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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4: 89 - 101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363

专题研究

顺江山之形: 秦至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形态探析

  • 伍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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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 610106

伍磊,男,1989年生,四川南充人,博士,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3-10-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21

基金资助

2024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五代宋时期成都城市治理研究”(SCJJ24ND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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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ng to the Terrain: An Analysis of Chengdu City’s Form from the Qin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 Wu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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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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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至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址位于岷江水系二级阶地上。成都秦城由大、少二城东、西并列组成“龟城”形态的主因是缺乏修造土壤和郫江洪水。秦城及内部建筑方位顺应地形,考虑排水和防洪因素,呈北偏东30度偏转。结合考古、文献资料可以大致复原成都秦城城门、墙垣、中壁的位置。成都秦城西垣距郫江尚有距离,南垣距郫江较近,史载其有十八门、周长十二里应属无误。

关键词： 成都; 秦城; 城市形态

本文引用格式

伍磊 . 顺江山之形: 秦至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形态探析[J]. 历史地理研究, 2024 , 44(4) : 89 -101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363

Abstract

The site of Chengdu during the Qin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as located on the second terrace of the Min River (岷江) system. The scarcity of construction soil and the floods of the Pi River (郫江)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Tortoise City’ layout of Chengdu’s Qin city, which consisted of two cities, the larger and the smaller, arranged side by side to the east and wes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Qin city and its internal structures followed the natural terrain, with a deliberate inclination of about 30 degrees north-east to facilitate drainage and flood control. By combining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approximate positions of the gates, walls, and central partitions of Chengdu’s Qin city can be reconstructed. The western wall of Chengdu’s Qin city was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the Pi River, while the southern wall was closer. The historical records mentioning 18 gates and a circumference of twelve li are considered accurate.

Key words： Chengdu; Qin City; urban morphology

自秦蜀郡守臣张仪等修筑成都城,至隋代蜀王杨秀改筑成都城前,成都城形态并无明显变化。①(①孙华:《秦汉时期的成都》,《中国古都研究》第1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2—123页。)东晋初,蜀中诸葛显曾告知王羲之:“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 ②(②〔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右军书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72页。)因此本文以秦汉、西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都城(以下简称“秦城”)为对象进行讨论。秦城是成都城的初型,汉代即“列备五都”,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如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以成都秦城形态类推秦咸阳城③(③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3页。),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强调了成都城在秦汉时期的经济地位④(④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成都秦城所在时代早,文献材料稀少、零散,以往对其形态的研究共识少、争议多。如刘琳等学者认为秦城南垣位于江渎庙、江渎池一带⑤(⑤刘琳:《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绍凤、石湍则认为秦城南垣沿清代金水河一带布置⑥(⑥绍凤、石湍:《“金河”为“郫江”故道说(下)》,《成都文物》1984年第1期。)。近年来,基于考古学成果,成都秦城形态要素研究卓有进展。孙华对秦城形态的要素做了整体探讨;张勋燎、罗开玉通过出土汉碑、石犀推定了秦汉蜀郡府衙和汉文翁石室的位置。①(①孙华:《秦汉时期的成都》,《中国古都研究》第19辑,第117—146页;张勋燎:《成都东御街出土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遗存考——从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到锦江书院发展史简论》,《南方民族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172页;罗开玉:《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考古学成果为进一步探索成都秦城形态创造了可能。讨论成都秦城形态,就文献和空间材料而言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郫江流向的复原,二是明晰秦城与隋杨秀城的关系。郫江半绕秦城而过,是探究秦城形态的重要依据。秦城附近的河道即唐宋时期的郫江故道,笔者已大致厘清(图1)。②(②伍磊:《江水为渠——唐宋成都城郫江故道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秦城东部被隋蜀王杨秀改为子城(以下简称“杨秀子城”) ③(③孙华认为“唐末筑罗城以后的子城也就是先前的大城。该城始筑于秦灭蜀后的战国晚期”。参见孙华:《唐末五代的成都城》,《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第270页。),秦城西部至唐中期仍被保留④(④伍磊:《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的空间演进》,《台大历史学报》2024年第73期。)。秦城外部轮廓至唐晚期才出现根本变动。对秦城形态的论证可以考辨引用唐前中期的文献材料。在这两点前提的基础上,结合近二十年的考古材料和研究,可以探究秦城形态的概况。
图1 秦城地貌与郫江流向示意

资料来源: 据《成都市地质环境图集(2017) 数据集·地貌图》改绘。

一、 秦城核心城址与郫江的空间关系

侯仁之指出,“有些古代城市的城址,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 ⑤(⑤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先要厘清城址最为显著的地理环境因素。成都秦城由大城和少城构成,城址主体范围已被考古发掘探明: 大城核心区在今成都市天府广场北侧偏东一带,为秦汉蜀郡、汉末至南北朝益州治所在⑥(⑥以往研究认为大城为官署区,如李令福认为张仪修筑成都城时,先筑大城,“内设蜀侯、蜀郡与成都县之官署”。考古人员认为天府广场及周边“自秦占领蜀地的战国末年以来,即为大城之内的高等级建筑区”。成都“以东华门和天府广场两地发现的遗存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时代连续性最强,等级规格最高,这两个地点约处在大城的中部偏东”。易立对秦大城内的汉代考古遗迹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有官署区的性质。参见李令福:《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东华门遗址汉六朝遗存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7)》,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页;易立:《蜀汉宫城位置及相关问题初探》,《成都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236页。);少城主体位于大城以西,今四川省第二中医院西门以东⑦(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青羊区焦家巷第二中医院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7)》,第107页。),为秦汉成都县、汉末至南北朝蜀郡治所在,核心区位于字库街遗址一带⑧(⑧今成都市字库街遗址位于东城根上街和西华门街之间,出土了带有“成都”“西工师”字样的秦简。“成都”或指成都县,“工官”是秦汉官营手工业,所生产的产品专供“皇室”及“官府”,东汉明帝后开始流入市场。《华阳国志》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汉书·地理志》载:“成都(县)……有工官。”左思《蜀都赋》曰少城“市廛所会”。秦汉时期,少城应是工商业区和居住区。字库街遗址应是少城的核心区。马明宗:《巴蜀地区简牍文献概述》,《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白云翔:《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四川文物》2014年第6期;〔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蜀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09页;《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8页;〔晋〕左思:《蜀都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成都秦城址位于岷江水系冲积扇东南端由水动力搬运形成的第四系全新统二级阶地上。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郫江自成都秦城西北流入,与二级阶地坡向一致,呈西北—东南走向(图1),北宋喻汝砺形容其为“坤轴东南倾,大江日夜注” ①(①〔宋〕喻汝砺:《谒江渎庙》,〔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9页。)。郫江及二级阶地的环境是秦代建造成都城时最显著的地理因素,亦是形塑成都秦城关键的自然力量。
解析成都秦城的形态,当从分析郫江流向开始。②(②郫江流向参见伍磊:《江水为渠——唐宋成都城郫江故道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秦城建立后,与郫江长期保持稳定关系,并形成“二江双流”的城池景观,西晋刘逵释之:“江水出岷山,分为二流,经成都南,东流经之。” ③(③〔晋〕左思:《蜀都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14页。)这至唐乾符三年(876)筑罗城时改造郫江后才有所改变。北宋吕大防称,乾符三年之前“沱旧循南湟,与江并流以东” ④(④〔宋〕吕大防:《合江亭记》,〔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四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35—836页。),“沱”江为郫江另称,“南湟”指城南的郫江故道。郫江大致从秦城西北郊绕城南东向流出。《水经注》载:“(成都城)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 ⑤(⑤〔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三《江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67—768页。)成都城西门、西南石牛门和南门外分别是跨越郫江的冲治桥、市桥和江桥,郫江与秦城呈抵近关系,亦如唐开耀二年(682)《柳子阳墓志》所称“犀江抵少城之隈” ①(①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明晰成都秦城核心城址与郫江的空间关系,为进一步讨论秦城形态轮廓创造了基础。

二、 秦城形态与城址环境

关于成都平原早期城市形态与城址环境关系的讨论,以蒋成、李明斌的观点较为典型。他们注意到成都平原考古发掘的5座先秦城址均属河流阶地的“台城类型”,“诸城址的平面形状基本上与河流平行” ②(②蒋成、李明斌:《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分析》,《成都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有利于防洪。秦城亦属台城类型,以下通过城址环境视角对其形态进行解析。

(一) 大、少二城东西分筑

秦代成都城由大城、少城组成。《舆地纪胜》载:“(张仪)既筑太(大)城,后一年又筑少城。” ③(③〔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五一《成都府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15页。)关于大城和少城的形态,西晋左思《蜀都赋》曰“亚以少城,接乎其(大城)西”;刘逵注曰“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 ④(④〔晋〕左思:《蜀都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51页。)。宋代《太平寰宇记》引南朝梁李膺《益州记》“少城”条载:“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 ⑤(⑤〔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67页。)可见,大城在东、少城在西,呈并列形态,“兼匝中区”,共享中间的墙垣。⑥(⑥唐代刘良注“匝”曰“区城也”。〔晋〕左思:《蜀都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47页。)大、少两城相连,故有“龟城”之称⑦(⑦〔汉〕扬雄:《蜀王本记》,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01页。),唐人描述“蜀城既卑且隘,象龟行之屈缩” ⑧(⑧〔唐〕王徽:《创筑罗城记》,〔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二,第496页。),《成都记》亦称“益州城郭皆不直” ⑨ (⑨〔唐〕杜甫撰,〔宋〕王洙、赵次公等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三《石笋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69页。)。秦城由两城组合,形态特异,汉代扬雄有《成都城四隅铭》⑩(⑩〔汉〕扬雄:《答刘歆书》,〔清〕钱绎撰集,李发舜、黄建中点校:《方言笺疏》卷一三,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21页。),或可大致区分四个城隅。
关于大、少二城的大小,东晋《华阳国志》载:“(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 ⑪(⑪〔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蜀志》,第108页。)此处“十二里”应是两城组合的成都城周长。《太平御览》引唐卢求《成都记》亦称成都城周长十二里,“府城本呼为锦城,秦灭蜀,张仪所筑也,每面各三里,周回十二里,高七丈” ⑫(⑫〔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居处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30页。)。宋初知益州张詠在改造成都城内部官署时,作《益州重修公署记》引《图经》称:“秦惠王遣张仪、陈轸伐蜀,灭开明氏,卜筑是城,方广七里,从周制也。”张詠所称“是城”指宋代成都府衙署所在子城的前身秦代大城,周长七里。⑬(⑬〔宋〕张咏:《益州重修公宇记》,〔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二六,第520页。)由于大城、少城共享中壁,二城周长应相差不大,但面积应具有一定的差距。
秦代修筑大小相仿、左右并列的大、少二城,与城址环境有关。秦城下垫面由第四系全新统二级阶地冲积层的粉质黏土、粉土、细砂、中砂和卵石土构成,上层为可塑性较强的粉质黏土,厚度0—1.7米,下层为粒径粗、透水性强、空隙大的松散砂土和卵石土。①(①成璐:《成都地铁1、2号线工程主要水文地质问题分析》,成都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7—18页。)后者塑性较差,无法用作建筑修造,考古发掘可见大城核心区一带的人类城市活动遗迹下即为砂土层。②(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锦江区宾隆街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6)》,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成都城缺乏修造土壤的问题直到唐代仍然严重,《旧唐书》载“蜀土散恶,成都比无垣墉” ③(③《旧唐书》卷一八二《高骈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03页。),唐王徽《创筑罗城记》亦载“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硗埆,版筑靡就” ④(④〔唐〕王徽:《创筑罗城记》,〔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二四,第497页。)。此两处之“蜀”仅指成都城址区域。“黑黎”指成都城址下垫面松散的深褐色、深灰色砂土,“硗埆”指坚硬的卵石土,它们就是所谓“散恶”蜀土。
秦代修城时为解决下垫面修造土壤问题,主要从城北八里的学射山一带取土,“蜀田无土,张仪筑子城,辇土于学射山(今凤凰山)”,工程日久,“日役往返,九载后始成” ⑤(⑤[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一六《西川罗城图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43页。)。因土壤量消耗甚大,取土而成万岁池,“张仪筑(成)都城,于此取土,因成池,后人呼为万岁池” ⑥(⑥〔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5页。)。城东郊千秋池亦似秦代修城取土之处。⑦(⑦《太平寰宇记》引《周地图记》载“初,张仪筑城,城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所掘处成大池,龟乃伏于中”。张仪掘池应是为筑城取土,其中应包括千秋池。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千秋池,华阳东五里,秦张仪所凿”,又《大明一统志》“千秋池,在府城东,秦张仪所凿,谚云:‘东曰千秋,北曰万岁。’”千秋池在唐宋时期即不见记载,至迟应在高骈修罗城、东扩城区时消失。《一统志》所记谚语,应来源于前代文献,当流传于唐代或更早。〔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6页;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二《山川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7页;〔明〕李贤等撰,方志远等点校:《大明一统志》六七《四川布政司·成都府》,巴蜀书社2017年版,第2990页。)《蜀王本记》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 ⑧(⑧〔汉〕扬雄:《蜀王本记》,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第200页。)成都城由古蜀开明氏初建,司马错伐蜀后初筑城垣,在大城内置蜀郡、成都县、蜀王宫等;张若任蜀守时,完善郡县建置,另筑少城似以容纳成都县治。⑨(⑨北宋高惟几引扬雄《蜀王本记》称“张仪定筑成都西而县之”,此处“张仪”当为“张若”,“成都”当指大城,即张若在大城西另筑少城以为成都县治。〔宋〕高惟几:《扬子云宅辨碑记》,〔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四二,第805页。)司马错与张若前后在蜀,时间为公元前316—前277年,成都城修筑耗时应在此间,且大、少二城修建于不同时期。⑩(⑩孙华:《秦汉时期的成都》,《中国古都研究》第19辑,第119页。)集中资源先筑大城,权宜安置蜀地建制,后筑少城,移置成都县,有利于合理配置异地取来的土壤资源。⑪(⑪秦蜀郡先后修筑成都大城和小城的观点,为大部分学者所认可。如博采诸家研究众长的《成都通史》认为,秦在公元前310年先筑大城、公元前285年才筑少城。罗开玉、谢辉:《成都通史》卷二《秦汉三国(蜀汉)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7页。)
大、少二城东西并列亦有利于防洪。郫江水患到秦汉时期仍旧频繁,如地处大城核心区域的今天府广场东御街遗址曾出土东汉《李君碑》,称本初元年(146)六月下旬此碑“遭水顿”,后太守裴君修复。该碑出土于汉代冲积层,应是此后又被洪水冲毁并掩埋。⑫(⑫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汉代石碑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8辑,第2—7页。)少城之中的成都县治“自秦、汉至国(唐)初以来,前后移徙十余度,所理不离郡郭” ①(①〔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成都府》,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7页。),这种不合常规的频繁迁徙或与洪水有关。大城位于二级阶地东南侧,距离郫江水头最远,承受的郫江洪水冲击会相对较轻;少城位于大城之西,首当其冲,“少城户口,旁接通波,若为侵轶之灾,必有泥沙之变” ②(②〔唐〕杜光庭撰,董恩林点校:《广成集》卷一一《程德柔蘸水府修堰词》,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2页。),应具为大城抵御洪水的功能。易立发现唐宋成都罗城西垣“格外厚实坚固”,或是应对城西“洪灾等隐患较重的结果” ③(③易立:《唐代成都罗城城垣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22年第3期。)。大城与少城独立成城,与郫江洪水来向形成阶梯格局,最大限度增加了大城核心官署区抵御洪水的纵深。

(二) 城市方位偏转

西汉扬雄《蜀都赋》曰成都城“都门二九,四百余闾” ④(④〔汉〕扬雄:《蜀都赋》,〔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一,第2页。);西晋左思《蜀都赋》曰“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轨躅八达,里闬对出” ⑤(⑤〔晋〕左思:《蜀都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47、49页。)。“闾”“里”应指城内居住区,“方轨”“轨躅”均指道路。西晋刘逵注“画”曰“言其端直也”。唐代刘良注“八达”曰“八通之道也”,注“对出”曰“相对而立也”⑥(⑥〔晋〕左思:《蜀都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47、50页。)。“四百余闾”应指街道分割的居住区数量众多。成都城内主干道较为端直,与支巷交错庞杂,分割出众多居住区。⑦(⑦东汉时期,成都城居民区已经较为拥挤,《后汉书·廉范传》载“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或是因为居住区繁杂,到了南北朝,由街巷标定的“坊”之数量众多。南北朝《益州记》曰“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鸡坊”,亦与前文所引西汉扬雄《蜀都赋》“四百余闾”对应。参见《后汉书》卷三一《廉范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03页。王炎、王文才:《蜀志类纂考释》,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88页。)西晋张载登成都城垣白菟楼,亦见城内街景,“街术纷绮错,高甍夹长衢” ⑧(⑧〔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二,第38页。)。成都城门之间当以汉晋人所指“方轨”“轨躅”“长衢”相连接,形成“通门”。城门间道路端直,那方位呢?
南朝任豫《益州记》称“初张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以城势稍偏,故作楼以定南北” ⑨(⑨〔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川西道》引任豫《益州记》,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又《成都记》载,成都城西门外有石笋一处两个,具“正东西”的功能。⑩(⑩〔唐〕杜甫撰,〔宋〕王洙、赵次公等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三《石笋行》引《成都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06册,第469页。)“城势稍偏”联动城内街道走向偏转。如两个石笋“一南一北”,横跨石笋街,唐末杜光庭引《图经》曰:“石笋街乃前秦寺之遗址……前蜀丞相诸葛亮命掘之……有篆字曰:‘蚕丛氏启国誓蜀之碑。’又云‘蜀之城垒方隅不正,以景测之石笋,于南北为定,无所偏邪’。”蜀城方位并非正南正北,而是有所偏转;街道亦是如此,以石笋锚定方位,因此石笋又被称为“五丁石门”。 ⑪(⑪〔宋〕郭知达编,陈广忠校点:《九家集注杜诗》卷七《石笋行》引杜光庭《石笋记》,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02—303页。)
孙华根据近代成都城街道格局,判定秦城方位偏转始于秦代,秦城“主体城墙取向东倾斜的走向,南北向街道都为北偏东35度左右” ⑫(⑫孙华:《秦汉时期的成都》,《中国古都研究》第19辑,第123页。)。孙华的判断基本得到考古发掘印证。现今成都市区出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建筑遗迹均向南偏西约30度或向东偏北约60度偏转。如天府广场西北侧成都博物馆新址先秦墓M1方位为北偏东40度①(①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新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9)》,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页。);成都十二桥遗址中秦汉房址F3、F4朝向呈南偏西约30度②(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140页。);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汉代房址朝向为东偏北约60度③(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17页。)。
秦城整体偏转角度还可通过道路佐证。《华阳国志》载“其郡四出大道,道实二十里有衢……昔蜀王……城北……玉女陌”,蜀郡“四出大道”在秦时即已存在,到西晋时仍存,城北有“玉女陌”,城南有“十里陌”④(④〔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蜀志》,第129、130页。)。“四出大道”应包括升迁桥(今驷马桥前身)—万里桥段,升迁桥及其道路在秦汉即存,其道路呈北偏东30度。升迁桥大道向南偏西30度延伸,穿越秦城后经过秦汉长星桥(又称万里桥,今万里桥处) ⑤(⑤〔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五一《成都府路》,第911页。)。“四出大道”还应包括市桥遗址与东御街汉代廊桥遗址段。《蜀王本记》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在水中,以厌水精。” ⑥ (⑥〔汉〕扬雄:《蜀王本记》,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第202页。)秦城石牛门外有一处石犀遗址,“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 ⑦(⑦〔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蜀志》,第125页。)。此石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然存在,位于今树德协进中学内⑧(⑧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坊古迹考》,第322—323页。),其遗址附近为市桥。2009年,在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19号发现汉代修建、东西走向的廊桥遗址。⑨(⑨张锦月:《<锦江街巷>5:盐市口上溯汉代》,简书网[2022-02-19]https://www.jianshu.com/p/2a286b8e98e2。)市桥与汉代廊桥遗址之间,当是贯穿石牛门是呈东偏南30度的城市干道。2012年,在今四川大剧院处发现另一处李冰石犀遗址,为“在府中”的二枚石犀之一,此石犀遗址附近当是秦汉“蜀郡”治所在。⑩(⑩罗开玉:《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上述两条道路垂直状通过秦汉蜀郡治,从空间上印证了它们即“四出大道”之某段。秦城内建筑与道路朝向应一致,总体北偏东约30度,其原因或与城址所在二级阶地环境相关。
秦城所在二级阶地为第四系松散砂砾卵石层空隙潜水的强富水区,“渗透性强,给水度大,地下水动态特征明显,单孔涌水量2000m3/d” ⑪(⑪成璐:《成都地铁1、2号线工程主要水文地质问题分析》,成都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7页。),地下水位埋藏较浅,“上层滞水初见水位埋深约0.7m,混合水位埋深约 0.9m。孔隙水初见水位埋深约3.0m,稳定水位埋深3.2m” ⑫(⑫唐坤全: 《从红星路下穿隧道施工浅谈成都地区地下工程施工技术》,《工程技术》2004年第2期。)。秦汉成都城地层距今地面1.5—4米,在今上层滞水位之下,靠近潜水位。唐中期前,滞水层经常在夏季漫出阶地城址,时人称“海眼”。如《成都记》载“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唐《华阳风俗记》载“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帝之植,以镇海眼,动则洪涛大滥。’”⑬(⑬〔宋〕郭知达编,陈广校点:《九家集注杜诗》卷七《石笋行》,第303页。)至唐晚期,成都城址仍旧“穿未盈尺,泉源涨起,至是土出沙中,城缺如旧” ⑭(⑭“土出沙中”应指唐代修城建造地基时,泉水涌起,冲散珍贵的修造土壤,余下城址砂土。参见〔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附录《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西川罗城图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08页。)。这在城市考古发掘中亦有体现,如在二级阶地西部的唐福感寺遗址,距今地面约2.5米的西周早期地层下,即涌水生土层。⑮(⑮按:资料来源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秦汉时期成都城修造建筑,排除地下水应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二级阶地地下水流向为南偏东60度,城址地形亦西北向东南倾斜。①(①成璐:《成都地铁1、2号线工程主要水文地质问题分析》,成都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0页。)顺应地下水流向和城址地形修建水渠有利于增加水渠网络的通过效率,减轻积水压力。如天府广场东北侧遗址的两晋南朝排水沟就呈“东北—西南走向,方向24度” ②(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103页。)。
秦成都城址的基本地理环境决定了城池形态,二级阶地富含地下水的松散砂土、卵石土层和郫江洪水是影响建城的关键自然因素。为配置珍贵的异地土壤资源并抵御洪水,成都修建了东、西独立的大、少二城。为顺应地形并及时排水,城市道路、房屋、水渠等设施都以东偏南约30度或南偏西30度设置,互相垂直,导致成都秦城方位整体偏转。

三、 秦城的城门、墙垣、中壁考证

成都秦城顺应二级阶地的城址环境,最终呈现“龟城”形态。通过对“龟城”城门、墙垣和中壁等要素的考证,结合城址偏转因素,可以最大限度地复原成都秦城的形态轮廓。

(一) 城门考证

关于成都秦大、少城的城门数量,历来有十八门之说。西汉扬雄“都门二九”,西晋左思“辟二九之通门”。“二九”之意,西晋刘逵曰:“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立成都郭十八门。” ③(③〔晋〕左思:《蜀都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47页。)成都“郭”当指大少二城的墙垣。④(④《华阳国志》亦载“汉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郭十八门,于是郡县多城观矣”。此处“城观”为城门及阙之意,即元鼎二年增修秦城十八门的城门设施。此处“郭”与“城”实为一意。又《文选·蜀都赋》,左思曰“金城石郭”,西晋刘逵注曰“金石言其坚也”。另《水经注》载“江水又东径成都县,县以汉武帝元鼎二年立”,西汉蜀郡仅有成都一附郭县,元鼎二年“立”成都县,当指立成都县城,与“立成都郭”意思相近。刘琳亦认为《华阳国志》“成都郭”指大少二城的墙垣。《古文苑·蜀都赋》所注“十八门,闾坊巷门也”当误。参见〔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蜀志》,第119页;〔晋〕左思:《蜀都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第47页;〔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三《江水》,第767页;刘琳:《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南北朝《周地图记》解释:“汉元鼎二年,太(大)城立九门,少城立九门,故有十八郭门之称。” ⑤(⑤〔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四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137页。)宋代《成都记》曰:“汉武帝元鼎中立十八门,李雄立十六门。” ⑥(⑥此条记载源自正德《四川志》“城池”条,其记载的宋以前成都修城史最为详尽,内容应源自宋代。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也引用了此条之部分,并注称源自《成都记》。宋代五修《成都记》,此处之《成都记》最有可能是流传最广之赵抃《成都古今集记》。《成都记》应亦是正德《四川志》“城池”条的来源。正德《四川志》卷五《布政司·城池》,王川主编:《巴蜀历代通志集成》第1册,成都时代出版社2023年版,第230页;〔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三《成都府》,第37页。)南北朝时期成汉主李雄改建成都城,减两门为十六门。南朝梁李膺《益州记》曰:“少城有九门,南面三门,最东曰阳城门,次西曰宣明门。” ⑦(⑦〔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7页。)《玉海》引北宋《成都志》云:“大城九门,少城九门,唯咸门、朔门秦汉旧名。” ①(①〔宋〕王应麟辑:《玉海》卷一六九《宫室》,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3107页。)宋代以前成都地志之内容历代相因②(②详见《蜀志类纂考释·蜀志叙录》对汉至宋代诸种成都地志的修撰及流传研究。王炎、王文才:《蜀志类纂考释》,第3—66页。),所记内容可信度较高,大、少二城各有九门当准确。
少城南垣并不宽广,从东到西设阳城门、宣明门等三座城门,可见城门之密集。③(③成都秦城门之密集还可通过城楼观察。李膺《益州记》称“蜀时张仪楼,即宣明门楼也。重阁复道,跨阳城门,故左思赋云:‘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即阳城门与宣明门城楼用阁道连接,可见二门甚近。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7页。)少城西面,北有冲治桥,南有市桥,“桥与门相值” ④(④蒙文通:《成都二江考——附论大城、少城、七桥、十八门》,《巴蜀故史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6页。)。冲治桥东侧是少城“西门”,市桥东侧是少城“石牛门”,则少城西垣有两门。⑤(⑤〔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蜀志》,第125页。)少城北面有小雒郭门和章城门。《后汉书》载建武十二年(36)十一月,“(臧)宫连屠大城,兵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门,历成都城下,至吴汉营” ⑥(⑥《后汉书》卷一八《臧宫传》,第694页。),臧宫率汉军从北面抵达成都城,由小雒郭门进入少城吴汉军营中,“成都城下”之“城”当指大城⑦(⑦《华阳国志》载,建武十二年十月,吴汉率军兵临成都,“到城下,军其江桥,及其少城”。吴汉军进入少城,“城下”指大城,“小雒郭门”当指少城之门。参见〔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第263页。)。章城门唐代仍存,传诸葛亮在门外修建“读书台”,“在章城门路西,今为乘烟观”。宋代,乘烟观“在府西北二里”,成都府以张仪所修大城改建,章城门位于宋成都府西北二里附近,应为少城西北之门。⑧(⑧〔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8、1470页。)由此,少城南垣有三门,西垣有两门,北垣有两门。
大城北面较窄,亦设置两门。唐代李贤注《后汉书》曰,“成都北面有二门,其西者名咸门” ⑨(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第543页。),又曰“咸门,成都北面东头门” ⑩(⑩《后汉书》卷一八《臧宫传》,第694页。)。同一咸门而方位各异,应是前者以大城指代成都城,其北有二门,西为“咸门”,后者指大、少二城为一整体之城,咸门为城东部大城北垣之门。《资治通鉴》称汉代成都有咸阳门,胡三省注咸门即秦代咸阳门简称,当为成都城北垣正门。⑪(⑪《华阳国志》载秦孝文王遣使归葬蜀侯恽“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咸阳门当为大城北垣正门。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北门者,古咸阳门也”。明代成都北门与咸阳门位置不在一处,但均应为北向正门。参见〔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蜀志》,第110页;〔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一《川西道》,第3—4页。)大城另一北门为朔门。成都出土唐贞元十六年(800)《李鉥故夫人程氏墓志□》称“朔门之北兮升迁里” ⑫(⑫〔唐〕高叔骥:《李鉥故夫人程氏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唐代升迁里位于今驷马桥一带。⑬(⑬易立:《唐宋时期成都府辖县乡、里考》,《成都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页。)《玉海》称“朔门”为秦汉旧名,应指大城北垣东门。江桥门为大城正南门。⑭(⑭〔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三三《江水》,第768页。)大城北面二门,南面一门由此确定。大致厘清秦城门情况,可进一步考证城门点位。
第一,少城西门考证。唐刘禹锡《新修福成寺记》载:“益城右门衔大逵,坦然西驰,曰石笋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启,曰福成寺。寺之殿台与城之楼,交错相辉。” ⑮(⑮〔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八《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30页。)石笋街因道旁石笋得名,杜甫有诗“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 ①(①〔宋〕郭知达编,陈广忠校点:《九家集注杜诗》第七《石笋行》,第302页。)。刘禹锡所记“城楼”应是少城城楼。福感寺“殿台”与城楼交相辉映,可见其距少城门甚近。《西溪丛语》引《图经》曰,石笋“在少城中夏门外一百五十步”。 ②(②〔宋〕姚宽撰,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卷上《益州石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页。)中夏门应指少城西门,石笋在西门外约150步。林向考证,福成寺应为福感寺之误。③(③林向:《隋唐益州福感寺塔遗址考》,《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2016年,在今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30号发现南北朝隋唐福感寺遗址,出土了带有“石笋街”字样的铭筒瓦。④(④华西都市报:《成都闹市挖出的千年古刹福感寺:一塔九层高玄奘曾目睹其兴盛》,封面新闻[2017-06-04], https://www.thecover.cn/news/350636。)石笋及石笋街应在其南侧,少城西门应在其东南侧150步,大约233米。福感寺遗址西距郫江约300米,则少城西门距离郫江约500米。⑤(⑤另据《太平寰宇记·益州》“都江水,在府西四里”,即“都江水”流经成都府治西四里,又据范成大《吴船录》,“都江水”应是郫江的另一名称,“玉垒关……大江,名曰都江,江源政自西戎中来,由岷山涧壑出而会于此,故名都江”。《太平寰宇记》此条记载了郫江在唐末改道前与成都府的相对位置。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5页;〔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吴船录·卷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9页。)另外,《水经注》载“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此处“直”当是方位状语“相直”之意。即沿石笋街过福感寺向西,即冲治桥。
第二,少城石牛门考证。石牛门位于少城西南,得名于秦李冰所作石犀,“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石犀处即市桥,市桥东侧为少城西南门,即石牛门。市桥石犀与蜀郡石犀两者附近东西向道路西段某处即少城石牛门。市桥石犀同样距少城西垣石牛门有一段距离。南北朝时以石犀地域为龙渊寺。隋文帝赐给蜀王杨秀“竹园六十顷,此地属焉”,“此地”指龙渊寺附近地域。⑥(⑥〔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一《川西道》,第8页。)这片大面积竹园应在市桥石犀与少城石牛门之间。唐宋时期,石犀寺(龙渊寺)北侧有西汉严君平旧宅改建的严真观。《太平寰宇记》曰“严君平宅,在州西一里。耆旧传曰:‘卜肆之井犹存,今为普贤寺’。”严君平旧宅中有支机石,在1958年以前位于今支机石街西面空地。⑦(⑦〔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9页;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成都城坊古迹考》,第319页。)严君平旧宅在唐中期被改为严真观,宋代亦是。《太平寰宇记》此条应是抄袭唐代以前材料而来。支机石在“州西一里”,这里所指“州”,从空间上辨识,应指少城西垣。因此,市桥石犀—少城石牛门的距离应和福感寺—少城西门相似,约500米(图2)。
图2 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形态示意

资料来源: 据1948年《成都市街道详图》改绘。

第三,大城江桥门考证。江桥门位于江桥旁侧。江桥的大概位置可通过万里桥推测。江桥跨郫江,万里桥跨检江。《华阳国志》载“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 ⑧(⑧〔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新校注》卷三《蜀志》,第125页。)又《水经注》载,“(江)桥南曰万里桥”,即江桥往南为万里桥。《太平寰宇记》载,“南江桥,亦曰安乐桥,在城南二十五步”“万里桥,在州南二里”。 ⑨(⑨〔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5页。)“南江桥”和“江桥”为同一地物。万里桥遗址位于今成都市武侯区南大街南。⑩(⑩万里桥沿用至明代,被改建为石质七墩六孔桥。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册,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唐末王建受封蜀王后,曾南拓杨秀子城一里(简称“王建子城”)。⑪(⑪晚唐蜀人杜光庭称“玉局化……成都府南一里”。王建向南扩展子城,“王先主自天复甲子岁(904)封蜀王霸盛之后,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凤楼,开五门……署曰得贤楼”,可见王建南拓杨秀子城大致为1里。〔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灵化二十四》,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6页;〔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二《崔尊师》,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2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太平寰宇记》中“城南”“州南”与杨秀子城、王建子城的方位关系是判定江桥位置的关键。万里桥在“州南”二里,“州南”当指杨秀子城之南;江桥在“城南”二十五步,“城南”当指王建子城。由于杨秀子城南门位于万里桥北侧约二里,南拓一里至江桥,则江桥南至万里桥仍有约一里的距离。这与大致复原的郫江水道位置亦相符。

(二) 墙垣、中壁考证

如前文所述,大城、少城南侧距离郫江甚近,郫江北侧即大城、少城南垣;少城西垣距郫江约500米,少城西门外福感寺与石牛门外龙渊寺均位于少城西垣与郫江之间隙地的道路旁。隋代杨秀改秦大城为子城,“附张仪旧城,增筑南西二隅”;杨秀子城东垣和北垣位置相对秦城无大变动,并被宋成都府继承,“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筑之城中北也” ①(①〔宋〕张詠:《益州重修公宇记》,〔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二六,第520页。)。胡三省注《通鉴》西晋“太城”曰,“太城今成都府子城也” ②(②《资治通鉴》卷八三“晋孝惠皇帝永康元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47页。)。南宋陆游在成都城北亲见秦城遗迹,并称“张仪所筑子城也,土甚坚,横木皆朽,皆有穿眼,土相着不解散” ③(③〔宋〕陆游:《三月二日北门马上》,〔宋〕袁说友等编,赵晓兰整理:《成都文类》卷九,第195页。)。杨秀子城东、北垣与秦城东、北垣的走向大致重合。这构成秦城墙垣位置考证的前提。
第一,大、少城北垣。秦城北垣由大、少二城的北垣组成。唐代在杨秀子城外围修建了护城河①(①唐咸通十一年,为防备南诏,东川节度使颜庆复与西川节度使卢耽修建成都大城外护城河,“初,成都无隍堑,乃教耽浚隍,广三丈”。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88页。),今鼓楼街发现了东西走向、北偏东120度的唐子城护城河遗址,大、少城北垣应在此一线附近。②(②鼓楼街古遗址与内姜街古遗址发现方向垂直的古河道,应是唐末护城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鼓楼街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成都考古[2019-06-18]http://www.cdkaogu.com/detail.html#detail&id=34&mid=4。)从唐代护城河遗址向西侧延伸,其南侧大致是秦大、少城北垣所在。考古资料亦证此论,鼓楼街护城河遗址往西延伸,其西北侧的今江汉路古遗址未发现秦汉城市遗迹,此处应在大城、少城北垣之外③(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江汉路古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4)》,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7—418页。);继续往西,其西侧今青羊区第二中医院古遗址亦未发现秦汉城市遗迹,表明此处在少城西北角之外④(④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青羊区焦家巷第二中医院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7)》,第106—107页。)。这与刘琳依据文献考证的秦城北垣位置大致相符。⑤(⑤刘琳考证认为秦城北垣当在今红光东路至西玉龙街一带。参见刘琳:《成都城池变迁史考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第二,大城东垣。在鼓楼街古遗址东南侧的内姜街古遗址未发现秦汉遗迹,此地当在秦大城东垣之外。⑥(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内姜街遗址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372页。)2009年,在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19号发现南北走向、宽约27米的古河道遗址,汉代在河道上建有廊桥,此河道在唐代淤积,南北向的古河道一线当在秦大城之东侧。⑦(⑦张锦月:《<锦江街巷>5:盐市口上溯汉代》,简书网[2022-02-19]https://www.jianshu.com/p/2a286b8e98e2。)大城西南角则在今青石桥遗址西侧,与以往观点相符。⑧(⑧孙华:《秦汉时期的成都》,《中国古都研究》第19辑,第137页。)由此,可最大限度复原大、少二城的外墙垣走向。
如前所述,大城与少城之间的中壁南端应在大城江桥门与少城阳城门之间,北端在大城咸门与少城小雒郭门之间,其位置可以再精确。2019年10月以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青羊区西御河沿街北侧、人民中路西侧的西御河地块发现了隋代所修东北—西南向约30度的城市轴线道路及附近的摩诃池西北角。⑨(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2020年田野考古工作纪要》,《成都文物》2021年第1期。)此发现对判定大、少二城界线甚为重要。据五代前蜀《花蕊夫人宫词》载“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 ⑩(⑩〔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续湘山野录·花蕊夫人宫词》,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摩诃池位于杨秀子城西部⑪(⑪〔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第1469页。),以摩诃池为中心的前蜀后苑宫墙与隋杨秀子城墙形成夹墙,摩诃池岸线与秦大城西垣距离应较近。隋至五代,摩诃池为官府禁苑,其与大城西垣间不可能存在供市民通行的城市轴线道路,少城与大城之间的墙垣应在西御河地块摩诃池遗迹与东偏北隋代轴线道路遗迹之间。
秦城方位偏转与道路走向应该一致。结合关键城门、桥梁和道路点位的考证,以北偏东30度或东偏南30度左右作补充连线,可推测相对应的城门位置。以少城石牛门和西门向东南30度连线,可知中壁和对应的大城城门位置;以大城江桥门向北偏东30度连线,亦可知大城北面咸门的位置;沿西御河地块摩诃池和轴线道路遗址的中间位置绘制北偏东30度的直线,应是大城与少城中壁大致所在。如此,龟城形态得以复原,成都秦城或有16门,外墙垣周长约5.8千米,与文献记载的十八门或十六门、周长十二里相符。①(①注: 考证得出秦城16门,与成汉李雄改建后的城门数量相符。秦城16门中,并没有分布于大城西部者。南朝齐时,“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益)州城北门常闭不开”,“州城”即大城。可以推测,大城西部原或有两门,又或出于军事原因,被李雄改造。如此可知元鼎二年秦城十八门的大致情形。参见《南史》卷四三《始兴简王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87页。)

四、 总结

结合考古、文献和地理资料,可以推进秦至南北朝时期成都城市地理的研究。郫江从成都秦城西北,南绕秦城后往东流。郫江洪水及松散的砂土、卵石土等冲积层构成了二级阶地秦城址的基本环境。秦城所在二级阶地面积并不大,其不远处、距郫江稍远之地的地理环境就远优于秦城址所在。为何会选择郫江二级阶地作为城址?推测秦官府应是考量到可利用郫江二级阶地控扼成都平原水陆交通,并将其作为军事征伐的后勤基地。②(②秦汉成都城是军事物资重要的集散地。秦汉成都城工室、工官制造的兵器、漆器、铜器被发现的地域非常广泛。秦代还在成都城东郊修建了巨大的粮仓。《东观汉记》载公孙述称帝时期,“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改名白帝仓……(公孙)述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白帝仓位于大城东面,《太平御览》引《益州记》曰“今成都县东有颓城毁垣,土人云古白帝仓也”。此处《益州记》为东汉李膺或南朝任豫所修,当时益州附郭只有成都一县,县东郭外当指成都城之东。成都城外两江的军事转运能力亦较强,如成汉汉兴三年,李寿大阅军队,“舟师溯江而上,过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有吞噬江南之志”。罗开玉:《从出土文物看秦汉三国时期蜀郡工室、工官》,《长江文明》第6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9页;白云翔:《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四川文物》2014年第6期;〔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二一《公孙述载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12页;〔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九○《居处部·仓》,第787页;〔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八《蜀录·李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62页。)为最大限度地因应二级阶地城址环境,成都秦城顺应“江山之形”,呈现“龟城”形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秦城选址于二级阶地东南部,南垣靠近二级阶地边缘、紧邻郫江,西垣、北垣、南垣距二级阶地边缘和郫江较远。大少二城被东西分筑、梯次搭配,可最大限度规避西北方而来的郫江洪水,有利于合理分配异地搬迁而来的筑城土壤。
二是成都秦城方位偏转与郫江、城址地形、地下水流向保持了一致,有利于及时排除城市积水。
三是部分点位的考证、偏转的秦城方位和考古资料相结合,为大致复原秦城形态提供了依据。文献所记秦城共有十八门,外垣长约十二里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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