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大会

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流派论著与研究范式嬗变

  • 邓辉
展开
  •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 100871

邓辉,男,1964年生,四川成都人,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5-04-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7-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大运河历史文化景观空间格局与演变过程对区域自然景观的响应”(42171154)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Geography’s Paradigm in the British, Anglo-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 Deng Hui
Expand
  •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4-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7-16

摘要

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蓬勃发展,按其认识论变化特点可分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三个主要阶段。其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在各阶段表现不同,如环境决定论、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并从早期强调文化景观的物质形态研究逐渐转向对主观意识的分析,出现了意象景观、象征景观、符号景观等研究流派。关注对象也与经典历史地理学的主流科学范式分道扬镳,变为与文化景观主观性关联的意识、象征性、权力、制度、文化、种族、性别等要素。新方法论的提出,不应是对旧方法论的否定,而是对旧方法论的补充和完善;新的认识不是彻底扬弃旧的认识,而是在旧观点基础上的提升和完善。对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总结和评价对今天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引用格式

邓辉 . 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流派论著与研究范式嬗变[J]. 历史地理研究, 2025 , 45(2) : 114 -133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50125

Abstract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flourishing of the British and Anglo-American historical geography, producing numerous influential works of global significa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British and Anglo-American historical geography during this period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ree main phrases that characterized by epistemological shifts: scientism, humanism, and postmodernism. Each phrase manifested distinct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structuralism, logical positivism, humanism, postmodernism, postcolonial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The discipline gradually transitioned from early emphases on the material forms of cultural landscapes to ideational analyses, giving rise to various research schools such as landscape imagery, landscape symbolism, and landscape semiotics. Elements such as consciousness, symbolism, power-knowledge, institutio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gender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landscapes became primary focuses, marking a departure from the mainstream scientific paradigms of classical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academic research, there exists no hierarchy of methodological superiority.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ethodologies should not negate previous approaches but rather complement and refine them; new understandings should not completely discard old perspectives but instead enhance and perfect them based on existing foundations. The summar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and Anglo-American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paradigms hold significant referential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today.

20 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各种思潮涌动,理论方法推陈出新,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不断变换。环境决定论、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环境主义先后影响到历史地理学实践,新说旧论,枝蔓交叉,头绪万端,错综复杂。
笔者在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英美历史地理名著导读”多年课堂讨论基础上,系统梳理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历程和发展脉络,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对科学主义时期、人本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时期的代表论著做简要介绍,分析其方法论或研究范式特点。对于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密切的北美环境史论著也做了一些必要的介绍和评价,以供国内同人参考。
回顾前100多年英美历史地理学的“陈年旧事”,是为未来的学术进步做必要的准备。浅薄的学术前缘缺乏真正的突破力和持久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唯有具备了坚实理论和深厚积累,才有可能亮出锋利的前缘并取得全面创新。

一、 科学主义与历史地理学

20 世纪初,英美地理学主要是以人地关系研究为核心。地理学家们一般都比较关注“立地”(site)和“区位”(situation)这两个地理条件,从这两个角度解释聚落选址、土地利用、交通分布的自然地理影响。泰勒(Griffith Taylor)的名著《城市地理》就属于这类研究。
开展“立地”和“区位”研究,地理学内部存在两个基本研究范式。一种是研究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被称为空间要素的函数(function)关系,现代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各分支学科(如交通地理、产业地理、工业布局等)常用这个范式。另一种是从时间的、发生的(genetic)角度揭示地理景观变化的过程与内在机制。历史地理学研究就属于这个类别,地貌学中戴维斯的侵蚀循环理论、植物地理学的群落演替理论也都体现了发生学研究范式。科学主义英美历史地理学关于方法论的讨论基本都是在发生学原则上展开的。

(一) “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地理研究

“环境决定论”,准确名称应该是“环境因果律”,其思想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德国地理学。早期德国地理学,重视区域分析,重视区域内地理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强调自然要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为其代表。赫特纳(Alfred Hettner)的《地理学: 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是德国区域学派的代表作,强调地理要素的区域分异,重视自然地理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研究。赫特纳认为,自然要素之间、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即从自然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到自然要素影响人类活动,他忽视了人类能动性对自然环境的反作用。
美国地理学家艾伦·辛普尔(Ellen C. Semple)继承了拉采尔的理论,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其著作《美国历史及其地理条件》以专题形式开展地理与历史关系的分析,揭示美国历史进程与作为其发生舞台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分析美国从位于北美大陆东缘的一个小殖民地扩张成从海洋到海洋的世界强国过程中,海岸、岛屿、河流、山脉、植被、土壤这些地理要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地点以不同方式对美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辛普尔的另一本著作《地中海区域地理及其与古代历史的关系》同样将地理视为解释地中海古代文明的核心变量,强调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绝对支配力”。地形、气候、资源是“塑造者”,人类社会是被动的“适应者”。她通过分析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如破碎的地形、季节性气候、海洋连通性,以及自然资源的分布,来阐释自然要素与古希腊、古罗马、腓尼基等文明之间的因果律。
阿尔伯特·布瑞格汉姆(Albert P. Brigham)的《地理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也研究了地理对于美国历史的影响。他更侧重对地质地貌条件的分析,如东部海岸带、阿巴拉契亚山脉、哈德逊河谷、五大湖区、大平原、落基山脉等地貌类型之于聚落选址、移民迁移、土地利用、工矿分布、经济方式、经济交流的制约和影响。
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的《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是美国历史学边疆学派的代表作,他认为美国西部“边疆带”(frontier)特殊的地理环境对美国历史、美国文化、美国精神产生重要作用。特纳将美国历史上的边疆带划分为皮毛贸易边疆、牧场边疆、矿业边疆、农业边疆、工业边疆、城市边疆等类型,对应不同的自然地理界线,自东向西,依次为瀑布线、阿勒根尼山、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干旱界线(99°W经线)、洛基山脉。特纳认为,历史上位于不同地理界线、不同类型的边疆带分别发挥了不同的文化融合作用。在皮毛贸易边疆带,贸易点和贸易道路楔入印第安社会,成为深入印第安社会的裂缝;在农业边疆带,肥沃的土壤、盐泉、矿产、军事据点是决定农业聚落发展的重要地理要素,其发展过程的三个波次是塑造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的最重要动力。不断西进,不断扩张的边疆带成为新文化产生和融合的地方,英国色彩越来越弱,美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逐渐增强。西部与东部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政治的相互博弈与经济的相互依赖,促成了美国联邦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发展,从而塑造出美国独特的文化个性。

(二) 结构主义的历史地理研究

1. 地理景观的形态学研究
系统阐释结构主义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是卡尔·索尔(Carl O. Sauer)的《景观的形态》。该文发表于1925年,是经典地理时期最为系统的一篇关于科学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论文。
索尔认为,从现象学角度看,所有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地理学是关于地方(area)或区域(region)的科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地理现象以及地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即区域分异规律(differentiation)。地理景观(landscape)是对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最好表述,地理景观与艺术家、画家所展现的景观不同,它不是个体的,而是基于众多个体景观的普遍综合,反映的是一个区域的地理基本特征,即区域地理综合体。 “景观具有生物的属性,如果我们不把景观看作是一个生物体,不是从土地与生命相互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它,我们也就不可能彻底理解一个地方的性质。”
形态学研究方法最早被歌德提出,随之被运用到生物学、植物生态学。形态学方法在德国地理学界被A.彭克(Albrecht Penck)、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运用到地貌学,以重建地表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帕萨格(Siegfried Passarge)关于自然地理形态学的研究引人注目,并开创性地提出文化景观概念,为形态学的地理学研究指出新方向。
开展地理景观的形态学研究,首先要排除主观影响,开展全面、系统、客观的描述,这是开展区域景观形态分析的基础。从形态学角度看,地理景观由地理要素(forms)构成,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立地(site),包括一个地方从地形、气候到生态环境的全部自然条件;另一个是人类活动,也就是人类在地表留下的印记。因此,地理景观可以分为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者之间不是二元的、分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体。“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两方面,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的,文化是动力,自然景观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不是二元的,而是相互统一的。”
地理景观不仅具有空间关系,更有时间关系。自然景观发展历史长久,经过了不同演变阶段;文化景观是地理景观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地理学研究的起始点。地理学研究始于人类影响地球表面的时刻,是文化景观的开端,也是地理学与地质学的分界线。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景观,地理学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景观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以及研究人类在文化的影响下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索尔的景观形态学理论反对环境决定论,强调文化对环境的选择。索尔认为,地理学可以分为系统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并强调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重要性及如何开展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索尔在其名篇《历史地理学序言》中有系统而具体的阐释。他的《景观的形态》《历史地理学序言》两篇文章全面阐释了美国伯克利学派关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
2. 基于追溯的“连续占领”研究
192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惠特西(Derwent Whittlesey)根据其在黑石河谷的研究工作,首次提出“连续占领”概念,并在其《连续占领》一文中做了系统阐释。惠特西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影响,形成和谐、有机的关系。人类在地表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去占领土地、改变地表,其过程是连续的,产生的文化景观也是连续的。揭示区域文化景观的复杂性,仅仅采用现状描述的方法是不够的,只有采用发生学方法才能揭示区域文化景观的成因和内在机制。将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差异视为纬线,文化景观的时间变化视为经线,经纬交织,时空交织,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景观。地理学家通过发生学的“连续占领”研究追溯文化景观的动态变化过程,揭示其成因与内在机制。惠特西的“连续占领”理论强调从发生学角度分析不同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包括区域自然要素分析、区域文化要素分析,以及区域自然、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
1929年,普林斯顿·E.詹姆斯(Prestoen E. James)也选择黑石谷地区,使用“连续占领”方法,对谷地内的文化景观进行系统研究。其具体区域调查和定量分析工作的程序如下:
(1) 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分析: 选择40英里×4英里的范围为研究区。研究区属于南新英格兰高地,气候类型为中温带海洋性气候。白垩纪为海侵山前准平原;第四纪为冰蚀高原,冰川作用强烈。岩石主要为前寒武纪结晶岩、中生代砾岩、第四纪碎屑岩。地貌类型分为谷地、中坡度地、平顶高地、鼓丘高地。土壤为壤质土和砂质土。植被为橡树—核桃阔叶林,降水量约1 000毫米。
(2) 利用追溯的“连续占领”方法,复原三种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变化过程:
① 土著印第安人文化景观: 印第安人的季节性聚落主要分布在湖泊低地的高丘,以及高地的顶部;迁移农业分布在中坡度的谷地;渔猎活动季节性地集中在谷底河流跌水处。
② 白人农业文化景观: 白人农业聚落分布在高地;农田也集中在高地,为壤质土壤分布地区;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开垦,土壤下埋藏的砾石被挖出,堆积在新开垦的农田周边,形成独特的石墙。交通道路、耕地、石墙、牧场、林地,构成殖民农业文化景观。
③ 城市文化景观: 以纺织业为主的早期工业,集中在河流沿线。水力资源丰富的地点率先出现磨坊(mill),然后扩展成工业区。沿河流开凿运河,水运随之发展。由于水力资源有限,加之季节性断航,引发铁路的发展。农业文化景观逐渐淡出,城市文化景观成为主导。
(3) 景观结构的样地调查与“连续占领”分析: 作者将研究区内的景观结构(landscape formation)分解为“立地”(site)和“土地覆盖”(cover)两种。前者分为4类,后者分为5类,两者在研究区内的实际组合有16种,其中4种为城市谷地组合、农田高地组合、林地坡地组合、村落高地组合,构成主导景观类型。詹姆斯的黑石谷研究是立足于现代景观的“追溯法”研究,通过现代地理景观结构的样地统计和分析,结合“连续占领”复原,揭示出黑石谷现代地理景观形成过程与内在机制。
3. 水平横剖面法与纵向专题法
1936年,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enry C. Darby)首先提出“水平横剖面法”概念。1946年,他在就任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演讲中做了简要说明,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做了全文翻译。1953年,针对哈特向关于地理学是空间科学、历史学是时间科学的观点,达比在《关于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文中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和方法论做了更为系统的阐述。
达比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和重建过去的地理。要理解特定时期的历史情况,就必须了解那个时期的地理状况。现代地理环境与历史时期有差异,这就需要历史地理学家复原过去的地理场景。唯有了解过去的地理,才能真正了解历史;只有重建过去的地理舞台,才能够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在这个舞台上生活和活动的。
在重建过去地理的工作中,历史地理学家依靠的材料是历史的,而研究的方法是地理的。在重建过去地理的工作中,水平横剖面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历史地理工作者可以采用水平横剖面(horizontal cross section)方法,通过一系列横剖面的重建(reconstruction)来复原某一地区的地理景观变化过程,从而对现代地理景观做出发生学的解释。
当代地理景观是过去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气候、地形、土壤、动物等地理要素,人类对地理景观的改造尤其显著和重要。在研究方法层面上,纵向专题法能有效解释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但会失去地理景观的整体性,需要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如研究聚落变化,需注意其与土地开垦、河流疏浚、森林砍伐的联系。解读历史文本不能仅依赖阅读,更需要通过实地观测和广泛的野外实地考察,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
达比的实证研究基本都属于区域研究。《沼泽的疏浚》是关于区域景观变迁史的研究。七卷本《清册地理》(Domesday Geography)是基于《清册》(Domesday Book)记录复原的1086年的英格兰水平横剖面。《1800年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1600年前的新英格兰历史地理》和《1600年后的新英格兰历史地理》也都是基于水平横剖面法和纵向专题法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水平横剖面法经过侯仁之的推介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横剖面方法也被美国学者采用,拉夫·布朗(Ralph H. Brown)的《美国之镜》就是采用横剖面法的区域历史地理著作。全书分为14章,通过虚拟人物“基石”(T. P. Keystone)的眼睛,“看到”了精细复原的1810年美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景观。与达比的复原工作对比,布朗的资料更现代、更丰富,其复原的地理景观也更准确、更真实。《美国历史地理》是布朗的另一部区域历史地理著作,全书共分为6个部分、29个章节,始于1497年北美大陆探险,终于1870年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形成。领土扩张、印第安土地上的殖民主义经济开发是贯穿本书内容的主线,具体包括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渔业、农业、采矿业、森林采伐业发展,以及城镇兴起、水陆交通分布等内容。从研究方法上看,也是一系列的、不同区域的横剖面复原的缀合,这些横剖面按照时间早晚,从东部到中部,然后到西部,层层推进,绘制出一幅美国地域文化空间形成过程的完整图景。
4. 穿过时间的地理变化
“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穿过时间的地理变化”,这是1954年克拉克(Andrew H. Clark)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编写的《美国地理学: 成果与展望》一书“历史地理学”条目所写的定义。克拉克的观点受到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的影响,为符合哈特向关于地理学是空间科学的界定,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学科边界做了极其严格的规定。
克拉克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关于“穿过时间的地理变化”(geographical change through time)的研究,发生学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的核心。发生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追溯过去,但这不意味着要找出一个过去的原因来解释现在的存在。历史地理学者应该把任何一个时间段或时间点都视作连续复杂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个点,发生学研究就是要聚焦于变化的过程。对现代景观的理解只有通过作用过程的研究才能实现。对于过去的研究不是为了寻找起源点,而是基于了解形成现在景观的作用过程。
任何研究过去地理或者是穿过时间的地理变化研究都属于历史地理学。其性质不由研究题目决定,而是由其特殊的研究程式决定。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界限划分并不是特别严格和重要。将研究起点定位在从历史时期开始,这是基于使用文字材料的考虑,但从考古学对过去的复原来考虑,这种起始点划分则无意义。现代与过去的划分是高度主观的。在实际工作中,历史地理学家的时间起点很少超过晚更新世,因为没有人类的时段是历史地理学家没有兴趣的。
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截然不同。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历史地理学关注的则是区域分异,以及区域分异穿过时间的变化。地理历史(geographical history)或地理的历史(history of geography)都不属于历史地理学,从地理角度解释古代人类社会的研究是属于历史学的,它是从地理的角度研究历史。开展历史地理研究需要专业的训练。文献训练是必需的,自然地理学、地图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知识也都需要掌握。历史地理研究还需要野外训练,学会野外观察,把观察到的现象与文献记录对比,做出综合分析。
克拉克认为,达比的横剖面方法虽然可以展示区域地理景观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仅仅是时间段之间的变化(change between time),历史地理学应该揭示出穿过时间的地理变化。为实现这个目标,他编写了《三个世纪的岛屿: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聚落和农业历史地理》,该书是按照“穿过时间的地理变化”为指导思想的区域历史地理著作。作者绘制了155幅复原图,主要是不同时期的人口分布图、聚落分布图、农业土地利用分布图,以展示欧洲移民社会的经济活动在300年间的连续变化过程。克拉克提出的历史地理学方法论和《三个世纪的岛屿》的具体实践,本质上是为了把历史地理学纳入哈特向的地理学空间科学研究体系,通过严格限定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界线、研究方法,使其成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
5. 伯克利学派与文化生态学
1923年,巴罗斯(Harlan H. Barrows)提出地理学就是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观点,认为人地关系的空间差异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巴罗斯认为,人类并不是简单地受到自然环境控制或影响,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是通过文化来响应或适应的。
索尔领导的伯克利学派更是非常重视人地关系研究。其倡导的景观形态学研究通过发生学视角来研究人地关系,尤其是人类活动与土地利用、植被生态系统的关系。尽管索尔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但其代表性成果都围绕着人地关系中文化生态这个主题,如《农业起源与传播》《早期的西班牙加勒比地区》;收入其论文集《土地与生命》中的大多数学术文章,以及其指导的克拉克关于殖民主义活动对新西兰南岛自然环境影响的博士学位论文,都属于人地关系的文化生态研究
1956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召开了第一届纪念乔治·马什(George P. Marsh)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在北美环境保护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索尔在其题为《人类对地球的改造》的大会主旨报告中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全新世以来人地系统的变化过程。一是早期农业发生、传播与气候、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协同发展过程。二是殖民主义时期对新大陆环境的改造,即欧洲农业代替土著农业。甘蔗、咖啡、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引入对热带地区的土地造成很大破坏;玉米、小麦在大草原地区发展,人们使用犁具开垦草原,从草原获取廉价农产品。但新的农业模式对北美大草原、南美潘帕斯、非洲、南俄罗斯、澳大利草原造成了普遍的环境破坏。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现代农业、工业、城市对环境造成破坏。资本主义商业农业是对土地的掠夺,不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土地成为投机的对象而不是生存的依靠。生产、消费成为社会发展的标准,提高生活标准成为追求物质生活的口号,造成了全球环境破坏。《人类对地球的改造》是从文化生态视角对全新世以来人地关系的系统总结,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环境恶果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其学术思想对以后的“文化生态学”“环境史”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发和引领作用。
20 世纪70年代,“文化生态学”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方向。1980年,“文化生态学”正式列入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研究领域。卡尔·布泽(Karl W. Butzer)认为,文化生态学的思想源头有两个,一个是美国芝加哥学派,以巴罗斯为代表;一个是伯克利学派,以索尔为代表。相较而言,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比较间接,趋向经济社会的地理研究;伯克利学派的影响则更为直接,索尔注重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分析,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为了生存而适应、改造自然景观的结果。“文化生态学”继承了索尔的发生学文化景观综合研究传统,但更加重视文化群体、个体对环境的认知、环境适应战略的形成机制的研究。
卡尔·布泽作为文化生态学的学术带头人,其早期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环境考古(1973年,侯仁之全文翻译了《环境和考古》第一章以指导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0世纪80—90年代的北美文化生态学以地理学、人类学为学科支撑,借鉴生态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的方法和范式开展文化的环境适应过程研究。按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文化生态学分为现代研究和古代研究两类,一是对现代传统社会开展社会学调查研究,二是对古代传统社会开展环境考古研究。两类研究对象均分布在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地区。其中有关古代传统社会的“古地形研究”“水利系统研究”“人口变化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环境变迁研究的联系最为直接。
6. 文化区的发生学分析
《摩门文化区: 美国西部地理方略与模式,1847—1964》是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地理系教授唐纳德·梅尼(Donald W. Meinig)关于宗教文化区的典范研究案例,他运用发生学方法对1847—1964年美国西部摩门教文化区的时空变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开创性地对摩门教文化区做了具有等级性、动态性的空间划分。
梅尼认为,美国西部的摩门教文化区始于“蜜蜂州”(Deseret)。1847年,在第二代宗教领导人布瑞格·杨(Brigham Young)的带领下,摩门教徒进入犹他州地区,随之规划建立“蜜蜂州”。蜜蜂州设定的空间范围北至哥伦比亚河流域分水岭,南至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吉拉河(Gila River),东至大陆水系分水岭,西至内华达山脉岭脊。随后的100多年时间,摩门教文化空间经历了扩张与收缩、异教徒的入侵与争夺,最终形成以沃萨奇绿洲(Wasatch Oasis)为核心,以人口密集村庄、集体农业为依托的宗教文化区。异教徒的空间入侵造就了工矿、铁路、商业等文化景观,与摩门教以集体农业村落为主导的文化景观交叉,形成特殊的二元空间结构。
梅尼基于时间变化、空间扩张与收缩过程的发生学分析,对摩门教文化区的空间范围和等级结构进行了划分。从文化区中心至边缘,分别划分为“核心区”(core)、“主导区”(domain)、“影响区”(sphere)三个等级层次。“核心区”以盐湖城为核心,南北延伸各65英里,集中了摩门教总人口的40%;“主导区”北部到爱达荷州斯尼克河(Snake River)上游,南部到内华达州维珍河(Virgin River)下游,汇集了摩门教人口的28%;“影响区”为摩门教影响的边缘地区,北部延伸至俄勒冈州东南,南部至亚利桑那州以南,拥有摩门教人口的13%。核心区、主导区、影响区,构成摩门教文化区的分布范围和等级结构。除摩门教主体文化区外,梅尼还划出三个小飞地,以及位于太平洋沿岸的第四个摩门教文化区,他称其为摩门教盐湖城—洛杉矶轴线的西向延伸。
与文化地理学家泽林斯基划分的摩门教文化区对比,梅尼基于发生学研究的宗教文化区划分,克服了前者静态划分的不足,展示了文化区的动态性与层次性,区分出文化区的空间变化与宗教影响力的空间梯度递减性。梅尼的摩门教宗教文化区在空间上具有不连续性,这与自然地理区划分的区域共轭性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值得注意。
7. 城市形态学研究
结构主义方法论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也被普遍应用,最为著名的是以英国学者康赞(M. R. G. Conzen)为代表的城市形态学派,其名著《诺森波兰地的安尼克: 城镇设计的研究》就是结构主义城市形态分析的典范。吉米·怀特汉德(Jeremy Whitehand)认为其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思想发轫于19世纪末的德国地理学。
康赞城市形态学研究是基于地块(plot)单元,结合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大比例尺空间形态分析。康赞认为,城市形态是由街道(streets)、街区(blocks)、地块(plots)、建筑纹理(building fabric)、边缘带(fringe belts)、固结线(fixation line)等要素构成,城市形态学研究就是要揭示出城镇平面格局(town plan)的空间结构与变化过程。
1986年,康赞明确提出城市形态发生学(urban morphogenesis)概念,更加强调城镇景观的形态变化过程研究。他认为,开展形态发生学研究需要建立时间框架,即形态期(morphological periods)序列,不同阶段的形态期分别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并与城镇平面格局、建筑与土地类型、功能建筑类型、技术条件等因素相联系。该理论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形态三维空间与发生学时间维度结合,从而构成城市形态的四维研究系统。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形态复原与分析,揭示城市变化过程,找出城市变化特征,从而为城市规划提供形态学依据。
詹姆斯·万斯(James Vance)的《连续的城市: 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是一本可以与路易斯·芒福德的名著《城市史: 起源、变换、前瞻》相媲美的城市历史地理著作,其时间跨度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从城市形态发生学的角度,结合技术与交通的分析,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欧美城市空间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成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典范。

(三) 逻辑实证主义与计量革命

20 世纪60年代,英美地理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达到顶峰,强调使用数学方法定量刻画地理景观以及景观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可以预测未来的函数模型,找出区域或城市的普遍规律。
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地理学家争相采用数学方法,选取人为认定的主导因素建立地理要素空间关系的数学函数模型,以达到揭示客观规律、预测未来发展的科学目标。克里斯塔勒的“中地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成为经济地理学推崇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模型,并被广泛应用到各类具体研究工作中。
在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英美历史地理学界也有一些人试图通过计量化手段建立模型,以揭示历史时期自然与人文要素之间存在的普遍的、客观的规律。如英国学者罗伯特(Brain K. Roberts)的《乡村聚落》选取地形、形状、建筑、规模、农业、工业等要素建立数据序列,计算各要素与乡村聚落的回归关系,从而在宏观尺度上找出其内在的普遍规律。
在运用科学逻辑实证方法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中,为了通过定量方法寻找地理要素的空间规律,一般需要简化复杂地理系统,均质化复杂的地理背景,挑选出所谓主导要素,进而计算要素间的量化关系,建立数学模型,总结出所谓的普遍科学规律。寇·哈里斯(Cole Harris)指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复杂的地理空间要素的相互关系,人为简化复杂的地理环境不仅偏离了学科的研究目标,也失去了对复杂地理系统内在机制的真正理解。

二、 人本主义与历史地理学

(一) 科学人本主义

地理学的科学人本主义运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是反对当时盛行的科学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强调人地系统中对人的重视和研究。1978年,戴维·莱(David Ley)和马文·赛明思(Marwyn S. Samuels)合编的论文集《人本主义地理学展望与问题》是科学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标志性著作。两人在合写的前言中回顾了人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贡献与缺陷,提出发展科学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倡议。
戴维·莱和马文·赛明思指出,自笛卡尔、康德、孔德倡导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成为主导的认识论,即利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数理的方法研究世界,寻找其中的规律。涂尔干(Durkheim)的整体论盛行,认为社会规律、法则控制着个体活动,个体特性被整体、文化、概念、价值所淹没,概念化、抽象化的人代替了真正的人。而去掉了“思想”“价值观”的、被抽象化、概念化的人,仅仅具有符号意义。
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旨在把整体分解为部分,通过对部分的分析得到对整体的认识。还原主义把整体的人拆分,希望通过分解对象的方法得到对整体的认识。但是,还原主义分解整体的人之后无法把碎片化的人完整还原,每次所谓还原都会缺失掉一些东西,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新分解。抽象的、数理化的人的行为研究成为科学教条主义,远离了真实的人的研究。
科学人本主义要求还原真实的人,不仅要还原完整的人体,而且要有血肉,有灵魂。科学人本主义(scientific humanism)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客观与主观研究的结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结合,理性与非理性研究的结合。科学人本主义强调综合性研究,其实质是基于情境(context)的辩证研究,把各种方法在情境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揭示出人与物质世界的内在机理。

(二) “超级有机体”

詹姆斯·邓肯(James S. Duncan)的《美国文化地理的超级有机体》,既是北美人本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地理学的发端。
邓肯分析了整体论与个体论的差别,指出以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为代表的整体论对于个体的忽视。涂尔干认为规律、法则控制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个体从属于社会规律和法则。邓肯认为,区域地理学家所谓的“文化”属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整体论。整体论被伯克利的人类学家克虏伯、路威等人从“超级有机体”“文化”的概念引入人类学中,认为“文化”是存在于个体之上的外在力,它塑造社会个体,不依赖于个体而发展变化。
邓肯指出,索尔将“超级有机体”概念从人类学引入文化地理学,并运用到实证主义的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中,导致唯心主义概念渗透到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证研究中。“文化”被认为是超越个体之上的神秘塑造力量,个体从属于文化并被完全忽视。在文化地理学中,区域文化被均质化,被认为是内部一致的,忽视了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同时又将行为方式等同于文化,引入所谓的角色(role)概念,以解释文化内部实际上存在的差异。
在系统批判伯克利学派的基础上,邓肯提出文化并不是决定力量,而只是情境,个人、社会、制度、法规,通过情境相互作用。文化地理学应该与社会学交流,加强对个体、人群差异的研究,而不仅仅研究抽象的文化对地理景观的影响。
邓肯对经典历史地理学整体论的批判是基本正确的,但其对索尔“文化黑箱”的批评存在偏颇。实际上,索尔的“文化”并不是“黑箱”,是有具体内涵的,即指人们对特定“立地”的生存选择——以最小投入换取最大收益,是特定人群对特定自然环境的成功适应方式。在其文化景观的具体研究工作中,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文化生态学,强调的是人类活动与环境生态的关系。

(三) 历史思考与地理实践

寇·哈里斯的《历史思维与地理实践》是北美地理学界人本主义运动初期具有引领性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套比较具体的人本主义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案,强调在地理学内开展时间过程分析的历史学研究。
哈里斯批判了北美地理学界重视空间、重视现代,忽视时间过程、忽略历史传统的现状,呼吁加强历史视角下的地理学研究,开展具有“历史思维”的地理实践。所谓“历史思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具体的方法论,其指导下的地理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研究区域选择1∶5万至1∶20万地图比例尺的小尺度区域研究。数理的、定量的方法在“历史思维”的地理研究中无法开展,历史地理学者需要沉浸在区域里,沉浸在历史过程之中,最大可能理解前人的生活,对残存的历史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
(2) 历史证据一般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对证据材料的分析要基于情境(context),根据研究者的知识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解释。历史地理的研究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研究者基于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对历史过程给出客观、合理的解释和结论。虽然,不同的人对历史证据的解释不同,但各种解释是累积的、互补的,从而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过去。“历史思维”的研究目标是理解过去,不是揭示规律或法则,更不是预测未来。
(3) “历史思维”的人本主义历史地理学实践,不是基于主观意象,而是基于客观物质。索尔的《早期西班牙的加勒比地区》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研究,它描述了当地的植物、动物、传统的自然与人的关系,及其被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彻底摧毁的过程。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也是非常好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著作。科学的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是力图对历史证据做出合理的解释。

(四) 地理意象与“大地情结”

经典历史地理学的景观实证研究,不涉及文化本身,更不涉及人的主观认知与意识。人本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则强调个人或集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知,以及人群的地理意象形成与作用研究。有关地理意象的研究,建筑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开启先河。他选择波士顿、泽西城、洛杉矶三个城市,分别调查和分析人们构建城市精神地图的要素和结构。在地理学界,段义孚的《大地情结: 环境感知、态度、价值研究》和《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透视》是非常重要的两本著作,专门讨论人类的环境感知、环境认知、环境行为。
段义孚将人们对环境的各类情感归纳提炼为“大地情结”(topophilia),它是指“人和物质环境之间的所有情感联系”,其中包含环境感知、环境认知、环境态度、世界观、宇宙观(cosmology)。段义孚认为,人类借助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外在环境,形成立体、多样、不同于动物的环境感知、认知,这是人类认识外界环境的基础,也是环境态度乃至世界观形成的先决条件。从环境感知到形成环境态度(attitude)、世界观、宇宙观,都会受到文化、传统、制度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群体存在不同的世界观、宇宙观,以及不同的“秩序”和“和谐”。
段义孚认为,个人的生理结构差异造就了人类在性格、思维上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年龄、性别等因素一起对个体的环境认知产生影响,从而造成环境感知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文化群体中的个体环境感知汇集形成群体对周围环境乃至世界的态度与观念。文化与环境是人类感知、态度和价值观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中的两大影响因素,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在文化群体中抽象为普遍的、符号化的宇宙图式,并最终外化为对外部环境的改造。

(五) 地理景观的主观性

地理景观的形态学研究关注的是地理景观的物质组成与结构,研究其形态的空间分异及文化影响,即文化与物质景观之间的相互关系。丹尼斯·考斯格罗夫(Denis E. Cosgrove)的《社会结构与象征景观》则是关于地理景观主观性研究的代表作。
考斯格罗夫认为景观是文化的产物,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结构化表达,同时人们的行为也受到地理景观的影响。他认为,15世纪浪漫主义与田园主义的景观画与20世纪初地理学家描述的景观都是主观观察和结构化的表达。地理学家和艺术家、画家一样,描述的景观都有主观性。地理景观是主观的、外在者的观察,与真实的、内在者理解的地理景观存在差别。地理景观是内在者在思想意识指导下的产物,具有象征性和符号性,与文化、制度、习俗、传统有密切关系。
考斯格罗夫引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文化景观受到社会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更受到上层建筑的影响。景观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既是意识的,也是物质的。景观既是文化的产物,也反过来影响文化和人的行为。上层建筑(政策、制度、环境意象、环境认知)、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都可以塑造景观,且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环境意象、环境感知、文化习俗等要素对地理景观的塑造更巨大,从而使得地理景观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经典地理学把地理景观视为客观对象,仅仅做科学规律的研究是不够的,需要把景观放在社会情景(social context)上研究。
阿兰·贝克(Alan R. H. Baker)主编的《景观和意识的历史透视》,系统讨论了景观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他指出景观是在意识指导下的人类行为的产物,具有物质和意识的双重属性,既有真实的、物质的景观,也有意识的、唯心的景观,二者辩证统一。索尔所说的地理景观是实在的景观,是物质的,由植被、土壤、河流、城镇、道路等要素构成;意识形态的景观则是被文化结构化的,展现出统治阶层想要在空间上表达的权利、理性、秩序、信心。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景观是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景观是在自然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具体的物质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基础条件和特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作用下的产物。景观具有象征性、标志性,是意识形态塑造下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景观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在景观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历史地理学者需要深入分析景观的变化,从一层一层的景观中找出塑造景观的意识作用。

(六) 地理视角的历史学研究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第一卷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典范之作。他将地理视为历史的“深层结构”,详细分析了地中海的山脉、海洋、气候、交通路线等自然地理要素,认为这些要素经过数世纪缓慢演变,构成地中海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底层逻辑。阿尔卑斯山脉、亚平宁山脉和巴尔干山地将地中海分割为碎片化的文化单元,塑造了城邦林立的政治格局;地中海的“内海”特性使其成为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地中海的封闭性与连通性并存,既促进了贸易网络的形成,又成为战争与冲突的舞台。
布罗代尔揭示了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冬雨夏旱)、农业(橄榄与葡萄种植)、疾病(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交织成有机整体的过程: 低地沼泽地区的疟疾迫使人口向高地迁移,间接导致意大利山城(锡耶纳)的兴起;风向的季节变化与贸易周期关系密切,受风向制约,商船的活动周期深刻影响城市经济节奏。布罗代尔并未陷入地理决定论的因果律窠臼,他同时强调人类能够通过技术和社会组织突破地理限制。如西班牙的灌溉系统将干旱土地转化为粮仓;航海技术的突破、大帆船和罗盘的普及削弱了地中海的封闭性,推动了大西洋贸易崛起。全书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长时段”历史分析框架。
在历史地理学界,从地理角度开展历史学研究的鸿篇巨制,是唐纳德·梅尼的四卷本《美国的塑造》,其内容纵贯美国15世纪的殖民地到20世纪取得世界霸权的历史变迁过程,每卷聚焦不同阶段的“空间塑造”。第一卷《大西洋的美国》(Atlantic America),时间段为1492—1800年;第二卷《大陆的美国》(Continental America),时间段为1800—1867年;第三卷《跨大陆的美国》(Transcontinental America), 时间段为1850—1915年;第四卷《全球的美国》(Global America), 时间段为1915—2000年。
不同于环境决定论的历史学研究,梅尼强调基于地理空间分析的历史学研究。他提出“地理空间”分析的六条原则,即地理情景(geographic context)、地理范围(geographic coverage)、地理尺度(geographic scale)、地理结构(geographic structure)、地理张力(geographic tensions)、地理变化(geographic change)。基于这六原则,四卷本《美国的塑造》层层递进,如同一部“空间史诗”,编织出美国从边缘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的空间叙事链,其宏大的时空架构与跨学科洞察力使之成为美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范式。

三、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地理学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核心思想是反宏大叙事,解构权力—知识结构。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惩罚与规训》,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地理学的理论源泉。
20 世纪80年代英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兴起,主要表现为对经典地理学的批判。《人文地理阅读》是一部关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研究的论文集,收集了80—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论著,分门别类编排并加以解析和评价,是一部系统学习后现代地理学的入门读物。

(一) 后现代主义与“图像学”研究

图像学(iconography)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历史地理学、艺术史、绘画史、地图史之间形成的一个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学者丹尼斯·考斯格拉夫(Cosgrove)是图像学的重要领军人物,其主编的《景观图像学》是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
图像学是关于视觉艺术的研究,广义的视觉艺术包括欧洲景观画、景观诗、景观公园、景观设计、欧洲古地图,以及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意义的文化景观。考斯格拉夫认为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图像(cultural image),是对周围环境的结构化展现,它们是意识(ideology)的产物。即使是18世纪英国的景观公园(landscape park)也是主观意识的,它们并不比景观画、景观诗更真实、更物质。虽然景观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但所有景观的表现形式都是物质的,如展示景观的画布、纸张,构成景观的石块、河流、植被等。理解景观,不能只是通过外在的展示,而要进入内在景观里、具有含义的图像里去认识。当然,每一次对景观的解释都会改变其原有含义,增加一层文化属性。本质上,考斯格拉夫讨论的并不是传统地理学定义的景观,而是17世纪英国的景观思想和景观意识。所以他认为景观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这是有关景观讨论中最极端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个观点一方面补充了传统景观形态学研究中主观认知内容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地理学研究向唯心主义的转变。
对古地图图像学或后现代主义解构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哈利(John B. Harley)。哈利主编的多卷本《地图史》除了对世界各地古地图开展科学性、技术性、准确性的对比研究,也很重视对古地图的社会情景、历史文化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英美地图史研究的主流仍停留于经验主义传统中,而他的《解构地图》《地图、知识、权力》率先开展了对古地图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分析,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了开展古地图解构主义分析的三个具体步骤: 首先,借助福柯关于话语结构内部规则运作的理论,将地图视为一种话语(discourse),对当时占据主流的认知范式展开批判;其次,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剖析地图的文本属性,揭示其作为修辞手段的可解构性;最后,回归福柯权力-知识理论框架,将地图置于社会语境中,阐释其作为权力-知识复合体的本质。哈利的工作极大推动了90年代新型批判地图学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更深入了解地理制图技术、认知范式、社会变迁对地图表达的影响。

(二) 后现代主义与区域文化景观重塑

20 世纪80年代,寇·哈里斯主编完成《加拿大历史地图集》第一卷,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萌芽时期到英属加拿大初创时期的1800年。图集以历史地理研究为基础,结合考古学、地貌学、古生态学,成为跨学科的、综合的、区域历史地理图集的典范。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再定居》是在《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基础上,充分吸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展的关于加拿大西部边疆文化景观变化历程研究的论文集。全书以原住民疾病和人口锐减为切入点,以移民社会的重构为终章,通过九篇论文层层递进,深入剖析了殖民主义进程的核心策略: 毛皮商如何在原住民土地上建立贸易点和交通线;英国土地法如何获取印第安人土地并与监控、规训、权力相互交织;地理空间阻隔的消除与土地占领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传教士与白人移民的文化预设。这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情怀,集空间、政治、权力、文化于一体的后殖民主义地理学分析的力作,对加拿大西部殖民主义嬗变提供了全新阐释。
迈克·康赞(Michael P. Conzen)主编的《美国景观的营造》邀请了18位美加历史地理学者,按照文化景观的区域发展阶段、区域特征,分工协作,合力完成了这本关于美国文化景观塑造过程的专著。这本专著不仅阐述了北美物质文化景观的变化,同时也讨论了思想、意识、种族、宗教对于文化景观的塑造,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对文化景观的变化过程做了系统和深入的阐述。这本区域历史地理著作既受科学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补充完善了辛普尔、布朗等人关于美国历史地理的经验主义研究。

四、 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

(一) 环境史与环境变迁研究

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正式形成。迈克·威廉(Michael Williams)认为,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与美国的浪漫主义、田园主义、蛮荒主义、环境保护运动密切联系。《美国环境史百科全书》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作用的学科。环境史学者试图理解自然如何塑造人类生活,以及人类如何重塑自然”。这个关于环境史的定义与历史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内容基本一致。
20 世纪80—90年代是美国环境史的重要发展阶段,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的环境史专题研究成果。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的《有机机器: 哥伦比亚河重塑》以生活在美国西北部哥伦比亚河的三文鱼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孵化、洄游活动轨迹,商业捕捞对其种群数量的影响及对河流生态系统的破坏,揭示了自然、技术、社会的复杂互动,开创了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先例。斯蒂芬·派(Stephen J. Pyne)的《美国之火: 野地与乡村之火的文化史》是关于野火的第一本环境史著作,系统分析了野火与乡村之火共同塑造的美国地理景观,以及与社会、历史、政策的相互影响。迈克·威廉的《美国人及其森林: 历史地理学》研究了美国森林变迁史,分析了印第安人时期到20世纪的美国森林变化,以及相应的环境认知、环境政策、环境管理的变化。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沙尘暴》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大平原沙尘暴的专门研究,揭示了农业开发导致当地环境恶化,沙尘暴暴发的人为原因。沃斯特(Donald Worster)主编的《大地的尽头: 现代环境史透视》从自然系统、人类活动、生态意识三个维度研究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围绕“理论基础”“区域研究”“全球尺度的改变”三个主题,汇集多位知名环境史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套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总体上看,北美环境史的环境变迁专题研究很少能在区域层面上开展环境、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往往是依据生态学理论罗列环境现象并做出因果推论。针对这个情况,戴维·德穆瑞(David Demeritt)对环境史的科学性提出尖锐批评,指出环境史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科学问题: 生态学传统的生态平衡理论的修正导致环境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发生动摇;科学认识本身的相对性,以及科学研究、科学视角存在的主观性;环境史研究者语言表述的主观性及材料使用、叙事结构的主观性导致环境变迁描述呈现多样性,使事实表达的客观、真实性存疑。德穆瑞据此提出,环境史应该是基于情景的研究,需要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流,促成多方获益的环境协调,而不是依靠生态学理论的价值判断和权威指导。

(二) 《自然的大都会》

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自然的大都会: 芝加哥与大西部》是一部突破学术传统,将城市与区域视为一体的环境变迁史研究著作。作者以19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大平原与芝加哥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历史学多学科综合角度展现了芝加哥—大平原城乡经济—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以及伴随芝加哥大都市经济发展对大平原区域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自然的大都会》的地理色彩很突出,地理学的区域分析贯穿全书。作者开展区域分析的线索主要有两条: 一是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二是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空间关系。
克罗农认为,芝加哥与大平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密切联系,不可分割。芝加哥是大平原地区最为重要的门户城市,是商品流通中心,城市主导着大平原的经济和文化;大平原则是芝加哥的经济腹地,为城市提供商品和物资。在城乡关系的分析工作中,作者特别选取了谷物、木材、肉类三类商品,运用地理学的区域分析,还原了19世纪下半叶以芝加哥市场为中心的三类商品的空间分布与空间流通过程,揭示了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经济关系。克罗农运用经济地理学的方式,绘制了一幅幅商品分布图、交通图,通过腹地商品的分布与流通分析来展现19世纪芝加哥市场的空间经济流通网络,揭示出芝加哥发展成为大都会的经济过程。
在芝加哥与大平原之间的经济联系分析基础上,克罗农还进一步分析了城乡经济系统之下的城乡生态环境基础。他将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法运用到环境史研究中,展示芝加哥市场流通的谷物、木材、肉类三类商品与大平原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复原了三种商品的空间分布、生产过程、流通渠道,分析了商品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谷物商品生产与森林砍伐、草原开垦,木材商品生产与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肉类商品生产与大规模屠杀美洲野牛,以及牲畜饲养的负反馈关系,揭示出芝加哥大都会经济发展后面的大平原区域的生态环境代价。《自然的大都会》为环境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即城市与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成为研究近代城市与腹地发展的一个优秀案例。

(三) 《生态帝国主义》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生态帝国主义: 900—1900年欧洲的生态扩张》从生态学的角度开展全球史研究,开辟了世界史研究新视角。他选择风、杂草、动物、微生物四个自然要素作为指标,分析其在全球殖民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风”作为大航海时期海上航行的动力,是克服“旧大陆”“新大陆”之间辽阔海洋分割的必要条件。探索和掌握全球风带分布是洲际之间风力航海成功的保证,也是殖民主义从“旧大陆”向“新大陆”单向性输出的保证。
其次,欧洲殖民者在“新大陆”建立的殖民区都是与欧洲本土气候相似的区域,适合引入欧洲的动物和植物,便于建立欧洲式的农业经济系统。“旧大陆”内部长期的生物交流,使其在植物群落、动物种群方面相对于孤立、隔绝的“新大陆”拥有优势。欧洲殖民者通过引入欧洲动物(如牛、马、猪、羊、驴)、植物(如小麦、大麦、苜蓿、三叶草)直接替代了土著生态系统,并导致当地生态系统崩溃。美洲、澳洲大陆因长期的地理隔离,缺乏与欧亚大陆类似的协同进化能力。
最后,是“旧大陆”居民在病菌与流行病方面的免疫力优势。欧亚大陆由微生物引起的流行病,如天花、麻疹,对孤立大陆的土著人群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导致当地人群数量急剧减少,大大降低了土著人群对欧洲殖民者的抵抗能力。
通过四个自然要素的分析,《生态帝国主义》揭示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另一个层面,即以地理适配性为基础,以生物入侵为手段,以生态替代为目的的系统性暴力。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是一部结合了地理学、生态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全球史研究。时间跨度为11 000年,对早期农业传播、语言传播与融合、民族分布与迁移、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等现象从区域角度开展综合研究。他提出的地理轴线理论尤具创新性,为早期的农业传播和后期的殖民主义扩张提供了新颖的地理诠释:
(1) 欧亚大陆东西轴线的文化传播: 欧亚大陆纬向气候带相对统一,利于农业技术、驯化作物(如小麦、大麦)、驯化动物(如马、羊)沿纬度横向传播,形成连续的农业文明带。
(2) 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南北轴线的文化传播: 新大陆的经向气候带差异显著,导致农业传播受阻。中美洲的玉米传播到北美需适应不同气候,耗时数千年;非洲撒哈拉沙漠和热带雨林阻碍了农业和牲畜的南北向扩散。
(3) 欧亚大陆相对美洲大陆的地理优势,使其拥有更多可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水稻、牛、马),而美洲、澳洲缺乏大型可驯化哺乳动物,无法支撑犁耕和运输革命,导致农业和军事技术的滞后。
(4) 地理隔离与新旧大陆文明之间的竞争: 欧亚大陆相对平坦的地形和较少的地理屏障,促进了技术、思想和人口的交流,形成多文明竞争格局。美洲与澳洲的地理隔离(如巴拿马地峡的狭窄性、澳洲的孤立性),导致文明间互动稀少,技术积累缓慢。

五、 总结与思考

英美历史地理学经历了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围绕着地理景观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地理景观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地理景观的集体认知与个体认知,地理景观的内在参与与外在观察,研究方法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等方面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辩论。地理景观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其本身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在开展地理景观的研究工作中应该全面考虑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总体来看,20世纪英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程表现为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历史地理学从强调揭示物质文化景观客观规律的研究逐渐转向对精神文化景观的主观性研究。传统的人地关系研究逐渐被放弃,转向重视意识景观、意象景观、象征景观的图像学的研究,文化景观的主观属性成为关注和讨论的重点。伯克利学派文化景观研究传统式微,以布泽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派的研究逐渐转向史前时期的环境考古研究,与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的关系更加密切。传统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研究、人地关系研究则被新兴的环境史接替。
第二,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界线越来越模糊,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的融合交叉越发深入、广泛,从地理环境,或地理空间,或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角度分析历史、社会的发生与变化,成为历史地理学的新方向。
第三,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交叉融合,成为历史地理学变化的另一个新方向。传统的人地关系研究在环境史的视角下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成为英美历史地理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当前,英美历史地理学主流已经转向后现代主义,意象、权利、制度、思想、种族、性别等内容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中国的历史地理的空间特征,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与英美有很大差别,盲目强调所谓的国际前缘和国际接轨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总结分析英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范式,找出适合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范式,揭示出中国历史地理时空历程的宏大图景和内在机制,才是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努力的方向。
文章导航

/