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论汉高帝对代国封域的调整

  • 但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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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9

但昌武,男,1992年生,湖北咸宁人,博士,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历史地理与出土文献。

收稿日期: 2023-09-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4-22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秦及西汉边地郡国新探”(24FZSB013)

A Study on Emperor Gaozu of Han’s Adjustments to the Territorial Domain of the Dai Kingdom

  • Dan Chang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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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25

  Online published: 2026-04-22

摘要

由于匈奴崛起,汉初代地已无力抵御其频繁侵扰。为此,汉高帝不断调整代地分封方案,以应对新局势。直到汉十一年,刘邦割云中郡属汉,又益封代王以太原郡,才稳住代地统治形势。该政区调整的基本逻辑是减轻代国边防负担,增加资源供给,同时构造防御纵深空间,但这也使汉廷背负云中郡沉重的边防责任,不得不给予优待政策。汉初代国封域的调整集中体现了西汉边地郡国应对周边蛮夷时采取的空间策略,具有一定典型性。

本文引用格式

但昌武 . 论汉高帝对代国封域的调整[J]. 历史地理研究, 2026 , 46(1) : 21 -31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339

Abstract

Due to the rise of the Xiongnu, the Dai region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was unable to resist frequent invasions. In response, Emperor Gaozu of Han continually adjusted the enfeoffment arrangements for Dai to address the new challenges. It was not until the 11th year of his reign that Liu Bang detached Yunzhong Commandery from Dai and placed it under direct imperial control, while compensating the King of Dai with Taiyuan Commandery, thereby stabilizing Dai’s governance.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is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was to reduce the frontier defense burden on the Dai Kingdom, increase resource supply, and establish a strategic depth. However, this also imposed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defending Yunzhong on the central court, necessitating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e territorial adjustments of the Dai Kingdom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exemplify the spatial strategies adopted by Western Han frontier commanderies and vassal states in dealing with neighboring nomadic peoples, demonstrating a certain degree of typicality.

自赵武灵王开拓北边,代地便形成相对稳定的地域范围和内部构成。《史记·匈奴列传》载:“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代地北界长城,西至阴山高阙,东、南分别以恒山、句注山为限,内有云中、雁门、代三郡沿边塞排列。“代”原本可能指东部代郡之地,但武灵王拓疆之后,这一地名的内涵也随之扩展,成为此北边三郡地域总称,暗示此三郡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是一个地域整体。
其后,赵为秦所破,赵王子嘉北逃自立为代王,代地首次从赵国独立出来。楚汉之际,赵歇、陈余先后王于代地。刘邦称帝后遵循传统,将代地三郡先后封与其兄刘仲、其子刘如意。此后,镇守代地的赵相陈豨造反,自封代王。这一过程反映出,从战国到汉初代地三郡就关系紧密,是一独立的政治地理区域。
然而汉十一年(前196)刘邦打破了这一政治传统,重塑了代国疆域: 削去其西部云中之地,补入南部太原郡,使代国封域形态从东西向排列转为南北向纵深分布。该变化背后是出于何种考量?本文试对此展开讨论: 一方面梳理代国封域演变历程,分析政区调整背后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探究云中郡属汉一事,辨析汉廷采取此措施的动因,并揭示其历史影响。

一、 汉初代国封域演变的历程与逻辑

秦末,匈奴一统北方草原,给新生的汉王朝带来严重军事威胁和边疆侵扰,这是战国至秦从未有的时局变化。在西汉初期汉胡对峙格局下,代地成为双方频繁角力之处。因匈奴入侵及地方反叛引发的代地动乱持续数年,直到汉十一年才基本平息。为应对代地边疆危机,刘邦尝试了多种王国分封方案,稳定对该地区的统治。
《汉书·高帝纪》载:
(六年春正月)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载:
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
刘邦即位次年,封亲兄刘喜(又名刘仲)为代王。可能考虑代国实力太弱,不足以独力抵抗匈奴侵扰,刘邦又徙韩王信于代南太原郡,欲使其协助备胡。韩王信也领会上意,主动请求迁都至离边塞更近的马邑县。马邑原为代国雁门郡辖县,韩王信能迁都于此,说明代地南部属县可能已割属韩国。
这一方案很快宣告失败。汉六年(前201)秋九月,匈奴南侵,围韩王信于马邑城,韩王信不仅降于匈奴,还成为其南侵前锋,祸及太原、上党二郡。 刘邦亲征平乱却遭白登之围,身陷险境,遭遇重大挫折。此战后,汉廷转而对匈奴奉行和亲之策。汉七年(前200)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洛阳,赦为合阳侯” ,意味着该防御方案的彻底破产。刘邦不得已改立其子刘如意为代王,并在代地留下了不少汉兵以防内部叛乱和胡兵进攻。
汉九年(前198)十二月,赵王张敖因谋反被废,代王刘如意徙赵王,兼赵、代二地。这是一次新的边防设计,一来刘如意是刘邦爱子,故广其封地以尊宠之,也可能刘邦希望能合赵、代之力强化边防力量。《高祖本纪》载:
(汉十年)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
尽管代地为赵王所有,其边防实际负责人为赵相国陈豨。陈豨“以相国守代”,能有效调动赵国资源支援代地防御匈奴。
又,《韩信卢绾列传》载:
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
此处记载更为细致,赵、代边兵由陈豨统领。且陈豨在赵国颇有影响力:“宾客随之者千余乘。”及其叛乱自立,在赵地引起广泛回应,《韩信卢绾列传》载,刘邦前往平叛时称:“邯郸以北皆豨有。” 陈豨叛乱在赵地波及速度之快可见其在赵国权势之重。这种权力正是刘邦赋予的,刘邦最初的设计是以权臣力量来整合赵、代二地资源以稳固代地边防,封陈豨为列侯即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这反而助长了陈豨据地为王的野心,由此导致比韩王信危害更大的叛乱。这也标志着寄代地边防于赵国的方案同样走向破产。
这两次失败说明汉廷始终未能找到使其足以自立而又不至于失去控制的平衡点。因此,刘邦不得不再作调整。一方面,代地重新独立成国,立刘恒为代王;另一方面,派遣汉军将领平定代地叛乱。《高祖本纪》载,汉十二年(前195),“樊哙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城” 。高祖驾崩后,郦将军游说审食其称:“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 代地的政治形势转由新代王、汉军将领及代国大臣共同维护。
同时,刘邦还调整了代国的疆域构成,削去云中以西而益封太原郡,使代国疆域由东西向沿边分布转变为南北向纵深延伸。《汉书·高帝纪》载:
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王、相国、通侯、吏二千石择可立为代王者。”燕王绾、相国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贤知温良,请立以为代王,都晋阳。”
代地三郡资源有限,若无汉廷或其他郡国支援,根本不足以抵抗匈奴南下。过往边防设计拆散了代地与山南太原之地的关联,没有发挥太原郡作为后方的作用。正因此,刘邦取其益封代王。太原为大郡,辖县数众多,户口殷实,显著增强了代国实力。即使胡人突破代地边塞,太原郡的存在使代国纵深足够,不至于难以为国。实际上,将太原郡纳入备胡区域的方案在韩王信徙封太原时已有实践。只是当时韩、代分立,很难保证二国齐心互援。且韩王信本为异姓,对刘邦并非全然忠诚,又轻率将国都迁至太原以北防御匈奴前线的马邑,致其很快受围入困。
或许是吸取了韩王信的教训,高帝立刘恒为代王时,定代国都于太原郡的中心区域——晋阳。而在《文帝纪》中,刘恒定都于中都:“高祖十一年,诛陈豨,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 中都在太原郡南部,位置比晋阳更靠后,应是迁都所致。刘恒改都于此,与韩王信迁都马邑的备胡思路完全相反。中都方案增强了代国的生存防御能力: 匈奴南下时,位于国土最南的代国君臣能有足够时间和空间反应,也可利用北部县邑组织有厚度的防御,形势危急下还可迅速向南方转移。
刘邦又以云中以西之地置新云中郡,并改属汉廷。诏令称这一举措可使代地受到边寇的侵扰更少。代地与匈奴的边界,三郡中云中占去大半(图1)。云中不仅要防备北部单于主力部队,还要抵御河南地一带匈奴右部的进攻,云中郡的边防压力应是代地三郡中最重的。边塞长度与驻军规模、设施建设与维护、边塞日常管理,以及战争消耗等呈正相关,是巨大的边防负担。但这一举措使代国备胡负担有所减轻,毕竟云中属汉后,此地防务交由汉军负责,匈奴入寇造成的损失也由汉廷承担。
图1 高帝十一年的云中郡与代国示意

资料来源: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

总之,汉十一年对代国封域改造的基本思路在地理空间上的反映就是拉长纵深,削减边塞长度,使其疆域形态转变为南北狭长状,同时后移代国核心区,通过调整其内部空间结构增强防御和生存能力。
这一做法体现了西汉边地郡国在应对周边蛮夷军事侵扰时所采取的空间策略。汉初边地王国(如燕、吴、淮南、长沙)基本都形成了内郡加边郡的政区结构,代国削减边郡而增加内郡也是趋同这一普遍结构。周振鹤很早就注意到,秦汉时期的北边郡多呈南北狭长状,并从军事视角解释其成因:“边郡的形状也显然是为着强化军事攻防的力度,增加多头的出击或抵御方向。” (图2)从代国封域的演变历史来看,这一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因此类政区形态在纵深空间的构建上有更大优势。而这种政区形态在北疆地区的普遍存在,也说明代国疆域的演变并非偶然,而是典型的政区调整现象。
图2 汉末北方边郡示意

资料来源: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和“幽州刺史部”图,第17—18、27—28页。

二、 云中郡属汉的动因与影响

汉十一年调整代国封域的措施中,云中郡属汉一事虽为不少学者关注,但论者多从军事、政治地理视角阐释云中郡的战略价值,以分析刘邦将云中入汉的动机。辛德勇指出:“对于秦汉王朝来说,九原和云中两郡这种桥头堡的用途,除了抗御北方的匈奴之外,还可以用作向东出兵的跳板,起到威慑东部地区的作用。” 并且指出,刘邦的真正意图并非帮助代国减少边寇侵扰,而是趁机将原云中郡西部的战略要地重新收归汉廷控制,进一步强化该地区的军事地位,以更好地实现“拱卫关中和控御关东的作用” 。又提出:“在西汉初期,不管是人们的一般观念,还是朝廷的实际施政方略(至少在地域控御的角度上讲是这样),都是把云中和九原两郡当作‘大关中’的属郡来一体对待。” 梁万斌同样赞同云中郡就是关中属郡,既可为汉廷防备匈奴,又能控御关东诸侯。 因此,云中郡属汉被学者视为关乎西汉政治地理建构的举措,因而关中能更好应对匈奴和控御关东,更甚者认为云中郡已脱离关东地理范畴,融入关中地区。
云中郡确有西制匈奴而东抑诸侯的战略功能,在攻胡方略中甚有地理价值。前有秦始皇北逐匈奴即修直道联通内史与九原,后有汉武帝时云中郡又成为汉军进攻河南地的军事前哨。云中郡也是关中进入代地的要道。据《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载,在灭赵战争中,“王翦将数十万之众临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
然而,云中郡的战略潜力在汉初未必能完全发挥。首先,汉廷通过云中郡控御关东诸侯的作用有限。萧映朝即称,云中郡东有代国,南阻黄河,对于汉廷而言只是一块孤悬于河外的飞地,易受制于代国和匈奴,也很难起到控御关东的效果。 云中郡距汉内史或关东诸侯都太远,也不在关中通往关东的干道上,因而该郡对关东地区军事威慑范围有限。《战国策·燕一》载:“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 战国时就有人指出,秦从云中进攻燕国距离太过遥远,难以产生实质效果。汉初河水以北数次平叛行动中,汉军都没取道云中郡,而是由太原、河内等郡北上和东出。这足以反映在汉初诸侯林立的政治地理格局中,云中郡属汉最多能牵制代地势力,不至于产生全局性影响。
其次,云中郡的军事价值侧重于进攻而非防御,可以成为攻击匈奴的军事前哨。西汉前期,胡强汉弱,云中郡的军事潜力很难发挥。因其孤悬北河,又颇易遭受匈奴侵扰。汉文帝即位不久,匈奴便大举进攻汉地,《史记·田叔列传》载:“(匈奴)大入塞盗劫,云中尤甚。” 《史记·匈奴列传》载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 。《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后六年(前158)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 。这都说明云中郡在西汉前期可能是备胡压力最大且受害最深的边郡之一。
基于该情形,汉廷不得不为云中郡制定特殊政策。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云中守魏尚虚报战功,被文帝免职下狱。冯唐为其辩护称:“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其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且指出:“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 冯唐以此劝说文帝大胆放权,不要干预过多,让魏尚能够尽其智能。文帝即令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并重新任命其为云中郡守。由于魏尚能够凝聚云中郡人心和守边备塞,文帝因此予其更大的军政自主权,这间接说明了云中郡的状况。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反映的吕后初年政区形势显示,云中郡属县的秩级整体偏高(表1)。据《秩律》记载,汉初时期县邑长官的秩级大部分为六百石(占比70%)。秩级能达八百石 及以上的可被视为大县。云中作为边郡,屡受战火,经济实力和户口数量远逊内地诸郡,但八百石及以上大县比重竟高达50%,郡治云中县秩级与长安、洛阳、成都相仿,明显高于汉直辖区的平均水准(大县比重27%)。出于军事考虑,边郡县邑等级高于内郡县邑可以理解,但云中属县整体秩级同样远优于陇西、北地、上郡等边郡(三者大县比重分别为5%、13%和9%,低于汉郡平均水平),说明该郡确具独特地位。
表1 汉初西北四边郡属县秩级统计
秩 级 云 中 陇 西 北 地 上 郡 汉直辖区
县数 占比 县数 占比 县数 占比 县数 占比 县数 占比
一千石 1 7% 0 0% 0 0% 0 0% 19 7%
八百石 6 43% 1 5% 2 13% 2 9% 58 20%
六百石 7 50% 19 95% 12 80% 20 91% 201 70%
五百石 0 0% 0 0% 1 7% 0 0% 5 2%
三百石 0 0% 0 0% 0 0% 0 0% 2 1%
总计 14 100% 20 100% 15 100% 22 100% 285 100%
云中郡不同秩级县邑的地理分布也颇具特点。郡中八百石县邑有九原、咸阳、原阳、北舆、西安阳、旗陵六县,前五县皆濒临边塞(图3)。旗陵县地望不详,不少学者推测为桢陵县,位于云中郡东南部河水北岸,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城东南。 据《汉书·地理志》,桢陵为云中郡西部都尉治。 或因此县为军事要地,秩级也较高。其他不临北边塞的县邑多为六百石。
图3 汉初云中郡辖县示意

资料来源: 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图2—4“高帝六年至九年(前201—前198)代国示意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页。

注: 其中武泉县位置采纳孙驰等学者观点,改绘至今托克托县黑水泉遗址。

云中郡边塞颇长,其北部边塞面向匈奴单于部,亦直抵阴山山脉。当时的阴山是匈奴的重要物资供应地和南下侵扰的集结地。 而南部边塞主要面向匈奴右部,且有不少保塞蛮夷介于汉胡之间作为缓冲(图3)。 可见云中郡北部的日常防御压力显然比南面更大,这应该是其北边县邑秩级皆不低于八百石的重要原因。
总之,云中郡属县秩级并非由自身社会经济因素决定,而是汉中央为资源供给所做出的制度安排: 整体秩级偏高反映汉廷对云中郡的重点扶持;北边县皆为高秩级,体现了汉廷对该郡北部县邑镇守边防的优待。
此外,张家山336号汉墓竹简《汉律十六章·迁律》简320—322载:
诸当䙴(迁)者,巴䙴(迁)涪陵└、成都└、新都└、雒└、涪└、梓潼䙴(迁)阳陵└,郫└、临邛└、武阳䙴(迁)葭明,葭明、阳陵各调处之其偻竘(句)褆(是)阳乡└。它郡皆䙴(迁)上郡,上郡守处广衍。广衍、云中郡、涪陵、下隽、成纪、冀、襄武、狄道、临洮、氐道、羌道、武都道、葭明、阳陵及蜀六道、涪之氐部民也,令赎䙴(迁)。
《汉律十六章》乃汉文帝前期的律文摘抄,此律条是汉郡罪人当迁者流放地的规定。其内容大体分为四部分: 一是巴郡当迁者迁往涪陵;二是成都、郫等县的当迁者需要分别转至葭明、阳陵二县,二县又分别迁往下属偻竘、褆阳乡;三是它郡犯人当迁者皆流放到上郡,由上郡守迁往广衍县;四是广衍等地的百姓,犯迁罪者可赎迁,不用迁往他地。第四部分内容值得注意,汉廷之所以令以上地域犯迁罪者赎迁,恐因其位于边地,有较大的边防治理负担,拥有的编户可能也不多,本就急需人口迁入。但在这一赎迁名单中,云中是唯一郡级单位,郡中百姓皆享有此特权。这也是因为当时云中郡面临沉重守边压力,需要汉廷给予额外支持。
另外,云中郡属汉后是否在当时的观念和制度上融入关中地区了呢?笔者认为此说可能性不大。最能反映汉初政区形势的依然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此文中千石、八百石和六百石县邑的排列,大体呈以下次序: 内史—北地、上郡、陇西—巴、蜀、广汉、汉中—河东、上党、河内、河南—南郡、南阳、颍川—云中。 该排列规律反映了汉初政治地理观念: 内史是西汉帝国的核心区,置于首位;北地、上、陇西是拱卫内史的关中边郡,紧列其后;巴、蜀、汉中是大关中的南部诸郡,次序第三;其后便是河东、上党等关东汉郡,而云中居于末位。汉廷倚靠关中控御关东,关中为王朝统治根本,地位也要高于关东。 《秩律》屡屡出现先关中而后关东的县邑排列顺序,便是当时政治地理观念的生动体现。从该角度来看,云中郡在汉初实际上被排斥在关中诸郡之外,当属关东汉郡。
总之,云中郡确实可以作为进攻匈奴的军事前哨,但西汉前期奉行以防御为主的备胡方略,云中郡的军事价值难以发挥。该郡位置偏远,其控御关东诸侯的功能也颇受限制。又因孤悬北河,三面临敌,云中郡极易成为匈奴侵扰的目标。在此形势下,该郡不仅没有发挥战略潜力,反成汉廷边疆的负担,需要额外的政策扶持。这意味着云中郡属汉的主导因素很可能不是出于重构西汉关中与关东政治地理格局的考虑,而在为代国分担边防责任。刘邦称“则代受边寇益少矣”,应该就是他拆分云中郡的真实意图。

三、 结论

匈奴崛起和汉胡全面对峙军事格局的形成是推动代国疆域演变的根本因素。匈奴一统游牧区域后,频繁侵扰汉王朝。与关西诸郡、燕国相比,代国实力最弱,最易遭受匈奴侵略,本土势力也被迫或趁机与匈奴结合,这使代地长期无法建立稳定统治。
面对以上情形,刘邦先后采取三种分封方案处理代地边防问题。最早是将代国封给其兄刘仲,又徙韩王信于太原郡,共同备胡。此后将代、赵合并,以强势将领陈豨为相,统领二国边兵屯守北边,但这两种方案都失败了。最后,刘邦只能全面调整代国疆域,削去云中郡而益封太原郡,减轻其边防压力,增加其资源供给和战略纵深。这有效平衡了代国的军事实力与边防责任,也为抵御匈奴作了针对性安排,稳固了代地统治形势。
但这一处理方式也令云中郡的备胡责任从代国转移至汉廷。其孤悬北河的地理位置和三面临敌的处境,迫使汉廷给予特殊政策,例如宽宥云中郡守的过错与罪行,整体提高其属县官吏的秩级(尤其是邻近北疆的属县),允许郡中百姓赎迁等。这也印证刘邦令云中属汉确实是出于减轻代国备胡负担的意图,而非只为调整关中、关东地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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