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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宋曹洞宗复兴初期的弘布及其时空过程——以芙蓉道楷行迹的复原为中心
    沈国光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3): 138-152.  
    摘要200)   HTML20)    PDF (4864KB)(115)   

    北宋中后期,禅宗之一的曹洞宗开始复兴。芙蓉道楷是曹洞宗复兴过程中的一位重要僧侣。宋末,自随州向北至东京一带,成为道楷及其法嗣弘法的重要区域。受道楷影响,其法嗣占据了大量名寺名山之法席,彻底扭转了宋初曹洞宗衰败之势。虽然芙蓉道楷在东京与士大夫缔结了深厚的关系,但是由于与宦官谭稹的交恶,导致了最终被贬淄州。从长远的时间来看,道楷被贬使得大洪山寺僧人最终失去了宋廷的青睐,曹洞宗也逐渐失去了东京这一重要的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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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制度背后的技术、环境与政治:以清代柴塘岁修专项银设立为中心
    王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3): 22-33.  
    摘要125)   HTML25)    PDF (2699KB)(97)   

    清代两浙大规模从柴塘改建为石塘开始于乾隆第五次南巡。乾隆希望通过河工、海塘来成就不朽功勋,谕令在并不需要改建的柴塘中伺机改建石塘,强调以柴塘作坦水且不必岁修,这违背了石塘需要间接护岸工程的技术要求。乾隆深知如果新建石塘仍建设与维护间接护岸工程,将无疑说明其决策失误。当臣工谈到新修石塘需修筑坦水或者岁修作为石塘外护的柴塘,他的反应是: 反复声称柴塘作为石塘外护不需岁修,把决策失误责任推卸给相关臣工,隐晦或者露骨暗示钦差大员把责任推卸给相关人员。即使皇帝极力维护自己决策正确,但客观技术要求终使他批准了柴塘岁修专项银制度,也从侧面说明了其决策不当。整个过程充分说明,在涉及古代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制度问题时,技术与环境因素往往要让位于政治,在制度、技术、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复杂交织中,历史的复杂性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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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晚清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循化厅档案为例
    刘炳涛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3): 34-45.  
    摘要127)   HTML17)    PDF (2837KB)(110)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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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金代诸府政区等第问题新探
    李大海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3): 65-78.  
    摘要151)   HTML17)    PDF (2736KB)(104)   

    学界一般将金代诸府分为京府、总管府和散府三等。研究认为,从行政区划的角度,上述划分混淆了路级行政机构总管府与总管府路治府之间的差别,也掩盖了《金史》等文献中“京府”通常不指诸京路治府的事实。根据入驻上级机构的行政地位,可将金府分为京路治府、总管府路治府和散府(即非总管府路治府)三等。该阶序与以人口因素为主构成的上、中、下等第体系无直接关联,彼此具有独立性。深入认识金代诸府的分等问题,有助于理解元代府路分等的实践逻辑,并揭示元路分等现象所反映金元路制发展的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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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
    马孟龙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2): 16-30.  
    摘要526)   HTML69)    PDF (3380KB)(286)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 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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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
    姚乐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2): 31-41.  
    摘要210)   HTML34)    PDF (725KB)(97)   

    分析萧梁一代县官选任和调动案例可知,“县制七班”“大县六班”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制度。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县官都会出现超班用人,即任职者官资超过县官对应内职班次的现象。正史所见高班大县全部位于扬、南徐二州境内,且主要隶属南朝国家腹心地区的丹阳、吴、吴兴、会稽等郡,这与史书记事的偏向性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是上述地区政治地理条件的直观反映。影响县官班次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结合其他制度推测,等第最高的六班大县有可能是以领民满五千户为定等标准。探索县官班次,也可增进对当时人口地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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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从官品到俸秩:关于唐五代县之等第的考察
    罗凯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2): 42-56.  
    摘要232)   HTML30)    PDF (1043KB)(143)   

    唐代县的等第,以户口、官品、俸秩、迁转次序等不同的标准看,有四等、五等、六等、七等、八等、十等诸说。从历时性而言,县等是不断增多的,由前期的六等逐渐发展到后期的十等,只是天宝时曾一度事实上取消下县,稍显波折。而望、紧、次赤、次畿县的出现,均与户口多寡无直接关系,更多地体现出“资地美恶”的特征。其中“次赤县”的问题尤其复杂,因其牵涉“赤县”的广义和狭义问题,综合分析,次赤县制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不晚于唐德宗初年,很可能最迟代宗初期已经产生。而代宗末年至德宗前期形成的俸秩,对唐后期乃至五代的县之等第,也有新的影响。五代皆以户口多少定县的等第,只是不同王朝有不同的标准,繁简不一。通观唐五代县之等第,总体上呈现出从官品本位到以俸秩为准的演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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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齐子通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2): 57-66.  
    摘要330)   HTML22)    PDF (803KB)(176)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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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再探
    胡恒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2): 67-90.  
    摘要277)   HTML39)    PDF (3852KB)(173)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自雍正年间提出,至乾隆十二年后大体厘定。但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仍然发生了高达124次的缺分等第调整,其中又以中、简缺升为最要、要缺为主,迫使清廷于乾隆四十三年出台了繁简互换的规定并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仍有一些例外。自此直至道光朝仍有相当数量的缺分调整,咸丰、同治两朝改缺甚少,到了光绪末、宣统之际再度升温。各省内缺分分布存在反“中心—边缘”,“中心—边缘”双中心,沿河、沿海、交通线的线状分布,贴近经济中心等诸多模式。以1911年为例,附郭县的缺分等第整体上在府内占据优势地位,但仍有48个府存在附郭县缺分等第低于府内其他厅州县的情况。州县缺分与优瘠缺的关系亦非一一对应,湖南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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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水经·洛水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下)
    李晓杰, 杨智宇, 黄学超, 杨萧杨, 赵海龙, 袁方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1): 1-24.  
    摘要380)   HTML108)    PDF (7069KB)(355)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对于研究早期水道情况和政区变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往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版本流传与郦学史方面,对郦注本文尚乏深入而细致的地理学方面的探究。因此,在文本校勘与史源探求工作的基础之上,选取《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郦注所记载的洛水相关水道与城邑进行全面的考释与系统的复原,不失为在《水经注》本体研究方面所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此外,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编制出的《<水经·洛水注>河流名称古今对照表》与《<水经·洛水注>图》,不仅可以直观而形象地展现研究的结论,同时也可为相关研究者研读《水经注》提供便利。本文分上下篇,上篇已先行刊布,下编研究的范围自洛水东出散关至最终与河水交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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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真实与虚构:《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中的知识来源
    郭满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1): 105-116.  
    摘要236)   HTML9)    PDF (1096KB)(327)   

    荷兰在台湾殖民统治结束后,西方对台湾的关注并未因此中断,相反始终存在一种“福尔摩沙情结”。1704年萨玛纳札所著《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出版,在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同时,亦与严肃的宗教、政治议题连结,引发了持续的争论,作者真假参半的台湾人身份始终扑朔迷离。厘析各方分歧,不仅可察知18世纪初期欧洲的台湾知识流布概貌与渠道,也能管窥不同国家在相异宗教信仰下对知识采取的迥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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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明清西北筑城碑记的形成、特征及历史地理学价值
    张萍
    历史地理研究    2021, 41 (1): 67-79.  
    摘要229)   HTML26)    PDF (873KB)(187)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西北筑城碑记大约存有269篇,其中原碑尚存于世者32方,是研究明清西北城池史宝贵的一手资料。甘、宁、青三省现存明代碑记最有特色,有大量卫所营堡的筑城碑保留。州县碑记大多有若干时段连续的拓城记,连缀起来就是城池形态扩展的整体叙事。明清西北筑城碑记所反映的城镇类型也多种多样,州县城镇最多,卫所营堡占有一定比例,其他如驿城、巡检司城、厅城、寨城、关城都有一部分存留,非常难得。这些碑记作为第一手资料,详述了筑城过程、工程耗时、销银数量、捐资人户,对于考证原委、制度复原、社会阶层以及城镇职能与形态扩张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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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近代长江流域行轮内港时空变迁研究(1898—1929年)——基于《<内河行轮章程>项下华洋轮船行驶 内港名录》的复原
    程军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4): 119-131.  
    摘要383)   HTML26)    PDF (5399KB)(413)   

    1898年清廷颁布《内港行船章程》后,长江内河轮运骤兴,开放轮船行驶的内港日渐增多,截至1929年全流域有超过418处内港开放行轮,内河航运格局为之一变。长江流域开放行轮的内港在空间上集中于下游地区,中游也有较多分布,上游地区则十分稀少。行轮内港的开放在时间上则呈现出下游到上游、干流到支流两种趋势。近代行轮内港的时空变迁趋势反映了轮运这一新式交通在长江流域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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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陈维新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4): 15-28.  
    摘要267)   HTML29)    PDF (919KB)(382)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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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地理认知与边界划定:清末滇缅边界变迁研究
    董嘉瑜, 杨伟兵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4): 29-46.  
    摘要622)   HTML44)    PDF (1791KB)(434)   

    清末滇缅划界谈判是近代中缅边界变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借助外交档案和条约舆图等资料,对中英谈判涉及的滇缅边界划定和变迁过程作细致复原。光绪年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和《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的签订基本划定了滇缅中段的边界线。中英对“分水岭”地理认知上的矛盾,对尖高山以北段未定界的交涉产生重要影响,结果使中国事实上丧失了对尖高山以北、扒拉大山—高良共山以西小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在南段未定界,双方对边界会勘依据有诸多分歧,难以取得共识。清末中英关于滇缅边界问题的谈判结果,基本塑造了当今中缅边界的走向,对其后民国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和最终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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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王晗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4): 83-99.  
    摘要266)   HTML18)    PDF (1299KB)(262)   

    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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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水经·洛水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上)
    李晓杰, 杨智宇, 黄学超, 杨萧杨, 赵海龙, 袁方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3): 1-22.  
    摘要711)   HTML100)    PDF (5588KB)(719)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对于研究中古时期及其以前的水道分布和政区变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以往对《水经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流传与郦学史方面的探讨,对郦注本文尚缺乏深入而细致的地理学方面的探究。因此,在文本校勘与史源探求工作的基础之上,选取《水经注》卷十五《洛水篇》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郦注所记载的洛水相关水道与城邑进行全面的考释与系统的复原,不失为在《水经注》本体研究方面所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此外,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的《水经·洛水注图》,不仅可以直观而形象地展现研究的结论,同时,也可为相关研究者研读《水经注》提供便利。上篇研究范围为洛水源头至宜阳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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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所收地图来源分析
    任玉雪, 邓发晖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3): 132-142.  
    摘要812)   HTML77)    PDF (7406KB)(389)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于20世纪80—90年代在日本出版,其影印的图幅内容为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大比例尺军事地图,其中夹杂有中国和日本的混合信息,测绘主体不明。通过对《集成》地图的测图、制版、发行、注记、等高线等信息和地形图图表的分析,再与台北所藏的民国时期同比例尺军事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集成》地图主要为中国政府测绘,被日本窃取之后加以改制和发行。《集成》地图中也有极少部分为日本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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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嘉靖七年特别极端干旱对“嘉靖革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韩健夫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3): 70-85.  
    摘要381)   HTML64)    PDF (1408KB)(434)   

    明朝嘉靖七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发生概率为2%的特别极端干旱事件。严重的旱灾在北方及南方九省肆虐,导致占缴纳全国赋税额度七成有余的地区遭受大面积的粮食减产。这一事件造成当年明廷不得不在大幅减免内地税粮的同时大规模提高财政支出,以用于内地赈济和边防供给,酿成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此次干旱暴露了明廷盐政败坏、宗室占田、军屯荒废等方面的弊端,边防供给体系失效。明廷不得不通过改革盐政、核查六部乃至清查勋戚庄田等一系列革新措施来筹备用于赈济和供边的粮饷,以应对危局。这促成了“嘉靖革新”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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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南京博物院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藏本之诠注
    阙维民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3): 99-113.  
    摘要440)   HTML61)    PDF (20260KB)(169)   

    利玛窦于1608年“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坤舆万国全图》,在1922年被发现并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1933—1936年间转藏于南京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从公展记录、摹本比较、现有刊版、图幅尺寸、成图形式、成图底版、摹绘底本、独特价值8个方面可以发现: (1) “南博本”的发现与公展,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利氏世界地图研究的现代新篇章; (2) 新发现了有关“南博本”的中外史料; (3) “南博本”的成图形式为“木刻墨印+彩色摹绘”的纸质本; (4) “南博本”与“理格本”有差异; (5) 1602年的原刻版与私刻版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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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明清以降漓江上游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研究
    刘祥学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2): 12-14.  
    摘要331)   HTML44)    PDF (4167KB)(359)   

    漓江沙洲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交互影响的结果。明清以降,外来人口不断进入漓江上游地区从事农业垦殖活动。垦殖活动在改造了上游山区自然环境的同时,其产生的泥沙在雨水作用下进入漓江,促进了桂林段漓江沙洲的发育,并改变了桂林段漓江河床的面貌。岸上居民也开始由岸上洲,这是漓江流域人地关系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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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黄土高原的山水渠与村际水利关系——以《同治平遥水利图碑》为中心的田野考察
    张俊峰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2): 26-37.  
    摘要285)   HTML37)    PDF (8341KB)(372)   

    水利图碑是一种特殊的水利文献形态,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空间分布却比较广泛。水利图碑可被视为某一地域社会整体开发历史进程的缩影。尤其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它既是水权意识的集中表现,又反映了人们对待水资源的态度,是人们在水紧张条件下协商、谈判、冲突的结果。以水利图碑为线索,进一步挖掘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在既有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拓展,更有助于深入地认识水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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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传统技术、生态知识及环境适应:以明清时期淮南盐作为例
    鲍俊林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2): 38-51.  
    摘要323)   HTML44)    PDF (4179KB)(298)   

    传统技术发展演变有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环境背景。通过讨论江苏淮南盐区制盐技术发展的过程及关键影响因素,可以揭示中国传统盐作技术演化机制的复杂性。明末清初各海盐区基本废煎改晒,但江苏淮南盐区仍继续沿用传统煎法生产,成为中国海盐经济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作为中国传统盐业生产的“特区”,淮南盐区在明末清初至20世纪中后叶也经过数次废煎改晒尝试,但淮南岸段的砂质土壤与低于500毫米的净蒸发量限制了大规模改晒的可能,重煎轻晒的产销政策又使淮南煎法在清代更为巩固,进一步影响了该区域传统制盐技术革新。淮南盐区传统制盐技术演变可为前工业化技术的比较研究提供经验基础,有助于更深刻了解本土技术发展机制及其环境适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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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清代学者对于西北史地之研究及其著述
    史念海 遗著, 王双怀 整理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1): 1-17.  
    摘要604)   HTML2527)    PDF (25226KB)(984)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史念海先生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十分重视对边疆史料特别是西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史先生写下了这篇文章,旨在揭示中国疆域沿革的历程,以激发国人的抗日热情。史先生认为: 清代学者十分关注西北史地问题,早在乾嘉时期,即有人致力于西北史地之研究;乾嘉之后,西北边疆多事,探讨西北史地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或整理史地文献,或撰写史地专著,或记述清廷在西北的武功,或记载中俄在西北的界务,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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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敦煌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时期的水利官吏
    李并成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1): 109-119.  
    摘要214)   HTML37)    PDF (2210KB)(298)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期地方各级水利官吏的设置运作状况记录。唐代前期设都水令,为当时敦煌“统以千渠”的最高级别水利官员。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设“水官”“部落水官”以及“水监”“部落水监”“地方总水监”。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专设水司,长官为都渠泊使,下设多名水官。敦煌绿洲四界及寿昌灌区分别设置多名有特殊责任的水官“平水”,以“平治水利”,平水“相量”为务。此外,每条灌渠、每座斗门均设渠头或斗门长,属基层一级。这套水利官吏系统层层负责,相互配合,有效保证了农田灌溉顺利进行。同时敦煌民间还自发地组织起一批“渠人社”,这对地方政府水利管理体系是有益的补充。研究历史上水利官吏系统及其运作状况,对今天河湖运行和治理管护也具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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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龚胜生, 石国宁, 李孜沫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1): 18-30.  
    摘要476)   HTML61)    PDF (13077KB)(377)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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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灾害、环境与慈善的相反相成:以乾隆朝直隶乡村社会保障建设为中心
    王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1): 31-43.  
    摘要380)   HTML45)    PDF (3354KB)(600)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因“粮政”政策受挫而要求建立义仓系统,试图利用义仓之名再次推动乡里民间积储体系建设。这种由依靠官仓向民仓转变的行为,是乾隆统治政策整体收敛并由“养民”向“教民”转变的一种体现。畿辅义仓体系很好实现了赈济和管制的完美结合,直隶的稳定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全国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大背景下,唯有通过留养局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减少流民对京师的压力。留养局系统的设立是乾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和让步。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征受交通、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乾隆十三年统治政策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直隶义仓、留养局系统的建立中,灾害、环境与慈善这三方面的因素以相反相成的形式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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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文献与田野三视阈:中古州县治城位置考证方法研究——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例
    蓝勇
    历史地理研究    2020, 40 (1): 96-108.  
    摘要359)   HTML43)    PDF (2517KB)(422)   

    本文以唐代昌州治所变迁及静南县治地考辨为个案,提出文献分析与田野中的记忆、形胜、文物三视阈相结合,考证研究中古时期州县治城位置的方法。考证指出,唐代静南县必定不在今大足区龙水镇,也不在今大足区三溪镇,应在今大足区西五十里之地,旧称静南坝,即今大足区高升镇太和坝张家坝。乾元元年(758年),昌州初治昌元县,在今荣昌区盘龙狮子坝狮子林会龙桥,历史上又称旧州坝。大历四年(769年)迁移昌元县治到“南凭赤水,北倚长岩”的赖婆村,即今荣昌区河包镇。昌州因大历六年(771年)战乱而废,大历十年(775年)重置,至元和年间,昌州治和昌元县治地记载已不清晰,但至迟到元和八年(813年),昌州治所已经从昌元县改治静南县。到唐末景福元年(892年),昌州治从静南县改为大足县。考证过程中发现,由于传世历史文献地理认知上存在里程计算感性、方位坐标僵化、方位指向模糊、简脱衍串明显的“四大不精”,所以,在考证古代州县治地位置时,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须用田野考察获取的乡土历史记忆、实地山川形胜、周边文物支撑三视阈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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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北京的地理背景——1950年1月8日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馆 为北京营建学术研究会所做演讲
    侯仁之遗著, 唐晓峰, 毛怡整理
    历史地理研究    2019, 39 (2): 1-5.  
    摘要419)   HTML64)    PDF (5541KB)(393)   

    这份讲稿是侯仁之先生1950年1月8日关于古代北京城地理背景的演讲整理稿。在演讲中,侯先生结合自己亲身旅行所见,并参考历史文献,从地貌特征、交通区位等因素,论述了存在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东部沼泽之间的一条古代南北大道,而大道上分布的原始聚落陆续形成了华北平原最早的城镇。北京小平原位于古代大道的最北端,是古代北方交通的枢纽。坐落在小平原上的古代北京城因此获得地理上的优势,发展成为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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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舆地纪胜》版本流传考
    郑利锋
    历史地理研究    2019, 39 (2): 115-134.  
    摘要522)   HTML45)    PDF (4817KB)(410)   

    《舆地纪胜》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刊刻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至景定三年间。今可考该志的宋刻本有2种,即钱曾述古堂藏宋板足本和陆漻佳趣堂藏宋刻本,但皆下落不明;在明代,其主要传本有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十八册”本和由“三十册”本衍出的杨慎家抄秘阁本;至清代则有华希闵藏影宋抄本、何元锡藏影宋抄本以及由何元锡藏本衍出的18种传本,其中14种为抄本,4种为刻本。综观《舆地纪胜》的流传,在清嘉庆朝之前不绝如缕,至嘉庆朝及之后则版本众多、流传广泛,授受关系复杂,共同形成了其在历史上的版本流传。今若整理此志,当以精校的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或咸丰十年粤雅堂重刻本为底本,辅以今见最早的华希闵藏本,再以其他诸本为补充,当得最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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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
    张仲胤, 胡阿祥
    历史地理研究    2019, 39 (2): 58-71.  
    摘要336)   HTML41)    PDF (2994KB)(408)   

    在萧梁官班制下,郡的等级被划分为十等。依据萧梁官班制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官员的迁转路径,可以推定江表二十余郡的等级。由于江表为萧梁的核心区域,因此江表诸郡等级的分布情形与变迁规律颇具典型代表意义。通过复原江表诸郡等级可知,萧梁各郡的等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影响各郡等级变化的原因则包括各郡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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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北宋官僚家族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基于CBDB和CHGIS的考察
    钱超峰, 杜德斌
    历史地理研究    2019, 39 (2): 83-94.  
    摘要508)   HTML59)    PDF (4303KB)(355)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举精英和士大夫家族形成的时期,其产生的家族传统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不同于前人以个案为基础的分析,本研究尝试了以更为宏观和定量化的方式进行考察。通过查询和整理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中北宋时期的官僚及其亲属关系数据,结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和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框架(CCTS)等地理数据库,构建了北宋官僚家族网络数据集。基于极大连通子图算法,发现北宋家族网络是由一个庞大但联系较为稀疏的核心子网络和其他大量较小的边缘子网络构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空演化的角度发现北宋官僚网络不仅是由少数核心家族所主导,在地域上也高度集聚于中原、吴越等核心区域。通过进一步计算家族或者地理节点与核心节点、本地节点的关系,发现这种高度集聚、中心化的家族网络随着历史的演变也存在解构的趋势,但是在北宋末期趋势有所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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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与张之、王世恩论安阳与七大古都书
    谭其骧遗著 邹逸麟整理
    历史地理研究    2019, 39 (1): 1-6.  
    摘要626)   HTML79)    PDF (3081KB)(308)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商代以来,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历史上各代都城规制的变化,因为能反映一个时代经济、文化特征的变化,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历史上做过都城的城市有几十处,为研究其典型性,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20世纪30年代又将杭州列入,成为“六大古都”。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提出将安阳(殷、邺)也列入大古都为“七大古都”。当时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最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首肯,成为都城史研究界的共识。这里整理的三封信为谭其骧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安阳地方学者讨论此问题的通信,从中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认真态度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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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水经·涑水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
    李晓杰, 黄学超, 杨萧杨, 杨智宇, 龚应俊, 闫伟光
    历史地理研究    2019, 39 (1): 32-49.  
    摘要651)   HTML69)    PDF (4498KB)(313)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对于研究早期水道情况和政区变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水经注》卷六《涑水篇》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其进行全面考释,主要涉及文本校勘、史源探求以及对水道、城邑分布的复原,并以古今对照的形式绘制出地图,将研究的结果直观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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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明代黄淮运交汇区域的水系结构与水环境变化
    王建革
    历史地理研究    2019, 39 (1): 7-25.  
    摘要619)   HTML85)    PDF (4535KB)(416)   

    明代大运河的启用,使黄淮运交汇区域成为治水的关键区域。官方为了维护运河的畅通,采取了使水系结构与水情产生变化的措施。明前期的河道基本上沿袭了元代河道多股并流、迭为主次的特点。随着运河、淮河与黄河的治理,特别是筑堤的兴起,黄河各水道有一个从面到线,再从一线到清口一点的集中过程。第一阶段是黄河北流断绝,第二阶段是徐邳河道与上游固定于一线。黄河固定集中于徐邳一线以后,嘉靖年间河多决于徐州的上游,嘉靖四十四年以后,河多决于下游。黄运合一区域的河道治理,从一个跨越南北的扇形面,发展到南部半个扇形面,再集中于一线,最后集中于清口。总体的治理过程,基本上为保运服务。从面到点,从大区域的治理到小区域甚至于一点的工程治理,这是明代黄淮运水利工程的水流控制特色。这种随水环境变迁而进行的治水工程调整,充分体现出古人大区域地利用水环境的智慧,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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