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明清时期黄河古湖圃田泽消亡的历史地理分析

  • 薛桢雷 1 ,
  • 赵金华 2 ,
  • 吴朋飞 2
展开
  • 1.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 2.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薛桢雷,男,1992年生,河南登封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金华,女,1997年生,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吴朋飞,男,1979年生,江苏如皋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黄河环境变迁研究。

收稿日期: 2024-05-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2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铜瓦厢改道后黄河新泛区对城市造成影响的环境史研究(1855—1938)”(21AZS017)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资助项目(Q2019-2)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Putianzei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Xue Zhenlei 1 ,
  • Zhao Jinhua 2 ,
  • Wu Pengfe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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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 2.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5-20

摘要

黄河古湖圃田泽是探求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湖沼演化规律的理想切入点。明清时期圃田泽的消亡过程及驱动力,可借助历史地理学方法加以复原、分析。圃田泽的急剧消亡是泥沙淤积和湖水外泄长期叠加作用的结果,整体呈现“湖淤人进”的特征,最终在清乾隆至同治年间淤填成陆。其中,黄河泛决后的泥沙落淤是造成圃田泽消亡的直接原因,人类活动的长期干预则加速了它的消亡进程。

本文引用格式

薛桢雷 , 赵金华 , 吴朋飞 . 明清时期黄河古湖圃田泽消亡的历史地理分析[J]. 历史地理研究, 2025 , 45(1) : 40 -56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40181

Abstract

Putianze (圃田泽), an ancient lak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erves as an ideal subject for exploring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lakes and swamps on the alluvial plains of the Yellow River’s lower reache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reconstruction methods, this study delineates the process of Putianze’s silting and disappeara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e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study, it reveals that the rapid disappearance of Putianze was the result of the long-term cumulative effects of sediment deposition and lake water drainage. This process is characterized by ‘lake silting and human encroachment’, ultimately leading to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land between the Qianlong and Tongzhi reigns of Qing Dynasty. The direct cause of Putianze’s disappearance was sediment deposition following Yellow River breaches, while long-term human intervention accelerated this process.

一、引言

湖泊作为地表重要的水域生态系统,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其兴衰变化是自然环境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古湖泊自形成、发展到消亡的过程中会留下大量的环境演变信息及人类活动痕迹,这些都是研究地表自然环境变化和人地长期互动的重要对象。关于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其中对消亡型湖泊的研究就是重要方向之一。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在历史时期曾分布了三个湖沼带,但黄河多次泛决,深刻影响了该区域的湖沼景观格局,许多历史上留名的湖泊不断淤积,逐渐消亡。本文的研究对象圃田泽就曾是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第一湖沼带中的著名湖沼。
圃田泽是古代的“十薮”之一,地处豫西丘陵与豫东平原交接地带、黄河下游冲积扇南翼之首,是黄河流域淤填消亡型湖泊的典型代表。在黄河泛决改道的背景下,学界常有对黄河下游古湖演变与消亡进行探讨,从区域视角看,邹逸麟对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上湖沼的分布与变迁做了整体性概括;张汉洁分析了黄河泛滥对黄河山东段沿岸古湖泽的影响;张民服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历史时期黄河河南段沿岸湖泽陂塘的分布与变迁;张祖陆等在探讨山东小清河流域湖泊的环境变迁时,认为黄河泛滥带来的泥沙淤积是湖泊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茹渟淋等基于历史文献资料对黄河下游古湖的分布及消亡过程做了总结性分析。从个案研究看,已有学者先后剖析南四湖、大陆泽、圃田泽、荥泽、大野泽等古代著名湖泊的发展演变情况,这些湖泊在历史发展中都曾深受黄河改道与泛决的影响。关于圃田泽的具体研究,陈隆文在研究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水溃遗迹时探讨了圃田泽在水盛之时的最大范围;黄富成等基于先秦时期人类活动文化遗存的分布,考证了圃田泽从战国时代到北魏时期的环境变迁;徐海亮在探索晚更新世至早中全新世时期郑州地区湖沼群的沉积环境时,认为圃田泽等湖沼是晚更新世的黄河冲积扇在形成和发育过程中的产物。总之,前人在探讨历史时期黄河古湖的变迁时对于湖泊的形成、演变与消亡已做了许多有益探索,这为认识圃田泽的时空变迁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探究地质时期及唐宋之前圃田泽的环境变迁和空间范围,缺乏对明清时期情况的详细研究。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圃田泽是在明清时期走向消亡的,但具体原因和过程尚不明晰。而明清方志中较为详细的资料则为探讨其消亡的过程提供了可能。
有鉴于此,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以黄河古湖圃田泽为研究对象,借助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和地图可视化呈现来复原出北魏以降圃田泽湖区的核心范围,重点剖析明清时期圃田泽淤浅消亡的过程及原因。由此,刻画圃田泽所处区域地理环境演变的真实图景,揭示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第一湖沼带上湖泊的演化规律,加深对黄河影响下黄泛平原上自然水域景观发展演变的认识,以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历史借鉴。

二、盈缩变化: 历史时期圃田泽的演变历程

圃田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型湖泽之一,它的变迁是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众多湖泊环境变化的一个缩影。把握圃田泽在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是深入探讨圃田泽消亡过程的前提。论述清楚圃田泽的历史发展过程,或能更恰当地确定研究区域的空间范围,为接下来探究明清时期圃田泽消亡的过程、原因及演变规律奠定基础。

(一) 历史时期圃田泽的发展演变

圃田泽早在地质时期就已出现,它地处开封凹陷,得益于郑(州)开(封)之间的地质构造运动、黄河发育,由古黄河冲积扇扇前地下水补给而成。尽管受史前气候波动事件影响,圃田泽还是因黄河支津和其他本地诸水的持续补给延续到了历史时期。
圃田泽简称“圃田”,又名“原圃”“甫田”,多次出现在先秦历史文献之中。殷商时期,圃田泽地属殷卜辞中记载的“甫地”。之后《周礼·职方氏》有载:“河南曰豫州……其泽薮曰圃田。”《左传》记载:“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尔雅·释地》载:“郑有圃田。”可见先秦时期关于圃田泽的文字记载十分简略,无从得知其空间范围。至战国时,“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可知此时圃田泽既沟通了黄河和大沟(即鸿沟),又是二者之间水量的调蓄池。之后,圃田泽在黄河水的长期灌注下逐渐淤浅。
北魏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首次明确记载了圃田泽的范围,曰:“(圃田)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这段文字不仅有助于了解北魏时期圃田泽的空间范围,还可知当时圃田泽已明显破碎,是由众多渊潭组成的广阔水域,并非一片完整水域。在此基础上,可推知之前圃田泽的湖区范围应远不止如此。
唐朝时期,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云:“圃田泽,一名原圃,(中牟)县西北七里。其泽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长城,东极官渡。上承郑州管城县界曹家陂,又溢而北流,为二十四陂,小鹄、大鹄、小斩、大斩、小灰、大灰之类是也。”由此可知,圃田泽的范围在东西方向上由北魏时期的“四十许里”扩展至此时的“五十里”,南北跨度则由之前的“二十余里”变为“二十六里”,说明这一时期圃田泽水域范围有明显扩大,这可能与唐朝大部分时段处于湿润多雨期有关。
北宋时期,圃田泽作为京畿西侧重要水域,又紧邻汴河,朝廷尝试将其作为汴河水匮以保证汴河水量稳定。熙宁八年(1075),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曾上书请求“以京西三十六陂为塘,潴水入汴通运。其陂内民田,欲先差官量顷亩,依数拨还,或给价钱”。其中的“京西三十六陂”即指圃田泽,从程氏考虑陂塘蓄水后会淹没一定面积的农田来看,圃田泽的水域面积应有一定的扩展。至元丰二年(1079),随着“导洛通汴”工程竣工,“三十六陂”正式成为汴河的补充水源。尽管人为干预下圃田泽可能是因蓄水量增加带来的水域面积扩大,但从圃田泽的水域构成来看,它已由唐代“二十四陂”演变为北宋的“三十六陂”,说明整体上仍然处在淤浅解体的状态。
金元之后,黄河泛决,改道南移,中牟日益临近黄河,这导致圃田泽受河患影响也越来越大,还常遭受黄泛泥沙淤垫。汴河最终彻底淤废。随着圃田泽受黄河洪泛侵袭次数不断增多,其水域面积呈加速萎缩淤浅的态势。
明朝时期,据正德《中牟县志》载:“(圃田泽)源出郑州八里河,流入中牟境,为大泽。……今曰泽者八,陂者三十六,其实圃田一泽之所分也。”从这段文字可知,圃田泽至正德年间已进一步分解为44个大小不一的陂泽。万历年间,时任中牟知县陈幼学查勘当地陂泽分布情况后写道:“至于水之止者,皆名曰陂,其大者……有方圆至二十里者,其余诸陂随地得名,凡一百五十余处,即至小者亦方圆一二里。”从中可知,当时中牟县境内陂泽数量多达150余处,其重要组成便是圃田泽解体形成的零散水域。这也说明圃田泽的湖体形态在明代后期破碎得更加显著。
清朝时期,圃田泽在经历多次黄河泛决淤垫之后,加之人类活动的持续干扰,至乾隆朝已严重沼泽化,形成了郑州八景之一的“圃田春草”。据圃田钻孔(113.812°N,34.745°E;85.5m)分析结果,圃田泽西南部边缘区域在0.23 ka BP (清乾隆年间)时已被开垦为耕地。到晚清时期,圃田泽整体上已彻底消亡。
回溯圃田泽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它的演变过程归纳为“缓慢淤浅→稍有扩大→急剧破碎→消亡成陆”四个阶段。北魏之前,圃田泽处于自然演化阶段,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且其距离黄河相对较远,淤浅速度较为缓慢。唐宋时期,圃田泽作为汴河的补给水源,在人为拦蓄干预下,湖区范围与北魏时相比有所扩大。金元以降,圃田泽受黄河泛滥的影响愈加明显,湖区淤浅破碎的速度开始加快。明清时期,圃田泽水域空间急剧解体,是其走向消亡的关键时期。

(二) 圃田泽核心区域范围的界定

中牟全境地势整体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部低,中北部形成了以贾鲁河流域为中心的自西北向东南平缓倾斜的扇形槽状地带,该低洼槽状地貌很容易潴水为湖,为圃田泽的形成发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前文已对圃田泽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圃田泽东西边界可以明确,依据是“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南北边界可以借助考古发掘资料和微观地貌形态来判定。这样便可以勾勒出北魏以降圃田泽在丰水时期的最大范围,或称“圃田泽核心区域”,本文将以此区域为研究基准并继续深入。

1. 东界

东至官渡,即今中牟官渡镇附近。东汉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其战场便位于今中牟县城北偏东的大衡庄至官渡桥一带。故将该区域划定为圃田泽的东侧边界。

2. 西界

西至长城,即郑州青龙山魏长城一线。据《郑州市文物志》记载:“(魏长城)位于郑州东圃田乡李南岗村东岗,由此向东南有高低不一的山岗10余个,至潮河边,又沿河向西南方向,和史料记载的圃田泽西魏长城的位置相符,应为魏长城遗址。”因此,将魏长城作为圃田泽西界。

3. 南界

南边以南寺遗址、圃田故城遗址、汉潘庄墓群、中牟故城等遗址点的连线确定。南寺遗址位于白沙镇南寺村,遗址中心区为高岗,发现较为丰富的商代遗迹遗物。圃田故城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王庄办事处蒋冲村、古城村,是东周、汉代时期的文化城址。潘庄墓群,俗称“九女冢”,位于白沙乡后潘庄村东,为大型汉画像石墓。中牟故城位于县城东关洞上村,据康熙《河南通志》载,“中牟县城,旧在县东二里许,曹操始筑。明天顺五年(1461)知县董敏改建”,这说明它是一座汉代城址。这些遗址为确定圃田泽南侧边界提供了参照点,推知泽南界应不逾上述遗址连线。

4. 北界

北界应位于汴河以南。圃田泽曾为汴河补给水源,应有水道连通汴河。现代考古勘探表明,古汴河中牟段的走向大致为“杨桥→永定庄→十里店→七里店→万胜→杨佰胜→土寨→水溃”一线。《旧五代史》中记载:“光启三年,贼将卢瑭领万余人于圃田北万胜戍,夹汴水为营,跨河为梁,以扼运路。”这说明圃田泽与万胜镇之间不仅有汴水相隔,二者在空间上还存在一定距离。另外,圃田泽所处区域北部有诸多村庄以岗命名,考虑到该区域在古时地处湖沼地带,其中分布着许多自然形成的沙洲和岗丘,这些地方“虽经黄河泛滥,沼泽淤为平陆,但其岗丘依然存在,人们来此耕垦均择高地而居,成村则以所处之地理特征命名”。既推知岗丘的位置,再结合其分布,可以较为准确判断出圃田泽的北部边界。
据此,圃田泽核心区域的四至基本确定(图1)。这也为下一步从空间上探析明清时期圃田泽的消亡过程奠定了基础。
图1 圃田泽核心区域的空间范围复原示意

注: ① 娄庄、十里店决溢泛道;② 杨桥决溢泛道;③ 石桥、来童寨决溢泛道

资料来源: 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ASTER GDEM 30M 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河流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中国1∶100万水系数据集(2017年),聚落、古遗址的地理位置信息则是基于天地图图层矢量获取。

三、河决湖淤: 圃田泽湖区的淤浅破碎

在历史时期,黄泛平原上分布着众多湖泊洼淀,受到黄河泛滥的影响,它们淤平消亡。元代以降,随着黄河的不断南徙,圃田泽距离黄河越来越近,因而受黄河泛淤的影响也愈来愈大,致使其周边的水环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黄河泛滥灌淤、贾鲁河的汛期泛淤和风沙沉积等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圃田泽在急剧地解体、萎缩与消亡。

(一) 黄河决口泛滥后的洪流淤灌

黄河具有“善淤、善徙、善决”的特征,这也深刻影响着地表自然景观的变迁。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由泗入淮,开启了长达七百余年的南泛历程。此后,黄河开始在黄淮之间不断摇摆,迁徙无定。至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自阳武决口,北方汲县、胙城河道淤塞,黄河南徙,河道始入中牟境”。黄河流经中牟地域使中牟受黄河泛决的影响更加明显,“中牟自河南徙,最当其冲,其害久而益剧”。尤其元代以后,黄河在下游地区泛决日益频繁,中牟地区的河患之忧愈加严重。至元末明初,黄河正溜直逼广武山麓,汴河口附近的河道被黄河吞并,使得“河汴合一”,遂使其大致沿今贾鲁河一线夺颍入淮。这样,黄河洪流势必会波及圃田泽区域。
明正统十三年(1448),黄河“决荥阳,东过开封城之西南,汴城在河之北矣,中牟亦在河北。天顺间复迁于北,坍塌崇宁、圣水、敏德、原敦、大郭、北岩、南岩等保田二百余顷”。从中知悉,黄河频繁泛决,其河道也在不停摆动,“正统间经县南,天顺间徙县北”便是确切写照。再如清代中牟邑人较第《河决日记》中所言:“黄河之患,自古有之,考宋及明,不可胜纪。然未有如牟邑之多者,或者其地势然耶!”较第认为中牟之所以频遭河患是因地势洼下导致。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中牟地区黄河水患的严重,现梳理历史文献中关于黄河决溢中牟的记载(表1)。
表1 明清时期黄河在中牟决溢情况统计
年 份 受 灾 情 况 出 处
洪武十四年(1381) 七月,河决 同治《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祥异》
洪武二十五年(1392) 决阳武,浸及中牟
永乐九年(1411) 决阳武中盐堤,漫中牟 《明史》卷83《河渠志》
永乐二十年(1422) 秋,黄河溢中牟 《中牟黄河志》
宣德元年(1426) 七月,黄河溢郑州、阳武、中牟等州县,漂没田庐无算 同治《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山川(附沟渠)》
宣德三年(1428) 九月,黄河溢中牟 《中牟黄河志》
宣德六年(1431) 七月,黄河溢中牟
正统十三年(1448) 黄河决开竹娄口、大薛等保地方,坍成大河,淹没民田 正德《中牟县志》卷1《灾异》
天顺五年(1461) 黄河泛涨,决塌县城,民田尽没
成化十六年(1480) 连日大雨,大小河水尽泛,田禾尽没
弘治二年(1489) 河决分而为三,一由中牟趋尉氏…… 同治《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祥异》
弘治六年(1493) 河水灌城 天启《中牟县志》卷2《志礼·物异》
弘治九年(1496) 黄河决中牟 《中牟黄河志》
嘉靖九年(1530) 河水泛城西,没田 天启《中牟县志》卷2《志礼·物异》
嘉靖三十八年(1559) 河水溢城,没民田,溺死者众
万历四十四年(1616) 黄河决狼城岗 《中牟黄河志》
崇祯五年(1632) 六月,黄河水决,没田禾 同治《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祥异》
崇祯六年(1633) 河决,水入城,数日始落
顺治四年(1647) 黄河水决,伤稼
康熙元年六月(1662) 河决黄练口,村落漂没殆尽 乾隆《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河渠》
雍正元年六月(1723) 决中牟十里店、娄家庄,由刘家寨南入贾鲁河 《清史稿》卷126《河渠志》
雍正元年九月(1723) 河决杨桥
乾隆二十六年(1761) 中牟之杨桥决数百丈,大溜直驱贾鲁河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十里店口,河漫溢 同治《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祥异》
道光二十三年(1843) 河决李庄口,东北一带地尽成沙,死人无算,村庄数百同时覆没
同治七年(1868) 黄河决荥泽,大溜抵中牟,东西田禾尽没
光绪十三年(1887) 郑工河决,大溜冲城,淹没庐舍无算 民国《中牟县志》卷1《天时志·祥异》
表1可知,单有明一代中牟县便直接遭受黄河河患18次,平均15.3年/次。黄河在中牟附近频频决口,当洪流裹挟大量泥沙进入圃田泽核心区域后,湖区平缓的地势会使洪水流速减慢、挟沙能力下降,泥沙便在湖区中渐渐沉积。这会加快圃田泽的淤浅速度,使其自然景观面貌不断变化。至明正德时,圃田泽核心区域本各自相通的“八泽三十六陂”,大多数“自经黄河淤没,皆为平地矣”,仅剩的陂塘多数也已“自水门闭塞,各自为水矣”。正德《中牟县志》中记载了圃田泽核心区域内尚存的陂塘(表2)。这反映出黄河在中牟附近决口与改道对圃田泽水域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河泛决灌淤会加快圃田泽湖区解体破碎,湖区水域范围急剧缩小,残存的陂泽之间各自独立。
表2 明正德时期圃田泽核心区域尚存陂泽
陂泽名称县北二十五里 当时所在保、坊/位置具体位置有待确定 现 今 位 置东泽、南泽、北泽
大灰陂、小灰陂、大限陂、大黄陂 杨桥保 在今杨桥村附近
大黑陂、小黑陂、小长陂 永安保 在今娄庄村附近
三驼陂、大长陂、大师陂 南梁保 在今刘集附近
白顶陂 鲁村保 在今鲁庙村附近
白墓陂、港稍陂、桑家陂、时家陂、大人陂、大汉陂 淳泽保 在今白坟村附近
韩庄陂、焦家陂 韩庄保 在今韩庄村附近
白沙陂、蓼泽陂 白沙保 在今白沙村附近
稻畦陂、马长陂 三异坊 在今县城附近

资料来源: 依据正德《中牟县志》和《中牟县地名志》整理。

至清代时,虽然中牟段黄河泛决次数有所减少,但圃田泽遭受黄河灌淤的强度却愈加严重。康熙元年(1662),黄河在黄练口溃决。面对汪洋一片,当地名士冉觐祖的《伤田家》中记,“河水日长无止期,喷来黄沙没腰肢”,可见洪水过后造成的泥沙淤积非常严重。在雍正元年(1723),黄河更是一岁两决,“于六月初八日河决十里店,九月二十二日复决杨桥口,溃我长堤,入我平原,淹我庄村,汙我田畴,泙(澎)湃浩荡,横无际涯。牟邑四境,东至韩庄,西抵白沙,南经水沱,北自万胜,数百庄村,尽在波沉之内,几万户口,悉属漂渺之中”。从中可知,中牟段黄河不仅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重大决口,且决口后洪水淹没的范围与圃田泽核心区域(图1)在空间上高度重叠。受河性就下的影响,大溜顺势南下直驱贾鲁河,地处黄河与贾鲁河之间的圃田泽成为洪泛之水的必经通道。滔滔洪流自十里店、杨桥等处溃决后,经刘家寨(今刘集)由北向南,漫经圃田泽核心区域后汇入贾鲁河,淹没其南北两侧大片区域。乾隆二十六年(1761),黄河在中牟杨桥再次决口,圃田泽核心区域又一次遭泥沙严重淤垫。可见,每一次黄泛灌淤都会使圃田泽湖盆萎缩,进而加速陂泽的淤浅消亡。
总之,明清时期,黄河在中牟附近频繁地泛决横流,位于郑州与中牟之间的圃田泽因地势低洼自然成为黄河泛道,同时也是决溢之水的倾注地,不断遭受泥沙淤垫叠加影响。这促使圃田泽的水域范围急剧萎缩,被分解得更加破碎。黄河的泛决灌淤在圃田泽的消亡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其湮废成陆的直接原因。

(二) 贾鲁河汛期泛涨的泥沙淤积

湖泊作为区域河湖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化与发展必然受到与之相通的河流影响。明清时期,贾鲁河自西北向东南斜穿圃田泽核心区域。贾鲁河及两侧支流在汛期泛溢,也会直接影响该区域内的陂泽分布及其水域盈缩。
贾鲁河上游受水众多,主要由京水、索水、须水和金水河等河流构成,且皆发源于郑州西部山区,依次流经“低山—丘陵—平原”等地形,汇水面积十分广阔。每逢汛期,上游各支流洪水往往来势汹涌,汇水速度快,冲刷力强,裹挟泥沙奔腾而下。上游洪水进入圃田泽核心区域后,由于河床坡降比陡然减小,加之沿河支流来水的顶托作用,贾鲁河干流因此行水不畅,洪水回流倒灌常常出现,进而河水漫溢,湖区周边低地被淤灌。据《乔公开小清河记》记载:“秋汛,小清而金线沟、双垍、蓼泽诸水,势溢横流,白沙、淳泽等一十八保,没田五千余顷。”从中看出,贾鲁河及其支流在汛期时泛溢非常严重,其中洪水波及的白沙、淳泽等保恰恰位于圃田泽核心区域内。洪水进入该区域后,所挟带的泥沙会因流速变缓而渐渐沉积,从而造成湖区淤浅。
贾鲁河南北两侧支流所携带的泥沙也会加速圃田泽核心区域的淤浅。以潮河为例,据乾隆《郑州志》记载:“潮河水带沙流,每遇夏秋涨发,势甚汹猛,沙积渐高,水复转经他处。数十年来,河形并无一定……附近旱田竟成淤沙,宽长七八里,风飚一起,沙飞蔽天,居民深以为患。”可见,潮河所挟带的泥沙量也比较大,也会加速圃田泽淤浅。
在贾鲁河及其各支流共同作用下,不断有大量泥沙被洪流裹挟至圃田泽核心区域内。当洪水退去,沉积下来的泥沙先是将原本连通的陂泽湖沼阻隔开来,使之形成单独的水体,造成圃田泽湖区水域解体。多次洪水淤灌后,受入湖泥沙叠加作用,各个独立陂泽又继续分解,水域面积不断萎缩,逐渐沼泽化。

(三) 不可忽视的风沙淤积

圃田泽核心区域长时期受黄河和贾鲁河泛决淤垫影响,每当洪水过后都会在所经区域地表留下大量松散沙土,这使圃田泽及周围地区形成了广阔沙地。明弘治年间,钧州知州董杰路过中牟时曾发出“十里荒郊九里沙,漫漫草莽翳桑麻”的感慨,可见中牟地区几乎遍野黄沙。沙地土性浮松,在干燥的冬春季节很容易因风起沙,缺乏黏性的沙子随风起落,迁徙无常。随着时间推移,中牟境内风沙之患愈演愈烈。同治十三年(1874),河南候补道刘成忠在《河防刍议》中言道:“凡在贾鲁河之北者,历年为河工漫口所经。飞沙极目,杳无居人。昔日膏腴,皆成弃地。”从这段记载可知,黄河频频决口漫溢造成贾鲁河北侧区域淤沙遍地,风起沙扬,加之这一带地形平坦,林木稀少,不能有效削减风力,以致“每风起沙飞,其如粟如半菽者,刺面不能正视,轮蹄所过,十步之外,踪莫可复辨,以之侵移田畴间,无不压没”,可见当地风沙之害何等严重,而圃田泽核心区域恰在该区域之中。长时间的风沙活动,“风移沙壅,其隔绝水道者,不知凡几”,必然对圃田泽的淤废有一定影响。

四、开渠泄水: 圃田泽消亡的加速推进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人类活动对湖泊环境的影响也不断加剧,湖泊演化不仅受自然因素制约,还叠加了愈来愈强的人类活动烙印。人类的各种活动都会对湖泊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明清时期黄河频繁泛滥,圃田泽核心区域泥沙淤积,以致出现大面积湖滩裸露,这恰给时人进入湖区开垦土地提供了广阔空间。黄河泛决之后留下的泥沙也使中牟当地的土壤条件有所改变,土地出现严重沙化与盐碱化,导致地力下降,影响农业生产。在此背景下,急剧膨胀的人口带来的人地矛盾在河决后被进一步放大,如何获得更多耕地来维持生计成为一大问题。因此,当地百姓不得不在圃田泽核心区域内兴修水利,开渠排水,向湖要田,以获得更多耕地来保证生存需要。人类活动持续开展,新的聚落陆续出现在昔日湖区之中,这促使已极为破碎的圃田泽加速消亡。概括来说,人类活动对圃田泽消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开渠修河、湖区垦荒和聚落营建。

(一) 开渠修河,重塑区域水系格局

圃田泽核心区域地处贾鲁河水系,其上游有多条河流汇入,尤其在汛期时,汇入贾鲁河的水量会陡然增加。然而,圃田泽核心区域地势低洼,每逢夏秋多雨时节,河渠宣泄不畅,水患灾害频发,令当地百姓叫苦不迭,正如明万历时期中牟知县陈幼学《河工申文节略》中所言:“每年大雨时至,因无沟渠可以宣泄,弥漫散溢于十二里,洼下之乡,一望无际,至隔绝行道之人,经数日不退,害可知也!”从上述可知,贾鲁河汛期水患对中牟临河乡里的农业生产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水患灾害频发的背后不单单因为河渠湮废,还有圃田泽淤浅萎缩导致湖区纳水空间缩小,丧失了调蓄洪水的能力,这才使洪水宣泄不畅引发严重内涝。因而,明清两代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圃田泽及其周边区域的水利建设(表3),希望通过开河浚渠来提高河道行洪能力,进而减小洪水漫溢致灾的影响。
表3 明清时期中牟地方水利建设一览
时 间 组织者 水利工程建设的记载 资料来源
万历三年
(1575)
知县李士达 筑堤凿河以泄水势,辟土开荒以广地利 天启《中牟县志》卷4《志文上·李公去思记》
万历十年
(1582)
知县乔璧星 自杨家桥至清水口,创开河渠一十二里 天启《中牟县志》卷4《志文上·乔公开小清河记》
万历二十三年
(1595)
知县陈幼学 单骑从两隶裹粮,遍履要害,亲为指画,疏众水渠百九十六,筑堤十有四 天启《中牟县志》卷1《志地》
万历四十一年
(1613)
知县王任皋 夹水筑堤 天启《中牟县志》卷1《志地》
天启四年
(1624)
知县段耀然 谕水壖民分田,施力决排之,水复顺流,循故道矣
康熙十一年
(1672)
知县韩荩光 复加疏浚丈八沟 乾隆《中牟县志》卷10《艺文志·重浚丈八沟记》
乾隆六年
(1741)
河南巡抚雅尔图 中丞雅公因贾鲁涨没民田,于邑西十五里堡分贾鲁之水,别开一河,建闸一座,与贾鲁条分南北 乾隆《中牟县志》卷10《艺文志·广惠河记》
邑令姚孔鍼 奉宪奏准,动帑开河,分泄水势;自县西十五里堡起,至县东老湾嘴入祥符界 乾隆《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河渠》
冉家陂新渠,在(中牟)县西白沙南有小河一道, 俗名泥河;于南京寺后斜开一渠,自冉家陂起,至白沙东北入贾鲁河止 同治《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山川(附沟渠)》
乾隆十六年
(1751)
知县孙和相 亲督挑浚……现今渠陂共计四十七道,俱已深通畅流 乾隆《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河渠》
中丞鄂容安 自西境大吴庄起,至龙王庙,接入广惠河止,计二十里 乾隆《中牟县志》卷10《艺文志·开浚等河记》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重浚惠济河 同治《中牟县志》卷1《舆地志·山川(附沟渠)》
同治六年
(1867)
知县欧阳霖 大加疏凿丈八沟
同治八年
(1869)
署知县吴若烺
表3可知,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时任中牟知县陈幼学开渠一百九十六道,应是明代圃田泽核心区域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工程建设。当时,到任不久的陈幼学为解决水患频发问题,使当地百姓少受侵扰,采取“每一陂之下开一河或开一沟”的策略,致使“流而为河者有所束缚,止而为陂者有所宣泄。即南海子等极大之陂,除釜底凝泉之外,亦每陂涸出地二三十里。其余随地得名之陂,且尽成平陆矣!”由此可知,人为开挖沟渠加快了圃田泽核心区域内残存陂泽积水外泄的速度,打破了陂泽水量的平衡,导致其萎缩消亡。需要指出的是,在陈幼学率众开挖的诸多河沟中,不少重要沟渠就位于圃田泽核心区域内,如:
(南梁里)张家潭河,长五里,归七吉寺前等河。
(淳泽里)马蜂湖河,长十三里零,归白沙镇小清河。
(大庄里)李赵陂沟,长二里半,归母投陂;母投陂沟,长五里,归蓼泽陂;蓼泽陂河,长五十步,归朱家小陂;朱家小陂沟,长七里,归西十里铺刘家陂;刘家陂河,长八里,归冈头寺小清河。蒋家冲栾河,长六里,归冉家庄前拐河;拐河沟,长六里,归白沙镇小清河。
从上述新开挖沟渠的分布看,这些沟渠将圃田泽淤浅破碎后形成的独立陂泽串联起来,皆汇入主干河流,这便导致圃田泽核心区域内残存的陂泽丧失了储水能力。当地持续开挖沟渠,陂泽所蓄之水便持续外泄,水域面积也随之不断缩小。这样一来,虽然当地百姓有了种植之利,但也加速了圃田泽的消亡,本已十分破碎的圃田泽只剩下有泉水补给的大陂得以留存。
入清之后,为保证赋税正常征收,圃田泽核心区域内的水利建设依然继续。康熙十一年(1672),时任中牟知县韩荩光在前朝所开河渠的基础上“复加挑挖,并请拨河夫一百七十一名,督率里民,逐一开浚,深广仍复古河旧规”,努力恢复已经湮塞的河渠水系格局。至乾隆时期,知县孙和相眼见之前开辟的河渠已“飞沙壅塞,渠道湮没,每逢夏秋多雨,弥漫散溢”①(乾隆《中牟县志》卷一《舆地志》,《河南历代方志集成·郑州卷》第5册,第29页。),便亲自督率百姓疏浚渠陂四十七道,使河渠行水畅流无阻。为进一步改变圃田泽区域“每遇阴雨连旬,各上游坡岭之水汇注,汪洋四溢”的状况,乾隆十六年(1751)春,孙和相又“相度情形,请于贾鲁(河)北龙王庙庄前,预分贾鲁之水,开河一,河斜拖而北,接等河之水,下达惠济,长十八里”,此河便是广惠河。
总之,清乾隆时期圃田泽地区再次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先后开挖疏浚了广惠河、惠济河、大等河和小等河等,重塑了该区域的水系格局(图2)。这使得圃田泽残余陂泽之水得以排出,新产生的裸露湖滩成为潜在的新增土地资源,为当地百姓进入湖区垦荒奠定了基础。
图2 清乾隆时期圃田泽核心区域内的水系复原示意

资料来源: 据乾隆《中牟县志》中《图考·河渠图》和相关文字记载进行复原。

(二) 地贫人增,促使人民“向湖要田”

土地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也是人类农业活动强度与自然条件双重作用的结果。在长期水患影响下,“牟邑西北地方,大半变为沙碱”,该区域内更是“野无坚土,风吹根见,高禾以枯,其卑湿之地,潦则水注成河,碱则地白如霜,民贫多逃,村落为墟”。可见,中牟屡遭黄泛后,出现了严重的土壤沙化和盐碱化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百姓备受其害,甚至外逃谋生。面对此种状况,当地政府只能持续通过鼓励开垦、豁免田粮等举措来安抚民众,如“详轸民之瘠则督之,垦芜田,植桑枣,招徕流散之民,为之蠲逋负,复丁役,还遗产,不期年而归业者几伍百户,口且千余”。随着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表4),圃田泽地区的人地矛盾也愈加突出。当地沙地贫瘠,开垦两三年后便只能弃耕,百姓需要不断开辟新的耕地来满足耕种谋生的需求,正如韩荩光在《县南八保垦荒批详始末》所言:“初开之时,借草根腐朽之力,或可种收一两年,及力尽风揭,仍弃为荒耳。卑职从前所劝垦者,今皆复芜矣!”有鉴于此,地方官员选择将淤浅的陂泽定为垦荒对象,带领民众“力辟荒陂归鸿”,并对垦荒给予优惠政策,“地既无常,安可指定而授,惟是赏以开垦之示,如行粮一亩者,量准其多垦些须,抵补重粮,择地转移,听其自便”。这极大调动了民众垦荒的积极性,配合政府挖河开渠来排泄陂泽中残留的水,以期获得陂泽涸出的土地。于是,“县西白沙等处十数里,一望荒茅,不知几许,现今每月有垦,每季申报”。正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鼓励下,当地百姓在圃田泽核心区域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垦田活动。圃田泽经不断淤填后形成了数量可观的沿湖滩地,这些新生滩地地力肥厚,便于灌溉,也是当地百姓进入湖区垦荒的强劲动力,人们开始大规模“向湖要田”。持续大规模的垦荒活动进一步加快了圃田泽的消亡,致使圃田泽核心区域内的陂泽水域持续缩小。
表4 明清时期中牟县人丁情况统计
时间 人口信息 出处
万历十二年(1584) 编审共计五千六百九十八户,八万四千四百六十口,人丁共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六丁 乾隆《中牟县志》卷4《田赋志·户口》
康熙三十年(1691) 新旧实在人丁共两万一千三百二十六丁 康熙《开封府志》卷13《户口》
乾隆十九年(1754) 见在征赋人丁三万四百七十丁 乾隆《中牟县志》卷4《田赋志·户口》
同治九年(1870) 奉办保甲,逐细编查,计城关八百五十八户,四乡两万三百五十五户,共七万八千七百八十六口,四万九千九百三十五丁 同治《中牟县志》卷4《田赋·户口》

(三) 环境稳定,新建聚落陆续进驻湖区

表4可知,中牟人丁数量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时为“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六丁”,清同治九年(1870)时已增至“四万九千九百三十五丁”,在近三百年内增加超过三倍,可见人口增速之快。人口增多在空间上的反映便是聚落增加。在聚落选址过程中,近水而能避免水患是必须考虑的条件。当地百姓在圃田泽核心区域内持续的水利建设,使这一区域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水网系统,极大降低了洪水的威胁。在此基础上,圃田泽核心区域内水环境整体较为稳定,这也为新聚落进驻湖区奠定了基础。伴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和耕作半径增加,原本是圃田泽核心区域的湖区范围内新聚落不断形成,数量日益增多。现根据聚落的时间属性分时期予以统计(表5)。
表5 明清时期圃田泽核心区域内聚落进驻时间统计
时 间 聚落名称 数量/座
明代初期 白沙、蒋冲、白坟、南寺、冉老庄、贺兵马、祥符营、大潘庄、白佛、圃田 10
明代中期 大雍庄、岗李、龙王庙、前程、杜桥、毕桥、堤刘、大衡庄、大庙李、王林庄、牛四庄、岗头桥、郑岗、小湾马、岩庄店、大韩庄、李相庄、刘集、后梁、鲁庙、常白、穆楼、盆窑、杨庄、姚孙、岗赵、大吴、岗吴、杜庄、马仙李、前梁、三王、翟庄、段庄、张老庄、冯庄、阎阁、沟沿王庄、吴庄、刘申庄、十里铺、周庄 42
明代末期 六府营、孔庄、信王、茶庵、小雍庄、王庄、贺庄、大孙庄 8
清代初期 张湖桥、李湖桥、高庄、后程、大陈、后潘庄、三官庙、石狮冉、靳庄、盆王、苏庄、套庄、园棠树、朱塘池、朱三庄、张庄、小刘庄、小冉庄、王安、徐庄、崔庄、河东李、赤兔马、河沟王庄、袁庄 25
清代中期
(乾隆朝)
康庄、蒋庄、大有庄、魏庄、朱庄、李小安、曾庄、车庄、前邱堂、焦庄、余庄、五所楼、小韩庄、赵寨、坡岗李、后刘集、大冉庄、丁庄、马顶堡、小陈、二十里铺、穆庄 22
清代末期
(同治朝)
南岗、小南岗、十字路、李黄庄、董圪垱、寺前李、后邱堂、刘辛庄、彦庄、郭庄、后刘庄、谷堆刘、刘圪垱 13

资料来源: 依据《中牟县地名志》和《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地名志》整理。

表5可知,明清时期圃田泽核心区域内共新生聚落120座。其中,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新生聚落共97座,占聚落整体数量的80.8%。可见该时期是聚落进入圃田泽核心区域最集中的时段,也侧面说明此时圃田泽在急剧消亡。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聚落进驻湖区的过程,现将每一时期的聚落分布在空间上予以呈现(图3)。
图3 明清时期圃田泽核心区域内聚落的空间演进与湖泊淤浅示意
图3可知,从不同时期聚落的空间分布来看,圃田泽的消亡整体上呈现“从东北到西南”的趋势,这直观反映了“湖淤人进”的过程。新生聚落在进驻破碎后的单个陂泽区域时,表现出“由外向内”的空间占领过程,可推断出圃田泽破碎解体后的残存陂泽是在人类活动干预下逐步消亡的。此外,从聚落形成时间和进驻空间来看,圃田泽核心区域内的聚落体系至清同治朝已趋于稳定,说明此时圃田泽已彻底湮废。尽管陂泽所在区域与周边相比依旧地势低洼,但凭当地百姓多年努力,较为完善的河渠网络使该地再难积水成湖,圃田泽的消亡已不可逆转。最终,在人类活动的干预下,圃田泽原已十分破碎的残存水域只能进一步萎缩淤浅,直至湮废成陆。

五、结语

湖泊兴衰消亡是环境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圃田泽作为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众多古湖的典型代表,它的消亡是该区域古湖群演化的缩影。探讨长时段下圃田泽“人—河—湖”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总结黄河下游地区淤填消亡型湖泊演变的一般规律,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黄河泛决对沿岸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
纵观明清时期,圃田泽在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交织作用下逐步消亡,整体上呈现“湖淤人进”的态势。其中,明末万历至清乾隆时期是圃田泽淤浅消亡的加速期,最后在清乾隆至同治时期淤填成陆。从其消亡原因看,自然力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受到黄河泛决灌淤、贾鲁河水系汛期泛淤和风沙沉积等多重因素影响,其中黄河数次泛决对圃田泽核心区域的淤垫最为显著,它使得残存的陂泽丧失储水空间,快速走向消亡。人类活动的持续开展则加速了圃田泽的湮废:“开渠排水—湖区垦荒—聚落进驻”是一个单向渐进的过程。最终,在人类活动的持续干预下,残存陂泽所蓄之水不断被外排,致使黄河古湖圃田泽的消亡不可逆转。从其消亡的关键节点看,清代黄河的数次泛决对圃田泽水域景观格局的影响最为强烈,而明万历年间和清乾隆年间则是圃田泽受人类活动干预强度最大的两个时段。总之,圃田泽从水域逐渐演变成陆,不仅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反映,也是人地互动的动态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黄河下游地区曾存在多个著名大型浅水湖泊,如圃田泽、逢泽、孟渚泽、大野泽等,它们在黄河泛决影响下的演变消亡不仅遵循一般湖泊演变的规律,还深刻叠加了其所在区域环境变迁的痕迹。这些湖泊的演化环境在黄河扰动下始终处于不断更新变化的状态中,其消亡过程的共同特征都是开始于黄河泥沙淤垫造成湖泊解体破碎,历经黄河多次的泛决灌淤后逐渐淤积成陆,并非简单地在空间上由外到内地萎缩消亡。
因此,立足当下研究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上湖泊的演变,探究其背后的变化原因,这依然是当今探寻区域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借助黄河古湖的演变研究,可以将从中获取的历史经验更好地用于今后湖泊的保护与治理,以期为实现黄河沿岸地区人地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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