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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1: 100 - 114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319

地图史

康熙年间山陕地区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考述

  • 户传琦 1 ,
  • 王社教 1 ,
  • 楼烨扬 2
展开
  • 1.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119
  • 2.索邦大学文学院,法国巴黎 75006

户传琦,女,1997年生,内蒙古牙克石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王社教,男,1965年生,安徽桐城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楼烨扬,男,1999年生,浙江杭州人,索邦大学文学院(Sorbonne UniversitÉ, FacultÉ des Lettres)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3-09-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2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陕西古旧地图整理与研究”(20VJXT003)

收起

Longitude and Latitude Measurement Activities in the Shanxi and Shaanxi Region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 Hu Chuanqi 1 ,
  • Wang Shejiao 1 ,
  • Lou Yeyang 2
Expand
  • 1.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Xi’an 710119, China
  • 2. Sorbonne UniversitÉ, FacultÉ des Lettres, Paris 75006, France

Received date: 2023-09-15

  Online published: 2025-05-20

Fold

摘要

考述康熙年间山陕地区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的经过,结合《中华帝国全志》中的经纬度表数据,讨论其数据来源和复杂性。回顾1697年、1708年、1712—1713年三次测量的历程,复原部分测量行迹;梳理《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经纬度表的编纂过程及其版本;通过对比《中华帝国全志》所附经纬度表与三次测量成果的异同揭示该表数据来源的复杂性。

关键词： 康熙《皇舆全览图》; 山陕地区; 《中华帝国全志》; 经纬度

本文引用格式

户传琦 , 王社教 , 楼烨扬 . 康熙年间山陕地区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考述[J]. 历史地理研究, 2025 , 45(1) : 100 -114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319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hre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measurement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the Shanxi and Shaanxi regions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and analyzes the sources and complexity of the data in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tables appended to the Description of China (《中华帝国全志》). Firstly, it reviews the courses of the three measurements carried out in 1697, 1708, and 1712-1713, and reconstructs parts of the measurement routes. Secondly, it outlines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and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tables in the Description of China.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bles in the Description of China and the results of the three measurements, it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the data sources for these tables.

Key words： Kangxi Huangyu Quanlan Tu; Shanxi and Shaanxi region; Description of China; longitude and latitude

康熙年间,山陕地区①至少有过三次大规模经纬度测量活动。首次测量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随行传教士曾测定过沿途城镇的经纬度。第二次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命人测绘长城地图时,一并测量了山陕长城沿线城镇的经纬度。第三次是在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间(1712—1713),康熙命人测绘《皇舆全览图》(以下简称“《康图》”)的山陕图组②时测量了该区域部分城镇的经纬度。
由于资料匮乏,学界对1697年经纬度测量活动研究不足,又时常混淆1708年和1712年两次测量活动的参测人员。③直到2017年,康言(Mario Cams)在(Companions in Geography: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①一书中才基本厘清1708年长城测绘的参与人员和行迹,并详细考订了1712—1713年山陕图组的参测人员,但并未系统梳理第三次测绘的地点。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传教士书信、日记和报告中记录的测量地点,结合康熙朝奏折、起居注和实录资料,复原山陕地区三次经纬度测定活动的部分行迹。
在传教士日记和报告中,经纬度数值也常是重点记述的内容。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著《中华帝国全志》(以下简称“《全志》”)②附有一份经纬度数据表,常被学者用于分析《康图》的绘制精度。③那么,《全志》经纬度表中收录的经纬度数值,与传教士日记或报告中记录的数据是否相同呢?本文将以山陕地区为例,对比二者所载经纬度数值的异同。

一、1697年山陕地区第一次经纬度测量活动之经过

康熙在三十六年(1697)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自北京出发,途经山西、陕西、内蒙古至宁夏。随行人员中有两名传教士张诚(Francois Gerbillon)和安多(Antoine Thomas)④,他们测量了途经城镇的纬度。张诚将途中见闻、测量经过和所得数值记录在《第七行纪: 张诚神父随康熙帝西巡宁夏(1697)》(Septième voyage du Père Gerbillon a Ning Hia fait a la suit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l’AnnÉe 1697)中。⑤此外,《康熙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与《清圣祖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亦载康熙此次西巡驻跸之地。邓涛⑥曾利用《起居注》总结康熙西巡路线上的主要地点。N.哈斯巴根⑦利用《平定朔漠方略》和《扈从纪程》等史料考证了康熙在内蒙古西部的行迹。本文根据张诚在《第七行纪》中的记录,结合《起居注》和《实录》中所载驻跸点,尝试梳理张诚与安多在山陕地区的途经之处和测量地点。⑧
1697年3月6日,张诚等人随康熙进入山西,经天城卫(今天镇县)、阳和城(今阳高县)、大同府、怀仁县、郑家庄(今山阴县郑家庄)、马邑县、朔州、大水口堡、义井、三岔堡、李家沟(今河曲县李家沟村)、辇鄢村(今保德县年延村)等地,最后在保德州渡黄河入陕西(1697年山陕地区第一次经纬度测量,表1)。但开展纬度测量活动的地点只有6处,分别为大同、朔州、大水口堡、义井、三岔堡和保德州。《起居注》和《清实录》一般只记载康熙驻跸地点,而《第七行纪》中除了扎营地点还记录了其途经城镇。比如,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697年3月14日)《起居注》和《清实录》都只载“上驻跸朔州”①,张诚则记:
表1 1697年山陕地区第一次经纬度测量活动的途经地点与观测值
山西行迹与观测值 陕西行迹与观测值
时间 途经地点 观测纬度值 时间 途经地点 观测纬度值
3月6日 天城 3月21—23日 府谷县 39°09'
3月7日 阳和城 3月24日 孤山堡 39°15'
3月8日 聚乐堡 3月25日 镇羌堡、卞家水口 39°20'(卞家水口)
3月9—10日 大同府 40°16' 3月26日 永兴堡、神木县 39°08'(神木县)
3月11日 怀仁县 3月27日 窟野河
3月12日 郑家庄 3月28日 柏林堡 38°55'
3月13日 榆林村 3月29日 高家堡 38°46'
3月14日 马邑、朔州 39°28'(朔州) 3月30日 建安堡 38°41'
3月15日 大水口堡 39°21' 3月31日 双山堡 38°35'
3月16日 神池、义井 39°18'(义井) 4月1日 榆林卫 38°26'
3月17日 三岔堡 39°21' 4月8—9日 安边城
3月18日 李家沟 4月10日 砖井堡、定边 37°36'(定边)
3月19日 辇鄢村 4月11日 盐场堡、花马池 37°35'(花马池)
3月20日 保德州 39°08' 4月12日 高平堡、安定堡 38°04'(安定堡)
4月13日 兴武营
4月14日 毛卜剌堡、清水营 38°21'(清水营)
4月15日 红山堡、横城
4月16日 河崖38°30'
4月17日—
5月4日		 宁夏卫 38°35'
5月5日 尧甫堡
5月6日 流穆河西岸
5月7日 哨马营西南隅
之峡河西岸
5月8日 哨马营
5月9—10日 石嘴子
(3月)14日……我们经过了一个名叫马邑的小城,四周有城墙环绕,桑干河自城西流过……这些泉眼离马邑约有20—25里②,距我们扎营的朔州府约有10里。③
1697年3月21日,张诚等人随康熙帝抵达陕西府谷县,后经镇羌堡、卞家水口(已不可考)、神木县、高家堡等地,到榆林卫;4月2日,自榆林出边,历经他喇布拉克等地④;4月8日由安边城复入陕西境;4月10日,自安边出发,经定边、花马池、兴武营(宁夏盐池县境内)、横城、河崖等地,于4月17日抵达宁夏卫。在宁夏卫停留期间(4月17日—5月4日),康熙帝、张诚和安多等人一起观测了4月21日的日食。5月5日,张诚等人随康熙帝自宁夏启程,沿黄河北行,经尧甫堡(今姚伏镇)、哨马营等地;5月11日自石嘴子离开陕西⑤地界(1697年山陕地区第一次经纬度测量,表1)。
据考证,四月一日(5月20日),康熙为西征大军送行后决定返程回京。⑥其返程所经多在长城以北,直至张家口附近才入边内⑦,因此张诚等人没有再对山陕地区城镇开展经纬度观测活动。18世纪20年代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⑧曾收集张诚等传教士的观测记录,汇编成一份天文观测报告寄往欧洲。1915年,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将该报告发表在《通报》(Toung Pao)⑨上。报告收录了张诚1697年所测杀虎口和宁夏的经纬度,所载纬度皆与《第七行纪》相合,因《第七行纪》中没有经度记录,无法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张诚等人并没有去过杀虎口,报告中所载杀虎口的经纬度实际是张诚等人回京途中在距离杀虎口20里的边外测量的。以下是《第七行纪》中的相关记录:
(6月)18日……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在蒙古语中叫做“呼呼乌苏”①,在汉语中叫做“清水”②,距杀虎堡大约只有二十里。这里的纬度约为40°20'。③
由于此次西行的初衷并非经纬度测量,张诚和安多可能并未准备充足,亦未能占据最佳观测点。这就导致观测的地点具有随机性和主观性,并不一定是城镇几何中心,更有可能只是扎营地点附近。《第七行纪》的记载也有所反映:
(3月)29日……我们来到一个名叫高家堡的镇子扎营……等待扎营的时候,我们去了高家堡附近山上的一座寺庙休息。这座寺庙已经被废弃了,但是仍然很整洁。它是一座巨大的方形建筑……我们在那里测得了纬度为38°46'。
(3月)30日……我们来到一个大约有一百户人家的封闭小镇,名为建安堡。在这个小镇的东边有一条河,在山间流淌。我们就在河边扎营,测得纬度为38°41'。①

二、1708年山陕地区第二次经纬度测量活动之经过

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派遣3名西洋传教士和数名中国官员开展长城测绘,一并测绘了山陕地区长城沿线部分城镇的经纬度。以往学界多依据《中华帝国全志》记载,认为是白晋(Joachim Bouvet)、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三人为参与本次测绘的主要人员。②德国学者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则认为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和孔禄食(Luigi Gonzaga)抵达北京后也被派去测绘长城,可能在后半段追赶上了测绘队伍。③康言指出,可能有三四名中国官员也参与了此次测绘,但没有给出具体姓名。④笔者根据白晋于康熙四十七年八月所拟的一封奏折,推断参与此次测绘的中国官员可能有布尔赛。该奏折系1936年阎宗临于罗马国立图书馆发现,收藏编号: Fonds Jesuitico.1254,于1941年在《扫荡报》刊出。奏折中的相关内容如下:
臣白晋……才出京门时,马忽惊跳,重跌腰痛甚……后到神木县,不幸复发……臣对同差官员前,与雷孝思、杜德美明议云: 奈何,我病不去,或微有误大事……臣等三人即将所议详告于布尔赛,并写与巴多明①,以为启奏。②
白晋等人可以在测绘途中将商议之事告知布尔赛,表明布尔赛就在测绘队伍中。结合奏折和地方志等资料,可知布尔赛是满洲人③,曾担任养心殿笔帖式、武英殿监视,处理过与西洋人有关的事宜④,参与过《康图》四川、云南等地的测绘工作。
前文提到,在宋君荣汇编的天文观测报告中收录了杜德美测绘长城时的相关记录。巴尔迪尼(Baldini)⑤曾根据宋君荣的报告简单总结了杜德美等人的行进方向和行程跨度,康言⑥则根据这份报告复原了杜德美等人长城测绘的行迹。笔者将其中有关山陕地区的记录摘译如下:
1708年8月13日,(杜德美、雷孝思、白晋等人)在杀虎口(山西)测得北极高度为40°19' 30″,估计其在北京以西4°10'左右。
神甫们已经在四海口⑦附近标记了内长城⑧起点的位置,还想要标记内长城的终点位置,于山西省发现了它,纬度为39°37'或38',在北京以西4°50'。⑨他们沿着长城前行,到达了陕西省神木县,观测到当地的纬度为38°55'20″,估计其经度为北京偏西6°25'。正是在这个地方,白晋神甫感到不适,并决定返回北京。……(他们)沿着长城走了196里到达榆林卫,测得该地纬度为38°15'8″。通过研究自神木县以来罗盘指示方向的变化,确定榆林卫比神木镇偏西42'。
清平堡的纬度是37°42'40″。
花马池的纬度是37°52'45″。宁夏是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城市之一。1708年9月10日,雷孝思和杜德美神甫测得当地的正午太阳高度角为56°45',由此断定该地纬度为38°32'40″。通过计算路线,认为宁夏在北京以西10°25'。磁偏角为北偏西2°52'。
……
杜德美和雷孝思等人测得中卫的纬度为37°40'45″。9月27日,在凉州观测到太阳高度角为50°43'30″,由此推算出当地纬度为37°59'0″。他们计算了从宁夏到凉州的路程,发现凉州比宁夏偏西3°18',相对于北京而言则偏西13°43'。在凉州观测到磁偏角为北偏西2°58'。完成这些观测后,神甫们准备观测1708年9月29日至30日晚间的月食……
1708年10月8日,在甘州,测得正午太阳高度角为45°26'40″,由此推断该地纬度为39°0'40″。磁偏角为北偏西3°2'。两次观测肃州的纬度为39°45'20″,磁偏角为北偏西3°5'。杜德美、雷孝思等人还测量了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10月16日测得正午太阳高度角为41°33'45″,由此推断该地纬度为39°49'20″,磁偏角为3°5'。通过计算从凉州到甘州、肃州和嘉峪关之间的路线,确定嘉峪关比凉州偏西4°13',相对于北京则为17°56' 。
从凉州到甘州的距离是454里6丈,从甘州到肃州的距离是321里2丈。
在确定了长城尽头的位置后,神甫们准备以同样的方式确定其他几个重要地点的位置。测得庄浪卫的纬度为36°47'58″,南大通堡的纬度为36°40'20″,兰州的纬度为36°8'。这三个点可以连成一道内长城,其北界已知,由此可以推知内城墙所包含的范围。我们来到了青海湖①畔的西宁,那里有一段古老且残破的长城。我们多次观测了太阳高度角,推算出该地的纬度为36°39'0″。磁偏角为北偏西3°10'。从庄浪到西宁的实际距离有242里,并计算了西宁到嘉峪关、肃州等地的路线,确定西宁在北京以西14°34'或35'。②
据上述材料可知,杜德美等人于1708年8月13日至山西杀虎口,后沿长城进入陕西,在神木县、榆林卫、清平堡、花马池等地开展测量;9月10日到达宁夏卫,经中卫,于9月27日抵达凉州;9月29日至30日晚间,在凉州观测月食;10月8日至甘州,经肃州,于10月16日抵达嘉峪关测绘长城终点。后向东南折返,沿甘肃内长城③测定庄浪卫、南大通堡和兰州的经纬度。最后向西北行进,赴西宁踏查长城旧址,测算当地经纬度。所以,他们在测绘长城时可能并非处处实测,而是选取关键点测量。康言曾在Companions in Geography一书中绘制过杜德美等人测绘长城的行迹图。

三、1712—1713年山陕地区第三次经纬度 测量活动之经过

据《中华帝国全志》④和《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⑤载,1712年1月,杜德美等人完成喀尔喀蒙古地区测绘工作后回京面圣,康熙帝向其询问各省传教士中是否有人可以胜任测绘工作,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re)、德诺玛(Romain Hinderer)、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等被一同举荐。随后,康熙帝命麦大成(João Francisco Cardoso)赴山西,同汤尚贤会合,对山陕地区进行测绘。汤尚贤和麦大成于1713年3月左右回到北京,携带了两幅十尺见方的地图。康言根据清代奏折资料指出①,佛保、英珠、双德、郎务礼等中国官员也参与了山陕地区的经纬测绘,并非学界一般认为的只有汤尚贤和麦大成两名西洋传教士②。
相关文献记载较少,仅见一封1712年6月12日汤尚贤写给雷孝思的信件。1889年,布鲁凯尔(Brucker)将此信刊于《18世纪传教士绘制中国地图和书简集——根据未出版文献整理》(Communication sur l’exÉcution des cartes de la Chine par les missionnaires du XVIII· siècle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根据信中的内容,可以窥见汤尚贤等人在山西开展测绘活动的部分行迹。信件译文如下:
听说你的信使③昨天已经到达了陕州,你也会在本月10号或者11号到达这个地方。我们今天从平陆出发,平陆就在陕州的对岸,隔黄河相望。你要是能加快脚步,我们就能在这里汇合了。如果这样,你就可以告诉我河南的边界情况,我们也可以向您解释一些存在分歧的地方。在黄河沿岸,我们只剩芮城和蒲州需要测量了。之后,如果你愿意把河南边界的数据送给我们,那就太好了!你只需要把边界数据交给平陆知县潘老爷④,他是我的好朋友,会确保将其安全送达平阳府或其他地方。今晚到达芮城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画一张小地图,标出我们从垣曲县开始的共同边界,该县位于山西东南角,与怀庆府和河南府接壤,一直延伸到平陆。我会在地图上标出我们昨日参观的著名的砥柱山,皇帝特别叮嘱过,它在平陆县5里⑤外的地方。至于垣曲以北的边界,我们按照你划定的路线行进,毫无困难。因为那里只有绵延不绝的山脉,没有明显的标志,志书上只标注出了与河南相距六里、十里等信息。请您清楚地标记出浊漳河(Tcho Tcham Ho)和清漳河(Tcin Tchan Ho)的入河口,我们已经仔细审查了这两条河的源头。自我们从平定州(Pintin Cheou)出发以来,一直在穿越可怕的山脉,没有休息过一天。⑥
可见,汤尚贤等人从平定州出发,考察了清漳河和浊漳河的源头。笔者推测,其行程或涉及辽州和潞安,但也可能只是利用志书研究河流。能够绘制垣曲地图,说明他们到过垣曲。若从潞安至垣曲,则可能经过泽州境内。汤尚贤等于“昨日”(6月11日)至砥柱山⑦,12日在平陆写下此信,“今晚”又将抵达芮城。信中还提到,蒲州尚需测量,拟托平陆知县将河南边界数据送到平阳府。据此推测,汤尚贤等人离开芮城后应会前往蒲州和平阳府。综合以上信息,可以确定汤尚贤等人到过平定州、垣曲、砥柱山、平陆和芮城,推测其去过辽州、潞安、蒲州和平阳府。
关于汤尚贤等人在陕西的测绘记录,康熙《陇州志·建置志》中有:
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内,钦差钦天监监副双德、西洋进士汤、麦莅陇丈量道路,绘画舆图。①
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即公元1712年11月28日—12月27日。另据宋君荣记,汤尚贤于1712年12月17日在临洮府观测太阳高度角。结合陇州到临洮府至少4天路程,推知汤尚贤在陇州测绘的时间应在1712年12月13日之前。有关临洮府测绘的记载如下:
汤尚贤是一名耶稣会士,曾在陕西省的临洮府进行了一次重要观测。1712年12月17日,汤尚贤观测到(临洮府)太阳高度角为32°2'。根据这次观测,他得出了该地的纬度为35°19'46″。通过对临洮府到兰州之间的路线进行计算,汤尚贤神甫发现这两个城市几乎是南北方向。汤尚贤神甫计算了自省会西安府以来的所有路线,并对多个地点的北极高度进行了修正,最终确定临洮府比西安府更西4°54'或55'。②
材料中提到汤尚贤基于兰州和西安的位置判断方向、计算经纬度一事,这说明汤尚贤等人在临洮府观测之前可能去过兰州和西安。且测绘人员应该在山陕地区做过更多测量,但今日见到的记载有限,只能标绘山陕地区的部分测量点。
康熙年间山陕地区的三次经纬度观测活动,因观测目的不同,行迹也存在较大差异。1697年,张诚和安多等人是跟随康熙出征的途中开展了经纬度观测活动,行进路线并非专为测量设计,具体测绘地点选择也受到行程制约。1708年,杜德美、雷孝思、白晋等人赴山陕地区开展测绘的目的是绘制长城地图,故其测量地点多在长城沿线,没有深入山陕腹地。1712—1713年,汤尚贤、麦大成、双德等人以绘制《康图》山陕图组为主要任务,尽管目前发现的测绘地点有限,但从测绘地点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出,这次测绘活动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测量活动在行迹上存在重合点。第一次与第二次测量在神木县、榆林卫、花马池、宁夏卫等地有重合,第二次和第三次测量则在兰州有重合。

四、《全志》经纬度表的编纂经过及其版本

如前文所述,传教士的日记和报告中记载了许多经纬度数据,见于《中华帝国全志》卷四末所附经纬度表,名为《耶稣会士奉康熙皇帝圣旨绘制中华帝国地图所用部分纬度(观测所得)及经度(几何测量所得)表》③ (Catalogue d’une partie des latitudes observÉes, et des longitudes qui rÉsultent des mesures gÉomÉtriques dont on s’est servi pour dresser la cart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faite par les P P.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suivant les ordres de l’Empereur Cang Hi,以下简称“《全志》经纬度表”)。法国汉学家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根据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藏的一封杜赫德亲笔信,推断《全志》所载经纬度表由冯秉正神甫提供。杜赫德信件中的相关内容如下:
巴黎,1739年10月13日。
我一边编书,一边向北京索取稿件……那些原本有心做好此事的人,都被冯秉正神甫信誓旦旦的话忽悠了,他说把稿子全都寄给我了,其实只是一份经度和纬度表而已。①
另外,笔者找到冯秉正写于1733年10月3日的一封信②,信中交代其汇编经纬度表的经过,相关译文如下:
R.P.神甫给我寄来了一本他印制的书,名为《数学、天文、地理……观察》③,书中充满了严重的错误。尤其是最后的经纬度表,似乎是特意制作的。但若是依据书中的内容,人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我们根本没有绘制过中国和蒙古地图。表中所有的数据都不是参测人员提供的,除了三四个经纬度值大体正确以外,几乎全部都是错的。这迫使我决定竭尽所能地搜寻,我们在绘制地图时观测到的或是用几何方法推算出的经纬度数据,将它们编纂成表,寄往欧洲。雷孝思神甫向我索要了一份副本,他会将其发送给杜赫德神甫,以放入杜赫德神甫的地图集④中。现在我也将通过两种方式寄送给您,这样如果其中一份丢失了,至少另一份能够送达。如果两份您都收到了,可以将其中一份交给苏西埃(Souciet)神甫。他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放入宋君荣神甫请求重新制作的新版本中。但是,我主要的目的是想请您将它转交给莫朗(Morand)神父,如您所见,我已将中国地图放在《中国通史》的开篇,将蒙古地图放在第八卷《元史》的开头,现在人们应该同时看到这些地图背后的基础数据,以此评估我们所付出的努力。
……
北京 1733年10月3日
按冯秉正信中所述,因其对《印度、中国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及物理观察》所附经纬度表的准确度不满意,故着手搜罗传教士们绘制地图时测定的经纬度,并于1733年编纂成表寄往欧洲。冯秉正的经纬度表一共三份,其中两份由冯秉正神甫寄往欧洲,再由收信人转交苏西埃(Souciet)和莫朗⑤,另外一份由雷孝思寄给杜赫德,即《中华帝国全志》卷四中的经纬度表。苏西埃神甫的《印度、中国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及物理观察》一书共有三卷,于1729—1732年间陆续出版,未见后续版本,可能没有机会用冯秉正寄来的经纬度表替换原书表格。而交给莫朗的一份或许正是《中国通史》第十二卷后附经纬度表的来源。
笔者所见《全志》经纬度表共四个版本,附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共三个版本,分别是1735年巴黎法文版、1736年海牙法文版①和1738年凯夫(Edward Cave)英译版,还有一版附在1778年《中国通史》②卷十二中。除1738年凯夫英译本外,其余三版在经纬度数值上并无明显差别。英译本《全志》经纬度表并非附在书后,而是印制在各省地图上(图1),名为《地图所依据的纬度(观测所得)和经纬(几何推算所得)表》[A Table of the Latitudes (Observed) And Longitudes (Determined Geometrically) Whereon This Map Is Grounded]。英译本除包含法文版经纬度数值外,还在个别城市增加了其他测量数据。以陕西为例,增加凉州③、嘉峪关④和西安府⑤。
图1 《中华帝国全志》“第十省·陕西”(Province X Shen-Si)图

资料来源: J. B. Du Halde,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t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Natural As Well As Civil) of Those Countries, Volume 1, London: Edward Cave, 1738, pp.108-109。此图系1708—1713年间测绘而成,反映陕甘未分省前情况。

《中国通史》中的经纬度表没有正式的总标题,但表的开头有一段简短介绍,译文如下:
我将用一张中国主要城市的经纬度表来结束这份地名目录,这些城市的经纬度是在1710—1716年间由康熙帝委托制作地图的数学家测量得出的,其经度以北京为基准。①

五、三次测绘所得经纬度与《全志》经纬度表对比

根据冯秉正的信件和《中国通史》中对《全志》经纬度表的介绍可知,冯秉正搜罗了1710—1716年观测的经纬度数值,又经几何计算,于1733年编纂成表,寄往欧洲。那么,1712—1713年汤尚贤等人在山陕地区测量的经纬度数值是否被收录呢?1697年和1708年的测量结果是否被剔除呢?
《全志》经纬度表记录的山西和陕西的经纬度共有56处。②前文已述,1697年山陕第一次经纬度观测留存了27处城镇的经纬度值,1708年第二次观测有16处,1712年第三次观测仅找到临洮府1处。本文将《全志》经纬度表与三次观测值中可两两对比的数据制成表格,利用ArcGIS软件配准并提取《康图》③上相关地点经纬度辅助校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山陕地区观测纬度值与《全志》经纬度表对比
地 点 1697年
观测纬度值		 1708年
观测纬度值		 1712年
观测纬度值		 《全志》经纬度
表纬度值		 《康图》纬度值
大同府 40°16' 40°05'42″ 40°04'52″
朔州 39°28' 39°25'12″ 39°25'54″
保德州 39°08' 39°04'44″ 39°04'45″
杀虎口 40°20'00″④ 40°17'00″ 40°16'35″
神木县 39°08'00″ 38°55'20″ 38°55'20″ 38°55'23″
榆林卫 38°26'00″ 38°15'08″ 38°18'08″ 38°18'16″
清平堡 37°42'40 ″37°40'48″ 37°40'20″
花马池 37°35'00″ 37°52'45″ 37°52'45″ 37°51'43″
宁夏卫 38°35'00″ 38°32'40″ 38°32'40″ 38°32'49″
中卫 37°40'45″ 37°39'35″ 37°39'41″
凉州 37°59'00″ 37°59'00″ 37°58'37″
甘州 39°00'40″ 39°00'40″ 39°00'02″
肃州 39°45'20″ 39°45'40″ 39°44'14″
嘉峪关 39°49'20″ 39°48'20″ 39°47'04″
兰州 36°08″00″ 36°08'24″ 36°06'53″
西宁府 36°39'00″ 36°39'20″ 36°39'28″
临洮府 35°19'46″ 35°21'36″ 35°20'58″

注: 灰色表示有相同数值,下同。

表3 山陕地区观测经度值与《全志》经纬度表对比
地 点 1697年观测经度值 1708年观测经度值 《全志》经纬度表经度值 《康图》经度值
杀虎口 04°12'00″/04°15'00″① 4°10' 04°12'00″ 04°10'58″
神木县 06°25'00″ 06°22'30″ 06°25'35″
榆林卫 07°07'00″ 07°06'00″ 07°6'50″
宁夏卫
凉州 13°43'00″ 13°40'30″ 13°43'40″
嘉峪关 17°56'00″ 17°37'45″ 17°39'33″
西宁府 14°34'00″/14°35'00″ 14°40'30″ 14°42'38″
由表2和表3可知,1697年张诚测算的8处纬度值和2处经度值与其他几组数据相比,纬度值均不相同;杀虎口经度值有一组与《全志》经纬度表一致;宁夏卫经度值有一组与1708年观测值相同。1708年杜德美等人的测量结果有12处纬度值和7处经度值可与《全志》经纬度表对比,其中有5处纬度值相同,经度值均不一致。至于1712年的观测数据,目前仅找到临洮府的纬度值,该值与《全志》经纬度表所记录的数值不相符。
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全志》经纬度表中有与1697、1708年测算结果一致的数据,说明其数据来源不仅限于1710—1716年间的测绘成果,可能还包含更早的测量数据。其次,1712年汤尚贤等测得的临洮府纬度值未被《全志》经纬度表收录,这或许暗示该表没有全面采纳《康图》山陕图组测绘所得的成果。
由于1733年冯秉正汇编经纬度表时,并未将其数据来源局限于1710—1716年间的测绘成果,所以经纬度表汇编工作完成以前所有在山陕地区进行的经纬度测量活动都可能成为其数据来源。除上文提及的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外, 17世纪末期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①、李明(Louis Le Comte)②等传教士亦曾在山陕地区的主要城市开展测绘,其测绘成果似乎未被《全志》经纬度表采纳(表4);1714年,清廷为修历书,曾派贡额等人前往陕西测量北极高度③,雷孝思和费隐据此于1725年绘制过一幅陕西到里海地图④。遗憾的是,目前并未发现这两次活动的测算数据,无法对比。
表4 1733年以前洪若翰、李明所测经纬度与《全志》经纬度表对比
地点 《全志》经纬度表纬度 洪若翰所测纬度 李明所测纬度 《全志》经纬度表经度 李明所测经度
西安 34°15'36″ 34°16'26″ 34°16'45″⑤中记,李明神甫所测西安纬度为34°16′45″,经度为7°14′45″｡) 07°34'30″ 7°14'45″
34°16'33″ 7°39'45″⑥

六、结论

本文利用传教士书信、报告以及清代奏折、起居注、实录和地方志等资料,考述康熙年间山陕地区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分析《中华帝国全志》经纬度表编纂过程及版本,揭示了其数据来源的复杂性。得出如下结论:
(1) 康熙年间,山陕地区分别在1697年、1708年和1712—1713年进行了三次经纬度测量活动,由不同人员主持。因其测绘目的不同,其行迹有较大差异。
(2) 《全志》经纬度表所载数值并非仅仅采录1710—1716年的测绘成果,早期测量成果也可能被收入其中。
(3) 《康图》山陕图组测绘时所得数据可能并未被《全志》经纬度表全面采用,但表中数据来源复杂,有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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