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下》有“石丘”地名,综合上下文意、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古音通假字,推测“石丘”或为《左传》中“赭丘”,位于宋国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附近。

今人多据宋代地志推定吴景帝永安中曾置故鄣郡,然《三国志》相关记载表明,至迟吴大帝赤乌十三年时已有故鄣郡建置。故鄣郡旋置旋废,于吴末帝宝鼎元年之前或已废并。

考察陶侃任荆州刺史期间的荆州治所沿革,可知并无《宋书·州郡志》所谓“陶侃前治沔阳”之事。在分析“前治”的含义与相关文献记载后,可知《宋书·州郡志》、旧《晋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所见陶侃治沔阳的记载均为陶侃治沌阳之误。

甲骨文“兆”可训为“界域”,故“河东兆”即“河东域”,推测是指安阳以东的古黄河东岸区域,约当今以濮阳为中心的豫东北、鲁西、冀南附近。商王常前往“河东兆”及周边的“鲧”“微”等地田猎巡游,还会派遣臣属监视渡口关津,以巩固对河、济之间地域的统治,强化“小东”“大东”之间的联系。商人东进以“河东兆”为起点,或在今聊城、平阴一带渡过济水,进入泰山周边“大东”地域;或由濮阳转进东南方向,取道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及至周代,“小东”的政治中心由安阳转移到“淇县—濮阳”一带,“河东兆”偏北的渡口虽然还在使用,但战略地位有所下降。

战国晚期,韩国在黄河两岸占有包括新中安阳、安成及釐在内的部分县邑,并将其与收复的上党郡连成一片,以卫其国。通过梳理传世文献及相关古文字材料,推测韩国晚期兵器铭文中的“新城”地望不在今河南伊川,而应在新密。至于《史记·秦本纪》中所谓“张唐攻郑”,既与韩国都城无关,亦不存在讹字,此处的“郑”地应在魏国河内地区。

隋代蜀地新城郡为南朝宋旧郡,一般认为其故址在今三台县境。结合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山川形胜和民俗调查,参隋大业九年《隋新城郡东曹掾萧平仲诔(并序)》等材料,可以确定新城郡故址应在今射洪市香山镇新城坝。

《明史·地理志》“南京”“河南”条目下府县有七处记载疑误,分别是: 扬州府海门、苏州府嘉定、宁国府、开封府沈丘、开封府禹州、归德府夏邑、怀庆府河内。通过相关考证,对以上疑误进行勘订,可进一步复原明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原貌。

《新唐书·方镇表》《旧唐书·地理志》等史籍关于唐代宗朝鄂岳镇建置的记载不准确,在辖区变动、观察使建置时间等方面存在明显牴牾。结合其他史料做对比分析,可知沔、蕲、黄三州在代宗朝皆不曾一直隶属鄂岳镇;鄂岳观察使的建置时间在大历八年。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元朝前期图以至元十七年行政区划为准绘制,图上所标开成府、荆南路有误,应分别为开成路和江陵路。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奴儿干都司”图中存在着一处错误地名“讹答剌卫”至今未见辨正,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解释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 资料汇篇》与《<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也缺少对“讹答剌卫”源流和定位的解释。通过对《明实录》《明会典》《鞑靼馆来文》《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盛京通志》等文献的检阅、梳理与分析,笔者认为“讹答剌卫”当为“答剌河卫”,且其位置位于今吉林省塔拉站村附近。

东晋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立东官郡,郡名应与当地所设盐官有关。由于当时“官”“莞”同音,致使文献中“东官”“东莞”出现混用的情况。《宋书·州郡志》等地志材料曾有过统一检核,故皆使用“东官”,与纪传类材料迥异。整个东晋南朝在制度层面未曾有改“东官”为“东莞”的举措。唐至德二载改宝安县为东莞县,乃是沿用此前误用的“东莞”之名。

唐修《晋书》中记载的一些地名有讹误,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晋书》未有相关校勘记,这些错误至今仍未见辨正。对《晋书》中的七处地名错误加以考辨,以期探讨造成这类错误的原因。

汉文史籍所载吐蕃南疆史事常见“泥婆罗门”一词,前人往往将该词视作“泥婆罗”的误用。综合汉、藏文献和域外研究,“门”应是门隅(Mon-yul)或门巴(Mon-pa)之简称,“泥婆罗”与“门”应为两个部落或属国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