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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3: 87 - 98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405

专题研究

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回溯估计

  •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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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王刚,男,1994年生,浙江江山人,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19—20世纪中国城市史研究。

收稿日期: 2023-11-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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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ve Estimate of Hangzhou’s Urban Population in 1850

  • Wang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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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29

  Online published: 202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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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太平天国战乱前的杭州城市人口数量长期受到明清经济史学界重视。以往研究依据清代有限且模糊的资料得出的人口估计数字存在明显问题。剖析前人研究的问题,将研究时间节点定在1850年,通过回溯估算,利用寺观、商店数量等指标在清代中期至1930年前后的变动,将1927年后杭州市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与1850年的城市人口数量结成关联,得出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约为26万。回溯式城市人口估计法或许是一种研究太平天国战乱前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方法。

关键词： 清代; 民国时期; 杭州; 城市人口; 回溯法

本文引用格式

王刚 . 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回溯估计[J]. 历史地理研究, 2025 , 45(3) : 87 -98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405

Abstract

The size of Hangzhou’s urban population on the ev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has long preoccupied scholars of Ming-Qing economic history. Earlier figures, derived from fragmentary and ambiguous Qing sources, are clearly flawed. Fixing the reference year at 1850, this paper adopts a retrospective method: it tracks changes in the numbers of temples and shops from the mid-Qing to c. 1930 and then links the municipal census data collected by the Hangzhou city government after 1927 back to 1850. The result is an estimated urban population of c. 260 000 for Hangzhou in 1850. The retrospective approach may offer a workable way to reconstruct the pre-Taiping urban populations of other Jiangnan citie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Republican Period; Hangzhou; urban population; retrospective method

明清时期,杭州是江南地区与苏州、南京比肩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太平天国战乱前杭州的城市人口数量与江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紧密关联,傅崇兰、施坚雅、姜涛、李伯重、曹树基等明清经济史研究者均有重视。除傅崇兰估算1784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约14.1万较低①外,其他学者的估计都在50万左右。施坚雅认为1843年的人口约45万②,姜涛保守估计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杭州城市人口也在50万以上③,李伯重估计嘉庆时在60万—70万④,曹树基则推测清乾隆年间人口在50万以上⑤。当时相关资料有限,前述都有一定合理之处。21世纪以来,新材料不断出现,前述结果也有了商榷余地。笔者将研究节点确定在太平天国战乱发生前的1850年①,在剖析前人研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采取回溯式城市人口估计方法,通过对比寺观、商店数量等间接反映城市人口数量变动的指标在1850—1930年前后的变动,将1927年后杭州市国民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与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的实际数量结成关联,重新估计太平天国战乱前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并求教于学界诸位前辈。

一、 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

研究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首先要明确“杭州城市”“城市人口”的具体概念。关于杭州城市的空间范围,除省城外,江干和湖墅两个工商业区虽然位于杭州府的钱塘、仁和两附郭县内,但其房屋、水陆交通网与省城基本连成一体,商贸方面也紧密联系。时人亦将两地与省城看作一体——清末杭州设立的省城巡警局便将省城、江干和湖墅并称“城关区域”,设立五所巡警分局直接管辖,钱塘、仁和的其他区域则划为“四乡区域”,归属两县巡警分局管辖。②故本文不拘泥于城墙界限,将省城、江干和湖墅都包括在杭州城市的范围(图1),钱塘、仁和其他市镇及杭州府下属其他州县的县城和市镇则不在讨论范围内。
图1 杭州省城、湖墅和江干位置示意

资料来源: 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 《杭州近傍图》,《杭州近傍(浙江)日制》,1/20 000,1937年,“中研院”人社中心藏,资料识别码: B-3482-0962-2_t001。

对于明清时期城市人口的界定,学界大致有两种标准: 一是按居住地划分,居住在城市区域的居民即城市人口;二是按职业划分,城市及附近乡村的非农人口即该城市的人口。照城市人口的严格定义看,第二种判定标准更为精确,但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区分在户口统计中少有展现,原始数据的获取是一大难题。城市附近乡村中虽然有少部分非农人口,但所占比应该很小,城市区域中也存在一定比例农业人口,两相抵消,两种标准判定的城市人口数量大致齐平。相对而言,按居住地划分城市人口的可操作性较强,被大多研究者采用,本文亦照此将“杭州城市人口”界定为杭州城市区域内的居民。
循着大致相同的标准,学界对太平天国战乱前杭州城市人口估值仍然不一,估算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首先是傅崇兰较早估计的14.1万人口,依据乾隆《杭州府志》卷四四《户口》所载钱塘、仁和两附郭县在清顺治至乾隆年间的丁口数及市民人丁数③,通过康熙年间两县市民人丁的占比推算出乾隆四十九年(1784)两县市民总数为141 336人④。但清代前期的人丁数字并不能视作人口统计数字,较早的研究将其看作赋税单位⑤,新近研究则强调“人丁”的复杂多样性,且所谓市民丁口也不是指城市居民①,市民丁口占比更不能等同于城市人口占比。
施坚雅对1843年杭州城市人口45万的估计,是他对19世纪中国八个大区城市化水平宏观研究的一部分。施氏并未具指史料来源,仅提及他查阅了浙江省省志,并大量引用饶济凡(Gilbert Rozman)在《清代中国与德川日本的城市网络》(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一书中选辑的清朝城市资料,另外参考了1840—1910年可靠的西方观察家游记等资料。①施氏的研究倾向于宏观理论,对杭州城市人口数量的估计似乎是为契合其采用的城市等级-规模理论而作。据他估计,45万人口的杭州是清代中期长江下游地区中仅次于苏州的第二大城市,排名第三的南京人口不足30万,甚至比福州(30万)还低,显然不符合实际。②
姜涛是根据地方志资料中咸丰二年(1852)南京城市人口已达90万的记载推测清代中期南京城市人口“即使按照保守的估计”也应该在50万以上的。而清代中期杭州城市人口既然在施坚雅的估计中远超南京,自然更不会低于50万。③且不论地方志资料中关于南京城市人口的模糊记载是否可靠,由南京城市人口类推杭州城市人口就存在不确定性。
李伯重在前期学者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依据18、19世纪之交英国旅行家约翰·巴娄(John Barrow)游记中对杭州的相关记载分析。巴娄在游记中写道杭州市面之繁盛不下于伦敦,杭州市区人口比北京少不了多少,郊区人口亦与市区人口相当。由于嘉庆时期巴娄亲身到过杭州,李伯重认为其记载比较可靠,据此估计嘉庆时期杭州府城人口应高于50万、低于100万(北京人口数),为60万—70万。④关于杭州的市面状况,巴娄记载杭州街面上有大量店铺和仓库,它们的规模和储存货物或许可以与伦敦最好的店铺和仓库相比。此外,巴娄只是从杭城的面积和观感(extent and appearance)来推测(suppose)杭州城市人口不会比北京少太多⑤,并未在杭州长期生活,除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外,未开展任何调查。
曹树基认识到清代地方志所载编审人丁和市民人丁数并非人口统计单位,对于估计杭州城市人口意义不大,他转而采用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的江浙士人在同治、光绪年间的汇编、文集等文献中关于太平天国战乱前杭州城市人口数量的记载。据陈学绳《两浙庚辛经略》所载,1860年杭州第一次破城时“其余官绅士女,死者约六七万人”,许瑶光《谈浙》中记杭州在1861年第二次破城前“核保甲籍,居民计六十余万”,加上其他旁证,推测乾隆年间杭州城市人口大约在50万以上。⑥许瑶光(1817—1881)是清代浙江名宦,在太平军侵扰杭州前担任过仁和县知事,对杭州城的情况应该相当熟悉,其记载似乎可信。但许氏在《蒿目集》中却说杭州在第一次破城前“城中户口二百余万”⑦。且不论杭州从第一次破城到第二次破城前相隔不过一年,人口减少140万是否可能,杭城是否能住下200多万人已令人怀疑。

二、 1927年后杭州市政府的人口统计

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杭州与各直省一样已经有由保甲系统负责编纂、接近现代人口统计的“民数”统计,清代中期后杭州各类方志中的户口数字往往来自保甲册籍。但是民数统计数字对于估计清代中期杭州城市人口的价值有限: 一方面,民数统计并未区分城乡居民,而是以附郭县为单位,统计钱塘、仁和两县的总户口;另一方面,保甲编查的户口数是否可靠也值得怀疑,户口调查并非易事,地方官府不可能每年对辖区的户口开展大规模清查,但民数每年都需要上报朝廷,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往往人为编造户口数。如乾隆《杭州府志》记载,1784年钱塘县有102704户、309081人,平均每户3.01人;仁和县有103 209户、559 297人,平均每户5.42人。①钱塘、仁和同为附郭县,户均人数却相差近一倍,保甲编查户口数的真实性存疑。对于保甲编查的户口数,清代浙江官场中人也深知不可靠,1908年浙江省城巡警总局总办王丰镐直陈其弊,“杭垣户口以十万计,历年清查多不得实,其故皆由官民情意未洽,故办理诸多棘手”②。对清代民数统计的问题学界也基本达成共识,如侯杨方通过研究乾隆时期民数汇报认为民数统计有明显的随意性。③
清代以来,地方官府对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并无可靠统计,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新政时期省城巡警总局成立后才开始改变。户口清查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清廷仿效西方人口普查制度,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口清查。④浙省当局在1903年省城巡警总局创建时便将清查户口列为重要职责,称“警察以清查户口为先”,并在《浙江试办警察章程》中详细开列警察调查户口时应遵循的规程。⑤1907年前后,新颁《浙江省城巡警总局章程》将“调查户口事”列为警察八项重要职务之一。⑥户口调查由警局负责实施,各保甲推举“公正绅士”配合。先调查全城户数,并“就各户编列号牌,钉于门首”,编订门牌的费用须由各户缴纳,经核实的“贫户、赁居者”由房东代出。查清户数后,再“按户清查丁口”,在一个月内调查完毕并“照部颁格式分别填注”,最后由巡警总局汇总。⑦除户口调查外,警察也尝试统计人口出生、死亡情况,江干一带某区官提议从稳婆和阴阳生着手,“以后凡有死生人口,均须伊等随时禀报”⑧。
从清末到1927年杭州市国民政府成立前,杭州城市户口清查工作一直由警察局直接负责,至少开展了三次大规模清查,分别在1908、1912和1917年。⑨但警察局的户口清查也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许多居民担心招惹麻烦,对户口调查有抵触心态,警局甚至不得不发布告劝谕居民,解释户口调查为利国利民的大事,保证此次调查经费“出自公家,不取人民丝忽”,甚至向民众许诺,“查有贫穷疾病者,必为设法拯救之,查有子女无人管教者,必为设法教育之”⑩。其次,警局的户口调查方法虽然比保甲编查户口进步不少,但仍缺少常态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再加上警察管理任务繁重,除社会治安、户口调查外还有公共卫生、社会风俗、市税征收等,对户口清查工作不能全心投入。当时熟悉杭州情况的人对警察局户口统计数据也不以为然,如民国《杭州市新志稿》编纂者干人俊便称“杭州市人口在北伐以前无确资统计可凭”①,1927年上海《申报》记者直陈“杭州户口,前警察厅调查者,极其不备,实难置信”②。但1927年前杭州警察局的档案资料现已几乎无存,这些不很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也不得见了。
1927年6月,杭州市政府成立,划定民国初期杭县下辖城区及拱墅、江干、西湖一带为杭州市辖区范围。同年10月,乔司、调露两区和留下镇重新划归杭县管辖,至此,杭州市区范围基本确定。市政府成立的同时,省会警察厅机构和职权被大幅拆分和改组,警厅原先承担的各项职权被新成立的直属于杭州市政府的公安局、财政局、卫生局、工务局等机构分别继承。公安局不久改隶省民政厅,职权大幅缩减,除维持市区治安外,其精力得以更多偏向户口调查。③此外,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尤其对城市管理的改进。1928年《市组织法》颁布,鼓励符合相应条件的城市设立特别市或普通市,在财税、土地、政策制定等方面予之相当大的自主权。该法对城市人口数量也有规定,特别市要求人口达100万以上,普通市达20万以上(1930年修改为30万以上)。④统计城市人口数量和结构不仅体现出城市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更直接关系到能否成功设市或延续设市资格,因此杭州市政府在获批普通市后对户口清查格外重视。
杭州市第一次户口调查起于1927年6月,止于当年10月。调查方法与前省会警察厅大致相同,但市县分界划定后“界限分而职权显”“办理措置,尚称周密”。具体工作仍由各区警所承担,先按户编订门牌,然后各区警员挨户调查户口。因为户口调查和门牌编订所需费用较大,警局规定“每号门牌征收制备及手续费,银二角”,经济条件较差的茅屋户“概不收费”。户口统计以现住为准,不问籍贯,制定户口分类标准,分为住户、铺户、公共处所、寺庙、船户、外国人六种⑤,住户和铺户不久合并为普通户口。户口统计内容包括户数,男、女口数及总口数。
1927年10月,查明杭州市区(除笕桥警区外)总户数75 565户,市区人口380 031人,包括普通户口345 841人、公共处所30 032人、船户712人、寺庙僧道3 398人、外国人48人。⑥此次户口调查结束后,警局规定各警区仍须对辖区户口变动保持常态化登记,“挨户调查”并“按月编制人口报告”⑦。但杭州市逐月户口统计数字直到1928年11月才开始公布,或许是由于1928年《市组织法》的颁布施行使逐月户口统计公布变得更为重要。1927年10月—1929年11月杭州市的详细户口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1927—1929年杭州市户口统计
年 月 普通户口 公共处所 船户户口 寺庙僧道 寄居本市
之外国人		 合 计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1927年10月 73 746 345 841 775 30 032 161 712 869 3 398 14 48 75 565 380 031
1928年2月 — — — — — — — — — — — 353 527
1928年8月 — — — — — — — — — — 80 821 412 452
1928年11月 81 488 393 887 818 28 873 171 952 932 3 826 20 79 83 429 427 617
1928年12月 86 038 417 954 824 28 491 138 741 962 3 878 21 83 87 983 451 147
1929年1月 86 582 420 582 871 31 586 134 725 969 3 889 20 82 88 576 456 864
1929年2月 86 602 421 672 874 31 499 134 725 977 3 886 20 82 88 607 457 864
1929年3月 87 152 426 118 871 33 374 124 693 989 3 763 25 79 89 161 461 177
1929年4月 87 939 425 960 868 32 140 124 693 989 3 788 29 86 89 949 462 667
1929年5月 88 363 427 101 875 32 233 124 693 989 3 810 28 85 90 379 463 922
1929年6月 89 024 429 212 877 32 061 125 705 978 3 766 28 85 91 032 465 829
1929年7月 89 488 430 975 883 32 064 125 705 975 3 742 28 85 91 499 467 571
1929年8月 89 932 432 841 891 32 197 125 705 975 3 750 28 83 91 951 469 576
1929年9月 90 332 434 970 889 32 138 125 705 975 3 754 30 92 92 351 471 659
1929年10月 90 844 437 746 882 31 757 125 705 975 3 743 30 93 92 856 474 044
1929年11月 91 381 440 685 888 32 622 125 705 975 3 744 30 93 93 399 477 849

注: 1928年12月起笕桥警区户口数才开始计入。

资料来源: 《杭州市最近三年户口总数表》,《市政月刊》(杭州)1929年第2卷第12期,附表。

1927年10月—1928年8月间杭州户口的变动需作进一步说明。此期间杭州未遭遇任何社会经济变故,但1927年10月—1928年2月市区人口却突然减少26 504人,至1928年8月人口数相比1927年10月份又增加32 421人。这种反常变动可能与1928年6月左右《市组织法》的公布有关,因为设市对市区人口数量有要求,市政府从对户口调查的暂时懈怠中马上恢复过来并高度重视,从1928年11月开始每月都组织调查并公布市区户口数。1928年12月相比11月增加23 530人,很大部分是之前未计入的笕桥警区户口数。这段时期每月户均人口数维持在5.1—5.2人,户均人口数最高月份和最低月份相差不到0.07人。1928年12月—1929年11月杭州市区人口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人口增加26 702人,增长率达5.9%。①1929年杭州市人口的增长趋势也可以从1930年城区房租大幅增长中得到验证,从1930年1—8月,同等房屋的租价相差近一倍,时人把房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1927年以来城区人口不断增加,以致超过了新建住宅的速度。②可见1928年11月—1929年11月杭州市户口统计数字可信,与当时杭州经济发展趋势基本吻合。
上述户口统计数字除了省城、江干和湖墅外,还包括杭州市区范围内的郊区人口(指居住郊区的人口,包括农业和非农人口),因此不能直接视为当时杭州的城市人口数量。1937年左右,杭州市政府调查市区范围内的郊区人口,据江伟涛整理和研究,属于郊区的第四、六、七区在1937年人口总数分别为23 847人、59 216人和19 665人。①第五区较为特殊,江干部分为城市区域,未列入该区的人口统计范围。按照1937年的调查,第五区的农户计有2 059户,共10 317人,非农户计有1 894户,按照该区农户每户平均5人计算,非农人口约为9 470人,两者相加,可得1937年第五区的郊区人口共计19 787人。②由此可知1937年杭州市区范围内郊区人口约12万。郊区较少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自然增长,据侯杨方估计,1911—1936年浙江地区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0.93‰③,据此估算,1928—1937年杭州市郊区人口增加约10.3%,1928年郊区人口约为11万。1928年12月,杭州市区总人口约45万,减去11万郊区人口,则杭州市城市人口约34万。据1928年9月杭州市政府工务局编制《杭州市城区人口密度表》,主城区(省城内)有51 541户,共计277 533人④,那么1928年12月湖墅、江干一带的城市人口有6万左右。至此,基本确定1928年底杭州城市人口约为34万,包括省城内约28万人和湖墅、江干一带约6万人。

三、 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的推算

1928年底杭州城市人口约34万,这个统计数字有各方面资料的支撑,应该较为准确,但这与学界对太平天国战乱前杭州城市人口50万以上的估计相比至少有16万缺口。1865—1928年杭城受战乱影响程度较小,随着沪杭铁路通车和工业化起步,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加速膨胀的可能性更大,所以1928年底城市人口数量比太平天国战乱前还低,这似乎印证了之前的研究存在较大缺陷,仅依据清代相关资料估计太平天国战乱前杭州城市人口数量的研究方式难以自圆其说。因而笔者尝试以1928年底人口统计数字和口径为基准,依据有关联的资料和统计指标,通过论证和推理,从后往前逆推,回溯估算太平天国战乱前杭州的城市人口。
历史人口统计学中,回溯估算一个地域的人口规模并不少见。如曹树基利用晚近资料估计清乾隆年间各省分府人口⑤,姜涛立足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回溯估算”1900年前后的全国人口总数⑥。但城市人口方面似乎未见相关学者的研究,这可能是作为基准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又由于城市人口的流动性造成人口增长率难以估计。应用于城市人口估计的回溯法有一定局限性,但在民国城镇人口统计数据较为丰富的江南地区,该方法值得一试。江伟涛建议“将研究目光延伸到民国时期乃至20世纪中叶……作为江南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参照系,以此来辨析清楚近代以前某一时期江南城镇化的实际水平”①。由于清代相关资料具有模糊性甚至自相矛盾,因此尝试以民国时期城市人口数字为基准,回溯估算清代的人口规模。
回溯估算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应该考虑近代以来杭州的种种变动,包括太平天国战乱造成的城市人口损失、大都市上海崛起对人口的虹吸效应以及20世纪初以来杭州城市化与工业化起步等因素。在推算前,首先要解决太平天国战乱后杭州恢复到战前人口水平需要历经的时间。目前没有直接统计的太平天国战乱后杭州城市人口数据,但能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中大致估计。战乱平定后,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复苏、大批外来移民迁入,城市人口损耗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与城市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联系更为紧密的是交通地位变化等导致的工商业兴衰。如苏州作为清代中期以前江南的中心城市,随着太平天国战乱和近代上海靠海运等优势迅速崛起为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市,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苏州城西的枫桥在清代中期以前是江南地区最大的米粮交易中心,但到同治时期已不再有昔日辉煌。②工商业衰落导致苏州城市人口难以恢复到全盛时期的水平,1916年统计户口数不到26万。③明清时期杭州交通地位逊色于苏州,其城市规模和工商业亦略次于苏州。近代以来杭州运河交通未受阻塞,故江南地区经济中心的转移并未对杭州工商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冲击。因此,在太平天国战乱后一段时间内,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大体恢复到战前水平是必然的,这也可以从光绪初年浙江官书局刊印的《浙江省垣城厢图》(下文简称“《城厢图》”)显示的杭城寺庙和商店数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据钟翀、陈吉考证,《城厢图》应测绘于1875—1879年。该地图有1幅总图和78幅分图,分图比例尺约1∶860。④该地图展现的是太平天国战乱发生约10年后杭州城内(除旗营之外)的地物分布情况,大比例尺地图表现地物非常丰富,地图上描绘了杭州城内几乎所有街巷、桥梁、河道及各类以矩形内加文字展现的建筑物等,其中与当时杭州城市人口数量较为相关的是寺庙和店这两类地物。地图中展现的杭城内信仰空间类型相当广泛,包括佛道教的寺、院、庵、观,还有各类以庙、堂、宫、祠、阁、社等名称命名的民间信仰空间,甚至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回回堂(凤凰寺)和1864年才恢复的天主教堂。一些尚未建成的寺庙也在地图中以“某某地基”的文字形式加以说明,如林司后附近的白莲花寺地基、万安桥附近的大王庙地基、西横河桥附近的紫微宫地基。⑤可见该地图展示的信仰空间要素分布是编制者经过详细调查后得出的,应该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据统计,《浙江省垣城厢图》中信仰空间要素332处(不包括地基),其中佛教寺院49处。乾隆《杭州府志》对杭州城内各类寺庙记载详略不一,其中对佛寺的描述最为详确。《府志》所载乾隆年间省城内佛寺54处⑥,相比1875年前后仅多5处。其中,包括海会寺、相国寺、潮鸣寺、七宝寺等在内的18处佛寺均可在《城厢图》中找到,考虑到明清时期佛寺名往往随主持而变更,《府志》记载的另外一部分佛寺很有可能经历了寺名变更,那么《府志》对乾隆年间杭城有54处佛寺的记载大体上是可靠的。据此判断在1875年前后杭城内以佛寺为代表的各类寺庙数量已经大体恢复到了乾隆年间的水平。
寺庙数量与城市人口数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陈云霞关于外来人口增加对近代上海城市寺庙数量增长的影响、许莹对江西地区佛寺数量与人口数量空间分布相关性的研究均是明证。①在人口统计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利用寺庙数量变动估计人口数量变动有其合理性。既然1875年前后杭城内佛寺数量已大体恢复到乾隆年间的水平,合理推测虽然经历1860—1861年的太平天国战乱,但杭城并未因此一蹶不振,经济社会活动很快恢复,到1875年城市人口数量已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清代中期的水平。
通过《城厢图》中“店”的数量进一步论证。如图2所示,按分图将杭城地图均分成6×13的网格,统计每个网格中“店”的数量,密度最高的区域是4行3列的联桥一带和10行3列的清河坊一带,后者更为密集,达687家,比联桥一带多175家。②地图显示的以清河坊为重心的商业布局基本符合清末杭城商业发展的实况③,推断编者对1875年前后杭城商店数量分布应做过细致调查,无大纰漏,地图上“店”的数量应基本符合实际。图中杭城内“店”总计7 575处,而1931年杭州市主城区(不包括江干、湖墅)的商店数量为7 052家。④考虑到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对杭州商业的推动作用⑤,1931年商店数应该不会少于1875年,数量上的差异可能是统计口径不一导致的。且不论《城厢图》编者采用何种统计口径,至少可以推测1875年前后杭州的店铺已得到较为迅速的恢复。陈晓燕、曹树基等对嘉兴、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的研究证明城镇人口数量与店铺数量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⑥,从而1875年前后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应已大体恢复太平天国战乱前的水平。
图2 1875年杭州城内店铺分布密度

注: 数量等级分为五等,第一等小于等于10,第二等为10—100,第三等为100—250,第四等为250—500,第五等大于500。资料来源: 杭州市档案馆编: 《清代杭城全图》,第17—153页。

虽然1875年前后杭州已基本恢复到战乱前的商业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数量,但是城市人口数量完全恢复应该是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从一些关于杭州的调查报告的描述中可对此加以印证。1901年杭州关税务司单尔在《杭州关十年报告》中称“(拱墅)新码头显然过去比现在繁荣得多,成堆砖瓦、房屋废墟中偶见有残存石门柱……一进城门,迎目所见乃是大片空地,成堆残砖碎瓦,均为以前居民住宅的遗迹”⑦。1907年东亚同文会学生对杭州实地调查时也注意到下城一带人口少,“遭受长发贼兵燹(即太平天国战乱)的遗迹至今尚存”①。相比1901年单尔所描述的“大片空地”,到1907年太平天国战乱的遗迹已消失不少,仅仅有少部分“尚存”,据此,杭城人口数量完全恢复至太平天国战乱前水平的时间应该在1912年前后。
大致判断1912年前后杭州城市人口已恢复至1850年水平,且1911—1928年间杭州并未经历战乱或社会动荡等可能削减城市人口数量的大变故。 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杭州工业化开始起步,城市人口呈现出较快增长,1921年杭州关副税务司罗福德便认为从杭州城“房租愈来愈贵、地价愈来愈高”②,可见一斑。据此,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应该少于1928年的城市人口数量,即不高于34万。
另外,关于1912—1928年间杭州城市人口增加的数量,由于这段时期没有可靠人口统计资料,较为可行的办法是通过1928年后的人口年增长率倒推1928年前的年增长率。1928年底至1936年底杭州市区总人口从451 147人增长至588 614人①,增长了30.5%,年均增长率约为3.4%。城市人口增长受多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现代工厂数量的增加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体现之一,其增速与城市人口增速应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在缺少其他长时段社会经济指标的情况下,对其加以利用有一定合理性。据1936年杭州市政府统计,杭州市区范围内共有90家机械化现代工厂,包括67家丝织绸厂、7家铁工厂等,其中1929—1936年间设立66家,1913—1928年设立21家②,只是前者的约30%。1928年前设立的工厂有一部分在1936年市政府调查前已经停产关闭,实际数量应该大于30家,只有1928年后新设厂数量的50%,推导1912—1928年间杭州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3.4%的一半,即1.7%左右。将年均增长率相乘,则16年间城市人口共增加约31%。1928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约34万,那么1912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应在26万左右。值得注意的是,1907年东亚同文会的学生推算的杭州城市人口数量也在20万左右,虽然该调查仅是“根据有据可查的不完全统计”③,但加上统计遗漏的人口数量和5年时间差,与本文1912年的26万相差并不大。上文说明1912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与1850年的水平大致齐平,那么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也是26万左右,按1928年省城和城外湖墅、江干的人口比例换算,这26万人中,包括省城的21万人和湖墅、江干一带的5万人。

四、 结语

虽然许多研究者对太平天国战乱前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已做过估计,但他们基本以清代的保甲户口统计、时人记述等资料为基础,误差较大。本文尝试采用回溯式城市人口估计方法,探索杭州城市人口规模。首先,论证1927年后杭州市国民政府城市人口统计数据的严谨和可靠程度,基本确定1928年底杭州城市人口约34万人。其次,通过绘制于1875年前后《浙江省垣城厢图》中寺庙、商店的数量等能间接反映城市人口变动的指标与太平天国战乱前以及20世纪30年代相应数据对比,推导1875年前后杭州城市人口已基本恢复至1850年的水平,并根据1900年后一些调查报告中的描述,将人口完全恢复至1850年水平的时间大体确定在1912年前后。最后,根据1929—1936年杭州市区的人口增速来推算1912—1928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1.7%,得出1912年杭州城市人口数量约为26万,由此估算1850年杭州的城市人口数量为26万左右,包括城内的21万人和湖墅、江干一带的5万人。
关于清代中期江南地区苏州、杭州、南京这三个主要城市的人口规模,一些前辈学者从整体史的研究关怀出发,已给出相应估值,但还值得继续探讨。关于南宋行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学界也有诸多讨论④,本文对1850年杭州城市人口的估计或可作为相关参考。作为一篇估算历史时期城市人口的文章,受制于有限资料,本文也存在不确定性,即寺庙、商铺和工厂等指标与城市人口变动之间的关联程度。不过,以民国时期城市人口调查数据来逆推清代中期的人口规模仍不失为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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