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盆地伊、洛、瀍、涧四水流向与其地质背景密切关联。四水走向均受控于盆地基底的地层断裂线。伊、洛二水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东西向及北东向的断裂线,洛水的流路主要受麻屯—偃师断裂影响,伊水的流路主要受宜阳—偃师断裂影响。瀍、涧二水的走向与北西向的断裂线一致,主要受新安—半坡等断裂影响。洛水在汉魏隋唐时期表现出持续北迁的态势,伊水则持续东延南移。伊、洛二水历史时期以来渐趋南北分离,伊洛交汇点逐步东移。盆地内的南北不等量沉降、沉积中心的向北倾斜导致洛河北迁,中央凸起、“两堑夹一垒”型的复式断陷致使伊河东延南移。

根据清代实录、志书,以中外考察报告、照片与地图作为线索,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寻找到了远在境外的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精准定位,将这一成果及时呈现在《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中以供学界与社会进行重复性检验,并绘制在《清朝地图集》中。此碑是清朝极盛版图形成的重要标志。

明弘治年间,白昂在高邮湖东穿民田开凿康济河,在新河道和湖面之间形成了被称为“圈田”的湖田。正德、嘉靖时期,随着湖滨田土的开垦、赋役征派方法的变化,涵洞、浅铺遭到破坏,运河淤塞、湖水上涨的趋势加剧。隆万之际,运河屡次决口,针对是否保留康济河和圈田,地方志编纂者与河漕官员产生不同观点,前者试图巩固作为课税客体的田亩,后者更加强调堤岸的作用。最终吴桂芳傍老堤改建高邮越河,康济河被废弃,圈田也失去了河工意义。高邮的湖滨田土兴废与水环境变化互相作用,交织在赋役改革进程中,共同影响了运河河工的方略和成效。

蒙古国中戈壁省额勒济特苏木地利山地区发现的唐代汉文摩崖岩刻表明,该处彼时为草原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出塞北渡碛至回鹘牙帐城的路线“回鹘道东道”(即“参天可汗道”)就经过此地。岩刻文字为麟德二年唐羁縻漠北时期所刻,证实了传世史料中该年唐高宗封禅泰山并邀请漠北铁勒诸部首领前来的历史事件,可以反映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互动以及唐政府对漠北羁縻州府的管控情况。

传统观点以为,汉初豫章郡属淮南国,在今赣南。仔细梳理西汉文献所记汉初史事,豫章郡应属吴国,在今皖南。豫章郡因治于故鄣县,又名“故鄣郡”。魏晋时期,讹“故鄣郡”为“鄣郡”。汉初豫章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史记》所记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领有豫章郡乃“虚封”。景帝三年,汉廷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与庐江郡合并,改称“庐江豫章郡”。传世汉代封泥“庐江豫守”,即“庐江豫章郡守”,而非以往认为的庐江国豫章郡守。景、武之际,江淮之间另立庐江郡,汉廷更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从豫章郡中分置丹阳郡,豫章郡从此仅辖赣江流域,遂有《汉书·地理志》之规模。

江汉平原粮食生产以稻米为主,其长期保持优势地位,并一直延续至近代。随着中外经济形势变动,在港口-腹地因素推动下,棉花种植比例逐渐提升,作物种植的空间分工日益凸显。通过对江汉平原作物种植变迁的研究发现,小农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种植选择,工业发展刺激了作物的种植扩张,港口区位条件限制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以此为基础,对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问题、近代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以及内陆与沿海的发展路径问题进行解释。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设计了一套地图测绘方法。该法以计里画方为基础,融角度、距离、高差测绘为一体,在川沙厅丈田绘图工作中进行了有效实践,也部分施用于同治《江苏全省舆图》的实测工作中。冯桂芬的地图测绘方法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测绘技术,又适应现实需要进行了改良与创新,不仅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准确地图的追求与渴望,亦透视出时人对先进测绘技术的探索与关注。它为研究中国近代地图绘制的转型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视角,而隐藏其中的是中西知识碰撞交融的复杂进程。

清初确定以万历原额为准的定赋原则后,各地田赋重整中通过“剔荒征熟”形成大量荒地数字。通过对清初山西省的考察可见,这些数字主要指土地原额中的除豁荒地,受除豁政策影响,其中包含部分明中期以后形成的不堪耕种荒地,但不含大量明末清初形成的易垦抛荒地,在无主有主的分类处理和前后相继的清查除豁中,形成了滞后性、层累性和系统性缺失特征。清前期垦荒进程中,这些荒地数字是统治者判断垦荒情形的重要依据,报垦也以荒地数字为基础展开。因此,尽管雍正以前山西报垦情形不佳,实际的荒地垦复进程应比报垦数字反映的情况开始更早、规模更大、完成更快,其空间发展过程也与报垦反映情况有所差异。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曾在全国范围组织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对数千幅民国地图扫描归档、空间配准并与今天电子地图叠加实现古今对照,虽然繁重但意义重大。基于OpenCV与ArcPy方法库,发展一套针对民国地形图集的自动配准方法,保证精度的同时极大减少了人工,《汉珍数位地图集》配准的过程可资验证。最后,以《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为案例进行地图覆盖范围比较分析,以支撑其史料价值发挥与后续研究。

美国陆军制图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成立的专业军事制图机构。1:25万中国地形图是该局20世纪50年代编制的中比例尺地形图,共三个系列。此套图主要反映的是全面抗战至1949年前中国的地理情况。地形图的精度取决于数据来源的精度,以及美军是否在该地区实测过,数据来源以美制、日制、华制地图和航拍资料为主,是反映近代精度最佳的中比例尺地形图。地形图的版本与编制周期与美军需求有关,靠近战区的地形图更新、出版速度更快。总体来看,本图是近代诸多测绘成果的有机结合,是反映近代地表要素最好的中比例尺地形图。此图的标准化处理,也为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敬止录》收一摹写本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名《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南宋嘉定十三年八月,庆元府城(属今浙江宁波)南部遭遇严重火灾,日、月二湖虽为城市水库,湖域却因沿岸大族宅邸的占据而日益缩小,知府俞建于火灾次年组织绘制该图,目的在于界定城市水域,以保障居民生活与防火用水。地图详绘了嘉定间庆元府籍朝廷政要聚居的二湖及其周边街区,展现了湖域在四明大族庄园扩张的背景下再度萎缩的景象。该图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同为描绘火灾后庆元府城景象的地图,极具史料价值。

日本自1912年形成所谓“满蒙权益”后,就开始主要通过构建铁路网络向中国东北北部扩张势力。“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利用因借款等关系变成南满路给养线的中国铁路切分了中东路西线腹地;事变后,又新建吉会铁路—朝鲜北部诸港系统,切分了中东路东线与南线腹地。日本铁路系统北扩,及由此触发的日俄(苏)在东北北部的腹地竞夺战,是近代中国东北北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深层动因,极大塑造了区域交通地理面貌及经济地理格局,并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东北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

海防区划是海防空间布防的基础。明清舟山海防区边界分三个层级,即卫或镇的边界、内外洋边界、所或营的边界。卫或镇边界的北部与省界重合,明代以陈钱、壁下为界,清代循羊山—马迹一线划分;南部在明代以南田、健跳、牛头山一线分界,清代以天后宫—南山嘴为界;西部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镇海、象山海岸分界。内外洋以五屿山、两头洞、长涂、洛泇山、桃花山、尖仓、韭山、檀头等一线为界。明代五所与清代五营均有明确界线。其海防边界常跨越县级政区边界,但不会跨越府级、省级边界。内外洋、所与营的边界,则据防御任务和海洋自然环境进行划分。

唐代乐温县并不治于今重庆长寿区仁和场,其迁治长江边也并非在明初。唐初设县时,乐温治于龙溪河下游山间的长寿区邻封镇,永安治于河口处的羊角堡。开元末两县合并后,乐温治所迁至废永安县治附近,于长江北岸、桃花溪西岸的河街一带设治,并沿用至清嘉庆年间。厘清这一空间发展过程有助于理解唐宋政区和治所调整在功能取向上由堂奥转向门户的历史趋势,并为当下地方文脉延续和地名命名、更名提供依据。

结合传世文献与简牍、封泥等出土资料,考证秦在太行山以东赵地所置诸郡的年代和辖域,勾勒出秦在该地置郡的大致情形: 秦庄襄王至秦王政初年,秦占据河间,将其作为吕不韦封地,吕不韦失势后置为河间郡。秦灭赵后又置清河、恒山、邯郸三郡,以上四郡延续至汉初。秦未曾设置钜鹿郡。

唐代伊州通西州的道路经历了由南向北变迁的过程。今哈密盆地中部的沙尔湖,唐初水环境比较优越,唐人误将沙尔湖认作蒲昌海或蒲类海。唐初经沙尔湖水域有一条伊吾路,该道与后来的赤亭道(伊西路)和新开道(伊西北道)均不同。玄奘西行走的是伊吾路,交河道行军又在伊吾路的基础上开辟了柳中路。设置西州以后,唐朝以高昌城为军政中心经营蒲类海,开辟西州蒲昌县至罗护的道路。北庭都护府成立后,北庭逐渐成为东部天山的军政中心,中央与北庭的直接事务往来日趋频繁,伊州纳职县至罗护的道路被开辟为驿道。蒲昌县至罗护、纳职县至罗护两段道路连通,最终成为伊州通西州的驿道。

道路里程是考证地望和衡量交通运输成本的重要参数。清廷在驿传制度实践中遵循“按程立限”和“以里核销”准则,道路里程作用凸显,清会典、程限册等官方文献和水陆行程书、行程日记等私人著述对其多有记载。对清代西北地区道路里程细致考察,发现存在“大里”“小里”“官里”“民里”等多种形态,里程记载文本差异显著。道路里程文本差异的成因相当复杂,既有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地形因素,也有官府与民间的主体因素,还存在内地与边疆的区域因素。正确理解清代道路里程的实际内涵,对于深化历史交通地理和交通史研究意义重大。

民国时期,日本制印的陕西省地形图现存9套,共计458幅。其中,3套翻印图和2套编绘图主要基于民国政府制陕西省的《十万分一图》和《五万分一图》复制或改绘而成。这些图包含了中、日两种形式的纪年。每幅《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由2—4幅民国政府制《五万分一图》等比例缩制。与现存民国政府制及日本翻印的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相比,这套图地形要素更丰富、精准。其余4套测绘图仅标注日本纪年,其地形要素源于日军航摄。厘清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可作为近代军事地形图的文献来源及资料特征的案例参考。

平河水是隋开皇年间在北部边疆胜州人工开挖的漕渠,隋唐时用以连通粮仓,转运边军军需补给。随着河曲地区军事防御格局调整与军需补给运输线变化,平河水的具体功能也存在阶段性差异。隋时黄河右岸设屯仓,并利用平河水转运屯仓中粮草至左岸诸镇戍。唐开元中,胜州平河水作为河曲地区军需补给运输线的重要一环,被用以将自河东陆运而来的粮草转运至右岸的中转粮仓。安史之乱后,因为补给运输线的调整,平河水被弃用,渐趋淤废。

明代后期淮河由独流入海改为分泄归江,因《孟子》中有“排淮注江”与水文情境暗合,被援引为泄淮注江的理论依据。清代前期,河臣以禹王河比附《孟子》,构建新的泄淮入江通道,引发士人对治水、经典与地理的思辨。清代中期,淮扬水患频发,孙星衍、焦循借地理考据,构建江、淮上游相通之说,表达泄淮入江、缓解地方水患的主张。清代后期,诸儒围绕焦循等人的观点展开地理辨析,否认江、淮上游相通,确认江、淮与运河一体的认知。明清《孟子》“排淮注江”研究与治水紧密关联,以重构江淮关系为中心的实践与探索为传统经学注入地理考辨与经世致用思维,使原本围绕经文的简单判读转变为对江、淮沟通路线与地理空间的考证与阐释,将“排淮注江”推向地理专题研究层面。

历史聚落地理研究长期缺乏对聚落空间类型的关注。以聚落空间类型为研究视角,同时观照形态、格局,发现沁河流域郭峪村历经明洪武至万历朝的“居西筹东”开拓期、明天启至清雍正朝的“三寨鼎峙”延展期、清中后期至民国的“聚堡而居”充盈期三阶段,空间类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特征。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稳定性因素及政策、战争等突发性因素在郭峪村聚落空间变迁中起了决定作用。空间类型、形态、格局的综合角度及“平面+立体”空间模式的双重应用,将极大丰富历史聚落空间研究。

明万历三十年,灵山卫指挥使谈九畴实地勘查胶莱河流域,编绘了胶莱河图说。后经清康雍年间张谦宜摹绘并增补相关奏议、跋语等,形成今本《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该图说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胶莱河流域水利专门地图,保存了明后期胶莱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信息。对图中地物及景观进行考证研究,可以复原胶莱河流域在明代晚期的地理环境,也可为研究其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依据。图中对王献与刘应节先后试凿胶莱河史实的记载,亦可补《明史·河渠志》《明实录》等史料的不足,使今人得以重新检视万历初年曾经聚讼纷纭的胶莱河议案。

2010年磁县出土《窦奉高墓志》,为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提供证据,证明《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邯郸县”“临洺县”条记载有漏讹。以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为起点,综合三志记载,参考《魏书》《北齐书》相关记述,东魏至隋初邯郸、陟乡、易阳、临洺各县废置情形须重新解释。

近千年来,太原城洪涝灾害变迁呈现出“三期三型”,即漫溢型、山洪型、内涝型的时空格局。城市工程建设是影响洪涝灾害时空突变的主导因素,气候与植被变迁也对灾害频次渐变有所影响。记录太原城洪涝灾害的历史文献具有空间代表性,从历史城市地理视角出发,模拟洪涝灾害空间发生过程,综合城市考古研究结论,探究中尺度、长时段古代城市洪涝灾害的规律及成因,可以为当代城市洪涝问题提供历史参考。

东、西魏对峙,加之柔然再次崛起,形成了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东魏出于军事安全考虑,在今山西忻州北部和中部的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和恒山余脉营建肆州长城。肆州长城东起土隥,西至马陵戍,长城的营建保障了沿线交通特别是恢河谷道的畅通,对于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