏表混为一谈,或许这就是后世史官误保宁军节度为河东军赐号的重要原因。

二、 保宁军的构成

《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罢节度表》证明保宁军与河东军别是一军,此镇兵员组成尤其特殊,主要由魏博降卒组成。表中模糊地称“人徒之众,将吏之多”,具体规模则语焉不详。下面具体探讨保宁军的兵员组成。
建中四年,魏博节度使田悦进攻昭义军所辖临洺县,河东节度使马燧奉诏出兵解临洺之围,朝廷与魏博等镇的大战爆发。自兴师以来,河东军先解临洺之围,斩首万余级,又与昭义、河阳、神策合军,轻装深入敌境,洹水一战,斩首二万余级,虏获三千余人,田悦仅收残兵千余败走魏城。
洹水之战以后,田悦困守孤城,魏博大势已去,人心离散。最早归降的是魏博节度副使符璘。《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载:
悦收败卒千余人走魏州,至门,州将李长春闭门不纳。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纳悦。悦既入,杀长春,婴城自守。数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悦兄昂以洺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遣符璘、李瑶将五百骑送淄青兵还镇,璘、瑶因来降燧。(②《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第3694页。)
《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782)正月”条载:
李纳军于濮阳,为河南军所逼,奔还濮州,征援兵于魏州。田悦遣军使符璘将三百骑送之,璘父令奇谓璘曰:“吾老矣,历观安、史辈叛乱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弃逆从顺,是汝扬父名于后世也。”啮臂而别。璘遂与其副李瑶帅众降于马燧。悦收族其家,令奇慢骂而死。瑶父再春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洺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入城旬余日,马燧等诸军始至城下,攻之,不克。(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正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315—7316页。符璘所降精骑数,《资治通鉴》作“三百”,《旧唐书》作“五百”。《旧唐书》卷一三二《李芃传》载:“符璘以精骑五百夜降,芃开营以纳之,明日归璘于招讨使。”疑作“五百”是。)
《通鉴》以符璘、李瑶降在前,李再春等降在后,《旧唐书》以李再春在前,苻璘、李瑶在后。《新唐书·符璘传》同《旧唐书》,但卷二一○《田悦传》则作“李再春及其子瑶以博州降”,同书出现前后矛盾。谨案,李再春、李瑶为父子,若李再春先以博州降,田悦此时为惊弓之鸟,岂能继续信任李瑶,任其随符璘出城,故当以《通鉴》为是。此事引起连锁反应,刘光进长桥之兵出降马燧。田悦从兄田昂守洺州,洺州与昭义临界,是魏博屯重兵处,由于博州李再春出降,洺州陷入孤立,田昂也举州归国。马燧所得,非一符璘,而是数州之兵,特别是洺州田昂、长桥刘光进之兵皆魏博精锐。李再春、田昂降后,家口在魏州城内者皆被田悦族诛,足见对魏博打击之大。
诸降将之中,首先归降的符璘,其归国始末另见于李宗闵撰、柳公权书《唐义阳郡王苻(符)璘神道碑》,文略云:
初,公与先公俱为蓟裨将。会蓟乱,同奔于潞。潞帅薛嵩署为军副。嵩卒,其地分,移隶于魏。魏帅田承嗣知公父子有材略,各以左右职处之。承嗣死,子悦代为帅。悦与李纳辈邻封通谋不轨,引兵寇山东,攻磁邢。天子命并帅马燧、潞帅李抱真督诸军合讨之。战于洹水,悦军大败。王师近逼魏城,时公与先公在重围中,悦贼虐日甚,众心离析……时燧知公才略勇敢,使间以祸福谕公,与先公之言略同。由是公计遂决,乃使家竖潜通其诚。燧因遗公犀带,以示要约。公于是率所部锐师降燧,由是寇始弱,而王师益壮。燧既纳公,署为军副以闻,诏授特进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义阳郡王,实封百户。(①《全唐文》卷七一四《李宗闵·唐义阳郡王苻璘神道碑》,第7339—7340页。按:“寇”下“山”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苻璘初为昭义节度使薛嵩军副,并非魏博本军,魏博田承嗣强夺昭义相、卫、洺等州,因苻璘在原昭义军中巨大的影响力,复用之为军副。军副指节度副使,有时也作“行军司马”。如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的副使卢玄卿,诸书或称副使,或称行军司马,实为一职。当日河东军行军司马是王权,并无缺额。这里的“军副”盖马燧所兼领的魏博节度招讨使“军副”,即以符璘为副使,统领魏博降卒。
中晚唐藩镇必有相应辖州,多者数州,少者一州。保宁军节度既独立建节,在朝廷规划中理应有自己的治州,唯《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罢节度表》没有明确提及,以下略作推论。
“保宁”一词用为军镇名,首见于玄宗朝的保宁都护府。天宝八载(749),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城堡,“以石堡城为神武军,又于剑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宁都护府” (②《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闰六月乙丑”条,第6896页。)。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分东川之阆州、果州置保宁军,治阆州。魏博与东、西川地域悬隔,魏博降卒授保宁节度之号,应只是巧合,并无承袭关系。
德宗创置保宁军,与当时河北道的军事局势有直接关系。兴元元年,德宗曲赦天下后,河朔藩镇恢复唐朝节度使的身份。战时为分割河朔,所置军镇不得不撤往河东等毗邻地界。例如深赵观察使康日知,朝廷于同州置奉诚军,以其为节度使。康日知率兵行至河东后归隶马燧节制,同讨河中,改任晋慈隰节度使。瀛州博野镇将李寰为国固守多年,朝廷以其众隶右神策,并拜李寰为忻州刺史。李寰率三千精卒西归,号“忻州营”。据前考,魏博降卒一直随河东军行动,河东道西南的晋慈隰等州在马燧为副元帅时与保宁军并列,不可能为其治州。若保宁军规划中的治州不在河东,因其本为河北道降卒组成,有无可能将之安置在河北道朝廷控制的区域呢?据前考,马燧所领魏博降众多数来自新得的洺州,这也是除易定外朝廷在河北道仅存的成果。循这一思路在兴元元年翰林学士陆贽草拟的诏书中可找到蛛丝马迹。
《陆贽集》卷四《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载:
其宣武等军,宋、亳、陈州等节度,淄、青等州节度,河阳、怀州节度,东都畿、汝等州节度,潞美军、泽、潞、磁、邢等州节度,保宁军节度,成德军、恒、深、赵等州节度,易、定等州节度,每管各赐米五万硕,所司即般运,都于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领,赈给将士、百姓等,务令均洽,以惠困穷。(①《陆贽集》卷四《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第108—109页。)
诏书中的“潞美军”不见他处,实即刊刻时“昭义(義)军”的形讹。此次赈恤另见于《旧唐书·德宗纪》兴元元年十月乙亥条、《册府元龟》卷一○六《帝王部·惠民门二》(②《册府元龟》文字详于旧《纪》,或本于《实录》等原始档案。《册府元龟》作“宋亳、淄青、泽潞、河东、恒冀、幽州、易定、魏博等八节度,螟蝗为害,蒸民饥馑,每节度赐米五万石,河阳、东畿各赐三万石。所司般运于楚州分付,各委本道领受”(第1263页)。旧《纪》、《册府元龟》不见保宁军节度,却增入河东、幽州、魏博三镇。马燧同时身兼河东、保宁二节度使,《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未言及河东军,仅称保宁军节度,正常情况下不当如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河东军财力雄厚,与魏博、幽州两镇最初都不在考虑之列。后为平衡藩镇关系增入三镇,并调低了河阳、东都畿的赈济额度。从常理推测,《陆贽集》中诏书当是最初稿本,旧《纪》则是平衡各方利益后的定本。)。《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所列九节度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依据其地理位置顺次由南至北,先河南道,后河阳、东都,后河东道,最后河北道。昭义军地跨河东、河北两道,其后节镇皆属河北道。保宁军位次在昭义之后、成德之前,当时河北道符合条件的只有建中三年田昂所献洺州。《陆贽集》诏书中昭义军全称为“昭义军泽、潞、磁、邢等州节度”,洺州位在邢、磁之间却不见记载,同此前推测暗合。
关于洺州归属,朝廷此前已做处置。《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四月甲戌”条:
以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初,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马燧领河阳三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鉥,鉥奔燧,燧纳之,且奏其无罪,抱真怒。及同讨田悦,数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复相见。由是诸军逗挠,久无成功……燧悦,乃单骑造抱真垒,相与释憾结欢。会洺州刺史田昂请入朝,燧奏以洺州隶抱真,请玄卿为刺史兼充招讨之副。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燧,以示协和。上皆从之。(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四月甲戌”条,第7327页。)
马燧时带魏博节度、招讨使之衔,魏博降众皆归其处置。昭义得其地,河东得其兵,这是二帅和解的默契,这与保宁军本镇洺州看似矛盾,实则未必。兴元元年十二月陆贽《平淮西后宴赏诸军将士放归本道诏》载:“都团练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卢玄卿,兼御史大夫张建封等,并与子孙一人八品正员官。” (④《陆贽集》卷五《平淮西后宴赏诸军将士放归本道诏》,第140页。)《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贞元二年(786)六月刘玄佐、曲环、鄂岳卢玄卿并来朝。卢玄卿刺洺州的时间极为短暂,不久就被遣往河南前线助讨淮西李希烈。卢玄卿为洺州刺史在建中三年四月,保宁军节度创立于兴元元年。卢玄卿的调离是否与策划设立保宁节度有关?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材料佐证。即便朝廷有在洺州置保宁军的设想,昭义军也未必乐意析让,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因此,贞元初征战结束后,保宁军仍与河东军共居一处,未见回归“本镇”迹象。
当然,兴元元年一度拟于洺州置保宁军节度的推测主要依据陆贽《赈恤诸道将吏百姓等诏》,未必属于确论。考虑到此节度由魏博降卒组成的特殊性,可能本就没有具体的治州,而有待战后再行分配。唯一能确定的是保宁军节度始终由河东节度使马燧实际掌控,并随河东军行动,未能达到完整意义上的藩镇标准。由于其作为藩镇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有无本镇,本镇何处,并没有那么重要。

三、 贞元三年保宁军的罢废

兴元二年(785)马燧归镇时命僚佐崔元翰作“让节度使表”,提出省并保宁军的要求。史书没有记载朝廷如何回应,但结果无疑没有准许,故而马燧很快又上了第二表。
第二表文云:
臣某言: ……比又以东讨魏州,招降颇众,伏奉恩命,别以为保宁军节度,又以臣兼充其使。重以四征群寇,总帅诸军,加臣河东、保宁、奉诚等军节度并管内诸道兵马副元帅。臣亦欲怀来款附,统一携离,以此因循,不即辞避。今者寇戎剪扫,区宇混同,方将抚绥无事,征伐则止,不宜复居副元帅之任。保宁军将士与河东将士久同居处,并以和宁,不必别为节度。伏请停此二使,许臣但以河东节度使镇守北藩,犹有尊官,又兼宠禄,以为厚甚,不可复加。虽尚偷荣,近于量力,岂将饰让于外,实惟陈请于中,伏乞圣慈俯垂照鉴,臣无任恳款,屏营之至。(①《文苑英华》卷五八一《崔元翰·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罢节度第二表》,第3002页。)
第二表比第一表所用语气更为强烈,特别增入马燧以副元帅身份平定李怀光的内容。大意是微讽德宗以保宁军酬谢平河中之功。第二表上,德宗依然无动于衷。《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载:“三年春……河东、保宁等道节度使马燧来朝。”可知朝廷依然没有允许马燧并吞保宁,也没有拆分保宁军,似乎此事从未发生。德宗这一态度非常耐人寻味。
马燧足智多谋,是中唐杰出的军事家,但私心较重,在意本镇的利害得失,这也是藩镇节帅常有的毛病。建中三年官军形势大好时,马燧与昭义节度使不和,迁延不进,致使功败垂成。泾师之变后,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神策军李晟等千里赴难,而被德宗寄予厚望的马燧却只顾及河东镇利益,并没有积极勤王。
《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载:
四年十月,泾师犯阙,帝幸奉天,燧引军还太原。议者云:“燧若乘田悦洹水之败,并力攻之,时城中败卒无三二千人,皆夷伤未起,日夕俟降;燧与抱真不和,迁延于击贼,乃致三盗连结,至今为梗,职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汇及大将之子与俱来,壁于中渭桥。及帝幸梁州,权、汇领兵还镇。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面平易受敌,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潴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寻兼保宁军节度使。兴元元年正月,加检校司徒,封北平郡王。(②《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第3695—3696页。)
德宗再幸梁州时,内外音讯阻隔,藩镇以唐朝大势已去,暗为割据之备。浙西节度使韩滉强抢进奉钱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暗称臣于李希烈。德宗颇知其事,不得不故为含弘。马燧仅遣少量军队勤王,又自行抽兵,胡三省直接评价为“史言马燧怠于勤王”,委婉表达批评之意。此时德宗出奔山南,对两河之事鞭长莫及。既不允许将降卒放归魏博,又要提防马燧吞并降卒,势力坐大。因此德宗采取折中之法,以降卒特别设一镇,仍由马燧兼领节度使。一方面默认既有事实,甚至明面上也是对马燧的特别恩赏;另一方面,河东、保宁毕竟是两个藩镇,一旦条件许可,保宁军节度可随时脱离,为日后削弱河东军埋下伏笔。
在德宗一番前无古人的操作下,马燧控制下的魏博降卒变成保宁军节度行营,这相当于强行在河东军内部打入一枚楔子。更尴尬的是,马燧身兼保宁军节度使,无法明确反对。围绕保宁军节度问题,君臣之间暂时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兴元元年,神策将李晟收复长安,德宗銮舆反正,大势已定。处于观望状态的马燧自告奋勇讨伐李怀光,以军功自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三《张嘉宾墓志》记贞元初有保宁军虞候张令光,其叔父张嘉宾为河东、昭义、河阳都知兵马使。(①《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三《张嘉宾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张嘉宾为河东大将,其侄张令光河东将门出身,却出任保宁军虞候,可见借讨伐李怀光之机,马燧有意强化对保宁节度的渗透和控制,制造保宁、河东“有同一体”的既成事实。康日知的奉诚军自深、赵拔归,与马燧同讨河中。马燧说降晋、慈、隰后,主动奏以三州之地转授康日知。如此,朝廷无地酬功,从而为其奏请兼并保宁军预作铺垫。
兴元元年,德宗刚刚反正,对藩镇多行姑息,藩镇表折不符本旨,就留中不发,不做任何处分。马燧此奏未被恩准,说明德宗对如何处置保宁军节度心中或已另有打算。德宗正千方百计扩充神策军,保宁军将士本皆魏博精锐,回归河北有诸多困难,仿照失去本镇的神策行营兵,他恐怕也有将保宁收归神策的盘算。只是碍于维持君臣相得的表象,德宗还需等待合适的契机。
贞元三年,马燧以河东、保宁军节度使身份入朝,面论与吐蕃会盟之事。这是保宁军节度最后一次在传世文献中出现。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载:
河东、保宁等道节度使马燧来朝。初,尚结赞既陷盐、夏等州,各留千余人守之,结赞大众屯于鸣沙。自去冬及春,羊马多死,粮饷不给。时诏遣华州、潼关节度骆元光、邠宁节度韩游瓌统众与凤翔、鄜、邠及诸道戍卒,屯于塞上,又命燧率师次于石州,分兵隔河与元光等掎角讨之。结赞闻而大惧,累遣使请和,仍约盟会,上皆不许。又遣其大将论颊热厚礼卑词求燧请盟,燧以奏焉,上又不许,惟促其合势讨逐。燧喜赂信诈,乃与颊热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许盟约,上于是从之。燧既赴朝也,诸军但闭壁而已。结赞遽悉其众弃夏州而归,马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夏平凉之会,竟渝盟,马燧亦由此失兵柄而奉朝请矣。(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第5250页。)
贞元年间,吐蕃屡次入寇,朝廷为之旰食,不得不抽调大量防秋兵,在京西北增置神策城镇。李晟、骆元光等节帅首当其冲,积极主战,唯独马燧出于私心,积极主和。在其极力劝说之下,德宗同意与吐蕃讲和。贞元三年三月,唐蕃在平凉会盟,吐蕃毁约劫盟,唐军主将浑瑊匹马逃归。德宗以此为由,夺马燧兵权,保宁军节度也在此年同时落下。
《旧唐书》卷一四六《李自良传》载:
贞元三年从燧入朝,罢燧兵权,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恳辞事燧久,不欲代为军帅,物议多之,乃授右龙武大将军。德宗以河东密迩胡戎,难于择帅。翌日自良谢,上谓之曰:“卿于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礼。然北门之寄,无易于卿。”即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①《旧唐书》卷一四六《李自良传》,第3957页。)
马燧入朝时,尚为河东、保宁节度使。李自良代为河东节度使时,已无保宁节度使之名。此时保宁节度应随马燧之罢而罢,其兵众则归隶河东军。马燧功高震主,德宗不允马燧直接兼并保宁军,源于猜忌之心。李自良为德宗亲自选择,并非出自河东军众将推举,且有趁主帅失势时夺权的嫌疑。朝廷将保宁军当作送于河东的厚礼,这在稳定军心、提高李自良权威上具有重要作用。
贞元三年与马燧一同入朝的还有保宁军出身的苻璘。马燧所兼河东军、保宁军节度使,罢兵权后,李自良代为河东军节度,苻璘代为保宁军节度,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节度使更替方案。朝廷无意维持保宁节度,苻璘自然也未再放归本镇,而是另有重任。《苻璘神道碑》云:
贞元元年,李怀光寇蒲坂,诏燧以河东之师讨之。公为燧腹心之将……三年,从燧入觐。擢拜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复赐靖恭里第一所,蓝田田十□顷。贞元初,德宗之幸梁还也。惩神策军兵□将轻,缓急非有益,乃搜卒谋帅,以公充选,时谓得人。禁暴戒严,上心倚赖。(②《全唐文》卷七一四《李宗闵·苻璘神道碑》,第7340页。)
以苻璘入充神策军将军,朝廷早有谋划。《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条:“贞元三年五月,左右神武等军各加将军一员。上以诸道大将有功劳者,将擢掌禁兵,故增其官员以待之。仍以浙西大将王栖曜、李长荣,河东大将郭定元、苻璘充之。” (③《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93页。)除郭定元、苻璘外,贞元三年十一月,朝廷征河东兵马使张元芝为神策军大将军。(④《册府元龟》卷一三四《帝王部·念功门》,第1621页。)浙西、河东二镇大将未参与扈从德宗,其大将被征入朝,名为赏功,实则有强干弱枝,削弱藩镇军事实力的意图。由于苻璘在保宁军中拥有巨大的声望,其神策军将军的身份,有利于增加朝廷对河东军的控制。
《唐代墓志汇编》元和○八三《李辅光墓志》载:
有子四人: 长曰希晏,前将仕郎、掖庭局宫教博士;次曰仲昇,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兼殿中侍御史,充河东节度保宁军使;次曰希暹,内养、将仕郎、守内侍省内府局丞;次曰希昪,并皆克奉规训,志存忠孝。(⑤《唐代墓志汇编》元和○八三《李辅光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7页。)
墓志撰者崔元略,其长兄便是为马燧作《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罢节度表》的崔元翰。李辅光五位养子多数仍为宦官,第二子李仲昇不与其他宦官养子连名,身份为河东将,职衔为“河东节度保宁军使”。军是唐代镇戍体系的一级单位,长官称军使,保宁军由与河东并立的藩镇,降格为河东军下属的一个军。
马燧之后,朝廷加强对河东的控制,监军使尤为专横。河东监军王定远奏请置印,监军使自此有印。李自良病逝后,王定远激起公愤,为乱兵所害,李辅光代为监军使。李辅光任河东监军十余年,前后节度使皆唯唯诺诺。《通鉴》载:“河东节度使严绶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绶拱手而已。”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宪宗元和四年二月”条,第7656—7657页。)李辅光能够长期把控河东军政,与保宁军使李仲昇为其养子有很大关系。如此来看,保宁军虽然并入河东军,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特殊性。

四、 结论

兴元元年至贞元初,河东节度使马燧常称作“河东保宁军节度使”,《新唐书·方镇表》等以保宁军为河东军的赐号,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考辨史料,关于保宁节度使的来龙去脉,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新认识:
一是德宗建中年间,官军讨伐魏博节度使田悦,在军事上一度非常成功。河东节度使马燧避实就虚,深入魏博。洹水一战,田悦惨败,狼狈退守孤城。以苻璘出降为开端,博州、洺州、长桥等魏博将卒相继出降。因马燧兼带魏博节度、招讨使之衔,魏博降卒遂归于马燧麾下。泾师之变后,官军自行归镇。魏博降军被马燧带归河东。
二是德宗出奔梁州,下罪己诏,曲赦河朔藩镇。田绪杀田悦归顺,成为新任魏博节度使,马燧所兼“魏博节度招讨等使”失效落下。为安置马燧所统魏博降兵,德宗特置保宁军节度,仍以马燧为使。
三是兴元元年,保宁军与河东军一道参与平定河中李怀光的战斗,与河东军久同征行,有同一体。自河中班师时,马燧多次进表,请德宗废保宁军节度,以求兼并保宁军众。德宗担心河东军尾大不掉,并未应允,始终不作处置。
四是贞元三年,马燧最后一次以河东、保宁节度使入朝,力劝朝廷与吐蕃会盟。吐蕃平凉劫盟后,马燧罢去兵权。新任河东节度使李自良不再兼领保宁节度使,保宁节度之号自此罢废,保宁军降格为河东军下的一个军。
保宁节度前后存在四年,因马燧而置,也因马燧而废,反映了中央和河东之间角力的微妙关系。河东军最终成功地获得这批魏博降将,壮大了军事实力。但是德宗征召苻璘入为神策将军,监军使李辅光收养保宁军使为养子,保宁军成为掣肘、监视河东军的重要工具。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朝廷强化了对河东的掌控,成为事实上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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