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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4: 79 - 93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40112

专题研究

从“意貌山”到“博罗尔”:欧洲人对帕米尔山结的认识史

  • 宋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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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宋其然,男,1997年生,浙江余姚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4-04-01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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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maus’ to ‘Bolor’: The Cartographic Legacy of the Pamir Knot in Europe

  • Song Q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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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01

  Online published: 202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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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名“博洛尔”在欧洲的出现至迟可上溯马可·波罗见闻录问世的14世纪初,但此后数世纪内,该地名都鲜少为欧洲制图师所用。1749年的《贝林地图》较早且确切地使用博洛尔一词指称亚洲腹地的山结。19世纪,一些学者改博洛尔为南北走向的山脉,将其与托勒密所绘的意貌山混同。随着东方学研究的深入和近代科学考察的开展,欧洲学界在19世纪中叶重新认识博洛尔,或将该地名与汉籍中的“钵露罗”“勃律”等对应,判断博洛尔的地望应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吉尔吉特地区。

关键词： 博洛尔; 勃律; 意貌山; 帕米尔

本文引用格式

宋其然 . 从“意貌山”到“博罗尔”:欧洲人对帕米尔山结的认识史[J]. 历史地理研究, 2025 , 45(4) : 79 -93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40112

Abstract

The toponym ‘Bolor’ first appeared on European maps no later tha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Marco Polo’s accounts. However, for centuries thereafter, it was rarely used by European cartographers to denote a specific geographic entity. One early and explicit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appears in Bellin’s 1749 map Carte de la Petite Bukharie et Pays Voisins, where ‘Bolor’ marks a mountain knot in Innermost Asia. By the 19th century, ‘Bolor’ was sometimes depicted as a meridional range that merged with Ptolemy’s north-south trending ‘Imau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an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European scholar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rediscovered ‘Bolor’ and linked it to Chinese classical toponyms such as ‘Po-lu-lo’ and ‘Bo-lü’, identifying its location near Gilgit, south of the Hindu Kush Mountains.

Key words： Bolor; Bo-lü; Mount Imaus; Pamirs

关于“博洛尔”(Bolor)所指及其地望的问题在19世纪的欧洲众说纷纭,根据东西方文献的不同线索,学界形成了两条解释路径。约翰·马戛尔尼(John Macartney)、洪堡(Alexander Humboldt)、彼德曼(August H. Petermann)和李特尔(Carl Ritter)等人基于西方古典地理学的传统,认为博洛尔山位置和走向与“意貌山”(Mount Imaus)大体无异,倾向将此二者关联,甚而在制图时以“博洛尔”指代帕米尔山结向北伸出的纵向山脉。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玉尔(Henry Yule)、伊莱亚斯(Ney Elias)与伯希和等人则不以为然,更注重以博洛尔一词产生与使用的语言环境和东方学依据判断其地望。现有研究对意貌山和博洛尔的关系、博洛尔位置的界定问题在欧洲地理知识生产史中的演变,以及博洛尔山在地图中的形象变迁所涉无多 ① ,故本文试基于东西方文献汇通的跨文化视角,探讨意貌山与博洛尔的概念分合、博洛尔的所指及其地望等问题,兼论欧洲学界对博洛尔的重新发现等。

一、 意貌山的来源与地望

关于“意貌”一词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它与“喜马拉雅”存在联系。洪堡称“意貌”由“喜马拉雅”(Himalaya)的拟人态“喜马瓦特”(himavat)演变而来。 ① 麦克林德尔(John McCrindle)认为“意貌”是希腊人转写“喜马拉雅”的结果。 ② 施万贝格(Erwin Schwanbeck)将“意貌”解释为“himavan”和“nivosum”。 ③ 据莫尼尔(Williams Monier)和麦克唐纳(Arthur Macdonell)所述,梵文“Himâlaya”意为“雪域”(Abode of Snow),其中“hima”表“寒冷”,“laya/lay”则有“地方”之意。 ④ 因此,将“Imaus”(意貌)视同“Himalaya”(喜马拉雅)的依据或源于“寒冷”和“雪”的词根“hima”。 ⑤
早在荷马时代,地中海以东世界的地理信息便已传入希腊等地。至迟在古典时代或希腊化时代早期,今印度和中亚一带的地名已为地中海世界所知。尽管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和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关于公元前4至前2世纪的意貌山的记述已佚,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志》、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与阿里安(Lucius Arrian)的《印度志》仍存有这些书稿残篇,他们亦沿袭了埃拉托色尼和麦加斯梯尼的相关认识。 ⑥ 直至公元2世纪,意貌山大抵仍以印度北部横向山系中的东段山脉这一形象见诸地中海知识世界。 ⑦
公元1—2世纪的斯特拉波和阿里安倾向于将意貌山视为从雅利安(Aria) ① 到东方海洋某段东西向山脉的名称。老普林尼的观点则略有差异,他将意貌山和狭义的陶鲁斯山(Mount Taurus)分离的同时把意貌山具化为广义的陶鲁斯山系的组成部分。 ②
陶鲁斯山在古典地理学研究中有两重含义,狭义的陶鲁斯山指安纳托利亚南部扼守叙利亚之门的山岳,而广义的陶鲁斯山泛指小亚细亚与印度间的东西向山脉。意貌山、帕洛帕米索斯山(Mount Paropamisos)和埃莫多斯山(Mount Emodus)是不同人群对广义的陶鲁斯山系中东段诸山的指称,其中帕洛帕米索斯山与埃莫多斯山所指相对确切,分别为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但对意貌山的地望争议较多。 ③ 有学者认为老普林尼笔下意貌山所在的“陶鲁斯山第一部分”应是广义陶鲁斯山向北伸出的支脉 ④ ,但老普林尼对意貌山在陶鲁斯山系中的具体位置并无结论,他在谈及世界上的十条纬线时将意貌山置于第三纬线和第四纬线之间 ⑤ ,似未明示意貌山的走向。
托勒密推翻了前人对意貌山的定义,他在地图上将该山标绘为一条南北向山脉,认为其向南可达塞种人之地及索格底亚那 ⑥ ,并径直延伸到恒河(The Ganges)以北地区 ⑦ ,向北则通往未知地区(63°N,140°E)。以意貌山为界,托勒密把该山以西命名为“意貌山内斯基泰”(Skythia within Imaos),该山以东则称“意貌山外斯基泰”(Skythia beyond Imaos)。19世纪的麦克林德尔在解释托勒密笔下的意貌山时表示,该山应位于旁遮普以北、兴都库什山谷与阿姆河上游以东的山地系统附近,纬度自南向北跨6°—7°,从恒河源头附近向北穿越锡尔河河源所在地。 ⑧
与斯特拉波和老普林尼等人观点相似,托勒密亦将意貌山、帕洛帕米索斯山和埃莫多斯山相连,但托勒密对意貌山走向的调整使亚洲腹地“出现”一个庞大山结。7世纪,亚美尼亚学者阿纳尼亚(Ananias of Shirak)将此山结向四周延伸的数条山脉分别命名为意貌山(Emavon)、东南意貌山(SE branch of Emavon)、南意貌山(Southern branch of Emavon)和北意貌山(Northern branch of Emavon)。 ① 16世纪初,鲁道夫(Johannes Ruysch)则将自该山结向北、向东、向南伸出的山脉分别标记为意貌山(Imavm)、埃莫多山(Emodii Montes)和贝皮鲁斯山(Bepyrrus Mons)。瓦德西缪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与马吉尼(Giovanni A. Magini)等人亦将山结以北的纵向山脉称作“意貌山”。此外,瓦德西缪勒和马吉尼还用“意貌山”标注印度北方的东西向山脉。 ②

二、 博洛尔的“意貌化”

至19世纪初,欧洲人对“博洛尔”的了解基本源于马可·波罗在1217年行经巴达赫尚、瓦罕与喀什噶尔时的见闻。马可·波罗称,自瓦罕向东北行3日至帕米尔高原,又行40日至博洛尔,此地居民栖于高山之上。 ③ 除《马可·波罗行纪》外,鄂本笃(Bento de Góis)在1603年穿越瓦罕走廊的经历,以及宋君荣(Antoine Gaubil)、傅作霖(Félix de Rocha)、高慎思(José de Espinha)等来华传教士的测绘活动也可能对欧洲学界有一定影响。
“博洛尔”这一地名进入欧洲后,一些学者较注重保存地名的原始含义,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未将博洛尔与西方古典地理学中的意貌山相联系。如贝林(Jacques Bellin)在1749年的《小布哈拉及其邻国地图》(图1) ④ 中以“博洛尔塔格或黑山”指称位于今塔里木盆地以西的山结。 ⑤ 贝林地图中被绘作山结、山峰的博洛尔塔格(Beloor Taugh)与意貌山的概念有较大差异。贝林不仅未将博洛尔与意貌山混为一谈,且可能借引入博洛尔山的方式,修正因意貌山概念影响而错漏较多的亚洲腹地地理知识。
图1 小布哈拉及其邻国地图(1749年)
然而,19世纪初欧洲知识界出现了将博洛尔山“意貌化”的主张,且该观点因洪堡、李特尔等人有意无意的宣传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约翰·马戛尔尼于1809年绘制的《喀布尔王国及其邻国地图》较早体现出此转向。 ① 马戛尔尼笔下的博洛尔塔格是两条方向不同的山脉,分别呈“东北—西南”走向和“东南—西北”走向。这两段山脉交汇于瓦罕(Wukhan)一带,其中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博洛尔塔格位于安集延(Aggeen)与中国图尔克斯坦(Chinese Toorkestaun)之间,并同其北方呈东西走向的“慕士塔格或喀喇昆仑山”(Mooz Taugh or Karrakoorrum Mountains)相接,而“东北—西南”走向的另一段博洛尔塔格向西南一路延伸至卡菲里斯坦附近,其中段又与兴都库什山相接。兴都库什山的位置则被南移至奇特拉尔(Chilthael)的南方,该山脉的西段同样伸入卡菲里斯坦。 ②
英国殖民印度期间,欧洲人出于地理测量和贸易等需要接触克什米尔人、阿富汗人、布哈拉人和喀什噶尔人,并从这些当地人口中获知了与博洛尔相关的信息。但当地人对帕米尔山结区域的地理环境也未必明了,他们多用 “博洛尔”称呼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 ① ,所以博洛尔的“意貌化”或许是欧洲人获取的当地知识与欧洲既有概念叠加的结果。另外,伦内尔(James Rennel)及其后继者们的地理实测经验,以及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出使杜兰尼王朝的见闻、穆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的考察,又让欧洲学界初步了解了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山的方位与走向。由此,西方古典地理学中意貌山的所指、走向,及其易与兴都库什山混淆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马戛尔尼之后,洪堡、李特尔、维纽科夫(Михаил Венюков)和麦克林德尔等人亦着力于描绘、解释意貌山在山结以北的地理概况。鉴于“意貌”所指模糊,马戛尔尼与洪堡等人标注山结迤北纵向山脉时,启用了曾被马可·波罗用以指称瓦罕东北某处高山的“博洛尔”一名,后来该词的使用甚至不限于山脉或山峰,河流、城镇也偶被以此相称。
在贝林和马戛尔尼等人绘制的地图中,帕米尔山结周边水系位置的精度有限,但这些不足很快得到填补。格里姆(Julius Grimm)曾在1833年的《高地亚洲地图》 ② 中对“高地”分水岭两侧水系有细致的图绘和命名。这片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高地被标记为“瓦罕”,阿姆河自瓦罕南方向西流经达尔瓦兹,并接纳科克查河、瓦赫什河等支流来水。喀喇库尔(Kara Kul)位于瓦罕以北,被认为是喀什噶尔河上游支流的源头。瓦罕高地内部的河流流向与高地东西两侧皆不相同,呈自西北向东南走行的趋势。格里姆地图中未见有关博洛尔的地名,却存在大体呈三角形环绕瓦罕的山脉,这一特征近似洪堡对博洛尔的一项定义,即“博洛尔就是巴达赫尚山脉的山结” ③ 。
洪堡对博洛尔的认识并不仅限于山结,他在《中亚的山脉与火山》(图2)一图中将博洛尔山绘成北接天山,南连昆仑、兴都库什和喜马拉雅山的南北向山脉 ④ ,这一绘法体现了对《瓦德西缪勒世界地图》(1507)和《墨卡托托勒密地图》(1578)中有关意貌山知识的继承。或许受洪堡影响,1846年由梅耶(Joseph Meyer)出版的《伊朗、图兰、波斯、阿富汗、俾路支斯坦、图尔克斯坦地图》亦将博洛尔塔格描绘为连接天山与兴都库什山的南北向山脉。 ⑤ 但是,洪堡对于博洛尔与意貌山的关系似乎仍有一丝怀疑,他曾表示:“博洛尔或博洛尔塔格产生于人们对向北一直延伸至极圈的意貌山的想象。” ⑥
图2 中亚的山脉与火山(局部)(1843)
洪堡的观点还影响了同时代的李特尔与基珀特(Heinrich Kiepert)。李特尔虽未提及意貌山,但为其《比较地理》一书绘制《亚洲地图集三》 ① 的基珀特亦将博洛尔塔格绘作南北向山脉,并在博洛尔塔格旁注有“帕米尔高地”和“吉尔吉斯之地”等地名,可见基珀特或已意识到: 将博洛尔简单地绘作形似意貌山的南北向山脉有欠考虑,因为这很容易使人们忽略博洛尔山结以北区域地形的复杂性。 ① 但在23年后问世的《图兰或图尔克斯坦》中,基珀特既未绘出帕米尔高原上的纵向山脉,又未使用博洛尔这一地名,说明此时基珀特已认识到帕米尔山结以北的高地中央并无连续的南北向山脉。 ②
在西欧制图界满怀热情地探索博洛尔问题时,俄国人也不甘缺席。1816年的《中亚部分地区图(含吉尔吉斯的凯赛克、卡拉卡尔帕克,土库曼与布哈拉之地)》 ③ 已在喀喇库尔以东、喀什噶尔以西标出博洛尔和博洛尔塔格。 ④ 1861年,维纽科夫绘制的《博洛尔山与阿姆河上游》问世 ⑤ ,该图用“博洛尔山系”(System of the Bolor Mountains)指称北至费尔干纳、南达兴都库什的群山,并详细展示了该山系内部各个小流域及穿越山系的交通走廊。较之洪堡与基珀特等人,维纽科夫将博洛尔山视作山系的这一观点显然更为复杂。“山系”强调诸条山脉间地质构造与空间分布的关联性,维氏所绘的博洛尔山系实际不仅包含兴都库什山-昆仑山与阿赖山之间的南北向山脉,还覆盖了位于该南北向山脉两翼且与该山脉相连的诸分水岭。维纽科夫对“博洛尔”的使用亦从山岳拓展到河流与聚落。 ⑥ 博洛尔河自博洛尔山系中央山脉的西麓流出,接纳耶希尔湖(Yashil-kul)等湖泊来水,经过博洛尔城并在瓦罕与巴尔坦格河(Birtagur River)汇流。此博洛尔河疑为今贡德河,但维氏对贡德河与巴尔坦格河的关系尚无足够清晰的认知,错将博洛尔河视为阿姆河上游的北支。 ⑦ 同时,维氏采信伍德(John Wood)关于阿姆河源头的看法,将萨里库尔(Sary-kul/ Victoria Lake)作为阿姆河上游,从而把喷赤河、塔万河(Davan River)与阿姆河连为一体。 ⑧ 显然,维纽科夫在将博洛尔概念具体化的同时继承了洪堡、伍德、李特尔、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和基珀特等前人在阿姆河水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在博洛尔“意貌化”的过程中,拥有印度测绘与考古经历的坎宁安是为数不多能将马可·波罗所述之“博洛尔”、玄奘笔下的“钵露罗”与田野资料加以科学比对的人物。坎氏与年代相近的洪堡持不同观点,主张博洛尔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南。坎宁安称,博洛尔诸山从吉尔吉特河上游和亚辛河流域的73°E延伸至努布拉山谷(Nubra Valley)所在的77°E,向东至远可达莎约克河(Shayok River),向南可包含巴尔蒂斯坦。对于洪堡笔下自北向南纵跨兴都库什山的那个“博洛尔”,坎宁安表示该地应被称作“帕米尔” ① 。受坎宁安的研究与英印北部边疆地理考察不断深入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学界更加重视从汉文文献、当地语言和实地调查中理清“博洛尔”的地望问题。

三、 近代欧洲对博洛尔的再发现

在1870—1871年和1873—1874年,福赛斯使团(Forsyth Misson)成员穿行于印度与中国新疆间的多条孔道,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地理情报。此次出使前后,肖(Robert Shaw)、海沃德(George Hayward)、舒贾(Mirza Shuja)、巴克什(Munshi Faiz Buksh)、哈维尔达尔(Havildar)、伊本拉希姆·汗(Ibrahim Khan)和马哈茂德(Ata Mahomed)等人对克什米尔、阿姆河上游等处又数度考察。随着地理知识的激增,“意貌化”的博洛尔概念已难概括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山脉、河流,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l)更是认为讨论博洛尔这一虚构概念已再无必要。 ②
1872年,玉尔在《关于阿姆河上游地区的研究》中附入一份利特(Edward Lith)绘制的地图(图3),该图将博洛尔作为巴达赫尚以南的城镇,标于(35°N,72°E)附近,这使博洛尔的地望接近玄奘所述的“钵露罗”, 也符合现今观点。 ① 次年,玉尔在其论文中指出,“真正的博洛尔”位于帕米尔以南、达丽罗(Talilo)以北的印度河上游地区。 ② 玉尔文中所附的用以反映玄奘经行路线的地图亦由利特所绘,其将“Pololo(Bolor)”注于巴尔蒂斯坦和亚辛之间。 ③ 1873年的这张利特地图在之前的基础上完善了山脉、水系等信息,清晰揭示出博洛尔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南、印度河上游的地理事实。尽管波谜罗川在该图中被误认作“瓦罕河”,但博洛尔与其所示地域已被南移至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吉尔吉特附近。 ④ 该图不再依惯例绘出纵贯帕米尔高原的南北向山脉,而选择以描绘阿姆河上游诸条“东北-西南”向分水岭的方式表现喀喇库尔附近高地。
图3 1872年利特地图
玉尔和利特对博洛尔地望的再发现没有很快扭转人们的制图习惯,例如威尔德(James Wyld)在1873年出版的《英国和印度间的诸国》中注有“博洛尔雪山”(Snowy Ms. of Bolor),他还沿用了维纽科夫以“博洛尔”标记河流与聚落的做法。 ⑤ 比达尔夫(John Biddulph)在为戈登(Thomas Gorden)提供的插图 ⑥ 中亦绘有这条南北向山脉,但比氏未称之为“博洛尔”,还在其东侧绘出另一条与之几乎平行的纵向山脉。上述两条纵向山脉连同它们北方的横向山脉“克孜尔-雅尔特”(Kizil Yart Range)、南方的横向山脉塔合曼山(Tagharman Range)一道,将喀喇库尔(大喀喇库尔)合围。比达尔夫似乎意识到喀喇库尔周边应有一片地势起伏相对和缓的高原,但他仍未及时地吸收玉尔和利特的成果,其进步之处主要是放弃用“博洛尔”指称纵跨诸帕米尔 ⑦ 的南北向山脉,以及分离了博洛尔和意貌山这两个不应被等同的概念。比达尔夫的认识或直接源于戈登的影响: 戈登在探险中发现瓦罕人和吉尔吉斯人对所谓“博洛尔”一无所知,因此称纵贯帕米尔高原的南北向山脉为“博洛尔”不再合理。 ⑧
约一年后,伦敦《地理杂志》展示福赛斯使团出使路线的地图上 ① 也已不使用博洛尔这一地名。“1875年地图”在兴都库什山和外阿赖山(Trans Alai M.)间注有诸帕米尔的名称,以便取代先前被“意貌化”的博洛尔山这一地名,并绘有曼普尔(Munphool Monshee)和戈登等福赛斯使团成员的探险考察路线。 ② 雷文斯坦(Ernst Ravenstein)在《英印与俄属中亚之间的国度》一图中同样未再使用“博洛尔” ③ ,而深受洪堡影响的彼德曼却选择同时使用“帕米尔”和“博洛尔塔格”。彼德曼在《伊朗、图兰或波斯,阿富汗、俾路支斯坦和图尔克斯坦》中用“帕米尔”标记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高地,“博洛尔塔格”则被东移至帕米尔与高布哈拉(Hohe Bukhareia)之间,其位置大致能对应今萨雷阔勒岭(Sarykol Range)。 ④
19世纪70年代起,一些俄国人绘制的地图亦不再标记博洛尔这一地名。斯卡西(Augustus Skassi)在1878年完成的地图 ⑤ 中呈现了哈尔戈什帕米尔、朗库里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与阿利楚尔帕米尔的海拔和地貌特征,以及这几处帕米尔之间的道路与河流概况。1878年的《军事地图·阿姆河上游地图》将鲁善(Rushan)和欣瓦帕米尔(Shewa Pamir)至色勒库尔,以及兴都库什山至萨雷兹帕米尔的村镇、道路、河流、山地与海拔等信息逐一标注。 ⑥
同时期地图中,“博洛尔”已较少被用来标注纵跨诸帕米尔的南北向山脉或该山脉西麓的河流,这既是地理知识积累的结果,也是制图者兴趣转移的体现。在“大博弈” ⑦ 日趋白热化的时间节点,领土和势力范围划分的需求日益高涨,“科学边疆论”也在70年代后期的英属印度应运而生 ⑧ ,这间接导致地理知识生产者在衔接现实需求的过程中抛弃了所指模糊的“博洛尔”。
70年代后,欧洲学界因伊莱亚斯对《拉失德史》的译注,以及伯希和与沙海昂(Antoine H.J. Charignon)对《马可·波罗行纪》的注释进一步理清了博洛尔的地望。对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博洛尔”,沙海昂这样解释:
从前其境界无定,盖赤塔敕勒 ① 有时亦被称为博洛尔。其常名博洛尔之地,似为帕米尔南境,鸭儿看 ② 西南境,巴达哈伤东境之诸高山。 ③
事实上,马可·波罗并未提供有关博洛尔的地望信息,依其东来中国的路线和描述的景观,他转经克什米尔北部后借道奇力克山口(Kilik Pass)或明铁盖山口(Mintaka Pass)前往喀什的可能性甚小。 ④ 鉴于马可·波罗所述的博洛尔位于瓦罕和塔格敦巴什一带,地界溢出吉尔吉特,沙海昂所说的“从前境界无定”实际反映的是博洛尔的范围向北越过兴都库什山脉的现象。此外,沙氏把喀布尔河(River Kabul)支流库纳尔河(River Kunnar)上游的赤塔敕勒也纳入了博洛尔的范围。
起初,笔者推测马可·波罗对博洛尔的记述或在抵达喀什噶尔后完成,可能存在道听途说的成分。但伊莱亚斯在注释海答尔(Mirza Haydar)的《拉失德史》过程中发现,博洛尔的空间范围曾被扩展至奇特拉尔、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Nuristan)乃至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塔什库尔干、莎车和喀什噶尔。沙海昂的“从前境界无定”或与海答尔所述相关。尽管伊莱亚斯将博洛尔比定为今吉尔吉特一带的钵露罗,但他对博洛尔境域范围的表述仍相对谨慎:
博洛尔包括罕萨和纳加尔,它还可能包含塔什库尔干、吉尔吉特、班雅尔(Panybl)、亚辛、奇特拉尔和如今被称为卡菲里斯坦的大片土地,吉尔吉特与亚辛以南的一些小邦亦可能是博洛尔的一部分。 ⑤
海答尔在16世纪中叶的记述或说明: 克什米尔及其周边的人群曾习于将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纳入博洛尔的概念范畴内;或是古人对兴都库什山脉认识模糊,使其南侧的“印度”向北扩展,导致本位于印度北方边缘地带的博洛尔向北覆盖了塔什库尔干乃至喀什噶尔。 ⑥
伯希和则在区分大、小勃律时指出,唯有位于吉尔吉特的小勃律才是真正的博洛尔,这显然缩小了博洛尔的范围。 ⑦ 但伯希和可能通过《往五天竺国传》等汉籍觉察到: 7世纪前中期勃律王驻于小勃律,大勃律实为吐蕃所据之勃律旧地。因此,伯希和或有意将博洛尔等同于勃律王辖地。 ⑧
回到汉文文献,可发现博洛尔的境域范围未超出吉尔吉特、亚辛以北的兴都库什山脉。
《魏书·西域传》中记载:
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 ①
波路国 ② ,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其地湿热,有蜀马,土平。 ③
赊弥国……东有钵卢勒国,路险,缘铁索而度,下不见底。 ④
此处的“波路”或在克什米尔(罽宾)和巴尔蒂斯坦(阿钩羌)以北的吉尔吉特地区。 ⑤ “钵卢勒”位于赊弥(双靡) ⑥ 以东 ⑦ ,应是吉尔吉特西北的亚辛河(Yasin River)流域或其附近某地。《大唐西域记》更明确地指出博洛尔(钵露罗)的位置:
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多麦豆,出金银,资金之利,国用富饶。时唯寒烈,人性犷暴,薄于仁义,无闻礼节…文字大同印度,言语异于诸国。伽蓝数百所,僧徒数千人,学无专习,戒行多滥。
从此复还乌铎迦汉荼城南渡信度河。 ⑧
……
波谜罗川南,越山有钵露罗国,多金银,金色如火。 ⑨
博洛尔的位置在15世纪初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4)中亦得到呈现,该图反映的是元代江南地区和朝鲜王朝士人的地理学认知,以及经穆斯林学者舶来的西方古典地理学知识,但有关博洛尔的呈现仍颇受《大唐西域记》等汉文文献影响。《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博洛尔”地处兴都库什山以南,只是制图者将“博洛尔”译写作“孛津六山” ⑩ ,而位于“孛津六山”西北方的“大雪山”疑为兴都库什山。 ⑪ 另需指出,《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与“博洛尔”对应的地名不止一处,制图者还在疑似印度河支流的哈别河上游注有“不鲁儿”,该地名被杉山正明视作勃律的异译。 ① “不鲁儿”的标注或许可反映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对该地图的影响,由于李荟(이회)、权近(권근)等人并不深谙印度地理,所以他们在拼接东亚地理知识和伊斯兰地理知识的过程中误将“孛津六山”与“不鲁儿”视作两个不同的地名。
图4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局部)(15世纪70年代之后)

四、 结语

从缥缈多变的意貌山到相对确切的博洛尔,欧洲的亚洲腹地地理知识在完成科学化之前曾有一个不断转译二手资料的过程。随着欧洲人直接进入亚洲腹地从事科考和殖民活动,寻找和描绘博洛尔一度成为学界与制图界的重要议题。鲁道夫的世界地图最早标出疑似“博洛尔”的地名,贝林则是较早在地图上确切标记“博洛尔”并将其用以指称山结的制图者。进入19世纪后,约翰·马戛尔尼给博洛尔添加了“南北向山脉”等“意貌化”特征,洪堡进一步将博洛尔概念与意貌山正式关联起来。此后,基珀特与维纽科夫等人对博洛尔的认识日益接近地理事实。另一条线索中,坎宁安、玉尔、伊莱亚斯、伯希和及沙海昂等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对汉文文献的考证,从一种异于西方古典地理学传统的维度发现博洛尔,终使所指宽泛的“博洛尔”回到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原初位置。
借由博洛尔这一概念,帕米尔与克什米尔的“十字路口”特征得以彰显。在19世纪中叶以前,无论是中国人、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他们都未能建立对帕米尔和克什米尔的全景式认知,各文明圈的边缘虽在这里汇合、重叠,却没有一种文明能长期覆盖此地。正因处于不同文明圈的人们无法依据各自文明圈内部的知识了解帕米尔与克什米尔的全貌,不同来源的地理知识难免被混淆,以至于同一地名可能被用以指称多个地理事物,抑或是新获知的地名被固有认知导向某个脱离该名词原生语境的意象。在此背景下,帕米尔、克什米尔及其邻近地区的知识变得格外重要,人们通过地名音译、译名的二次转译和旅者行纪的撰述,使这些具有在地性的知识向中国、欧洲乃至更遥远的地方传播,让关于帕米尔山结的认知活动进入知识全球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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